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佛寺建筑及自然观比较研究——中国南北朝时期与日本飞鸟时期,工巧明,建筑-五明频道-学佛网

中日佛寺建筑及自然观比较研究——中国南北朝时期与日本飞鸟时期

　　王瑶

　　佛寺建筑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宗教、建筑、自然三者之间，还体现在人类情感与自然的融合、宗教意识与审美情趣相结合等方面。

　　中国南北朝时期以佛教为载体，向日本传播高度发展的中国文化与技术，日本飞鸟时期传承了中国南北朝先进的文化。了解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佛寺园林，也就把握住飞鸟时期佛寺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为研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佛寺景观发展提供历史参考。同时日本飞鸟佛寺，特别是法隆寺也给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提供旁证。但是两国在佛寺建筑与自然的关系上也有各自的特点。

　　关于“中日两国佛寺建筑与自然的关系”这个话题，不少前辈已经做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

　　例如刘晓路先生所著的《中日文化研究文库-日本美术史纲本》[1]、王剑先生所著的《日本传统艺术-宗教建筑》[2]以及日本的久野键先生、仕惟雄先生、永井信一先生所编写的《日本美术简史》[3]等著作。本文抱着学习的态度，在前辈已经铺好的道路上继续探讨此话题。

　　一、中国南北朝时期与日本飞鸟时期佛教发展简况

　　中国南北朝时期是两晋以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从公元420年开始，到公元589年结束。但在文化上却是个发展的高峰时期，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逐渐地中国化，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盛极一时，许多帝王贵族都信奉佛教，且广建寺塔，当时南朝古都到处都是佛教寺院。从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一诗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就可知当时的盛况。

　　当中国古代文化得到高度发展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以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对外传播。邻国各地文化皆以中国为基调，表现出相当的同一性，同时又各具特色。日本飞鸟时期，是指从钦明天皇7年(公元538年)朝鲜半岛的百济向日本朝廷献上佛像、佛经等开始到和铜3年(公元710年)迁都平城京这段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正好是中国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日本的时期，此时，中国文化的传播便以经过汉化的佛教为载体。推古元年(公元593年)，圣德太子摄政，他十分注重学习中国文明，在吸收中国儒学经典以及道家学说的同时，还积极传播6世纪中叶传来的佛教。在他所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提出“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由于他的积极倡导，佛教不仅在皇室贵族中普及，而且在民间生活中也逐渐占据主要地位。佛教教义的传播也促进了佛寺建筑与自然关系的发展。

　　二、中国南北朝时期与日本飞鸟时期佛寺建筑及自然观的比较

　　从世界文明的发展史来看，一个民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除了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中，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文明以外，都是根植于本民族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以及风土人情中，这是自发形成的。因此中日两国佛寺建筑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有相似连带特征，而且也存在本民族的特性。

　　(一)相似之处

　　1.佛寺建筑形式及建筑装饰上的相似

　　佛教在中国被同化后，到了南北朝时期，佛寺建筑除了在形制上适应教义的要求外，其他的大多已中国化。由于这个时期的建筑在中国已不复存在，甚至连图像也没有保存下来，因此只能结合文献并参考日本飞鸟时代建筑来探讨。飞鸟时代建筑是日本受中国影响后最早出现的不同于此前日本传统的新风格的建筑。在圣德太子大力宣扬佛教时，日本的佛教艺术得以迅速发展，其中包括佛像、佛画以及寺院等，而修建寺院是弘传佛教的重要手段之一。根据《日本书纪》①等史料记载，在圣德太子摄政30年期间建造了飞鸟寺、四天王寺、法隆寺、中宫寺、广隆寺等诸多寺院。其中日本大豪族苏我马于公元592年建造的飞鸟寺是日本的第一座佛寺。法隆寺是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也是最具有飞鸟时代特征的寺院，是由圣德太子于公元607年主持建造的，公元670年它曾毁于大火，在公元708年左右得以重建，几经修复，重建的寺院依旧保留了当时风貌。

　　法隆寺保持了初唐建筑直接传入日本之前的来自朝鲜半岛的建筑样式，以及间接来自中国南北朝的建筑形式，其中尤以它的金堂、五重塔、中门以及回廊为代表。这些地方都采用了中国式的梁、柱、斗拱为特征的木结构；空间布局以“间”为基本单位，几个间并肩排列，立面构成横向的长方形；屋顶成曲面，建筑飞檐的翼角、鸱吻、槅扇等各种装饰细节都具备中国建筑的特点。另外中国原先没有的建筑———塔，同样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被中国化了，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楼阁式塔和密檐式塔。尤其是楼阁式塔，据南朝史料中记载，梁朝建了很多木塔，三、五、七、九层均有，大都平面方形，有上下贯通的木制刹柱，柱外围以多层木构塔身，柱顶加金铜宝瓶和若干层露盘形成塔刹。而楼阁式塔流传到日本后，成为塔的主要样式，日本法隆寺的五重塔和法兴寺的三重塔都是这种样式。另外对日本飞鸟时代塔的测量数据分析后发现，建筑都以斗拱的高度为模数，建筑各间的面阔、进深和柱高均是它的倍数[4]。在多层建筑中，其总高为一层柱高的倍数，如高二层的法隆寺金堂脊高为其四倍，法起寺三重塔为其五倍，五重塔为其七倍。飞鸟建筑所体现的运用模数进行设计的方法证明了当时南北朝时期木结构设计中已经运用了模数。塔是佛涅槃的象征，绕塔膜拜是信徒最大的功德。中国佛寺的回廊就是这种教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日本寺院的回廊也是同样的道理。

　　南北朝时期的佛寺不仅注重建筑形式，还从色彩与建筑装饰上提升其美学价值。这一时期的佛寺庙宇的主体颜色大致是红白两色，即木面涂红，墙面刷白。从《洛阳伽蓝记》②中可以大概了解到北魏时期洛阳的诸多寺庙多是如此，如胡统寺“朱柱素壁，甚为佳丽”；高阳王寺“白壁丹楹，窈窕连亘”这种朱柱素壁的涂饰在墩煌石窟的北朝壁画和阙形龛上还可以看到。大面积素雅的白墙衬托明亮纤细的红色木构件，并搭配美丽的园林风景，使得整个寺院显得端庄素雅，颇有点贵雅的气质。白、红两色因为同日本民族的色彩观相近，因此日本佛寺一直也沿用中国式的“朱柱素壁”。建筑的木构件上常常描绘或雕饰云气纹、莲花纹、卷草纹等装饰纹样。云气纹、莲花纹、是中国传统的装饰纹饰，而卷草纹是从印度传入的，之后亦传到日本。法隆寺就有许多莲花纹和卷草纹装饰。

　　2.同样怡情于自然

　　中国人极早就对自然抱有兴趣，从《诗经》中就能看出。但早期人们对自然的看法还是非常神秘的。一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受到佛教的影响和玄学的发展，审美风气变化，讲究情致，追求人格自由。人们对自然的看法提升到新的高度，即移情于自然山水中。佛教的山水观可从慧远等僧游庐山石门中的“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看出“以禅对山水”的情思。这种对自然的特殊感情与日本民族的自然观是相同的，都对自然一往情深，物我交融。

　　日本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大部分地区覆盖着厚厚的森林，美丽而温存的大自然滋养着日本民族，日本人民依存于自然而生活，对自然抱着深切的情感。《日本文明》[5]中就认为日本原始自然观的特征就是古时日本人对自然，特别是对四季的变化、植物界的变化，有着极其纤细与多彩的感受性。例如他们认为植物开花结果的自然生长过程就代表生命不断轮回，从而表现出生命意识和幽雅的植物美学。《古语拾遗》③中记载的日本古代歌谣最初源于人们对自然的感动，是通过对现实的接触而产生的感叹。歌谣中包含这一种极其纤细、哀伤的情感和对美的感动。飞鸟时期佛寺建造过程中，对材料的选择和运用，对平面布局的考究以及对植物纹样的运用等无不渗透着日本人对自然的情感。

　　(二)区别

　　1.不同自然条件下的建筑构造与建筑材料的差异

　　建筑构造往往是依据当地的气候条件来设计的。中国的寺庙以隋代青龙寺(南北朝建筑风格)为例，因为中原地区比较干燥，通风防潮的要求相对不高。因此在建筑南面设有走廊且只有一个入口，北面与东西两面是封闭的实墙。飞鸟时期虽然建筑样式与中国相似，但是日本本岛的气候条件却与中国中原内陆地区有着极大差别。这就决定了其部分建筑构造不能照搬中国式样，而且要结合本岛的自然气候，这也是日本独特的建筑与自然风格的体现。日本列岛，四面环海，属温暖湿润的海洋性气候，且降雨量较多，所以比较潮湿，需要经常防潮与通风。以法隆寺金堂为例：从立面上看，台基较高，有利于防潮；从平面上看，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台阶可以上到台基层上，而且四面都有门直接进入大殿。大殿外围是一圈走廊，走廊上装有推拉窗。多加一圈走廊一方面是为了防止雨水飘进大殿，另一方面当需要通风的时候，推拉门窗可以全部打开，使风贯彻整个大殿，起到通风防潮的作用。

　　法隆寺金堂、五重塔、中门等建筑虽然都是模仿中国的木质材料结构，但是，日本的木结构建筑则将木头的特性充分发挥出来。中国佛寺还有数量不少的石建筑，而在日本，基本上都是采用木头为主要的建筑材料，这是木结构建筑施工在特定自然环境中的典型表现。原因一是源于古代日本人原始的自然观。喜欢用天然材料营造建筑，以表达自己对自然的尊重与热爱。二是取决于特殊的气候因素。选择木材做为建筑材料是与日本潮湿多雨的气候有关的，长期温湿的天气才能培育出象桧木那样有韧性、能呼吸的优秀木材。三是地理因素的限定。日本处于亚洲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之间，是地震的多发地区，而木头恰恰具有非常好的柔韧性，抗震效果比较好。工匠们在建造过程中也是根据木材的自然特性去设计制作的。据说当时的木匠使用木材时十分讲究，需立着使用木料，这样可以保持它生长时的状态。另外都选用没有芯的木料作柱子的材料，因为没芯的柱子才能保存长久不腐。瓦和壁的重量会使柱子紧缩，在考虑建造尺寸时，工匠们往往把木料紧缩的大约尺寸计算进去。此外日本人在树木被砍伐后还十分尊重树木“生前”的状态，这应该跟古代日本人相信万物有灵的观念有关系。寺庙朝南的木料都有很多节眼，原因是建造时将树劈成四瓣时，四瓣中朝南的，盖房子时还让它朝南，朝北的还朝北，而朝南的树一面会容易长节眼[6]。

　　2.相异的自然观及所产生的不同的审美情趣

　　中国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气氛的增长，山水客观上被认为是道的显现，所谓“山水以形媚道”，士人竭力追求“以玄对山水”、“澄怀观道”的情趣；而山水情趣的兴起，带动了山水诗画的发展，士人精神大都转移到山水诗画上面，他们在山水诗中找到了玄学的神韵意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就是用山水诗的形式来表现一种与庄老、佛教同意境的宇宙意识。还有如顾恺之的《雪霁望五老峰图》、《庐山图》，宗炳的《秋山图》，张僧繇的《雪山红树图》等等。另外宗炳著有中国最早的山水画论《画山水序》，他强调山水画的创作是画家借助自然形象以抒写意境的过程[7-8]。而园林的产生得利于山水诗画的发展，将山水玄学化的最好方式就是造园。魏晋以来，私家园林兴盛，士人远离尘世而怡情山水园林，如阮籍、嵇康等聚会于“竹林”，王曦之等人游会于兰亭等。

　　当时的园林建造还注重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和谐。结合山水诗画中的审美情趣，立寺多选择山川名胜之处，且楼阁式塔又可以登高望远，塔中之人怀着一颗审美之心，以静观动，欣赏整座寺院和外界美丽的自然风景，将自己融入自然，同时又将自然纳入整个寺院。总之在佛寺中，塔的美学气质大过宗教气息[9]。此时的佛寺园林中已有凿池引泉，栽种花木，开辟果园，叠石造山，布局趋向自然，供人游赏，陶冶情致。当时山水诗画中所说的“山庭”、“古槎”、“危石”、“竹涧”等，都能在园林中看到近似于真景的景观。造园以临摹自然，使建筑物与景物密切结合互相衬托为贵，植物和建筑的搭配都是为了把自然之景以一种更美更理想的形式显示出来，又都含有一种崇尚自然的情趣。总之，始于南北朝的中国佛寺园林，脱胎于私园。它是自然风光、佛教建筑、中国山水诗画和玄学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产物，是宗教精神、诗画审美情趣和玄学意境上的渗透组合。它将佛教建筑与自然合为一体，追求佛寺自然化、自然玄学化、玄学宗教化。

　　日本最初的文明意识，不是来自宗教和伦理道德，而是来自于与自己共生的自然。古代日本人认为自然界万物背后皆有精灵，将山看作是神的化身，很早就有祭拜自然的传统，神道最早信仰的就是自然神，神社就是最早祭拜自然的场所。因此原始神道就是在日本本岛孕育出的“自然本位”和“现实本位”的本土思想，佛教的传入，并不意味着原始神道的终结，相反，代表先进文化的佛教极大地促进了早期神道的发展，从此两种宗教兼容并收，共同发展。飞鸟时期的佛寺本质实际上是佛教建筑外壳内的原始神道精神，而佛寺的自然观就是传统的神道自然观与汉化佛教自然观结合的产物。

　　神道自然观产生了日本特有的色彩观———原始审美意识的萌芽[5]。从法隆寺白墙青瓦幽雅的气质，原木色古朴的基调，还有洁白的鹅卵石地面，周围葱郁的松树，都可看出日本民族的色彩观。日本远古时期因为受到岛国自然环境的滋养，人们对本岛的自然和自然的色彩产生特殊的感情，对色彩的感觉特别敏感与纤细，并将色彩与感情融合在一起[10]。因此古代日本人一向崇尚自然、素雅的颜色，并将其作为审美传统。根据佐竹昭广在《古代日本语的色名性格》一文中记载，日本的色名的起源是明(赤)、暗(黑)；显(白)、晕(青)，这两组色彩的对立，也就是日本人原始的色彩感觉。《万叶集》④中所涉及的色彩基本上也是这四种色调。日本人认为白色象征清明、纯洁、生命力以及神仪；日语“青”包含从青、绿、蓝至灰等色彩，《古事记》⑤中常用青色来形容周围的山川湖泊等自然景色；赤色则有多层含义，有代表凶恶的火色，神秘的太阳，热烈的情感等等；其次赤与黄的古代读音接近，两色混同，黄色表现的是低等级的色彩；而黑色属于较消极的色彩，代表不净，一般不喜欢用它。法隆寺的基本色调就是以白色与青色为主，表现出对原始神道的崇敬和大自然的喜爱。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理论与玄学的思辨内容及析理方式有很多契合之处，另外加上人们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地位提高，出现了具有玄学意境的佛寺园林，从此形成中国特有的佛寺建园模式和自然观，它成为中国佛寺景观发展的基础。印度佛教在中国被中原文化同化后，以中国大陆为中心，朝鲜半岛为桥梁，向日本传播。日本飞鸟时期正好是佛教传入的历史时期，佛教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不仅带来了新兴的建筑营造技术，还将中国先进文化广泛地传播。这种新文明的辐射力，尤其体现在佛寺的营造上。因此在飞鸟时期出现了日本原始神道与佛教相结合的“内”求神道，“外”传佛法的日本寺院。虽然两国佛教理念相同，但不同的是中国南北朝时期佛寺建筑与自然关系是玄学境界型的建筑自然观；而日本飞鸟时期则是神道意识型建筑自然观。

　　此外本文还有另一个思考方向。据史料记载，佛教传入以前的日本建筑较为简陋，多为茅舍，佛教的传入，把寺院建筑技术与院落布局一同带到日本，奠定了日本传统民居的基本样式。之后，日本人结合自己当地的自然条件，将寺院加以改造，逐渐形成具有民族特征的日本民居。关于飞鸟寺院与传统民居关系的问题，笔者将在以后的时间做更详细的研究。

　　备注：

　　①《日本书纪》是日本留传至今最早之正史，六国史之首，原名《日本纪》。舎人亲王等人所撰、于公元720年(养老4年)完成。记述神代乃至持统天皇时代的历史。

　　②《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撰，追叙北魏京城洛阳伽蓝(即佛寺)的兴盛景象，兼叙尔朱荣(493—530，北魏秀容部落首领)乱事及有关的古迹、艺文等。

　　③《古语拾遗》斎部広成著，807年(大同2)。

　　④《万叶集》.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所收诗歌自4世纪至8世纪前半叶，约在8世纪后半叶由大伴家持(718?～785)完成。

　　⑤《古事记》是在日本元明天皇和铜五年(七一二年)，由太安万侣编撰而成的。全书由日本古代神话、英雄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与天皇系谱等组成。

　　参考文献：

　　[1]刘晓路.中日文化研究文库———日本美术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王剑，唐启佳，等.日本传统艺术———宗教建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3](日)久野键，仕惟雄，永井信一.日本美术简史[M].蔡敦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4]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飞鸟时代建筑[EB/OL].(2004201216) [ 2008205205 ]. http: / /www. china. com. cn /chinese /zhuanti/gujian /475927. htm.

　　[5]叶渭渠.日本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