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宗教活动述考（下）

　　韩品峥

　　四、殊途同归

　　郑和的宗教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他的出身、发迹、政治生涯及航海业绩密切关联，互为因果。

　　郑和一生的发迹系从随燕王靖难之师转战之时开始。《明史·郑和传》记他“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明外史·郑和传》亦记他“从军有功。”事实上，郑和所以能够得到朱棣特别的信任和器重，除了他的才能及战功以外，与他是出身回族世家的伊斯兰教徒大有关系。

　　靖难师起，遭受儒家正统思想严重的汉族朝野人士的激烈反对，燕王除自己的王室嫡系部队外，主要依靠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民的支持。当时，燕王麾下拥有大批出身少数民族的战将，回民尤多，由于回民大多骁勇善战，冲峰陷阵，屡立战功，特别得到燕王的器重，郑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据查继佐《罪惟录》记载，“郑和初名三保，云南人，与西番人孟骥初名添儿、滇人李谦初名保儿、胡人云祥初名猛哥、田嘉禾初名哈喇帖木儿，而狗儿者为王彦，燕王时，皆以阉从起兵有功，后皆赐姓名。”大批出身回族的将领、内侍，后来均成为明成祖的心腹及亲信元臣。至今江南一带的回民仍父老相传系“随燕王南来”。

　　也是在靖难师起的前夕，郑和又与佛教发生了联系。永乐元年八月二十三日，郑和施财刊刻了《佛说摩利支天经》，并请当时的著名僧人姚广孝撰写了题记。据姚广孝题记称：郑和在永乐元年刊刻佛经时，即“怀香过余请题”，姚广孝不仅欣然写了题记，并称郑和“所得胜报，非言可尽矣。”姚广孝法名道衍，为明成祖的国师，甚得皇帝的宠信与尊重，在姚广孝的影响下，郑和信奉了佛教，受了菩萨弟子戒。郑和得以名垂史册，是由于他七下西洋的光辉业绩。而他既是伊斯兰教徒，又是佛门弟子的特殊身份，却是他被选派出使西洋并获得重大成功的主要原因。

　　郑和历访亚州、非州三十余国。多数国家信奉伊斯兰教，而“天方”，即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更是伊斯兰教的圣地。郑和出身回族世家，其祖父及父亲均曾朝拜过天方，因此，早自幼年时，郑和对这一带的风土、人情、习俗等即已有所了解，对伊斯兰教的礼仪、教规更为熟悉，这就为郑和在上述地方进行访问及贸易交流，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郑和的访问，又对这些地方产生了影响。至今爪哇、井里汶和东爪哇等地的清真寺，其建筑风格仍保留了中国南部的清真寺式样。

　　另一方面，上述地区信奉佛教的国家也不少，郑和在访问这些地区时，当以奉佛信官的身份出现。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就是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初一日在普遍崇信佛教的锡兰（即今斯里兰卡）佛寺内布施财物。随同郑和出洋的太仓人费信在所著《星槎胜览》一书中记曰：“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寺。及建石碑，以崇皇图之治。”这块石碑，巳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发现，现存锡兰博物院内，碑刻三种文字，上为汉文，下为泰米尔文和波斯文，内容为：“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唯锡兰山介乎海南，言言梵刹，灵感翕彰。比者遣使诏谕诸番，海道口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拧丝宝幡、香炉、花瓶、纣丝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谨施。”

　　郑和对锡兰佛寺布施财物的友好表示，促进了中国人民与锡兰人民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锡兰方面也将珍藏寺内的佛教宝物佛牙等回赠郑和。明成祖对锡兰回赠佛牙一事十分重视，特命于皇城内庄严栅檀金刚宝座贮之，并作无量功德。静海寺造成后，佛牙即移往该寺供奉。此外，郑和还从西洋携回珍贵的水陆罗汉画像及沉香罗汉像等，分别存放在南京的重要佛寺内。这些佛教文物的交流并不仅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而是在中外友好交往及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情况还说明了郑和的宗教活动与他的航海业绩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郑和的发迹及其一生的事业，主要与伊斯兰教及佛教有关。但是到了晚年，他却对道教又大出力气。郑和大规模的修建天妃宫庙、树碑纪事，都是在宣德五年，即他最后一次出访外洋启航之前。其主要原因应为当时临朝的明宣宗朱瞻基特别崇信道教之故。

　　明成祖朱棣去世以后数年，郑和一直郁居南京，在政治上十分失意。宣德三年，朱瞻基诏令郑和加速报恩寺琉璃宝塔的修建工程：“今特敕尔等即将未完处，用心提督，俱限今年八月以里，都要完成，迟误了时，那监工的都不饶。”口气十分严峻。郑和接奉严旨后，将前六次下西洋回国后结余的白银一百余万两全部投入这项工程，才得以按期竣工，免遭训斥。他在太仓刘家港及福建长乐维修、兴建道教的天妃宫，并在长乐南山“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于宫之左，雕妆圣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具备”。如此拖延时日、耗费钱财，皇帝却并未加以查询，可见郑和此时之崇信道教，主要是为了顺应宣德皇帝的意思。

　　郑和的宗教活动如此复杂与频繁，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民族的、时代的特点。

　　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郑和既出身回族，所以终其一生，始终与伊斯兰教保持着特别密切的关系。

　　但是，除了幼年时期以外，郑和一直是明王朝宫廷里的一名太监。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的宗教思想和一切行动都要绝对服从他所侍奉的帝王。

　　历代封建帝王对汉化的佛教、对从民间轫发而上升的道教以及对在回族中广泛流传的伊斯兰教，大都采取一种一体兼蓄、尽量利用的态度。明太祖朱元璋既是佛门弟子，又经常去伊斯兰教清真寺礼拜，还建造了规制崇宏的朝天宫，供奉道教的长春真人刘渊然。明成祖朱棣亦复如此，对兴修佛寺、清真寺及道教宫观都十分热心，对宫庭中的和尚，道士及伊斯兰教徒也一视同仁，备加重用，三教殊途同归，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因此出身伊斯兰教门的郑和，又受了菩萨弟子戒，还大肆维修道教的天妃宫。郑和的宗教活动并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宗教信仰，而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是与他一生的事业紧密相连，特别是对他在航海方面建立的光辉业绩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正是我们研究郑和宗教问题的积极意义所在。（摘自《南京史志》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