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隐士与锡兰郑和碑

　　明清以降，西人在中国政经事务中影响日增。近日将出版其传记中文版的北京隐士埃德蒙．拜克豪斯，是另外一例。传中透露的他与慈禧太后一段亲密感情关系，另外他对中国文化研究之介入，更足征当时他的影响力。

　　日前英国牛津大学讲座教授崔姆路普（Hugh Trevor-Roper）的著作《北京隐士：埃德蒙．拜克豪斯爵士不可告人的人生》《Hermit of Peking：The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Backhouse；一九七六初版》的即将出版中译本，由于其中披露了拜克豪斯爵士与慈禧太后的特殊关系，引起研究近代史的中国历史学者高度兴趣。

　　拜克豪斯是一八九八年到中国，他偏好广泛，交游广阔，无论是在英国伦敦或是在北京，都是社交名人。一九○二年认识了一些宫中太监，自此入“宫”，由大太监李莲英引见，见到慈禧，熟悉紫禁城，进出方便。又因富有语言天赋，汉语中文流畅方便，是北京外国人圈中的真正“中国通”。

　　拜克豪斯当时正值盛年，又逢中国由“排外”转辙“媚外”的年代，他又有英国爵士衔，声名大起，并得慈禧晚年的相当信任。拜克豪斯除任北京英国大使馆翻译外，亦在北大任教。

　　一九一一年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在西海岸大城加勒（Galle）修路时

　　，偶然出土一块中国石碑，碑文有三种文字，中文直书居右，左上横书“泰米尔文”（Tamil），左下横书波斯文。发现时碑面朝下，中文风蚀较轻，大体可认，另二种外文则缓漶漫缺损严重，解读困难。一九一三年首先有国际学者对此碑初步说明，一九一四年当时“皇家亚洲学会锡兰分会”会长阿儒拿夏兰（Ponnambalam Arunachalam）爵士也对此碑做了正式学术报告。

　　当时锡兰尚为英国殖民地，随即由“亚洲学会”联系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寄交碑文拓片，请求协助译解中文碑文，此一工作交到当时在北京之英国汉学家拜克豪斯手中，并由他就当时所能“认出”之碑文文字，译出英文文本，并于一九一三年由Perera引载于其论文“加勒三文石碑”《The Galle trilungual Stone》中，是为最早的英文译本。

　　此消息隔很久才传到中国，经中国学者研究释读，因碑文起首即“大明 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 佛世尊”，碑尾纪年为“时永乐柒岁次己丑二月甲戍朔日谨施。”中国人乃知此乃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距发现时已历五百年的中国印度洋航海实物证据，因原立于锡兰，因而命名《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域外学者则因碑文虽以汉文为主， 但还有两种外国文字，故习称《The Galle Trilingual Stone of Cheng Ho,Ceylon》。此碑出土后，即刻送交“可伦坡国家博物馆”永久典藏，一时震惊世界，形成研究郑和航海的一次高潮。

　　此碑之型制、石材、书镌、碑饰均十分考究，是在南京刻就，随郑和下西洋（即今之印度洋），驻扎锡兰时所留，是明初航海史上留存海外最珍贵的文物，除趺已失外，保存完整，是可伦坡国家博物馆所存的唯一一块中国碑。当永乐七年（一四○九）乃郑和第三次下西洋（一四○九-一四一一）期间，并第一次越过印度洋到达阿拉伯海。波斯湾的忽鲁谟斯（Hermoz）。

　　十五世纪时锡兰分裂成敌对的三个政权，岛屿中部由锡兰人（僧伽罗人）掌握政权，主要信仰佛教。来自印度的泰米尔人，信奉印度教居于北部，而南部则多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所以授施者虽由郑和领衔，但受供养奉礼则三者不同，中文为“佛世尊”，泰米尔文为印度教的湿婆神，波斯文则为“光”，即真主阿拉。此碑充分表达了对不同宗教的尊重，是一种智慧、赢得民心的安排。

　　拜克豪斯在中文史料中多称其名“埃德蒙”，本文作者（龙村倪）臆测是他自取的中文名字。拜克豪斯出身英国上层社会家庭，聪颖好学，能通多国语文，虽称“北京隐士”，但绝非等闲之辈，出入宫禁如无物，思过半矣！所转译英文之郑和碑汉文部分，普受二十世纪初国际汉学界之重视，是郑和热的推动者之一。在英国科技史大师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卷四第三册中讨论“锡兰碑”时，所据英文文本即由拜克豪斯所译出者（非全引），由此亦可见拜克豪斯功力之一斑。拜克豪斯在京期间，另有一书记述清庭法务、审案及判例情形(与J.O.P. Bland 合著之《Annals and Memor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Heinemann，London ，一九一四），或亦可有助于清紫禁城之研究。

　　【知识通讯评论月刊六十四期】2008.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