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与西安广仁寺的修建---杨健,工巧明,地理-五明频道-学佛网

康熙皇帝与西安广仁寺的修建---杨健

西安城内西北角的广仁寺是陕西省现存的唯一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它由康熙帝在西巡陕西时下令建造。广仁寺的修建体现了康熙帝通过藏传佛教以达到笼络蒙藏上层僧侣，巩固清王朝对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的政治策略。根据原始资料，我们发现，康熙帝对广仁寺的修造高度重视，在诸多方面给予了支持。

《清实录》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十月十一日，康熙帝开始西巡。十一月十五日，他抵达西安。在西安逗留的一个星期中，康熙帝接见了青海和硕亲王等蒙古族贵族、检阅了驻扎在西安的八旗官兵，蠲免了陕西、甘肃两省康熙四十二年（1703）以前各项积欠的银、米、草、豆、钱、粮，派遣官员祭奠了周文王、周武王等圣君的陵墓等等。二十二日，他离开西安返回北京。[①]康熙四十三年（1704）五月十三日，西安将军博霁、陕西巡抚鄂海在给康熙帝的奏折中说：

……四十二年冬，皇上临幸陕西，回銮时特颁谕旨，赏银交付奴才，于教场西北隅创建大庙。工竣，奴才等奏闻，复奏请庙名、大殿挂匾。蒙皇上体恤，以大字书庙名，命名为广仁寺，并赐大殿御书慈运锡殷大字匾额，一并赍到后，奴才等恭雕两匾额字工竣，已于去年十月初七吉日敬悬。今年正月十一日，敬移开元寺诺特哈达喇额赫佛供献毕，我等遵旨以喇布札布巴喇嘛为达喇嘛，选小喇嘛十五名，共祝圣寿无疆，诵经七日。时西安满汉文武大小官员、兵丁、通城士民等皆齐集，纷纷拈香叩头，不胜欢悦，言皇上临幸西安，遍赏天恩，且建此大庙，未令民出一力，赏赐库银，为国民照内地式样建美庙，【原档残缺】。[②]

这条奏折涉及广仁寺初建的重要内容：第一，康熙四十二年（1703）冬，广仁寺的修造工程就已开始。第二，它由康熙帝下令修建，属于敕建的官方寺院。[③]第三，建寺经费由国库支出。第四，寺名和大殿匾额由康熙帝所赐。第五，它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第六，住寺喇嘛喇布札布巴由康熙帝选任，职衔是达喇嘛。第七，广仁寺已开始举行佛事活动为康熙帝祝寿。第八，广仁寺仿照了汉传佛教寺庙的建筑式样。

还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博霁”在雍正朝《陕西通志》中作“博济”，当属满文姓名的异译。博霁是满洲镶白旗人，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起担任西安将军。[④]康熙四十三年（1704）起，他任职西安将军兼川陕总督。康熙四十七年（1708），博霁以年老为由辞掉了这两项职务。鄂海也是满洲镶白旗人，康熙四十年（1701），他以西安布政使升任陕西巡抚。康熙四十九年（1710），鄂海任川陕总督，任职到康熙六十年（1721）[⑤]。

其次，博霁上奏折的时间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五月，他说在去年十月初七日就已经将匾额悬挂好了。时间不对。《清实录》中记载得很清楚，康熙帝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十一月十五日才抵达西安。这意味着广仁寺开始修建必然在十一月十五日之后。十月初七日该寺的匾额就挂好了自然匪夷所思。很可能是满文翻译者在这里出现了错误。

再次，大殿匾额的四个大字不是“慈云锡殷”而应该是“慈云西荫”。雍正朝《陕西通志》载：“广仁寺，在西和园教场傍，康熙四十四年圣祖敕建。西巡时御书‘慈云西荫’四字匾额，并御制碑文[县册]。”[⑥]据乾隆朝《西安府志》和嘉庆朝《长安县志》的记载，广仁寺大殿匾额上的题字均为“慈云西荫”。[⑦]此外，康熙四十四年（1703）严格说来是广仁寺建成的时间。

最后，达喇嘛是清代驻京喇嘛中的一种。这里涉及比较复杂的清代驻京喇嘛制度。

驻京喇嘛制度滥殇于顺治朝，不过，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会典》中还没有出现“驻京喇嘛”的称谓。“驻京喇嘛”[⑧]一词在《清会典》中最早出现在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中。驻京喇嘛并非简单的地理概念，不仅仅指驻锡、生活在北京的喇嘛。驻京喇嘛是一个宗教事务管理意义上的概念。它是指以北京为中心所管辖地区的蒙、藏、满、汉喇嘛群体。驻京喇嘛所管辖的地区不仅有北京，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延伸到盛京、热河、多伦诺尔、五台山、内务府三旗、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西安广仁寺、归化城等诸多地区或寺庙。例如，在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中，伊犁的掌教堪布和四川懋功广法寺的堪布都从驻京喇嘛中选派人员前往任职，三年一更代。[⑨]因此，这两名堪布即使在伊犁和四川管理藏传佛教事务也属于驻京喇嘛。

清朝的驻京喇嘛制度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顺治十四年（1657）题准：“京师设四札萨克喇嘛。盛京、西勒图库伦、归化城等处，各设首领喇嘛。其下各设德木齐一名。”[⑩]“札萨克”亦名扎萨克，蒙古语音译，意为“执政”，是清代对蒙古族住区各旗旗长的称谓，是一种官职。“札萨克喇嘛”一词说明清王朝在设立喇嘛职衔时借鉴了管理蒙古地区的行政体制。

康熙十六年（1677）题准：“扎萨克首领喇嘛，给与印信……盛京、西勒图库伦、归化城首领喇嘛，亦给印信……”[?]颁发印信给扎萨克首领喇嘛及盛京等地的首领喇嘛，说明到康熙时期，驻京喇嘛的职责更重，事务也更多了。

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召二世章嘉呼图克图进京，并任命二世章嘉为扎萨克达喇嘛。扎萨克达喇嘛是当时京师喇嘛中最高的职衔。次一级的是副扎萨克达喇嘛，接下来是扎萨克喇嘛和达喇嘛。

到乾隆朝，驻京喇嘛制度成熟并定型，但一直到光绪朝，驻京喇嘛制度在小的方面仍有一定的变化，因该内容与本文无关，不拟赘述。

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九日，鄂海向康熙帝上奏折请安。康熙帝在奏折上朱批道，川陕总督博霁奏请的广仁寺寺名和大殿匾额的字已写好，一并赐给。他令博霁、鄂海等人悬挂。可见，康熙帝第二次为广仁寺题写了寺名和大殿匾额。原因可能是康熙帝对首次撰写的字不甚满意。而且这第二次撰写的字体与第一次的不同。他在朱批中说“会同楷书悬挂之” [?]。据此推断，康熙帝第一次书写的字体是楷书，与第二次的有异。康熙帝还让鄂海等官员在西安城里挑选合格的喇嘛，作为广仁寺住寺喇嘛的候选人，将情况上报给他。广仁寺建寺的情况要立碑。如果鄂海等先将碑的大小、式样上报给他，他会先写好碑文，再赐给广仁寺。[?]

六月十一日，鄂海上奏折说，本月初五日，他收到了御书，率领各级官员恭敬地悬挂好。碑石还在山上，等运到后，再画好其长宽尺寸，连同碑文上奏，请康熙帝赐书。就广仁寺住寺喇嘛的人选，鄂海和博霁在西安城里仔细挑选过，但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他们不熟悉外地的喇嘛，所以请求康熙帝予以选派。康熙帝指出，他选好喇嘛后再派该喇嘛到西安。[?]

八月十九日，鄂海在奏折中说，他将广仁寺碑的式样和康熙帝所赐的碑文一并上奏，跪请康熙帝写好碑文。然后，他会将碑文刻在碑石上。康熙帝在朱批中说，碑文写好，已赐去。因为是在冬季写的，笔墨不畅，字很不好。他还指出，如果鄂海那里有雕刻匠就行，如果没有，明年春天他派雕刻匠去西安。康熙帝觉得广仁寺里的白喇木札木巴喇嘛好象还可以。他令鄂海等官员调查该喇嘛的情况，上奏给他。[?]康熙帝为广仁寺撰写的碑文是：

朕存心天下，眷顾西陲，惟兹关陇之区，实切封疆之重。岁当癸未，特举时巡，省方设教，训吏宁人，己责除租，行庆布德，引年赐帛，奖学兴贤。所过山川、圣哲祠域，遣修祀事，用殚精禋。凡所以裨邦政、厚民生者，靡弗致勤焉。又以运际承平，无忘武备，简稽将士，整饬戎行。发内帑之金钱，普军中之颁给。爰于演武之场，躬亲校阅之典，以建威销萌之义，有观德习礼之风。顾念久安长治，务在因俗宜民。若乾竺之传，言虽殊尚，而利济之道，指有同归。阅武之顷，周览地形，相其爽垲，命创招提。即大赉之余赀，为双林之小筑。厥工匪侈，逾载告竣。斯役也，经营适协乎舆情，铢黍不烦夫民力。将使黄山岩岫，秀比灵山；渭水波涛，凝如定水。洪河浪息，渡法海之津梁；华岳云开，通耆阇之辙迹。五陵六郡之众，回向香城；外藩属国而遥，群游净土。贲神光之常护，上以祝慈寿于无涯；助王化之遐宣，下以锡民庥于有永。其亦朕绥怀寰宇，顺导烝黎之至意也欤？于是，题广仁之额，标括三乘，书多宝之碑，昭垂奕叶云尔。[?]

康熙帝强调了关陇地区的重要地位，叙述了自己在西巡中训导官吏、免除租赋、“行庆布德”、“奖学兴贤”等所作所为，还介绍了在西安演武场检阅八旗官兵，增加军费开支等情况。接下来，他话锋一转，指出要做到长治久安，务必“因俗宜民”。康熙帝说明了建造广仁寺的情形，突出了佛教于国、于民的积极作用。康熙帝修建广仁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尊崇藏传佛教来笼络蒙藏上层僧侣，进而为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发挥作用。“外藩属国而遥，群游净土”就是这层含意，只不过表达的方式比较含蓄罢了。此外，该碑文撰写的时间是十一月初一日。

十一月二十一日，鄂海向康熙帝奏报，本月十六日，他收到了御书碑文。在陕西没有善刻匠人，他想等明年天气暖和后奏请康熙帝派遣善刻匠人来刻写碑文。他遵奉谕旨，调查了白喇木札木巴喇嘛，发现该喇嘛仪表堂堂，虔诚敬佛而且善于诵经。鄂海说，广仁寺里有小房。如果康熙帝任命白喇木札木巴为达喇嘛，他想在西安挑选十五名能够诵经的喇嘛住在广仁寺，然后挑选吉日，将康熙帝见过的南无达喇额赫佛从开元寺移到广仁寺供奉，令喇嘛们每天诵经，以感激康熙帝的洪恩。

至于备办拈香供佛的款项以及各位喇嘛的生活费用，鄂海说，建寺余留的银子还有一千两。他和博霁商议，不能采用放债收取利息的方式来获得收益，因为那样可靠性差。他们打算买田雇佣人来耕种，这样每年都能收租，这是长久之计。如果寺院的经费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他们这些地方官会酌情出资予以补助。现在刚开始供佛及各位喇嘛需要的物件，他们愿意备好并送给喇嘛们。

康熙帝指出，鄂海等人考虑得很周到。他令地方官停止资助广仁寺，但同意了其他意见。[?]

康熙四十五年（1706）正月二十六日，鄂海奏请康熙帝从皇宫中派遣擅长雕刻的人来西安雕刻广仁寺碑文。康熙帝批道，已经派梅玉峰前往西安。[?]

二月十六日，博霁向康熙帝上奏折说，他和鄂海遵奉康熙帝的旨意，已经任命白喇木扎木巴喇嘛为广仁寺达喇嘛。该喇嘛感激不尽，想前往北京叩谢皇恩。博霁还说，以前每逢康熙帝诞辰，他都要在西安城内的大寺庙中，拈香诵经七日，为康熙帝祈福。广仁寺建好了，康熙帝诞辰就在该寺诵经。现在正值诵经之时，他们挽留白喇木扎木巴，让他率领众喇嘛敬谨诵经，所以没有让他动身去北京。博霁想知道，诵经结束后是否派遣白喇木扎木巴进京。

康熙帝让博霁派白喇木扎木巴来京。到北京时，他的职衔将由达喇嘛升为扎萨克喇嘛。康熙帝令博霁将这一点告诉白喇木扎木巴。[?]可见，康熙帝对这名喇嘛的印象很好。

八月十六日，鄂海奏报，梅玉峰已将碑文刻在碑石上。他将选择吉日，建黄瓦碑亭将碑竖起来。此外，鄂海想留梅玉峰一个月左右，让他进行修理，使碑石上的字与康熙帝的御书原字完全相似。康熙帝认可了。[?]

十月二十九日，鄂海上奏折说，梅玉峰已修理完毕。二十五日，他已派家人护送梅玉峰回京。[21]

康熙四十七年（1708）正月二十六日，博霁和鄂海奏报：

年前钦差掌仪司郎中邵穆布送佛至西地，于正月初二日来潼关时，陕西省男妇扶老携幼、拈香陈列祭品，喜悦行礼，直至三百里，沿途迎者接踵不断。于正月初五日到省城时，满汉文武各官、闲员、书生、兵民等皆迎入城，定设宝座、持幡，陈列祭品毕，因系陕西人未曾见者，故皆赞赏不己。于正月十三日，将佛请进广仁寺，继续诵经祀神，共祝圣上万寿时，远近人等奔走相告，来瞻拜者接踵不断，以致庙前热闹非凡，人集如会。

再，据广仁寺扎萨克喇嘛旺舒克吉木巴呈称：小僧来此已久，尚未请皇上之安。今将请佛、诵经及一应祀神项已完。俟诸臣、官员、兵民诵经毕，小僧（旺）舒克吉木巴请前往请安，请代为上奏等语。奴才等现将为送佛诵经。每年于三月皇上万岁圣诞，陕西地方满汉各官、闲员、书生、兵民皆于庙内诵经，共请皇上万寿。达赖喇嘛亲率众沙弥日谨诵经，故请暂留扎萨克喇嘛旺舒克吉木巴，以三月圣上万寿礼诵经。诵经事毕，可否遣之赴京朝见之处，奴才等未敢擅便，故谨奏请训旨。

朱批：知道了。恐借词诵经骚扰百姓。[22]

康熙帝还特意派内务府掌仪司郎中邵穆布送佛像到广仁寺，可见他对该寺庙的重视程度。广仁寺的原住持喇嘛白喇木扎木巴进京谢恩，可能被康熙帝留在北京供职，所以，旺舒克吉木巴成为了广仁寺住持。而且，他的僧职是扎萨克喇嘛，比达喇嘛高了一级。

鄂海将万寿亭的碑文刷印好，上呈康熙帝。康熙帝传旨，询问字是谁写的？闰三月初六日，鄂海奏报，他将康熙帝巡幸陕西的情况刻在了万寿亭的石碑上，并记载在了《陕西通志》中。他担心字不好，后世的人看时会不敬，但因字数太多，也不敢麻烦康熙帝书写，所以请梅玉峰临摩了康熙帝的字。康熙帝了解情况后说，梅玉峰见他的字很多，所以能写得这样好。[23]

康熙帝高度重视广仁寺的修造。他亲自为寺庙命名、赐匾、挑选住寺喇嘛、撰写碑文、安排寺庙的经济来源、赏赐佛像等等。康熙四十四年（1705），广仁寺建成，它成为西安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甘青、康藏地区的喇嘛进京路过陕西时，均在广仁寺驻锡、瞻礼。广仁寺具有汉传佛教寺院的建筑特色，是汉藏文化交流的见证，在历史上起到了促进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

[①]《清实录六——圣祖仁皇帝实录[三]》，卷二百十三、二百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9月，第一六六～一七三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316页。

[③]关于清代寺院的基本分类可参见拙著《清王朝佛教事务管理》，第314～317页。

[④]（清）刘于义等监修，沈青崖等编纂（雍正朝）《陕西通志·职官四·本朝武职》，卷二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一○，地理类第五五二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3月，第552-246页。

[⑤]（清）刘于义等监修，沈青崖等编纂（雍正朝）《陕西通志·职官四·本朝文职》，卷二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一○，地理类第五五二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3月，第552-228、229页。

[⑥]（清）刘于义等监修，沈青崖等编纂（雍正朝）《陕西通志·祠祀一[寺观附]》，卷二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一○，地理类第五五二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3月，第552-446页。

[⑦]（清）舒其绅修，严长明纂（乾隆朝）《西安府志·古迹志下[祠宇]》，卷六十二，第90页及（清）张聪贤修，董曾臣纂（嘉庆朝）《长安县志·寺观志》，卷二十二，第609页，均载于《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二册，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5月。

[⑧]在嘉庆及光绪两朝《钦定大清会典》中，喇嘛被分成驻京喇嘛、藏喇嘛、番喇嘛和游牧喇嘛四类，见（清）托津等奉敕纂（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理藩院·典属清吏司》，卷五十二，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四辑，第637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年5月，第2445～2447页及（清）昆冈等奉敕撰（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理藩院》，卷六十七，商务印书馆，光绪戊申（1908年）冬月，第二页。

[⑨]（清）托津等奉敕纂（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理藩院·典属清吏司》，卷五十二，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四辑，第637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年5月，第2445页。

[⑩]（清）伊桑阿等纂修（康熙朝）《大清会典·理藩院·柔远清吏司·喇嘛》，卷一百四十四，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三辑，第728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2月，第7068页。

[?]（清）伊桑阿等纂修（康熙朝）《大清会典·理藩院·柔远清吏司·喇嘛》，卷一百四十

四，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三辑，第728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年2月，第7071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367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373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386页。

[?]（清）刘于义等监修，沈青崖等编纂（雍正朝）《陕西通志·艺文一·御制》，卷八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一四，地理类第五五六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3月，第556-103、104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396～397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407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