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和平促进国际文明交流的文化使者,工巧明,地理-五明频道-学佛网

郑和——和平促进国际文明交流的文化使者

　　赵德兴付启元李惠芬

　　中国文化是长期存在没有中断的一种东方文化。在中国强盛的时代，声教文物，远播四方，使四邻国家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历史上我国的对外交往，源远流长，主要有陆路与海路两条路线，其中又分为南北两道。由张骞开端而逐渐形成的陆上“丝绸之路”，在沟通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海路方面，我国人民很早就同亚非人民经由海上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早在西汉时期，中国的使者就乘船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丝织换取珍珠、琉璃和其他一些奇石异物。唐朝时，很多阿拉伯人来到中国，中国的船舶已越过印度洋远航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一带。宋元时期，开辟了横跨北印度洋直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新航线，中国与亚非国家的航海贸易更加繁荣。宋元时期发达的航海事业和海外贸易，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必要的技术力量，郑和下西洋是宋、元以来海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继续和发展。而郑和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航程之远、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上成绩更为卓着。所以，后人称“西洋之迹，着自郑和。”（《西洋朝贡典录·序》）

　　郑和下西洋对中外文化交流推动是多方面的，内容丰富多彩，而且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不仅有中国对亚非国家的颁给、赠予和贸易交流，也有从亚非各国的吸收引进和贸易往来，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法、冠服、科举制度的颁给

　　15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世界上依然处于领先地位。而郑和下西洋所到达的亚非国家和地区则比较落后，个别地区甚至还处于原始社会的状态，在历法和政教风俗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占城（今越南南部）“四时以花开为春，叶落为秋。”[1]琉球国“不知节朔，视月亏盈，以计时；视草枯荣，以计岁。” [2]中国古代政教制度中，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莫过于历法、冠服以及科举制度。尤其是历法和冠服两项，向为国家施政上最重要的措施，所谓“颁正朔，易服色” [3]，就是当时封建国家对内外政策的两件大事。历法、冠服和科举制度的颁赐在明初即已开始。洪武二年（1369年）遣使赐给爪哇国王“大统历一本”，又赐占城王“大统历一本，民间检用历三千本。赏劳其使薄旦麻都文绮、纱罗各一匹，仍赐以冠带，其从者皆有赐。” [4]明朝政府对四邻国家传播历法，对促进这些国家天文气象等科学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初对亚非国家冠服的给赐，除由明政府主动赐予外，亦有各国主动请求给赐的。如琉球国赐的。如琉球国中山王曾“乞赐冠带衣服，以变国俗。”爪哇、占城、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自治洲)、暹罗(泰国)等国也都曾遣使乞要“冠带、蟒龙衣服、伞盖、金带、银带” [5]等物。冠服的给赐与颁给历法一样，都是郑和下西洋所要完成的使命之一。《明史稿·郑和传》记载郑和“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俾天子生灵，旁达于无外。”此外，明政府把科举制度推广到一些亚洲国家。据查继佐《罪惟录》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夏五月，设科取士，颁其式于安南、高丽、占城诸彝。”

　　二、贸易与先进技术的推广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商贸往来，同时也传播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使中国的文明成果在所到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共享。

　　15世纪初，亚非有些国家或地区生产力比较落后。如今马尔代夫群岛等地，尚处于“巢居穴处，不着衣衫，只以树叶遮蔽前后，平生不食米谷，惟于海中捕鱼虾而食之” [6]的原始经济状态。除爪哇、南浡里、旧港(均在印尼)等几个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已经开始使用中国的铜钱外，很多地区如暹罗和榜葛刺(孟加拉)民间通用的货币仍然是贝壳，而中国广大地区早在秦代贝币就已废止不用了。在日用品使用上他们也很落后，据记载，当时的爪哇国“国人坐卧无床凳，饮食无匙筋(筷子)。饮用盘盛，沃以酥汁，手撮而食”。[7]

　　中国文明主要是通过物品交流的形式传播到亚非各国的。郑和船队的运输量很大，每次下西洋都要带去大量的中国物品，其中主要是手工业品，如丝织品、瓷器、铁器、铜钱等。这些物品是东南亚各国极为需要、倍受欢迎的东西。丝织品的输出，使各国人民的衣着更加舒适美观。在东南亚各国享有盛誉的中国青花瓷器的输出，使原来以蕉叶盛食物的一些地区开始用瓷器作为餐具；以各种形式输出的中国铜钱(赏赐、贸易等)，则使原来使用贝币的许多国家逐渐过渡到使用中国铜钱的文明时代。印尼巴厘岛巴都尔村纪念郑和的庙里，至今保存着刻写有中国传说的铜铸的香炉、绣着黄龙的三角旗和中国明朝的铜钱。其他如铁器、农具等的输出，则直接传播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郑和船队运输的物品，把中国先进的经济文化传送到亚非各地，促进了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另外，郑和船队数以万计的成员常年在亚非各地活动，与当地人民保持着频繁的交往、密切的接触，有些船员甚至在当地落户为华侨。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无疑把中国文明程度较高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思想文化等介绍到各地。在郑和下西洋前，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附近)一地已有华侨数千人；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去南洋的人就更多了。明朝后期，至少有十几万华侨散居于南洋各地。他们带去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积极参加居住国的开发、建设，促进了南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如在加里曼丹岛上，一直到19世纪，所使用的犁还是中国式样的。

　　三、图书、乐器、度量衡的赠予

　　有些亚非国家没有姓氏，亦无文字。在风俗习惯上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带有原始的痕迹。如占城国“饮食秽污，鱼非不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采生人胆入酒中，与家人同饮，且以浴身，曰通身是胆。”[8]真腊国(今柬埔寨)“地苦炎热，每日数次澡洗，则不可耐，入夜亦不免一二次，初无浴室，但每家凿一池，否则二三家合一池，不分男女，裸形入池”。[9]正是在这种状态下，郑和的船队一次次遍历诸国，“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10]。图书、乐器、度量衡的赠与是传播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这客观上给亚非各国带去了中国发达的文明，促进了许多国家社会的进步。明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安南传》中有下列记载：“本国(安南)自初开学校以来，都用中夏汉字，并不习夷字。及其黎氏诸王，自奉天朝正朔，本国递年差使臣往来，常有文学之人，则往习学艺，编买经传诸书，并抄取礼仪官制内外文武等职与其刑律制度，将回本国，一一仿行。因此，风俗文章字样书写衣裳制度并科举学校官制朝仪礼乐教化，翕然可观。”在那里有各种中国书籍，如有“资治通鉴史、五经、四书、左传、韩柳集、唐书、汉书、三国志、贞观正要、天文、地理、相书、算命、卜筮、宝医学”等书。

　　我国自秦代就统一了度量衡，度量衡器具的种类，明朝已相当完备，度器有“铜尺”、“木尺”，量器有“斛”、“斗”、“升”，衡器有“称”、“等”、“天平”、“法马”等区别，均制样颁发，不得有所出入。据《明实录》记载，“永乐二年(1404年)，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罗谛刺承玺书赐劳，遣使奈必等奉表谢恩。……奈必复乞赐量衡，俾国人永遵法式。从之。”

　　四、对亚非国家宗教信仰的尊重和崇扬

　　佛教、伊斯兰教不但在中国影响广泛而深远，在亚非国家间也极为广泛地流行着，并且成为这些国家的国教。源于印度的佛教，在阿育王后期开始向外传播，以锡兰岛为中心向东南亚各国传播的一支称为“南传佛教”，以克什米尔、白沙瓦为中心向西亚及中国传播的一支称为“北传佛教”。传入我国的佛教与南传、北传两路皆有密切关系，北传的大乘佛教后来传入西藏后成为“藏传佛教”，而小乘佛教则盛行于我国的傣族地区。佛教是影响中国人学术思想和生活习惯的重要外来文化之一。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也是佛教盛行的地区，并且与我国的佛教有多方面联系。如缅甸和泰国都是典型的“佛国”，主要流行小乘佛教，越南流行大乘佛教，柬埔寨的佛教，大乘与小乘并行，尼泊尔奉行藏传佛教。自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被创立后，发展迅速，8世纪在中东初步传播，10至15世纪更是猛烈扩张，向西进入中欧，向北突入中亚，向东传入印度和东南亚，向南深入非洲。伊斯兰教自唐代由中亚细亚传入天山南路，其后传入中国北方，同时又有大食人由海道传入中国南方。

　　郑和下西洋时期，亚非国家普遍信仰佛教或伊斯兰教，明朝政府对他们的民俗和信仰给予应有的尊敬，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对外政策。费信在《星槎胜览·序》中说：“王者无外，王德之体，以不治治之。郑和下西洋对所经诸国，不论是伊斯兰教还是佛教国家，对他们的风俗宗教，都给予某种程度的尊重。

　　1．古里国(今印度西海岸卡利库特)碑亭的建立。古里是回教国家，据明马欢《瀛涯胜览》记载，“永乐五年(1407年)，朝廷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诏敕赐其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统领大宗宝船到彼，起建碑庭……以示万世。”

　　2．锡兰山(今斯里兰卡)佛寺的布施。佛教在锡兰山国的传布，具有悠久的历史。自印度摩揭陀孔雀王朝阿输迦王奖励佛教，皇室贵族，多信仰之。唐代玄奘大师曾去取经。佛教的两派即以锡兰山为根据地，传到南印度及南洋群岛诸国；北派以北印度为中心，经中亚细亚及葱岭，而至天山南路诸国，渐次传入中国。郑和下西洋，从海路将南派锡兰山的佛教介绍入中国。郑和对锡兰山佛寺进行了布施，并立碑勒文。据《布施锡兰山佛寺记载》，郑和“布施锡兰山立佛立寺供养壹千钱，银五千钱，各色宁丝五拾匹；织金宁丝宝幡四对，红贰对，黄壹对，青壹对；古铜香炉五个，戗金座朱红金香炉五个，金莲花五对，香油贰千伍百斛，蜡烛壹拾对，檀香壹拾炷。”郑和所立之碑于1911年在锡兰岛迦里镇被发现，现保存于锡兰博物馆中，该碑是用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所刻。至今汉文尚存，此碑不仅为郑和下西洋之实物见证，也是中、斯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件珍贵文物。

　　对于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共容态度，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特殊时期的反佛事件以及宗教斗争，但总的来说，各种宗教之间基本上是兼容的。郑和本身就融合着伊斯兰教、佛教以及儒学等不同的宗教、信仰，而且郑和远航时随行的马欢、哈三、郭崇礼等都是虔诚的穆斯林。对航行所经历的国家的不同宗教信仰(佛教或伊斯兰教)，郑和都能够予以充分尊重和支持。这也表现了中国文化融通、宽和的精神。

　　五、绘画、建筑、雕刻艺术的交流

　　中外艺术交流，可上溯至秦汉时代。汉以前的绘画雕刻，虽庄重古雅，但变化较少。汉武帝时期，张骞使团出使西域诸国后，外国优美的艺术传至中国，使我国艺术呈现出新的气象，由古朴典雅之风，渐臻自然精致之妙。十五世纪初期，郑和多次奉命出使亚非国家，一方面把中国的建筑艺术等传到外国，另一方面也把亚非诸国的绘画、雕刻、建筑艺术等传入中国。郑和对中外艺术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建筑方面，郑和作为一个皈依佛教的建筑专家，在国内曾经主持过若干寺院和宝塔的修建，特别是监修过举世无匹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大报恩寺塔，雕琢精工，世间无比。三宝太监郑和西洋回，剩金钱百余万，乃敕侍郎黄立恭建之。”[11]南京的静海寺，即为郑和从西洋购回的沉香木为柱建造。郑和还把国外的寺塔建筑移植到中国来，如福建省的雪峰寺的瓦塔，即为“明永乐中，三宝太监自南洋携来”[12]。郑和对中国建筑风格的对外传播也做出了贡献。如今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垄，有一些“三宝垄式”房舍，其屋顶与中国房舍的屋顶就有类似之处。反映了郑和下西洋对印尼建筑文化影响之深。

　　在绘画艺术方面，郑和有时把各国的绘画直接传入中国，有时把这些国家建筑物的图样摹下带回，有时把在海上所见到的景物在国内制成壁画，深爱国内民众欢迎。如南京静海寺的水陆罗汗像“乃西域所画，太监郑和等携至。每夏间张挂，都人士女竞往观之。”[13]此外还有天方国天堂图真本、南京天妃宫海中景物壁画等。

　　雕刻方面，郑和所经历的亚非各国中，有不少国家的雕刻艺术相当精湛，对郑和使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郑和回国后把他们的雕刻艺术介绍到中国来。如北京广智殿后飞虹桥海兽石刻，“凿狮、龙、鱼、虾、海兽，水波汹涌，活跃如生。云是三宝太监郑和自西域得之，非中国石工所能造也。” [14]还有南京碧峰寺沉香罗汉像，“乃非幻禅师下西洋取来者。像最奇古，香更异常。万历中，有人盗其一，僧不得已，以他木雕成补之。后忽默认送回前像，罗汉之灵异可推矣。”

　　六、珍奇动植物的传入

　　中国有许多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植物，都是从外国移植而来的。如汉张骞出使西域从外国带来了葡萄、苜蓿、胡麻、胡瓜……等日用植物。郑和把中国先进精美的手工业品带到国外进行贸易，从国外带回一些珍稀动植物，动物有火鸡、驼鸡(驼鸟)、麒麟(长颈鹿)、金钱豹等，植物有海棠、婆罗树、沉香、黄熟香、返魂香等。南京静海寺海棠即为“永乐中太监郑和等自西洋携至，建寺植于此，至今犹繁盛，乃西府海棠耳。””沉香“香清味远”，非常珍贵。还魂香是一种药草，“凡有疫死者，烧豆许熏之再活，故曰还魂。”郑和还带回来许多药材，如血竭、没药、安息香、乳香、苏合油、芦荟、木香、龙涎香等，丰富了中国医药宝库，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健康。他们买回来的胡椒等香料，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这些物品由于有许多是中国没有而又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东西，所以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启示：和平的文化交流才是推进人类文明的大智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曾推动和影响了世界文化的进步。15世纪初的中国是积极开展文明交流与文明对话的国家。郑和下西洋对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郑和经历的亚非国家和地区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不少国家和地区人们仰慕中国文化，习学中国文明，乐与中国交往，如琉球国“能习读中国书，好古画铜器，作诗效唐体”。郑和下西洋为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是中外关系史上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中国传统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和合哲学为其精华。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善待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一贯立场，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理想生活的思想境界。

　　郑和下西洋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地区的和平、友好关系。在整个下西洋过程中，郑和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风俗习惯，没有侵占一寸别国的土地，没有杀人越货，这与西欧殖民者的航海形成鲜明对比，他的航海事业是正义的、崇高的。正如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所言：“应该特别提到，中国人从不抢劫或屠杀，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侵略印度洋的其他欧洲人显然不同。”不仅如此，郑和船队在交易过程中也不欺诈，更没有强买强卖。由此，在郑和返航时，许多国家的王公或使者都乐于随之来华朝贡、贸易。永乐年间，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明朝建立友好关系，并遣使来朝，其中苏禄、渤泥、满刺加等国还是国王亲自率队来华。渤泥国王死后甚至还葬在南京。正因为郑和下西洋增强了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的友谊，所以在国外有很多地区的人民怀念他，有不少地方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如泰国有三宝港、三宝庙、三宝塔，马来西亚有三宝城、三宝井，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垅、三宝公庙、三宝墩、三宝井等。一位印尼学者说：“在东南亚地区，三保公象神一样受到人们的崇敬，他的英名永垂千古，流芳百世。”

　　郑和下西洋不但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而且也丰富了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在郑和远航前，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十分有限，无论是地域概念，还是异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认识均不全面、不深入，对亚非的了解更少，没有西洋诸国位置、沿革、气候、山形、海湾、名胜、民俗、特产等具体记载和描述。郑和随行人员马欢着《瀛涯胜览》、费信着《星槎胜览》、巩珍着《西洋番国志》，分别根据身经耳闻获得的资料，对以上内容作了全面的介绍，成为后人研究15世纪西洋各国及郑和远航活动的第一手珍贵资料。由于这三部巨着对亚非各国的详尽描述，后人对郑和下西洋及亚非国家的研究才能“不劳远涉而尽在目中矣”。

　　文明的对话、文明的交往是永恒的主题。在当今动荡不安的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人类需要推进文明对话与文明交往。中国人民曾经在历史上对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和平事业做出过贡献，今后还将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是郑和下西洋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注释】

　　[1] 冯承均：《瀛涯胜览校注》。

　　[2]《寰宇通志》卷一百一十六《琉球国》。

　　[3] 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册下)，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938页。

　　[4]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七。

　　[5] 《明英宗实录》。

　　[6] 巩珍：《西洋番国志·溜山国》。

　　[7] 巩珍：《西洋番国志·爪哇国》。

　　[8] 《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占城传》。

　　[9] 《海国广记·真腊风俗》。

　　[10]《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