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寺院教育对宋代书院教学的影响

　　赵燕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摘 要：佛教的寺院教育发展到宋代，呈现出不断与儒学相融合的趋势，并且对宋代书院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教学方面，具有以下五种特点：书院将教学与学术相结合，形成研究型教学；采用兼容并蓄的教学方式，形成开放型教学；以自学为主导，质疑问难为特色，形成自由型教学；在美的环境中陶冶学生的心性，形成美感型教学；提倡尊师爱生，以诚相待，形成师生间融洽型教学。在这种影响的背后，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佛教文化与儒家理学文化相互碰撞的结果。多元文化的融合对于丰富今天的教育思想，是有一定启示作用的。

　　关键词：佛教 寺院教育 宋代书院 教学影响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唐宋时期达到了顶峰。从教育来看，一所佛寺就是一所学校，形成的学派称为佛家。佛教寺院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受社会主流文化教育的影响，实现了佛与儒、道的融合；另一方面，佛教寺院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教育，特别是对书院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在书院兴盛的宋代，尤为突出。

　　书院的名称起源于唐代，唐朝皇室创办的“书院”，主要是藏书、校书之所。如唐玄宗时期的“丽正殿书院”和“集贤殿书院”，是中国古代最早以“书院”命名的藏书、校书的机构。但是，它们只是作为“书院”名称之始，并不是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之始。到了宋代，书院的发展逐渐走向繁荣，成为了一种专门的教育机构；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与官学、私学的教学活动明显的差别。探索书院由藏书、校书之所转变为专门教育机构的根源，并在教学活动方面反映出书院教育特殊性的原因，是与佛教寺院教育或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下面集中论述的宋代书院的五个教学特点——研究型教学、开放型教学、自由型教学、美感型教学和融洽型教学，一直贯穿着佛教寺院教育对书院教学的影响轨迹。

　　一、书院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形成研究型的教学

　　隋唐时期结束了中国分裂混乱的局面，重新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伴随着佛教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佛教宗派也大量涌现，它吸取了汉代经学教育中师法、家法的经验，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宗派团体以及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寺院在官府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到唐宋时期已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各个宗派团体通过寺院教学制度，来宣传本宗派的主张，每一个寺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某一宗派研究与宣传其佛学思想的阵地。这些佛教寺院所体现出的稳定的教学传法系统，为宋代书院教学活动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范式。

　　在宋代，由于朝廷对佛、道采取持保护与崇尚的政策，所以佛、道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对儒家的思想构成一定的威胁。为了复兴儒家文化，摆脱儒学的这种困境，宋代理学家通过大力兴办书院来抑制佛老思想，从而推动了书院教育的大发展。当时，书院的创建者往往都是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宿学鸿儒，他们一方面致力于自己的学派研究，建立自己学派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招收学徒，讲授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且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与促进其学派的理论体系，使得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如南宋时期，书院讲授的内容基本都是理学，理学家通过书院来传播和发展其理学的思想。白鹿洞书院就是朱熹宣传理学，与学生共同研究理学的重要阵地，这里学术研究成为了教学的基础，而教学又将学术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汇集朱熹毕生精力的《四书集注》正是他在白鹿洞书院一边教学、一边研究完成的。还有吕祖谦、陆九渊等主持或兴办的丽泽书院、象山精舍也是这样做的。书院的这种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特点，是其教育的一大特色和精华所在。

　　一方面，在儒学的发展中，先秦的私学和汉以来的官学与私学为宋代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一些模式；另一方面，书院把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结合起来，宣传本学派的思想，把推动学派的发展作为教学的中心，这与佛教寺院教育中把寺院作为某一宗派研究其佛学思想的阵地，而不是一个松散的团体，是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这样说，儒家的教学为早期书院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雏形，而佛教寺院教育却是早间教育和后世书院教育之间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1]（P173）

　　二、书院实行门户开放、兼容并蓄的教学形式，形成开放型的教学

　　佛教寺院的主要教学方式有升堂讲说、不同学派共同讲学等，这在在佛教寺院教育中是长期存在的，从而对宋代书院崇尚自由讲学、注重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与探讨、倡导并推行“讲会”制度、进而打破了师徒之间授业的地域限制的开放式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1．升堂讲说

　　在佛教寺院中，高僧讲经通常采用升堂讲说的形式，这种讲经形式在南朝梁武帝时期形成，后来逐渐发展为禅林讲经的一个定式，被后来的书院所采用。如陆九渊的弟子冯元质有一段记载：“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2]（P16）这里记载着陆九渊在象山书院升堂讲说的情景，他每天乘着轿子来书堂讲说，来时鸣鼓为号，讲时升高座。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也升堂主讲《中庸首章》、《白鹿洞讲堂策问》等讲义。这种讲学形式是将很多学生集中在一起进行授学，宋代的理学家们运用这种教学形式的用意，是结合社会现实探讨儒学的传统文化理念，以此来达到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目的。

　　2．不同学派之间共同讲学，形成书院“讲会”制度

　　佛教寺院教学主张高僧自己找上门进行辩难。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学有成就的一些高僧就游学于四方，各寺院门户开放，形成自由讲学之风。这些特点在佛教教育中表现的非常充分，并且逐渐随着寺院制度的完善而趋于定式。如寺院教学中的“普说”不同于正式的讲经，人人都可以发表见解，类似于讨论研究；“普茶”由寺院住持宣布寺规，讨论平常出现的事情，类似于现在的茶话会。佛教寺院的这些讲学形式有力的补充了正式的讲经仪式，为宋代书院形成门户开放的教学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在宋代书院的发展中，更加注意打破官学的自我封闭、呆板的教学特点，实行兼容并蓄的的开放式教学，使得学生有机会聆听来自不同学派大师的见解，以此来拓宽思路，并形成了书院极具特色的“讲会”制度。所谓“讲会”，通常是一位大师讲课，有一群学生去听，但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简单的师生教授形式，类似于现在的学术研讨会。它提倡的是一种双向性的互动式教学，不去遵奉权威，鼓励师生之间通过交流和对话来达成共识。

　　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在江西信州主持的“鹅湖之会”，是一次有名的讲会，与会的有朱熹、陆九龄、陆九渊等，争论的双方为朱熹和二陆。朱熹认为应先打好学问的基础，然后再身体力行，以求人格的完善；二陆认为应先端正思想，而后扩充知识。虽然讲会因各方相持不下而以无果告终，但是朱熹和陆九渊的争论，意味着理学和心学的第一次交锋，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鹅湖之会开始的朱陆之争，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对后代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P101）后来在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作为讲题，演讲的很恳切，在场的很多学生都感动的流下了眼泪，后来朱熹将陆九渊的讲义刻于石上，以训诫后人。朱熹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主张“理”与“气”的二元论，而陆九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心外无道，心外无理，心即是理。他们的学术主张是对立的，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学派。这两个长期争论的学派在白鹿洞书院的讲台上相遇，在当时及后世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这种“讲会”制度为后世的学术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书院所倡导的这种相互切磋、门户开放的教学方式是受到了寺院禅林的影响，其形成与发展的“讲会”制度是宋代书院教育对中国古代教育史作出的独特贡献。

　　三、书院形成以自学为主导、质疑问难为特色的自由型教学

　　自由讲学是中国古代私学教育的一种传统。宋代书院除受到私学教育的这一传统影响外，佛教寺院教育中的自悟教学法、各个宗派之间的质疑问难精神对于书院教育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1．寺院教育中的自悟教学法对书院读书法的影响

　　佛教中在讲经时很注意教学方法，以使受教育者能够更好的领悟其中的含义，使得一些深奥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如在武则天时期，一位高僧释法藏为了使大众容易领悟佛经道理，利用直观的教学方法，在四面八方安置镜子，中设一佛像，用火把照明，光影互射，从而使学者懂得佛法无边之义。[4]（P341）同时，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使得武则天较为容易的理解了佛教教义。可见，佛教寺院教育很善于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解深奥的经义，也很注意人使听众在接受教义时自我领悟和理解其内容。这种自悟的教学方法源于佛教禅宗中强调的顿悟见性说，它对后来陆九渊的心性学说也有一定的影响。总之，寺院教育是通过直观的教学和受教者自我的领悟来达到理解经义的目的，这与宋代书院教学重视读书方法异曲同工。

　　为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书院的大师们把指导学生读书作为教学的重点。朱熹致力于白鹿洞书院的教学活动，他要求学生注重自学的方法。他说道：“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得。”[5]（P202）朱熹在这里强调的是通过个人对书的精读来求得对书的理解，自己有所领悟。后人将他的读书方法概括为《朱子读书法》，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咏”、“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和“居敬持志”。这其中可以看出佛教寺院教学对书院的影响。

　　2．寺院教育中质疑问难的教学法对书院的影响

　　佛教教学重视在讲堂上质疑问难，如设讲师与都讲两职，都讲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发难，由讲师回答；讲堂上，除都讲之外，座下听众均可质疑问难。[1]（P174）这种质疑问难的教学方法，对宋代书院教学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师生之间相互切磋，相互质疑问难。朱熹提倡诘难：“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5]（P203）后来朱熹的学生将师生质疑问难的言论记录编成了《朱子语录》，一直流传至今。陆九渊在他的《语录》、《文集》中记录了书院师生大量的问难辩论言语：“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5]（P214）他认为读书要敢于怀疑，不能盲目听信，只有独立去思考问题，学问才能有所长进。从这些都可以看出，佛教寺院教育中的质疑问难精神对宋代书院所留下的影响痕迹。

　　在书院的这种充满质疑精神的影响下，学生的学习并非被动的去接受，而是质疑的精神激励学生大胆地发出不同的声音，最终使得学生殊途同归，塑造出完美的人格。

　　四、书院重视陶冶学生的心性，在美的环境中形成美感型教学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到了唐宋时期，产生了很多的派别，但其总的主旨是要人脱离现世的苦海，进入佛国乐土，因此佛教徒把禅定作为佛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佛教寺院为适应宗教活动的开展，制定出有关生活、讲学以及宗教修行等“清规”。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怀海禅师创立的清规，号称“百丈清规”。这一清规以禅宗为宗旨，确立了坐禅、生活制度、管理制度等规定，成为禅林的法典。另一方面，佛教的寺院历来都在山林名胜的地方建立禅林精舍，以此来作为坐禅和修道的场所。唐宋以来，高僧们都选择处于深山幽谷的寺院来修行，因为这些精舍依山傍水，清静的环境更便于潜心修道，不受外界干扰。无论是设立清规，还是将寺院置于一个优美的环境中，佛教都旨在道德方面对生徒施加影响，使其潜心修道，最终修成正果。这与宋代书院重视对学生道德方面的教育有着多么的相似！最值得指出的是朱熹的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书院著名的学规。在学规中，朱熹集儒学经典语录于一体，提出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伦”，以达到人人都自觉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其次，他提出了修身之要和处事、接物之要，并把这些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修养的准绳。所以，这一学规颁行后，就成为南宋书院学规的范本。朱熹制定的学规既吸取了前人制定规章制度的经验，又借鉴了佛教寺院教育中的清规戒律。据《朱子年谱》记载，在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当陆子寿来访，提出要为小学订立学规时，朱熹明确指示说：“只做禅院清规样亦自好。”[4]（P359）可见，寺院的清规戒律为书院学规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参照。

　　儒学自古以来就有重视美育的传统，孔子就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6]（P180）在这里孔子强调了自然环境之美对人的陶冶作用。儒家重视美育的传统固然给书院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不能排除一点，就是书院的建立也受到了佛教禅林的影响。书院选址一般都在山明水秀之地，这些地方便于清静讲学。这与佛教寺院选址是很相似的，也成为书院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宋初的四大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都建立在风光秀美的“山水佳处”。这些地方是读书求学和陶冶性情的好场所。朱熹每当闲暇时就会去书院居住，与学生在山林河谷之间传授、点化知识，探讨学术，同时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使得师生关系更加融洽。难怪近代学者康有为曾很有感触地说：“学地当选山水佳处、爽垲广原之地，以资卫生，以发明悟”[7]（P213）。在一个优美的环境中，对学生进行大自然的美感教育，是对官学陈旧、呆板的教学形式的一种批判，也成为书院所特有的一种教学模式。

　　五、书院尊师爱生，以诚相待，形成融洽型教学

　　佛教寺院教育中很重视师传。因为大师的身体代表僧，言传身教代表法，心代表佛。师徒关系一旦确立，尊师和师承便成为了寺院教育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种特点对宋代书院也是有影响的。

　　唐宋以来的官学教育中，出现了师生关系冷漠等弊端。对此，朱熹曾说：“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5]（P196）。书院建立之后，很重视师生之间的关系，认为师生之间应该以道义为重，以诚相待；为师者首先应该刻苦自勉，以身作则。此外，书院实行自由择师的制度，师生之间在一起经常讲学辩论。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十分爱护学生，在书院孜孜不倦的培养学生。朱熹在长沙时，往往白天忙于公务，到晚上才到书院讲学。他“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8]（P145），充分体现了书院师生之间深厚的情意。

　　六、佛教寺院教育对宋代书院教学影响的思考

　　以上只是从教学这一层面去考察寺院对于书院的一些影响。其实在寺院对书院产生影响的同时，寺院也在不断地受到书院文化的影响。在这两种教育机构的背后，实质是两种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即佛教和儒家理学两种文化的融合在宋代达到了一个高潮。

　　儒学发展到宋代，在儒、佛融合大背景下，形成了理学思想。这种思想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多元文化长期碰撞和融合的结果。佛教对于理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理学没有被佛学所同化，反而取代佛学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具有影响力的学说。在宋代，理学家传播其理学主张的阵地便是书院；而佛学家为了扩大佛教在中国的影响，积极与中国本土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进行融合，其阵地就是寺院。从某种意义上讲，理学与佛学在文化上交融与影响的载体反映到教育上来，就是书院和寺院。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寺院对于书院教学的影响，更多的应该是非主流文化对于主流文化的影响。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主要是与儒学合流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如果没有佛学的影响，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宋明理学。所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一个社会有主流文化，有非主流文化，当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发展处于多元发展、百家争鸣的发展格局时，社会的文化发展才是良性的、和谐的”[9]（P250）。

　　所以，从教育的层面上探讨寺院讲学对于书院教学的积极影响，其实背后隐藏着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国的教育是有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背景的，它要受到文化的影响，正如顾明远教授所说：“教育传播和创造着文化，同时，教育又离不开文化。教育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总是受制于整个文化传统。”[10]（P30）佛教寺院教育对于宋代书院在教学上的影响仅仅是中国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反映在古代教育思想上的一个缩影。虽然佛学在明清之后逐渐衰落，但它其中积极的影响，仍然可以成为推动当代文化不断发展的一个借鉴因素，因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思想也需要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争鸣。这一点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关注的。

　　参考文献：

　　[1]丁钢：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郭齐家，顾春：陆九渊教育思想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高全喜：理心之间——朱熹与陆九渊的理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

　　[4]程舜英：隋唐五代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田正平，肖朗：中国教育经典解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6]郭竹平译，丁乐绘：论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7]康有为：大同书，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6年版

　　[8]朱汉民：儒家人文教育的审思，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张学强：拒斥与吸收——教育视域中的理学与佛学关系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

　　[10]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