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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和平促进国际文明交流的文化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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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和平促进国际文明交流的文化使者

  赵德兴 付启元 李惠芬

  中国文化是长期存在没有中断的一种东方文化。在中国强盛的时代,声教文物,远播四方,使四邻国家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历史上我国的对外交往,源远流长,主要有陆路与海路两条路线,其中又分为南北两道。由张骞开端而逐渐形成的陆上“丝绸之路”,在沟通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海路方面,我国人民很早就同亚非人民经由海上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早在西汉时期,中国的使者就乘船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丝织换取珍珠、琉璃和其他一些奇石异物。唐朝时,很多阿拉伯人来到中国,中国的船舶已越过印度洋远航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一带。宋元时期,开辟了横跨北印度洋直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新航线,中国与亚非国家的航海贸易更加繁荣。宋元时期发达的航海事业和海外贸易,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必要的技术力量,郑和下西洋是宋、元以来海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继续和发展。而郑和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航程之远、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上成绩更为卓着。所以,后人称“西洋之迹,着自郑和。”(《西洋朝贡典录·序》)

  郑和下西洋对中外文化交流推动是多方面的,内容丰富多彩,而且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不仅有中国对亚非国家的颁给、赠予和贸易交流,也有从亚非各国的吸收引进和贸易往来,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法、冠服、科举制度的颁给

  15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世界上依然处于领先地位。而郑和下西洋所到达的亚非国家和地区则比较落后,个别地区甚至还处于原始社会的状态,在历法和政教风俗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占城(今越南南部)“四时以花开为春,叶落为秋。”[1]琉球国“不知节朔,视月亏盈,以计时;视草枯荣,以计岁。” [2]中国古代政教制度中,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莫过于历法、冠服以及科举制度。尤其是历法和冠服两项,向为国家施政上最重要的措施,所谓“颁正朔,易服色” [3],就是当时封建国家对内外政策的两件大事。历法、冠服和科举制度的颁赐在明初即已开始。洪武二年(1369年)遣使赐给爪哇国王“大统历一本”,又赐占城王“大统历一本,民间检用历三千本。赏劳其使薄旦麻都文绮、纱罗各一匹,仍赐以冠带,其从者皆有赐。” [4]明朝政府对四邻国家传播历法,对促进这些国家天文气象等科学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初对亚非国家冠服的给赐,除由明政府主动赐予外,亦有各国主动请求给赐的。如琉球国赐的。如琉球国中山王曾“乞赐冠带衣服,以变国俗。”爪哇、占城、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自治洲)、暹罗(泰国)等国也都曾遣使乞要“冠带、蟒龙衣服、伞盖、金带、银带” [5]等物。冠服的给赐与颁给历法一样,都是郑和下西洋所要完成的使命之一。《明史稿·郑和传》记载郑和“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俾天子生灵,旁达于无外。”此外,明政府把科举制度推广到一些亚洲国家。据查继佐《罪惟录》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夏五月,设科取士,颁其式于安南、高丽、占城诸彝。”

  二、贸易与先进技术的推广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商贸往来,同时也传播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使中国的文明成果在所到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共享。

  15世纪初,亚非有些国家或地区生产力比较落后。如今马尔代夫群岛等地,尚处于“巢居穴处,不着衣衫,只以树叶遮蔽前后,平生不食米谷,惟于海中捕鱼虾而食之” [6]的原始经济状态。除爪哇、南浡里、旧港(均在印尼)等几个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已经开始使用中国的铜钱外,很多地区如暹罗和榜葛刺(孟加拉)民间通用的货币仍然是贝壳,而中国广大地区早在秦代贝币就已废止不用了。在日用品使用上他们也很落后,据记载,当时的爪哇国“国人坐卧无床凳,饮食无匙筋(筷子)。饮用盘盛,沃以酥汁,手撮而食”。[7]

  中国文明主要是通过物品交流的形式传播到亚非各国的。郑和船队的运输量很大,每次下西洋都要带去大量的中国物品,其中主要是手工业品,如丝织品、瓷器、铁器、铜钱等。这些物品是东南亚各国极为需要、倍受欢迎的东西。丝织品的输出,使各国人民的衣着更加舒适美观。在东南亚各国享有盛誉的中国青花瓷器的输出,使原来以蕉叶盛食物的一些地区开始用瓷器作为餐具;以各种形式输出的中国铜钱(赏赐、贸易等),则使原来使用贝币的许多国家逐渐过渡到使用中国铜钱的文明时代。印尼巴厘岛巴都尔村纪念郑和的庙里,至今保存着刻写有中国传说的铜铸的香炉、绣着黄龙的三角旗和中国明朝的铜钱。其他如铁器、农具等的输出,则直接传播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郑和船队运输的物品,把中国先进的经济文化传送到亚非各地,促进了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另外,郑和船队数以万计的成员常年在亚非各地活动,与当地人民保持着频繁的交往、密切的接触,有些船员甚至在当地落户为华侨。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无疑把中国文明程度较高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思想文化等介绍到各地。在郑和下西洋前,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附近)一地已有华侨数千人;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去南洋的人就更多了。明朝后期,至少有十几万华侨散居于南洋各地。他们带去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积极参加居住国的开发、建设,促进了南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如在加里曼丹岛上,一直到19世纪,所使用的犁还是中国式样的。

  三、图书、乐器、度量衡的赠予

  有些亚非国家没有姓氏,亦无文字。在风俗习惯上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带有原始的痕迹。如占城国“饮食秽污,鱼非不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采生人胆入酒中,与家人同饮,且以浴身,曰通身是胆。”[8]真腊国(今柬埔寨)“地苦炎热,每日数次澡洗,则不可耐,入夜亦不免一二次,初无浴室,但每家凿一池,否则二三家合一池,不分男女,裸形入池”。[9]正是在这种状态下,郑和的船队一次次遍历诸国,“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10]。图书、乐器、度量衡的赠与是传播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这客观上给亚非各国带去了中国发达的文明,促进了许多国家社会的进步。明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安南传》中有下列记载:“本国(安南)自初开学校以来,都用中夏汉字,并不习夷字。及其黎氏诸王,自奉天朝正朔,本国递年差使臣往来,常有文学之人,则往习学艺,编买经传诸书,并抄取礼仪官制内外文武等职与其刑律制度,将回本国,一一仿行。因此,风俗文章字样书写衣裳制度并科举学校官制朝仪礼乐教化,翕然可观。”在那里有各种中国书籍,如有“资治通鉴史、五经、四书、左传、韩柳集、唐书、汉书、三国志、贞观正要、天文、地理、相书、算命、卜筮、宝医学”等书。

  我国自秦代就统一了度量衡,度量衡器具的种类,明朝已相当完备,度器有“铜尺”、“木尺”,量器有“斛”、“斗”、“升”,衡器有“称”、“等”、“天平”、“法马”等区别,均制样颁发,不得有所出入。据《明实录》记载,“永乐二年(1404年),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罗谛刺承玺书赐劳,遣使奈必等奉表谢恩。……奈必复乞赐量衡,俾国人永遵法式。从之。”

  四、对亚非国家宗教信仰的尊重和崇扬

  佛教、伊斯兰教不但在中国影响广泛而深远,在亚非国家间也极为广泛地流行着,并且成为这些国家的国教。源于印度的佛教,在阿育王后期开始向外传播,以锡兰岛为中心向东南亚各国传播的一支称为“南传佛教”,以克什米尔、白沙瓦为中心向西亚及中国传播的一支称为“北传佛教”。传入我国的佛教与南传、北传两路皆有密切关系,北传的大乘佛教后来传入西藏后成为“藏传佛教”,而小乘佛教则盛行于我国的傣族地区。佛教是影响中国人学术思想和生活习惯的重要外来文化之一。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也是佛教盛行的地区,并且与我国的佛教有多方面联系。如缅甸和泰国都是典型的“佛国”,主要流行小乘佛教,越南流行大乘佛教,柬埔寨的佛教,大乘与小乘并行,尼泊尔奉行藏传佛教。自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被创立后,发展迅速,8世纪在中东初步传播,10至15世纪更是猛烈扩张,向西进入中欧,向北突入中亚,向东传入印度和东南亚,向南深入非洲。伊斯兰教自唐代由中亚细亚传入天山南路,其后传入中国北方,同时又有大食人由海道传入中国南方。

  郑和下西洋时期,亚非国家普遍信仰佛教或伊斯兰教,明朝政府对他们的民俗和信仰给予应有的尊敬,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对外政策。费信在《星槎胜览·序》中说:“王者无外,王德之体,以不治治之。郑和下西洋对所经诸国,不论是伊斯兰教还是佛教国家,对他们的风俗宗教,都给予某种程度的尊重。

  1.古里国(今印度西海岸卡利库特)碑亭的建立。古里是回教国家,据明马欢《瀛涯胜览》记载,“永乐五年(1407年),朝廷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诏敕赐其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统领大宗宝船到彼,起建碑庭……以示万世。”

  2.锡兰山(今斯里兰卡)佛寺的布施。佛教在锡兰山国的传布,具有悠久的历史。自印度摩揭陀孔雀王朝阿输迦王奖励佛教,皇室贵族,多信仰之。唐代玄奘大师曾去取经。佛教的两派即以锡兰山为根据地,传到南印度及南洋群岛诸国;北派以北印度为中心,经中亚细亚及葱岭,而至天山南路诸国,渐次传入中国。郑和下西洋,从海路将南派锡兰山的佛教介绍入中国。郑和对锡兰山佛寺进行了布施,并立碑勒文。据《布施锡兰山佛寺记载》,郑和“布施锡兰山立佛立寺供养壹千钱,银五千钱,各色宁丝五拾匹;织金宁丝宝幡四对,红贰对,黄壹对,青壹对;古铜香炉五个,戗金座朱红金香炉五个,金莲花五对,香油贰千伍百斛,蜡烛壹拾对,檀香壹拾炷。”郑和所立之碑于1911年在锡兰岛迦里镇被发现,现保存于锡兰博物馆中,该碑是用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所刻。至今汉文尚存,此碑不仅为郑和下西洋之实物见证,也是中、斯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件珍贵文物。

  对于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共容态度,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特殊时期的反佛事件以及宗教斗争,但总的来说,各种宗教之间基本上是兼容的。郑和本身就融合着伊斯兰教、佛教以及儒学等不同的宗教、信仰,而且郑和远航时随行的马欢、哈三、郭崇礼等都是虔诚的穆斯林。对航行所经历的国家的不同宗教信仰(佛教或伊斯兰教),郑和都能够予以充分尊重和支持。这也表现了中国文化融通、宽和的精神。

  五、绘画、建筑、雕刻艺术的交流

  中外艺术交流,可上溯至秦汉时代。汉以前的绘画雕刻,虽庄重古雅,但变化较少。汉武帝时期,张骞使团出使西域诸国后,外国优美的艺术传至中国,使我国艺术呈现出新的气象,由古朴典雅之风,渐臻自然精致之妙。十五世纪初期,郑和多次奉命出使亚非国家,一方面把中国的建筑艺术等传到外国,另一方面也把亚非诸国的绘画、雕刻、建筑艺术等传入中国。郑和对中外艺术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建筑方面,郑和作为一个皈依佛教的建筑专家,在国内曾经主持过若干寺院和宝塔的修建,特别是监修过举世无匹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大报恩寺塔,雕琢精工,世间无比。三宝太监郑和西洋回,剩金钱百余万,乃敕侍郎黄立恭建之。”[11]南京的静海寺,即为郑和从西洋购回的沉香木为柱建造。郑和还把国外的寺塔建筑移植到中国来,如福建省的雪峰寺的瓦塔,即为“明永乐中,三宝太监自南洋携来”[12]。郑和对中国建筑风格的对外传播也做出了贡献。如今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垄,有一些“三宝垄式”房舍,其屋顶与中国房舍的屋顶就有类似之处。反映了郑和下西洋对印尼建筑文化影响之深。

  在绘画艺术方面,郑和有时把各国的绘画直接传入中国,有时把这些国家建筑物的图样摹下带回,有时把在海上所见到的景物在国内制成壁画,深爱国内民众欢迎。如南京静海寺的水陆罗汗像“乃西域所画,太监郑和等携至。每夏间张挂,都人士女竞往观之。”[13]此外还有天方国天堂图真本、南京天妃宫海中景物壁画等。

  雕刻方面,郑和所经历的亚非各国中,有不少国家的雕刻艺术相当精湛,对郑和使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郑和回国后把他们的雕刻艺术介绍到中国来。如北京广智殿后飞虹桥海兽石刻,“凿狮、龙、鱼、虾、海兽,水波汹涌,活跃如生。云是三宝太监郑和自西域得之,非中国石工所能造也。” [14]还有南京碧峰寺沉香罗汉像,“乃非幻禅师下西洋取来者。像最奇古,香更异常。万历中,有人盗其一,僧不得已,以他木雕成补之。后忽默认送回前像,罗汉之灵异可推矣。”

  六、珍奇动植物的传入

  中国有许多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植物,都是从外国移植而来的。如汉张骞出使西域从外国带来了葡萄、苜蓿、胡麻、胡瓜……等日用植物。郑和把中国先进精美的手工业品带到国外进行贸易,从国外带回一些珍稀动植物,动物有火鸡、驼鸡(驼鸟)、麒麟(长颈鹿)、金钱豹等,植物有海棠、婆罗树、沉香、黄熟香、返魂香等。南京静海寺海棠即为“永乐中太监郑和等自西洋携至,建寺植于此,至今犹繁盛,乃西府海棠耳。””沉香“香清味远”,非常珍贵。还魂香是一种药草,“凡有疫死者,烧豆许熏之再活,故曰还魂。”郑和还带回来许多药材,如血竭、没药、安息香、乳香、苏合油、芦荟、木香、龙涎香等,丰富了中国医药宝库,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健康。他们买回来的胡椒等香料,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这些物品由于有许多是中国没有而又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东西,所以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启示:和平的文化交流才是推进人类文明的大智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曾推动和影响了世界文化的进步。15世纪初的中国是积极开展文明交流与文明对话的国家。郑和下西洋对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郑和经历的亚非国家和地区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不少国家和地区人们仰慕中国文化,习学中国文明,乐与中国交往,如琉球国“能习读中国书,好古画铜器,作诗效唐体”。郑和下西洋为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是中外关系史上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中国传统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和合哲学为其精华。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善待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一贯立场,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理想生活的思想境界。

  郑和下西洋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地区的和平、友好关系。在整个下西洋过程中,郑和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风俗习惯,没有侵占一寸别国的土地,没有杀人越货,这与西欧殖民者的航海形成鲜明对比,他的航海事业是正义的、崇高的。正如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所言:“应该特别提到,中国人从不抢劫或屠杀,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侵略印度洋的其他欧洲人显然不同。”不仅如此,郑和船队在交易过程中也不欺诈,更没有强买强卖。由此,在郑和返航时,许多国家的王公或使者都乐于随之来华朝贡、贸易。永乐年间,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明朝建立友好关系,并遣使来朝,其中苏禄、渤泥、满刺加等国还是国王亲自率队来华。渤泥国王死后甚至还葬在南京。正因为郑和下西洋增强了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的友谊,所以在国外有很多地区的人民怀念他,有不少地方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如泰国有三宝港、三宝庙、三宝塔,马来西亚有三宝城、三宝井,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垅、三宝公庙、三宝墩、三宝井等。一位印尼学者说:“在东南亚地区,三保公象神一样受到人们的崇敬,他的英名永垂千古,流芳百世。”

  郑和下西洋不但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而且也丰富了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在郑和远航前,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十分有限,无论是地域概念,还是异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认识均不全面、不深入,对亚非的了解更少,没有西洋诸国位置、沿革、气候、山形、海湾、名胜、民俗、特产等具体记载和描述。郑和随行人员马欢着《瀛涯胜览》、费信着《星槎胜览》、巩珍着《西洋番国志》,分别根据身经耳闻获得的资料,对以上内容作了全面的介绍,成为后人研究15世纪西洋各国及郑和远航活动的第一手珍贵资料。由于这三部巨着对亚非各国的详尽描述,后人对郑和下西洋及亚非国家的研究才能“不劳远涉而尽在目中矣”。

  文明的对话、文明的交往是永恒的主题。在当今动荡不安的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人类需要推进文明对话与文明交往。中国人民曾经在历史上对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和平事业做出过贡献,今后还将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是郑和下西洋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注释】

  [1] 冯承均:《瀛涯胜览校注》。

  [2]《寰宇通志》卷一百一十六《琉球国》。

  [3] 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册下),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938页。

  [4]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七。

  [5] 《明英宗实录》。

  [6] 巩珍:《西洋番国志·溜山国》。

  [7] 巩珍:《西洋番国志·爪哇国》。

  [8] 《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占城传》。

  [9] 《海国广记·真腊风俗》。

  [10]《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碑记》。

  [11] 王士性:《广志绎》。

  [12]《雪峰志》。

  [13] [15]《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百六十七卷。

  [14] (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内规制纪略》。

  [16]《客座赘语》卷下《花木》。

  (作者单位: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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