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西汉末年随着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缓缓地踏上古老的华夏大地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而达到其全盛时期。据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皇朝传译佛经录》第十八载，唐初“四海廓清，三宝云构”，“度僧立寺，广事弘持。”[1]太宗时有寺三千七百一十六；[2]高宗时有寺四千，僧六万余人；玄宗时有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万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万零五百七十六。[3]唐代的都城长安，不仅是中古的大都会和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成为中国佛教各宗并盛的重地和佛经译撰研究的中心。四方佛徒跋山涉水来到这里译经弘教，高僧云集，名刹林立。中国佛教的十个宗派，除天台宗、禅宗以外，都导源于唐代长安，计有三论宗、成实宗祖庭草堂寺，法相宗、俱舍宗祖庭大慈恩寺，密宗祖庭大兴善寺，律宗祖庭净业寺，华严宗祖庭华严寺，净土宗祖庭香积寺。其时译经事业兴盛，显密各宗经论次第在各译场译出，著名的译场有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和西明寺等。一时僧尼溢于三辅，寺塔遍于京城，“当时几乎把国内所有第一流的思想家都集中到佛学界里来”。[4]本文拟就唐代长安的西明寺及西明寺藏经略作探讨。

一、西明寺

西明寺是唐代长安的主要寺院之一，也是唐代御造经藏的国家寺院，位于延康坊西南隅右街（在今西安市白庙村一带），与同在右街的大庄严寺及位于左街的慈恩寺、荐福寺齐名。西明寺隋时原为杨素宅第。据唐韦述《两京新记》卷三云：“次南曰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注)本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宅，大业中，素子玄感诛后没官；武德初，为万春公主宅；贞观中，赐濮恭王泰。泰死后，官市立寺。”《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延康坊西明寺》载，西明寺“本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宅。大业中，素子玄感谋反，诛后没官。武德中为万春公主宅。贞观中以赐魏王泰，泰薨后，官市之。显庆元年，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立寺。大中六年，改为福寿寺。”[5]然据《唐会要》卷四十八《西明寺》载，西明寺“本隋越国公杨素宅，……贞观中赐濮王泰，泰死，乃立为寺。”考《长安志·唐京城四》云:“次南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显庆元年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所立，大中六年改为福寿寺。……泰薨后，官市之立寺”。《两京新记》亦云，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贞观中赐濮恭王泰，泰死后，官市立寺。”据《唐会要》及《长安志》，永徽三年魏王泰死后不久，政府遂收买其宅并立为寺。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显庆三年（658）正月，驾至东都还西京。法师亦随还。秋七月，再有敕法师徙居西明寺。寺于元年（656）秋八月戊子十九日造。先有敕曰：‘以延康坊濮王故宅为皇太子分造观、寺各一，命法师案行其处。’还奏地窄，不容两所。于是总用营寺，其观改就普宁坊，仍先造寺。其年夏六月，营造功毕。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围数里，左右通衢，腹背廛落，青槐列其外，渌水亘其间，亹亹耿耿，都邑仁祠，此为最也。而廊殿楼台，飞惊接汉，金铺藻栋，眩目晖霞，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庄严之盛，虽梁之同泰，魏之永宁，所不能及也。”又据《法苑珠林·传记篇》云:“诏为皇太子西京造西明寺，……寺别用钱各过二十万贯，寺宇堂殿尊像播花妙极天仙，巧穷鬼神。”西明寺的修建受到唐高宗和武则天的高度重视，下制书多道，后由道宣集成《高宗置京师西明寺制令集》二卷，今存目录于圆照所编《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中。

西明寺是仿天竺祗园精舍建筑的唐代名刹，气象万千，蔚为大观。苏頲《唐长安西明寺塔碑》写道：“赫矣帝唐，发于天光，鸿勋铺亿载，盛业冠三代，钦明濬哲，以至高宗天皇绍元命而导要道也。时孝敬皇帝储副承祧，晦明示疾，一物三善，禀人君之量，喜而又惧，闻王子之言，以大威力，作宏誓愿，凭有为之基，获无妄之吉；粤显庆元年仲秋癸酉，诏于京兆延康里置西明寺以报之。先是，三藏法师玄奘惟应真乎乃成果者，首命视延袤，财广轮，往以绳度，还而墨顺。次命少监吴兴沈谦之，倾水衡之藏，彻河宗之府，制而缩版，参与悬榘，钩北阜之舄，伐南山之枚，初历落以星峙，忽穹崇以云曼，攒拱岌嶪，骞甍宛转，揆阴阳之中，居子午之直，丛倚观阁，层立殿堂，虬凤夭矫而相承，鬼神睢盱而欲起，罔不珠缀?窱，旋题照烛，琉璃洞彻，菡萏纷敷，白日为之隐蔽，丹霓为之舒卷者，凡十有二所，每动微风，滴细霤，窅然其来若和，鎗然其去有音，悉丰丽博敞，峥嵘曭朗，奕奕焉，耽耽焉，中国之庄严未有，《大荒》之神异所绝。”

西明寺落成之日，唐高宗亲自参加了典礼。苏頲《唐长安西明寺塔碑》云：“遂赐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两，绢布二千匹，征海内大德高僧，有毗罗、静念、满颢、广说、鹏耆、辩子、鹙子、知会凡五十人，广京师行业童子，有空静闻、善思喜法、须迦分施、撰择不染者，凡一百五十人，导天衢，指天寺，上御安福观以遣之，有则有容，昂昂禺禺，骈象马，错人龙，幡幢之阴，周四十里，伎乐之响，震三千界。”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四《上以西明寺成召僧道士人内论义事一条》第二亦云：“显庆二年六月十二日，西明寺成，道俗云合，幢盖严华，明晨良日，将欲入寺，箫鼓振地，香华乱空。自北城之达南寺，十余里中，街衢阗。至十三日清旦，帝御安福门上。郡公僚佐，备列于下。内出绣像长旛，高广惊于视听，从于大街，沿路南往，并皆御览，事讫方还。”先期诠试的童子150人，也在这一天“于寺建斋度僧。命法师看度”，由玄奘法师亲自主持剃度。据苏頲、道宣所说，西明寺的落成典礼可谓盛极一时。随后武则天后布施青泥珠，章怀太子李贤铸造万斤铜钟。据《大唐实际寺故寺主怀恽奉敕赠隆阐大法师碑铭序》载，高宗时怀恽曾“奉敕于西明寺剃落”。会昌灭佛，西明寺因其国家寺院的性质得以幸免。会昌五年(845年)七月，武宗下令废寺，长安“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唐宣宗即位后，西明寺一度更名为福寿寺。

西明寺建筑装潢精美。唐彦谦《西明寺威公盆池新稻》云：“莲盆积润分畦小，藻井垂阴擢秀稀。”元稹《西明寺牡丹》：“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风炫转紫云英。”诗中说到西明寺建筑中的藻井和琉璃瓦当。当时寺中拥有的碑文、壁画、题榜、法书都是上乘的艺术珍品。如“寺额则为玄宗朝南薰殿学士刘子皋所书，入西门南壁，杨廷光画神两铺，东廊东面第一间传法者图赞，褚遂良书，第三间利防等，第四间昙柯迦罗，并欧阳通书。”又有柳公权书《金刚经碑》，敦煌遗书中P4503为此碑的拓本。温庭钧《题西明寺僧院》说：“为寻名画来过寺，因访闲人得看棋。新雁参差云碧处，寒鸦辽乱叶红时。自知终有张华识，不向沧州理钓丝。”诗中“沧州”用杜甫《题玄武禅师屋壁》“满壁画沧州”句意。寺中的牡丹也负有盛名，除上文提到元稹有《西明寺牡丹》外，白居易亦有《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重题西明寺牡丹时元九在江陵》。[6]

《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宋济条引卢言《卢氏杂说》：“唐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时宋济在僧院过夏。上忽入济院，方在窗下，犊鼻葛巾抄书。上曰：‘茶请一碗。’济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请自泼之。’上又问曰：‘作何事业？’兼问姓行。济云：‘姓宋第五，应进士举。’又曰：‘所业何？’曰：‘作诗。’又曰：‘闻今上好作诗。何如？’宋济云：‘圣意不测……’语未竟。忽从辇递到。曰‘官家、官家’。济惶惧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后礼部放榜，上命内臣看有济名。使回奏无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可见其时应试举子也游于此。

二、西明寺的高僧和译经

唐时的长安是当时东方的文化中心，可以说几乎每一位唐代高僧都和长安有过因缘，而西明寺则不仅是长安的佛教文化中心，而且也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之一，有房舍四千多间，日常还承担着皇室的礼仪祷告活动，寺中高僧辈出。其时以“英博入寺”的有怀恽、玄奘、道宣、道世、慧琳、圆测、良秀、乘恩、林复、自觉、顺贞等。其中有唐一代高僧，唯识宗创始人之一玄奘（602-664）是西明寺首任上座，本姓陈，名袆。贞观初赴天竺游学取经，贞观十九年回国后译出佛经经、论七十五部，世称新译，与鸠摩罗什、真谛并为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道宣（596-667）是律宗的创始人，本姓钱，丹徒人。十五岁出家，从智首（567-635）研治律学，显庆四年(659年)十月，玄奘法师携部分翻经大德及门徒移往玉华宫翻译《般若经》，道宣继任上座，并协助玄奘译经，负责润文，撰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广弘明集》、《续高僧传》、《集古今佛道论衡》、《大唐内典录》等。道世(？一683年) 于显庆三年以五十大德的身分入住西明寺，撰有《法苑珠林》等。慧琳(737～820)，姓裴，西域疏勒国(今新疆喀什)人，曾禀受安西学士称诵书学，内究密藏，外究儒流，而尤精字学，弱冠出家，师不空三藏，在大兴善寺为室洒，后在西明寺撰成《一切经音义》。

长安在唐代也是各国佛教徒汇集交流的中枢，四方僧尼风闻长安佛法隆盛，无不慕名而至。有从佛教策源地印度来的高僧，也有从日本、朝鲜来的僧人。长安城中著名佛寺如兴善、慈恩、西明、青龙等寺，经常居住着来自印度、日本等国的僧侣。据宗叡《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的后记载：“右杂书等，虽非法门，世者所要也。大通咸通六年，从六月迄于十月，于长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学生圆载法师院求写杂法门等目录具如右也。”唐代留居长安最著名的印度高僧是史称“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朝鲜留学僧神昉、圆测、胜庄等人也先后协助玄奘、义净译经，其中园测是法相宗西明系的开创者，也是西明寺五十大德之一。在长安的外国僧人中，为数最多的是日本僧侣。其中影响最大的弘法大师空海于贞元二十年(804)抵达长安，居西明寺，历访长安诸刹名德，后从青龙寺惠果和尚学密宗。元和元年(806)八月，他乘遣唐舶返国。惠果不但授以密法，且赠与佛经、佛像、佛舍利和密乘法物带回日本。空海回国后，盛宏密教，朝野尊崇，在高野山建立金刚峰寺，创立了日本密宗。旅居长安的日本学问僧次第回国，不仅渐次形成了日本佛教的各个宗派，而且陆续把唐朝的佛教仪礼、经像、文物和建筑式样输入日本。日本天平四年(729)在奈良建造的大安寺即模仿长安西明寺而建。据日本《本朝高僧传·道慈传》：“圣武天皇天平九年（727），帝将新大官寺，下诏觅伽蓝制式，时无知者。道慈奏曰：‘臣僧在中华时，见西明寺，私念异日归国，苟逢盛缘，当丈此为则，写诸堂之规，袭甚巾笥。今陛下圣问，实臣僧之先抱也。’以图上进。……历十四年而成，赐额大安，敕慈主席。”[7]

西明寺是唐代重要的译经场，佛藏中有许多佛经是在西明寺中译成的。如S4268《金光明最胜王经音》第一卷、S3712和S3870《金光明最胜王经音》第八卷后皆有“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日壬戌三藏法师义静奉制于长安西眀寺译经题记”。长安为唐武后年号。据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一载《心经》一本题云：“《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罽宾僧般若于西明寺译。”又如《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三载长安年间有《金光明最胜王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曼殊室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掌中论》、《取因假设论》、《六门教授习定论》、《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迎》、《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揭磨》等经律在西明寺译出，卷十四载开元五年于西明寺菩提院译有《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经》一卷。据唐宪宗《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序》称：“于是罽宾沙门般若受旨宣扬，光宅寺沙门利言为之翻译，时大德则有资圣寺道液、醴泉寺超悟、慈恩寺应真、庄严寺圆照、光宅寺道岸、西明寺圆照、章敬寺辩空、西明寺良秀等，法门领袖、人中龙象，证明正义，辉润玄文，知释迦之宝城，识众尊之满字，以贞元四年岁次戊辰十一月二十八日，于西明寺译成上进，凡一部十卷，龙神翼卫如从金口之传，梵众护持无异毫光之现。”赞宁《高僧传》卷十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亦云：“及西明寺初就，诏宣充上座，三藏奘师至止，诏与翻译。……撰《法门文记》、《广弘明集》、《续高僧传》、《三宝录》、《羯磨戒疏行事钞义钞》等二百二十余卷。”又卷四《唐京师西明寺道世传》云：“及为皇太子造西明寺，爰以英博召入斯寺。时道宣律师当涂行律，世且旁敷，同驱五部之车，共导三乘之轨。人莫我及，道望芬然。复因讲贯之余，仍览甚深之藏，以为古今绵代制作多人，虽雅趣佳辞无足于传记。由是搴文囿之菁华，嗅大义之瞻卜，以类编录，号《法苑珠林》，总一百篇，勒成十帙。”

三、西明寺的藏经

西明寺是当时钻研佛学的名寺，藏经丰富，高宗显庆年间诏令西明寺写经一部，收藏在西明寺菩提院东阁，号称“一切经”。据释静泰《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序》，“显庆四年，西明寺奉敕写经，具录入目。”又“显庆年际西明寺成御造藏经，更令隐炼，区格尽尔，无所间然。律师道宣又为录序。”西明寺的藏经即《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和日僧槃谭《新雕慧琳藏经音义纪事》所说的“西明藏”，这部经藏是唐代最早也是最丰富的佛教典藏，此后陆续译出的新经，经官定颁行天下后，也要补入西明藏。如《开元释教录》卷九载：“……手自书写此新译经，填续西明寺菩提院东阁一切经阙本”。圆照在西明寺据此撰成《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即《贞元录》。慧琳《一切经音义》亦据此撰成，赞宁《高僧传》卷五《唐京师西明寺慧琳传》称其“遂引用《字林》、《字统》、《声类》、《三苍》、《切韵》、《玉篇》，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撰成《大藏音义》一百卷。起贞元四年（788），迄元和五载（810），方得绝笔。贮其本于西明藏中。京邑之间，一皆宗仰。”

慧琳《一切经音义》音注佛经共计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余卷，始自唐玄奘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终于唐义净撰的《护命放生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入藏佛经的缩影，由其所释某部佛经的词语可略窥这部佛经的一斑，由其所释各部佛经则可略窥其时入藏佛经的经目概貌。全书大致依据圆照的《贞元入藏录》编排为一百卷，分卷视收录佛经卷数多少和需要解释的词语的多少而定。有一卷释一部佛经的，如七十一卷只释《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八十卷；有一卷释数部佛经的，如三十一卷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入楞伽经》十卷，《大乘入楞伽经》七卷，《菩萨神通境界经》三卷，《大萨遮尼乾子经》七卷，《密严经》三卷，《后译密严经》三卷，《首楞严三昧经》三卷，《观普贤行经》一卷，《诸法无行经》二卷，《诸法本无经》三卷，《无极宝三昧经》一卷，《慧印三昧经》一卷，《如来智印经》一卷，《宝如来三昧经》二卷，《大灌顶经》十二卷，共释十六部经六十三卷；也有数卷释一部佛经的，如一卷至八卷释《大般若经》六百卷。每卷前，先列本卷注释各经的名目，各经下一般都注明译者、撰者，标明本卷注释佛经的部数和卷数。卷前所标经名与正文或有同经异名或有具称与略称等不同。所释各经每卷中选释的词语按其在经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遇到某卷中文易，不要注释的，则标出此卷，接着训释下一卷，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二卷(卷一)。或者标出某卷“无训释”，接着释下一卷。如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下云“已上三卷并无训释”(卷一)。又如第十二卷至第三十五卷下云“经从第十二卷已下尽第三十五卷不要音训，文易”(卷一)。有些真言梵语虽然错讹，因难以找到梵文原本而无法重新译解，慧琳亦予以标明，如释《大宝积经》第十卷中所作说明云：“从此已下有诸天真言二十五道，古人译为汉语，讹失圣意，文句蹇涩，读诵甚难。今欲再翻，为阙梵夹，难为详定，且依经本，以俟后贤。” (卷十一)

辽释希麟《续一切经音义》自序说《慧琳音义》的编排顺序“依《开元释教录》，始从《大般若》，终于《护命法》”。丁福保《重刊正续一切经音义序》说《慧琳音义》“其所释经论，依《开元释教录》”。陈垣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四《慧琳一切经音义》中也说：“琳书与玄应书同名，凡《开元录》入藏之经，悉依次音之。”然据我们将《慧琳音义》与《开元释教录》对照，考得《慧琳音义》实际上并未严格悉依《开元释教录》入藏目录的次序编排，往往大致按佛经书目和卷次顺序编排而又有所调整和增补，不仅前后次序有所变动，而且穿插进了《开元录》未收录的二百多部经。

如第十卷的排列次序为：

1、胜天王般若经七卷(玄应音)

2、濡首菩萨分卫经二卷

3、大明度无极经四卷(玄应音)

4、文殊所说般若经二卷

5、文殊般若经一卷(第二译)

6、仁王般若经二卷

7、新译仁王经三卷(大广智)

8、仁王护国结坛经一卷

9、金刚般若经一卷(罗什)

10、金刚般若经一卷(流支)

11、金刚般若经一卷(真谛)

12、能断金刚经一卷(玄奘)

13、能断金刚经一卷(义静)

14、实相般若经一卷

15、理趣般若经一卷(金刚智译)

16、大乐理趣经一卷(大广智译)

17、大明咒经一卷(前译般若心)

18、般若心经一卷

19、般若心经一卷(罽宾新译)

共十九部。依《开元释教录》的排列次序则为：

1、大明度无极经四卷

2、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七卷

3、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卷

4、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5、软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二卷

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7、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8、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9、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10、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

11、实相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

12、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二卷

13、摩诃般若大明咒经一卷。

共十三部。两相对照，《慧琳音义》第十卷比《开元录》增加了六部，且次序有所更换。《慧琳音义》第十六卷也比《开元录》增加二部，次序亦有先后更换。类似的次序更换现象还出现在其他卷中，此不赘述。考慧琳编纂《一切经音义》时，圆照已在《开元录》的基础上于贞元十六年（800）编成《贞元录》，比《开元入藏录》多收一百八十二部佛经。《贞元录》是当时官定经录，依据当时的皇家官藏编定，具有一定的权威与示范作用，慧琳既然要为一切经编纂音义，自然要依据这部新编成的经录。据方广锠《慧琳音义与唐代大藏经》一文对《开元入藏录》、《贞元入藏录》和《慧琳音义》中“大乘经·般若部”和“圣贤传记录·此方撰述集传”部分所收佛经的比较，《慧琳音义》比《贞元入藏录》少收“大乘般若部”中的六部经和“此方撰述集传”中的十二部经，在“此方撰述集传”增补了《贞元入藏录》未收的十六部经。《慧琳音义》增补的十六部经为：

《释氏系录》一卷、《利涉论衡》一卷、《道氲定三教论衡》一卷、《崇正录》十五卷、《慧超传》三卷、《无行法师书》一卷、《肇论》二卷、《止观门论》二卷、《安乐集》二卷、《宝法义论》一卷、《宝王论》三卷、《金錍决瞙论》一卷、《观心论》一卷、《群疑论》七卷、《十疑论》一卷、《浴像法》一卷。这十六部经似是当时经常阅读的，也应是西明藏中收录的，所以慧琳会为之音义。

《开元入藏录》、《贞元入藏录》和《慧琳音义》中诸经的编排次序既有前后继承的关联，又互有较大的不同。大致而言，慧琳确是以《贞元入藏录》为基础而编纂《一切经音义》，但也未完全依据《贞元入藏录》，而是有所取舍，删略了他认为不必为之撰写音义的一些佛经，增补了他认为当时人们经常诵读而有必要为之撰写音义的一些佛经。[8]

我国第一部有确凿编纂年代的佛经目录是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2年）释道安编的《综理众经目录》，南朝梁僧祐在此基础上又编成《出三藏记集》，隋代费长房编有《历代三宝记》，唐代道宣编有《内典录》，智升编有《开元录》，[9]圆照编有《贞元录》。道宣所撰《西明寺录》是御造藏经的目录，撰于显庆年间（656-661）。圆照《续开元录》著录有《京师西明寺录》三卷。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指出道宣在其所撰《西明寺录》基础上又撰成《大唐内典录》。[10]

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根据P3432、P3010、P4664等所载经录，推论敦煌诸寺院当时以《内典录·入藏录》为目录依据，[11]指出“此时我国的汉文大藏经并不统一，皇家官藏、官方目录流通到各地，对各地的大藏经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但各地寺庙并不是完全依照官方目录去组织本寺藏经，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斟酌损益。”[12]认为“《玄应音义》、《广品历章》、《慧琳音义》、《可洪音义》实际都是现前藏经的目录，对于上述四种资料的个案研究，可以勾勒当时写本藏经的全貌”。[13]《慧琳音义》可能依据西明寺的藏经目录编纂，诠释的一千三百部佛经大致上反映了中唐时入藏佛经的概貌。[14]《慧琳音义》增收了《开元录》和《贞元录》编成后新出的一些佛经，如《释氏稽古录》不见于《开元录》，《道氤定三教论衡》不见于《贞元录》等，这些佛经可能见于西明藏，可据《慧琳音义》所载比较西明藏与《开元录》和《贞元录》的异同。又如《慧琳音义》卷五十四转录玄应所释《治禅病秘要经》三卷和《治禅病秘要法》一卷，慧琳在这四卷音义前注云：“已下四卷玄应依古经音训，《开元目录》无此经，且存而不遗。”在这四卷音义后又注云：“已上四卷《开元目录》中无此经。”据慧琳所注，《开元释教录》未著录《治禅病秘要经》和《治禅病秘要法》这两部经，而玄应所依据的藏经目录则著录有这两部经。考证玄应和慧琳所据写本藏经目录与敦煌卷子所载经录、《内典录》、《开元录》、《贞元录》等经录结构的异同，探讨《慧琳音义》新增补的佛经及涉及到的经序，也可藉以勾勒出西明藏和唐代写本藏经的概貌。[15]

四、结语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广义地说，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包括教徒组织、清规戒律、仪轨制度和情感体验等内容。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佛法。佛法的内容极为广博深奥，体现了其独特的宇宙观。两千多年来，佛教文化不断适应中国的国情，无论在皇室，还是在民间，都有极大的影响。佛教文化已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之中，渗透进了中国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正如季羡林在《我和佛教》一文中所说，“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细致、具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这一件工作，不管多么艰巨，是迟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迟要好。否则，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再细分起来，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等等。”[16]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像佛教文化那样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人们的深层意识也即文化的核心发生重大的变化。

佛法的内容涵盖面极广，佛教典籍作为佛教文化的直接载体则记载了这些内容。佛教典籍随着佛教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发展，形成了各种不同文字的传本。在汉传佛教地区，佛教典籍先后被称为“众经”、“一切经”、“经藏”、“藏经”，后来则统称为“大藏经”。据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所收今存译本统计，保留至今的汉文佛典约有一千四百余部，五千七百余卷。汉文大藏经是与藏文大藏经、巴利语系大藏经相并列的现存三种主要佛教大藏经之一，也是我国古典文献中的宝贵遗产之一。汉文大藏经有开宝、崇宁、毘卢、圆觉、资福、碛砂、普宁、契丹、赵城、高丽、嘉兴、天海、弘教、频伽、卍正和大正藏等二十余种，而西明藏在汉文大藏经的传承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西明寺已毁于五代的战火，[17]寺中藏经也散落不存。1985年和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曾先后两次对西明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18]，发掘有150余件鎏金铜佛像等，惜未见存有藏经。值得庆幸的是道宣所撰《大唐内典录》是在其《西明寺录》基础上撰成，慧琳所撰《一切经音义》依据的也是西明寺的藏经，根据今存《大唐内典录》和《一切经音义》等有关典籍的记载，或可勾勒出西明寺所藏佛经的概貌，这在唐代写本藏经的研究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方面无疑将会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有待学术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1]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皇朝传译佛经录》第十八。

[2]《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3]《新唐书·百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4]苏渊雷《论佛学在中国的演变及其对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深刻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5]《旧唐书·宜宗本纪》云：“(会昌六年)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今月五日敕书节文，……西明寺改为福寿寺……’敕旨依奏”。又《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四》载：“(会昌六年)五月……，上京西街先听留两寺外，更名增置八寺。”胡三省注：“右街先留西明寺，改为福寿寺。”《唐会要》卷四十八云：“(会昌)六年正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敕书节文，……西明寺请改为福寿寺……’敕旨，宜依。”西明寺改名福寿寺似在会昌六年。

[6]参罗小红《唐长安西明寺考》，《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

[7]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8]参方广锠《慧琳音义与唐代大藏经》。方广锠指出：“在慧琳编纂《一切经音义》的时代，对於佛教大藏经的基本结构形态，人们比较认同智升《开元入藏录》的组织。但对於大藏经到底应该收纳哪些经典，不同的人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观点。”《藏外佛教文献》第八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420页。

[9]《开元录》于开元十八年（730年）编成，著录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的佛教译述，收录大乘和小乘经、律、论和贤圣集传，“总一千七十六部，合五千四十八卷，成四百八十帙”。

[10]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京师西明寺录》，三卷。《大唐内典录》，十卷。……《内典录》或由《西明录》改造而成也。”中华书局1982年版100页。

[11]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119页。

[12]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146页。

[13]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657页。

[14]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指出，“《慧琳音义》是据某一部现前大藏编成的，它反映的是该大藏的真实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78页。《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也指出，《慧琳音义》“是慧琳依据西明寺所存的一部现前藏经增补删节后编写而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295页。

[15]方广锠《慧琳音义与唐代大藏经》一文指出“对《慧琳音义》新补的经典，应该逐一考证，乃至索隐钩沉。这可以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佛教，提供许多新的宝贵的资料”。《藏外佛教文献》第八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424页。

[16]季羡林《我和佛教研究》，载《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8年版，22-23页。

[17]《宋高僧传》有《梁京兆西明寺慧则传》，惠则法师于唐大中年间在西明寺出家，后梁时西明寺或尚存。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45一55页；安家瑶《唐长安西明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唐研究》第6卷，2000年，337—352页。

作者：徐时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