在佛教空前兴盛的南北朝隋唐时期，造像风气盛极一时，成为中古大众佛教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开窟造像时，往往在像的旁边或像身镌刻铭文，将造像人的心愿附记于下，即造像记。造像记用来记载造像的时间、造像主的身份、造像题材、造像动机、造像对象、造像人的愿望等。这些造像记虽然简单，但却直接而真实的记录了当事人的思想认识和主观心愿，可以让人们从一个侧面贴近那一时代的民众的思想脉搏，感受他们的心灵世界。

本文将就所收集的隋唐时期河南省的685条佛教造像题记为基本材料，辅以其他文献资料，如墓志、笔记小说等，通过对造像题记的统计分析，探究这一时期这一地区民众的佛教信仰特点，揭示其深层的原因。

一、造像者身份与女性造像者

从造像题记所记载的造像者身份可以看出，参与到这一活动中的人物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皇室贵族，如中山郡王李隆业、彭城县主武氏，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官武将，有士人举子，有僧人尼姑，更多的则是平民百姓。依照侯旭东所分类别，将造像者身份分为官吏、僧尼、平民三种，构成了所说的“民众”。从整体来看，隋唐造像者以平民最多，占到总数的69.05％，官吏次之，为11.82％，僧尼最少，9.20％，还有2.34％是几种人群共同造像。

平民是造像活动的主力军，是推动造像数量上升与衰减的核心力量和决定因素。平民的造像数量的趋势与总体造像的趋势基本吻合，581－600年间造像较集中，即造像的第一个高峰；此后隋末唐初（601－640年）经历了一段低靡时期，在641年开始进入第二个高峰，直到661－670年达到了最高峰，即唐高宗与武后时期；这一造像的高潮一直持续到开天盛世结束，从761年造像数量开始急剧下滑，再也不能达到曾经的兴盛。

最为突出的是造像者中的女性。所统计的女性单独或参与造像的有198条，约占28.91％，这个比例实在是引人注目的。其中有女性单独和以女性为主的造像，有以夫妻身份、家庭成员、社邑成员等身份参与造像的。干封年间巩县（238龛下）韩万迪与妻子张氏“为夫妻过去父母并见存眷属愿同履善因敬造弥陀像一龛合家供养”。在题记中，女性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莫不充满着对来世的期盼与企求。她们更多的是关注与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问题。干封二年（667年）巩县（291龛下）张士妻因为身体患病而敬造像一龛，希望“仰凭诸佛”，能使自己病愈。在古代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女性怀孕生育是人生的一大痛苦，有“鬼门关”之称，许多女性对此十分害怕，因此有因怀孕恐惧而造像的，仪凤三年（678年）范氏“为妊在身敬造药师像一躯为师僧父母敬造免离苦难”，在女性信仰者中，以寡居女性为主，这在墓志中也可以得到映证。

二、造像组织形式与地域分布

造像的组织形式比较复杂，由于造像记残缺而表述不明的有很多。出现最多的是个人单独造像（486例），其次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造像（74例），有的是多个家庭共同造像，大多数是单个家庭合家成员造像，或夫妻二人造像。整个家庭或者以家庭为单位参加佛事活动在那个时代蔚然成风。

多人结成造像团体的（56例）略少于家庭造像比例。有平民共同造像、僧尼共同造像和官员共同造像，不同身份的人共同参与造像活动的也很多。河南《修武县志》即记载了修武县慈仁乡无为里周村全村人在从唐朝到金朝近五百年间（664～1147）三次组织共同造像的历史。

还有就是社邑组织造像（12例）。这种佛事合作组织规模一般在十几人到数十人之间，有的达到一百多甚至是数百人，最多可以达到一千多人。贞观廿二年（648年），洛州思顺坊老幼造像碑是由合邑几十人共同建造，其中女性成员非常多。

在所收集的全国的造像记中，河南占685条。其余为：山东151条、四川130条、陕西80条、河北42条、山西32条、浙江29条、甘肃12条、安徽6条、江苏5条（包括上海2条）。河南造像记几乎达到一半之多，远远超出其他地区。在时间上主要集中在唐高宗到唐玄宗时期（397条），其次是隋文帝时期（16条）、唐太宗时期（16条）。其中龙门石窟造像（466条）占近百分之七十，其次是巩县石窟，有92条，其余的127条分别散布于河南各地，如洛阳、孟县、荥阳、博爱、登封、河内、清县、林县、洛川、洛州、沁阳、汝州、睿县、陕县、武涉、西华、相州、新乡、修武、郾城、耀县、禹县。

收集的龙门造像记最早是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年），最晚是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主要集中在650－704年，即高宗与武周时期。高宗朝造像数159例，武周时期造像数68例，二者合计227条，达半数之强。龙门石窟造像的兴盛仰赖于武后的支持与赞助，她对龙门雕塑的贡献意义重大。

三、造像题材与民众崇奉对象

造像的题材是民众信仰的重要内容。民众信奉、崇拜的是释迦，观音，弥勒，还是其他神祗，这在造像记中有直接的记载。他们信奉不同的佛或菩萨，造像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造像记中所记载的应该是造像者崇奉对象的直接反映。本文即是以造像者在造像记中的自我陈述为准，探讨民众心目中的崇拜对象，许许多多没有造像题记的题材没有列入本文统计范围，而且本文也不涉及实际的造像型制。

根据统计得知，隋唐时期河南造像较多的有以下几种：阿弥陀佛、无量寿佛（165例）、观音（90例）、像（88例）、菩萨（76例）、佛（48例）、经幢（34例）、释迦如来（30例）、浮图塔（27例）、地藏（22例）、弥勒佛（14例）、药师佛（9例）、优填王造像（13例），其他还有大势至、卢舍那、四面像、造像碑、多宝、思惟、天宫、业道、天王、力士、圣僧、天龙八部、须菩提等，出现次数很少，另有一些因为造像记残缺或没有记载而不能得知造像题材。

以下是河南隋唐时期较为流行的十种造像题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造像题材，数量遥遥领先。阿弥陀佛也称作无量寿佛，北朝信徒的称呼以无量寿为主，永安三年（530年）之后才有阿弥陀佛的名称出现。隋唐时期绝大多数称为阿弥陀佛，在165例中，只有1例称呼为无量寿。初期信徒以为无量寿与阿弥陀佛为二佛，而非一佛之不同称呼。故有武平三年（572年）造像碑同时刻有无量寿佛与阿弥陀佛，而大业三年（615年）河南博爱县仍有为父母造阿弥陀佛与无量寿佛者。

阿弥陀像是平民中最为流行的题材，在地域上主要是龙门120例，巩县30例。

阿弥陀佛造像的流行与净土信仰在这一时期的流行是分不开的。人们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和弥勒兜率净土，不惜财力地“敬造阿弥陀佛”，祈求“往生净土”。阿弥陀佛的数量显著增多了，释迦造像却明显减少。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在中国民间受到最普遍最广泛的崇拜，从北朝到隋唐一直拥有比较稳定的信徒数量。所收集的河南隋唐时期观音造像共90例，是一种非常流行的造像题材，而且持续整个隋唐时期都比较稳定。其更多受到个人和家庭的欢迎。

造像记中多称为观音，称为“救苦观音”的28例，主要在显庆元年（656年）至贞元二年（786年）间出现。还有千手千眼观音、大悲观音等称呼。有单独称造观音像的，还有作为胁侍的观音，多为弥陀佛＋观音（救苦观音），还有观音与地藏合造的。

纵观唐代全国的观音造像，从天宝元年（742年）起绝大多数的观音造像都出现在四川，在这之前则集中于河南，特别是从文宗朝大和三年（829年）后，所有观音造像无一例外都来自四川。

不明确造像

有部分信徒只用“佛”、“像”、“菩萨”来命名所造题材，并不书具体名号，这些信徒既不重视、不关心所造像的具体名号与佛教含义，也无确定的崇拜对象，只是简单膜拜“像”而已。造成的是佛就拜佛，是菩萨就拜菩萨，无论型制如何，只要是像就可。换言之，他们看重的主要是膜拜像的行为，至于像的具体型制并不在意。这些造像者是在社会造像风气驱动下造像供养的，对佛教的了解尚很浅。

像：河南隋唐时期此类造像88例，集中在开皇元年（581年）到天宝九年（750年）间，750年之后再无此类造像出现。大多数信徒直接称呼为“像”，或称为“石像”、“铜像”，此外还有称为尊像、玉石像者。“像”是平民信徒中最为流行的造像题材，是官吏造像中比例最低的。前期主要出现在巩县（23例），集中在586年－677年，后期集中在龙门（49例），出现在641年－704年间。比较受家庭、社邑的欢迎。

菩萨：河南造像记中，造菩萨的大多是作为佛的胁侍出现的，有64例是分别作为佛、阿弥陀佛、释迦、弥勒等的胁侍。有指出了具体的名号的，更多则只称为“菩萨”而没有具体名号。作为胁侍的指出了主尊的名号，而胁侍只称“菩萨”，也并不明白胁侍菩萨的名号，因此把这类造像也作为不明确造像中的一类进行分析。这类造像在平民中是比较流行。分布最多的地区是是龙门44例，巩县23例，其次荥阳、洛阳、洛川、滑县。

佛：有的信徒对所造像只称为“佛”，这类造像在北朝不甚流行，而到了隋唐时期则数量猛增。主要是分布在龙门（34例）。有只单独造“佛”或“佛像”的，有称作佛龛、石佛、七佛、千佛的。还有带胁侍的“佛＋菩萨”，通常是一佛二菩萨，还有佛、菩萨＋弟子（迦叶、力士、天龙八部、天王）等形式。

经幢

经幢是四周刻有佛教经文或道教经文的八角形或六角形石柱。经幢造作始于唐代，绝大多数所刻的都是《佛定尊胜陀罗尼经》，通常称为“尊胜陀罗尼幢”，或简称为“尊胜幢”。

经幢是整个隋唐时期仅次于阿弥陀佛的一种流行的造像题材，而在河南分布并不多，只有34例。且与其他题材不同，河南的经幢造像分布在孟县（14例）、洛阳（4例）、滑县（4例）、新乡、郾城、荥阳、陕县、巩县、禹县等地，龙门没有分布。

陆和九《中国金石学》一书中曾列举了当时所见的历代经幢，认为最早的经幢是唐久视元年（700年）十月王三娘造经幢。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认为据文物调查，现存较早的纪年石幢为陕西富平县唐永昌元年（689年）八月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在本文所统计的经幢中，最早的出现在永淳二年（683年）的河南孟县。

这类题材比其他题材更受团体的欢迎。经幢树立的地点有寺院、交通频繁的通衢大道、墓傍或墓中、塔侧、以及爽垲之地、个人家中等，以树立在寺院领域内和墓侧者为最多。

释迦

释迦在隋唐时期是衰落的造像题材。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是众多佛教造像题材中唯一的一位真实的形象。释迦造像在北朝时非常流行，崇拜释迦的信徒比例大致稳定，大部分时间中约10％的信徒崇奉释迦。隋唐时期河南释迦造像共30例，其中两例称为如来。总体来说比较均匀地贯穿于整个隋唐时期。从比例上看，较受官吏和僧尼的欢迎，官吏造释迦的比例最高。地域上主要分布于巩县和龙门。单独造此题材的比例较高。

浮图塔

塔是随佛教传入我国的一种建筑类型，是集建筑艺术与雕塑艺术于一体的佛教建筑物。根据塔的形制大小，一般有三级浮图、七级浮图、九级浮图等几种。造像记反映出信徒对塔的称呼，大多为塔或浮屠、浮图、三级、五级、七级浮图者，还有称为造像塔、舍利塔、多宝佛塔、佛像塔的。由于塔身有四面、六面、八面等区别，浮图刻铭也随塔身旋转施刻。

河南隋唐时期造塔者共27例，分别在龙门、巩县、滑县、林县、修武、孟县、洛阳。造像形式上与其他题材相比，较受家庭和团体的欢迎。

地藏菩萨

地藏在佛经中出现较早，但在石窟中流行却始于隋末初唐，以龙门、敦煌石窟为代表，繁荣盛行在晚唐五代至两宋时期，以敦煌、四川石窟为代表。从造像记统计得知地藏是唐代新兴的造像题材，河南共有地藏造像22例，最早出现在664年的龙门石窟“麟德元年张君宝造像记”中。

地藏菩萨担负着救助众生尤其是地狱众生的重任，因此许多信徒为自己死去的亲人造地藏菩萨像。如清信女贾氏为亡故的丈夫在龙门石窟造七佛，又造地藏菩萨一区。

弥勒

弥勒是中国民间普遍信奉、非常流行的一尊佛。北朝时弥勒造像较为兴盛，末年开始衰落，所收集的隋唐时造所弥勒像不多，共14例，绝大部分是在开天之前特别是隋唐之际所造。隋唐以后，弥勒造像声势早已江河日下。从比例上看弥勒造像最受僧尼和女性信徒的青睐，而且是家庭造像的一种主要选择对象。

四、发愿文与民众的关怀和期望

民众为谁而造像，为谁而祈愿，她们希望实现的愿望是什么，他们关心的是谁，关心的是什么？这是造像记中发愿文所传达的信息。通过统计可以看出，民众的关怀核心是家庭，绝大多数祈愿对象均为家庭成员。

佛教信仰与世俗家庭

对亲人的关怀是一种人之常情，民众只不过把佛教当作了一种寄托他们期望的工具，以此来寻求心理的解脱和平衡。民众所关注的亲人有很多：父母、丈夫、妻子、儿女、孙子孙女，兄弟姐妹等。有的是为健在的亲人，有的是为已亡故的亲人，有的同时为亡亲和现在的亲人祈福。对亡者的追念，也是对存者的安慰。为亡者造像祈福，一直是造像中的重要动机，占到了18.25％。永隆二年（681年）河南睿县王思远“为亡弟思慎降年不□早从往化，敬造阿弥陀佛一区，愿过往生天，见存受福，劳息有归，托心真谛”。而造像也成为表达儿女孝心的一种方式，出现最多的是子女为亡故的父母亲造像祈愿。龙朔三年（663年）戴氏及弟姐妹等“共舍身资仰为亡考敬造阿弥陀像一区合家供养”。

人们在从事佛事活动的时候，也常常由整个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来参与，或者由家长或者是家庭中的主要成员出面，来为整个家庭或者是某个家庭成员祈福消灾。

《全唐文补遗》所载开元七年（719年）“大唐卫州新乡县临清驿长孙氏（璧）石像之碑”铭文后罗列了孙璧合家造阿弥陀佛像活动的名单。这是以孙璧的家庭为中心，加上亲朋好友共同参加的一次造像活动。正是这样一种大型的家庭佛事活动为家族姻亲、亲戚朋友之间增进来往、密切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于这样全家老小共同进行佛事活动的家庭，举行佛事活动时自不必说，平时其佛教气氛也一定很浓。家庭伦理关系被带入佛事活动中，佛事活动成为一种世俗化了的社会活动。本来外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与生活内容无关的佛教，一步步介入人们的生活，最终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实际上，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味地由中国的儒家伦理对佛教思想单方面地施加影响，这必定是一个双方彼此融合吸收的过程。关于佛教思想对于儒家伦理的影响，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有待进一步深入的探究。

国家取向与为皇帝造像

为皇帝国家造像祈愿，占12.55％，共86条。其表述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数还是为“皇帝”或“皇帝陛下”，还有称为国王、国王帝主、帝主人王、帝主诸官的。如永徽三年（652年）龙门石窟张善同为芮国公造阿弥陀像，“上为皇帝，下及苍生”。除了为皇帝还有为皇太后、皇后、太子等造像的，还包括为数不少的为国家祈福的。

这一时期大多是泛指的皇帝、国家，但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信徒为“天皇天后”、“开元皇帝”、金轮皇帝、越凤金轮圣神皇帝、圣神皇帝、天皇帝圣神皇帝、圣母皇帝开元神武皇帝、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开元神武圣文皇帝、天宝圣文皇帝、圣文神武皇帝造像祈愿。天皇天后指唐高宗与武则天，金轮皇帝指武则天，开元皇帝指唐玄宗。这种特指某位皇帝的造像主要集中在武后和玄宗时期。

世俗祈愿与对生活的期待

具有浓厚佛教色彩、体现造像者对于佛法理解程度的造像记并不多，世俗祈愿增多说明民众对于世俗生活的期望占据了主导地位。

造像记中显示的民众的世俗祈愿主要有平安、平安相见、百病除、平善、无灾、无灾障、安乐自在、登福庆、合家无病、无诸灾障、永无灾障、恶灭祸消等。还有福寿延长、富贵、共弟相见、蛊魅得恙、家内鬼神不安、辽东行、临终无痛、流放早还、天旱蒙泽、一切行人平安孝养、早得相见、谪官早归等。而这其中最主要的愿望也是出现最频繁的词汇就是“平安”。

民众最关注的是自身及家庭成员的幸福和平安，他们希望通过造像或其他崇佛的方式，能够保佑生活安泰、生儿育女、母子平安、人丁兴旺、子孙富庶、消灾免祸等等。民众的祈愿表现出了浓重的实用主义特征，使佛教活动充满了世俗的气氛。

祈盼亲人团聚是隋唐时期民众造像祈愿的一个重要内容。隋大业十二年（616年）募人李子赟在龙门造观音像，“为亡父见在母、兄弟、自身得早还相见。”战争往往是造成亲人离散的原因，有专门为征辽的亲人所造的像，分别是贞观、龙朔和干封年间。龙门石窟有僧人名知道者“为入辽儿造地藏菩萨”。为已经东行的亲人造像，希望亲人平安归还的，大多是母亲。龙朔二年（662年）游婆因为儿子曾廓仁入辽而造弥陀像一龛并二菩萨为儿子祈愿平安。（现存巩县第103龛下）。

最大的平安莫过于健康无病，“愿百病除”反映了民众渴望安康的心态，有很多为了医治疾病而发愿者。一旦家人或自己“身遇时患”，除了医治，还要进行写佛经，造佛像、做佛事，烧香祈祷等活动，甚至出家投身佛门，以求福佑。在民众心里，求助于佛成为人们对付疾病的良方。他们是把佛教作为一种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

龙朔二年（662年）魏处旻因为“亡考积善无征，早从物化，见存慈母身带沉痾。二弟文宽忧患多日，”携家人（宽男元亮、元爽、旻弟文宽、旻父干芝、旻祖魏道邕、旻祖婆游、旻母杨、旻妻徐、宽妻窦、旻女大娘、旻女二娘、宽女四娘。）在巩县敬造弥陀像一龛，发愿“望使烦恼解脱，福庆缘身，同履妙因，咸登正觉。”

面对现实生活的忧愁和困苦，民众更加易于受到佛教的影响。总章二年（669年）龙门石窟的造像者中就有这样一个不幸的人，名叫孤独，妻子魏氏早已去世，自己又双目失明，四十岁时，“遇患沉屙，”身患重病，无人关心。没有兄弟也没有儿子，“上无元季之兄，下武伏生之子，”苟存朝夕，“知遗光之不久，晓零之难停，”自知来日不多，于是“减割朝食，剥其寒暑之服，敬造尊像一龛。”

五、结语

民众对佛教崇信若狂的动力就来源于他们要求福求利的目的，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佛教活动都比较贴近于他们自身所面对的生活现实，他们的宗教意识中也大量反映了他们的现实关怀和愿望。面对现实生活的困苦和生命的短暂，他们求助于佛，相信佛能够给予他们今生的幸福，来世的善报和亲人死后的安乐。他们把造像，把佛教作为一种换取平安幸福的工具和方法，这体现了中国民众在佛教信仰上的实用主义特征。实用主义是中国佛教信仰的突出特点。民众对崇奉对象的选择是多元化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种题材都经历着不断的悄然的盛衰变化。民众的信仰以多神信仰为突出，没有哪一个佛或菩萨能够在整个时期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也体现了中国佛教的实用主义特征。

作者：李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