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佛教寺院的发展，在唐宋时期形成高峰，无论在佛法的弘扬方面和寺院文化艺术的发展方面，都居于全国首列，并有其独到的特色。玄奘在唐初入蜀，是成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玄奘入蜀并在成都受戒，终成一代高僧，与唐宋成都佛教寺院的兴盛有密切的关系。

玄奘在唐初中原战乱时由关中入蜀，并非偶然，实际上是当时的关中和中原地区佛教僧人的普遍状况。首先，是蜀中籍僧人由中原归蜀，如“隋益州孝爱寺智炫者，成都人也。少小出家，入京听学数年，请令覆讲，若泻瓶无遗。会周武帝废佛法，欲存道教，乃下诏集诸僧道士。”智炫受众僧侣推举与道士当殿辩论，压倒道士锋芒。隋文帝初年，因年岁渐高，“怀土兴念，又以蜀川迥逺，奥义未宣，援首西归”成都。为隋蜀王杨秀所尊礼，让他居于成都孝爱寺，“供养无阙”。[1]还有“隋益州招提寺释慧恭，成都人也，俗姓周氏。周末废佛法时，与同寺惠逺结契勤学，逺诣长安。”学成大乘佛法，“并皆精熟，还益讲授。卓尔絶群，道俗钦重。”[2]此外还有释慧宽，“姓杨氏，绵竹孝水人，”在周武帝灭佛时，“依相禅师隐于南山。及隋兴教，辞师还蜀。尝受嘱云：汝还蜀土，大有徒众。”[3]

除隋末唐初蜀中僧侣到中原求学后归蜀讲学外，在隋末唐初，还有一些与玄奘相同的中原高僧入蜀。如《蜀中广记?高僧记》载：隋释道基为隋末名僧，大业五年曾为炀帝召至洛阳朝廷讲经，“百辟卿士，咸异响而共嗟焉。后鼓锡南郑，张教西岷，巴蜀奔飞，望烟来萃。”在成都开讲佛法大乘摄论，“终以贞观十一年二月卒于益部福感寺，春秋六十有余矣。”[4]“唐益州多宝寺道因，姓侯氏，濮阳人也。”在中州一带有很大名声，为当时名流推崇。在隋唐之际，因中原战乱，“避难三蜀，居多宝寺，开论维摩，听者千数。”应与玄奘在成都同时。后玄奘自印度取经返长安，奉命译经，需要大量助手，于是以皇命把道因法师“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与玄奘法师翻译梵本，兼充证义。奘师偏奖赏之，每有难文，同加参酌焉。”[5]能得到玄奘的赞誉，可见道因法师的佛学水平与梵文水平是相当高的。在隋唐之际入蜀后又出蜀的佛教僧人，还有释慧暠，他是湖北安陆人，“幼入道门，即怀远量，年方登立，便升法座，”可见有很高的佛学造诣。由于中原的动荡，他认为“闻岷雒三巴，尚昏时网，欲以法弘导，远化未闻。隋大业年，泝流江峡，虽遭风浪，厉志无前，既达成都，大弘法务。”唐朝建立后，再次出蜀，“后旋途南指，道出荆门。既返安州方等寺，讲说相续。以贞观七年卒于所住，春秋八十有七。”[6]

北方僧人大量入蜀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隋末唐初的北方战乱，当时战乱之下僧侣的遭遇，与平民同样悲惨。隋末关中僧侣释道兴的遭遇可证。“释道兴姓刘，本住秦州。八九岁时常念出家，二亲不许。年十九，决意诣大光寺剃落。时天下大乱，贼寇交横，母为贼掠将去，离城六十里。兴没命寻逐至，已被伤未絶。贼见曰：此僧诚为至孝，逐母至此，便不尽命，负母还城。”道兴为避难而入蜀，他“避难投蜀，年满进具，常行兰若头陀乞食。”可见当时处境之窘迫。但由于道兴博闻强记，不久开始在成都佛寺开讲“律筵，每年讲席，极为稽引，三十、二十度来请者，方许开宗。”在蜀中佛学界有较好的名声。[7]北方僧人的大量入蜀，带来了佛教各流派的传播，并主要集中在成都讲学，“成都诸德既萃，大建法筵。于是更听基暹摄论，毗昙道震迦旃延论。”使成都各佛教寺院的佛学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玄奘才有可能在成都“二三年间，究通诸部，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8]

玄奘法师在成都流寓并参与法筵的主要寺院是圣寿寺。宋代侯溥说，玄奘法师在“唐武徳初入蜀，至成都寓圣寿院。院有观音塑像，师夙宵行道，环绕虔肃凡三年，其地为之没踝。”关于玄奘在成都，还有一些传说。据说“一日师行道，有僧衣溃疡秽癯焉而至。师告曰：以尔不蠲，勿触污吾道场。僧复之曰：子不读普门品乎，应以比丘身得度者云何？师悟乃膜拜，则皇然既已化为观自在菩萨之形矣。因授师以般若心经，且教之曰：它日逢苦厄，诚心诵此，吾必汝护。言讫忽不见。贞观初，师往西域求法，至河沙，无复轮蹄之行。魑魅憧憧，妖形怪仪，或后或先。师诚心念观音名，不能却，乃诵向所授经，而四顾洁然矣”。[9]这一传说应为后代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与唐僧故事之所原本。

实际上整个隋唐时期，中原一旦出现动乱，由于蜀中的安定与生活的相对富裕，佛教僧侣也就会出现到蜀中讲学避难的现象。如唐末的长安大安国寺僧人释僧彻，为唐懿宗所礼敬，“毎属诞辰，升麟德殿法座讲谈，敕赐紫袈裟。懿宗皇帝留心释氏，颇异前朝遇。”但在黄巢之乱中，随僖宗逃亡到成都。“以广明中巢寇犯阙，僖宗幸蜀。其夕彻内宿，明日仓黄与杜光庭先生，扈从入于岷峨。”[10]又如著名的无相禅师，是新罗国王子，“以开元十六年泛东溟至于中国，到京玄宗召见于禅定寺，后入蜀。”安史之乱，玄宗避难至成都，“迎相入内殿供礼之，”后在成都西郊创建净众寺。[11]还有僧缄，长安人，在僖宗“干符中，巢寇充斥，随流避乱至渚宫，缄避地夔峡间。后唐同光三年入蜀，遂居净众寺。”[12]

在唐代前期，佛学的讲座主要集中于圣寿寺、多宝寺、福感寺等寺院，唐代后期则主要集中在大慈寺。唐代大慈寺讲经风气很盛，影响很大。如唐代文宗时的僧人释知玄，“字后觉，姓陈氏，眉州洪雅人也。曾祖图南，任梓州射洪县令。”为官僚世家，但从幼志在佛门，十一岁出家为僧，十三岁即闻名蜀中，“时丞相杜公元颖作鎭西蜀，闻玄名，命升堂讲谈于大慈寺普贤阁下。黑白众日计万许人，注听倾心，骇叹无已。自此蜀人弗斥其名，号陈菩萨耳。”知玄在成都净众寺受戒，又随师出蜀，“从本师下三峡，历荆襄，抵于神京资圣寺。”并得到唐文宗的重视，召入禁中顾问。[13]

但是，隋唐时期的中原僧侣入蜀，仅仅是成都佛教寺院的兴盛的原因之一，而唐宋成都的富庶与发达的商业，以及对艺术、游乐喜爱的民间文化风俗，是唐宋成都佛教寺院兴盛的又一重要因素。

《隋书?地理志》说：蜀中“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任务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14]可见隋代的蜀中，由于民间富庶，“士多自闲，”社会风气耽于逸乐，喜欢聚会宴饮。这是佛教兴盛的重要条件。同时唐宋蜀中民间风俗有许多并不合乎正统的社会意识，如“蜀土俗薄，畏鬼而恶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亲扶侍，杖头挂食，遥以哺之。”[15]加之以在隋唐新旧王朝交替之际，“时益部新开，刑政未洽，长吏横恣，赃污狼藉，”[16]而官吏贪暴之风盛行，“蜀中甿俗殷杂，久缺良守，弊于侵渔，政以贿成，人无措足。”[17]官吏的贪暴和社会的腐败，同样是佛教兴盛之因。

蜀中历史文化与佛教寺院的结合，使成都佛教文化得到本土文化的支撑，是佛教寺院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如圣寿寺的建立与声名的鹊起，与蜀中古代的石牛或石犀传说有密切关系。《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王造石牛，据说可以便金，欲赠蜀王。蜀王遣五丁力士，开山辟路，即后世之金牛道，至秦迎石牛归蜀。既不便金，怒遣还之。而秦兵即沿金牛道灭蜀。圣寿寺内即有石牛之遗迹。《蜀中广记》载，“石犀寺，一名石牛寺。舆地志云，邓艾庙南有石牛，即秦惠王遗蜀王者。水经注：西南石牛门曰市桥，桥下谓之石犀渊。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后转犀牛二头在府中，一头在市桥，一头沈之于渊也。今寺正殿阶左有石蹲处状若犀然。额曰圣寿寺，古之龙渊寺也，乃晋王羽宅，后舍为寺，改名龙渊。佛殿有水眼如井，云与海通。会昌中废，至大中元年李回重建，摹万里桥南元和圣寿寺额，故曰圣寿寺。”[18]此外圣寿寺与古蜀时期的蚕丛传说也有关系。《方舆胜览》载：“蚕丛祠，蜀王蚕丛氏祠也，今呼为青衣神，在圣寿寺。”蚕丛氏即古代蜀王国的王朝之一，也在圣寿寺中设立神祠。由于蜀中本土文化与寺院融为一体，使圣寿寺成为成都信徒拜谒最多、香火最旺、也最为著名的佛教寺院之一。

同时，唐宋成都寺院也获得地方政权的重视，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以大慈寺为例，大慈寺的创建，是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避难成都而起，由皇帝下诏而建立，与唐代的政治事件密切相关。《蜀中名胜记》说，：“大慈寺，唐至德年建。旧有肃宗书大圣慈寺四字，盖敕赐也，故会昌不在除毁之例。” [19]宋范镇《东斋记事》载，“大慈寺御容院，有唐明皇铸像在焉，又有壁画明皇按乐十眉图。”[20]大慈寺在唐代就已不仅是单纯的宗教活动场所。唐贯休《禅月集》中载有唐末昭宗天复三年作《蜀王入大慈寺听讲》七言律诗[21]。宋张唐英《蜀梼杌》也载，后蜀“明德元年六月，幸大慈寺避暑，观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于华严阁下。孟昶广政元年上已，游大慈寺，宴从官于玉溪院，赋诗。”可见大慈寺在五代前后蜀时不仅是皇家游乐之地，也成为君主政治活动之所。

再次，唐宋成都寺院成为当时民间商业和游乐活动的中心。

唐宋时期的成都风俗，喜娱乐游赏。当时“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阗道嬉逰。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22]

宋代的成都寺院，往往成为当时成都官吏的饮宴娱乐场所。以宋代《歳华纪丽谱》所载每年正月的成都官吏游乐活动为例，“正月元日，郡人晓持小彩幡游安福寺塔，…塔上燃灯，梵呗交作，僧徒骈集。太守诣塔前张宴，晚登塔眺望焉。二日，出东郊。早宴移忠寺，晚宴大慈寺。清献公记云：宴罢，妓以歌词送茶，自宋公祁始。盖临卭周之纯善为歌词，尝作茶词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后因之。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街道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张公咏始即寺为会，使民鬻农噐。太守先诣寺之都安王祠奠献，然后就宴。旧出万里桥，登乐俗园亭。今则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二十八日，诣净众寺邠国杜丞相祠，…晚宴大智院。”[23]仅正月一个月中的宴饮活动场所，就包括了成都的九所寺院，而且在大慈寺宴饮时还要召妓娱乐，可见宋代成都寺院的世俗化程度之高。

尤其是大慈寺的商业活动之繁荣，为唐宋成都之冠。宋侯溥《寿宁院记》说：“佛以静为乐，故凡塔庙，皆洁精谨严，屏远俗纷。独成都大圣慈寺，据阛阓之腹，商列贾次，茶炉药榜，蓬占筳专，倡优杂戏之类，坌然其中。以游观之多，而知一方之乐也。以施予之多，而知民生之给也。以兴葺之多，而知太平之久也。”[24]郭印《超悟院记》载：“成都大慈寺曰圣慈，唐至徳初所建也，合九十六院，地居冲会，百工列肆，市声如雷。”[25]唐宋“成都故事，岁以天中重阳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号名药市者。”[26]可见大慈寺由于地居成都商业中心，并且占地面积广大，所以不仅成为工商业的繁荣之处，而且成为市民的娱乐中心。

同时，寺院也往往借助自己的优越环境从事商业活动嬴利。宋李大临《圣兴寺护净门屋记》载，成都城东的圣兴寺，在城内人口稠密之地，民居紧迫，寺外卫生极差。“监寺大师文爽，恶其不清净之甚，欲创屋翼张而蔽掩之，因建白府帅翰林侍读书士王公素，乃命签书节度判官吴师服，度地按视，利病昭然，若师之说不诬。师自发私囊千六百缗，造外舍十有八间于三门左右序，且以护净。市民占止，月僦直万钱，…获月租愿以完葺充用。”可见成都寺院造房出租，在唐宋为常事，成为寺院经济的补充。。

根据北宋田况的《成都遨乐诗》记载，成都在唐宋时好游乐，每年主要的的民俗游乐节庆有二十一个。其中选择在寺院游乐的就有：“元日登安福寺塔”，“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二十八日谒生禄祠逰浄众寺”，“二月二日游江会宝历寺”，“八日大慈寺前蚕市”，“九日大慈寺前蚕市”，“三月十四日大慈寺建道场”，“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阁观夜市”，“七月十八日大慈寺观施盂兰盆”，“冬至朝拜天庆观会大慈寺”。共达十个节日之多，占成都民间游乐节日的将近一半。可见寺院在唐宋时代成都民俗游乐中的份量极大。宋代洪迈说，当时大慈寺而言，“据一府要会，每岁春时，游人无虚日。僧倦于将迎，唯帅守监司来始备礼。”[27]

最后，唐宋成都寺院成为绘画艺术的最重要载体，使寺院成为名满天下的艺术宝库，吸引了无数的民众前来瞻仰。

成都从汉代以来就有在祠堂和礼殿中绘制壁画的传统。《益州学馆记》载，东汉献帝时，高眹为益州太守，在成都文翁石室东面创建周公礼殿。在礼殿墙壁上“画上古盘古、李老等神，及厯代帝王之像。梁上画仲尼七十二弟子及三皇以来名臣。”开创成都壁画艺术之先河。[28]唐代后期，由于大批画工的入蜀，成都的官府、寺院和邸宅等，成为他们挥洒丹青的好去处。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载：“李洪度者，蜀人也。元和中府主相国武公元衡，请于大圣慈寺东廊下维摩诘堂内，画帝释梵王两堵。笙竽鼓吹，天人姿态，笔踪妍丽，时之妙手，莫能偕焉。”又载，“左全者，蜀人也。本自名家，世传画迹。宝历中于大圣慈寺中殿，画维摩诘变相，狮子国王菩萨变相。…大中初，又于圣寿寺大殿，画维摩诘变相一堵。楼阁、树石、花雀、人物、冠冕，番汉、异服，皆得其妙。”又载：“赵公佑者，长安人也。宝历中寓蜀，工画人物，尤善佛像、天王、神鬼。赞皇公镇蜀，宾礼之。自宝历至开成，于诸寺画佛像甚多。”

在成都诸寺院绘画的本地及流寓画家，大多为当时国手，“天资神用，笔夺化权，应变无涯，罔象莫测，名高当代，时无等伦。”[29]如唐末著名画家“孙位，东越人也。僖宗南巡，自京入蜀，号会稽山人。性情疏野，襟抱超然，好饮酒，未尝沉酩，禅僧道士，常与往还。豪贵礼有少慢，纵千金不屑，唯好事者，时得其画焉。光启年，应天寺无智禅师请画山石两堵，龙水两堵，寺门东畔画东方天王及部从两堵。昭觉寺休梦长老请画浮沤先生、松石墨竹一堵，仿润州高座寺张僧繇战胜一堵。两寺天王部众，人鬼相杂，矛戟鼓吹，纵横驰突，交加戛击，欲有声响。他若鹰犬之类，皆三五笔而成，弓弦斧柄，并掇笔而描，如从绳而正矣。其作龙拏水汹涌，千状万态，势欲飞动。松石墨竹，笔精墨妙，莫可记述。”可见其艺术水平之高妙。

唐代后期到宋代的成都，堪称为会聚壁画艺术辉煌高峰的中心城市，而成都的壁画中，绝大多数又集中于各寺院之中，如圣寿寺、净众寺、昭觉寺、圣兴寺等，而其中大慈寺又堪为典范。这些寺院壁画，大多以佛教经变及诸佛、菩萨等为主题，但世俗的人物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益州名画录》载，“僖宗幸蜀，回銮之日，蜀民请留御容于大圣慈寺。时随驾待诏，尽皆操笔，不体天颜。府主陈太师敬瑄，遂表进常重允，一写而成。内外官属，无不叹骇，谓为僧繇后身。复宣令于中和院壁，写随驾臣寮真，列爵名于左。”一共有唐僖宗的宰相陈敬瑄、随侍宦官田令孜等随从大臣一百余员的写生像，均画在僖宗身后。到五代后蜀时，蜀主孟昶还率群臣到大慈寺瞻仰唐僖宗的御容。又载，“僖宗驾回之后，府主陈太师于寳厯寺置水陆院，请张南本画天神地祗、三官五帝、雷公电母、岳渎神仙，及古帝王于蜀中诸庙，百二十余帧，千怪万异，神鬼龙兽，魍魉魑魅，错杂其间，时称大手笔也。”张南本也是在唐末入蜀的画家，时与另一画家孙位称为“冠绝今古”。[30]

宗教艺术的繁荣，使成都寺院与民间世俗生活甚至政治活动紧密相连，所以宋代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仆昔监市征历二年余，或晚暇与朋僚游，所观者才十一二。比将漕七年，亦屡造焉，而未及见者犹太半。今来守是邦，俾僧司会寺宇之数，因及绘画，乃得其详。总九十六院，按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王六十八，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堵，夹纻雕塑者不与焉。像位繁密，金彩华缛，何庄严显示之如是。昔之画手，或待诏行在，或禄仕两蜀，皆一时絶艺，格入神妙。至于本朝，类多名笔，度所酬赠，必异他工。资费固不可胜计矣，其铸像以铜，刻经以石，又不可概举。此有以见蜀人乐善向福，不吝财施者。盖自古而然，非独今日之侈。自至德已后，写从官府尹监司而下僚属真，迨于今凡三百九十人，有经数百年而崇奉护持无毁者，又以见蜀人敬长尊贤之心，虽久不替。噫，其可尚也哉！四方之人至于此者，徒见游手末伎，憧憧凑集，珍货奇巧，罗陈如市，祇以为嬉戏衒鬻之所，而不知释子隶学，诵持演说，化导亦无虚日。”[31]李之纯此言，不仅仅是对大慈寺成为唐宋时代全国佛教绘画雕塑艺术圣地的准确的权威性说明，也把唐宋成都佛教寺院的兴盛与蜀中的民俗风气，绘画雕塑艺术及与佛法传播弘扬的关系，作了一个最为清楚的分析。

总的说来，唐宋成都佛教寺院由于安定富庶的社会环境，优越引人的区位条件，民间游乐和艺术风气的兴旺，地方王室及官府的尊崇，寺院商业活动的频繁，使成都佛教寺院得以空前兴盛，从而吸引大批中原僧人前来演经讲法，使成都成为唐宋时代佛教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尤其在中原出现战乱的王朝更替时期，更是吸引了许多高僧大德前来避难并弘扬佛法。而唐玄奘在隋末唐初的入蜀，正是这一历史大潮中的一朵最引人注目的浪花。

注 释

[1]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81，高僧记第一

[2]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81，高僧记第一

[3]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82，高僧记第二

[4]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81高僧记第一

[5]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82，高僧记第二

[6]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82，高僧记第二

[7]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82，高僧记第二

[8] 释智升《开元释教録》卷8下

[9] 侯溥《圣寿寺重装灵感观音记》，扈仲荣《成都文類》卷38寺觀三

[10] 释赞宁《宋高僧传》卷6，唐京兆大安国寺僧彻传

[11] 释赞寜《宋高僧传》卷19唐成都净众寺无相传

[12] 释赞宁《宋高僧传》卷22伪蜀净众寺僧缄传

[13] 释赞宁《宋高僧传》卷6释知玄传

[14]《隋书》卷29地理志

[15]《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16]《旧唐书》卷62皇甫无逸传

[17]《旧唐书》卷89姚璹传

[18] 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2《成都府》

[19] 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2《成都府》

[20] 宋范镇《东斋记事》卷4

[21] 唐释贯休《禅月集》卷19

[22]《岁华纪丽谱等九种校释》，巴蜀书社，1988年

[23]《岁华纪丽谱等九种校释》，巴蜀书社，1988年

[24] 扈仲荣《成都文类》卷38《记.寺观三》

[25] 扈仲荣《成都文类》卷38《记.寺观三》

[26] 蔡绦撰《铁围山丛谈》卷6

[27] 洪迈撰《夷坚志丙》卷6富陵朱真人

[28]张彦逺《历代名画记》

[29]黄休复《益州名画录》

[30]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2

[31]扈仲荣《成都文类》卷45

作者：谢元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