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光州大苏山净居寺

　　苏锡凌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十八日，风景秀丽的光州大苏山净居寺在雪后初晴的银装素裹中迎来了一位声名显赫却虎落平阳、龙搁浅滩的客人，他就是因“乌台诗案”被谪贬黄州任团练副使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寺院里隐隐悠长的钟声伴着凛凛朔风划过洁白的漫山松雪传来，似乎在提醒心力憔悴、饥寒交迫的苏轼“到家了”。天台祖庭大苏山净居寺以容四海吞五洲的慈悲情怀和灵雅，拥抱和慰籍着这位从风雪中走来，从失意的官场上落魄而归的“游子”。

　　“乌台诗案”是苏轼宦海人生中所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用灭顶之灾来形容实不为过。“诗案”从表面上看是因为苏轼洒脱不羁的诗风而祸起笔锋，但在本质上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宋神宗时期，朝庭里存在着以著名政治家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同欧阳修、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巅峰对决，并在其后逐步形成所谓的“新党”、“旧党”。苏轼不仅因为是欧阳修的学生这层感情关系，在政治立场上也是附庸于保守派的。处在掌权地位的新党为推进改革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势必要在对立派中寻找打击目标。这样，作为“靶子”就非苏轼莫属了，因为，第一，在当时，保守派中欧阳修已谢世，司马光正在洛阳闭门编写史学鸿著“资治通鉴”，只有才高名赫的苏轼是保守派的一面旗贴，镇住他一人，威慑一大片，可以起到“斩首”作用，而他耿直口快和清高孤傲的双重性格使其常常被视为“出头鸟”。第二，他当时虽身为地方官不在京都，但却一直坚持反对变法，经常向朝庭上书抨击新法和在诗文中涉嫌嘲弄新法。第三，他一方面为回避宫庭中因变法而引起的政治上的是是非非而主动要求下地方做官，但在内心骨子里，一刻也没有忘记欲回朝中履当大任。第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宋神宗在推进改革过程中的徘徊和摇摆。神宗的改革根本前提是在不动摇赵氏皇权的基础上，时而对而弊政痛心疾首，积极支持改革派，时而又因保守派反对；尤其是皇太后的利益受到损伤时，神宗就出面限制改革派。正是神宗的这种两面性，才导致朝中新党与旧党之间犬牙交错的尖锐斗争，形成了时而东风浩荡，时而西风凋凉的局面。但也正是神宗的这种态度，才最终使得苏轼在狱中关押130天后免于一死，身载“诽谤朝政，妖言惑众”之名被贬黄州做一个有名份无职权的团练副使。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才高八斗、仕途风顺的苏轼在这一险遭杀身之祸的重大挫折面前，是何等沮丧。毫无疑问这是他生命和仕途的双低谷时期。

　　苏试谪贬黄州途中造访大苏山净居寺有其必然性。首先，从客观上说，光州是古时北方通南域的官道，从汴京至黄州，过淮河经春风岭（今新县小界岭），光州是必经之道，他的七言绝诗《梅花二首》（光山度岭作）就是明证。其二，大苏山净居寺是佛教天台思想发祥地，而苏轼早年任杭州通判时就与天台宗僧人交往甚密，对天台宗义仰慕有加，亲到天台二圣道场拜谒恐怕是已久的夙愿。其三，大苏山净居寺的名气苏轼肯定早有耳闻，宋真宗亲笔题额“敕赐梵天寺”的寺院，作为一代文豪不知晓显然是不可能的。其四，大苏山的秀丽迷人是巨大的诱惑力，而苏轼又是性情中人，岂能不被大苏山美伦美奂的景色所吸引？他一到大苏山，方丈居仁和尚就带其欣赏山色寺圣。在唐道岸建寺时亲手载植的银杏树前（其时树龄巳达274年），苏轼触景生情，即刻吟联：“四壁青山，满目青秀如画；一树擎天，圈圈点点文章”。短短20个字写尽了大苏山的如画风光和幽古追源之情。最后，大苏山与他同宗同姓，一个落魄之人自然会产生归乡到家的亲切感，而这种感觉只有此时的他才能体会得更加真切和难得。

　　大苏山净居寺对苏轼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人生驿站。在小住的日子里，他静心读书品茗悟禅，深刻反思自己的宦海人生，尤其是同居仁和尚共同深研法华经文，寻找生命开花的方便之门，从心灵深处客观认识和反省自己、认识他人和认识社会。如果说，大苏山上保存至今的读书台遗址是苏轼醒悟的“道场”，那么《游净居寺诗并序》（见《苏轼文集》卷一一）则是他心灵和思想“脱胎换骨”的结晶。这首诗并序如下：

　　净居寺，在光山县南四十里，大苏山之南、小苏山之北。寺僧居仁为余言：齐天保中，僧慧思过此，见父老问其姓，曰苏氏，又得二山名。乃叹曰：吾师告我，遇三苏则住。遂留结庵。而父老竟无有，盖山神也。其后僧智顗见思于此山而得法焉，则世所谓思大和尚、智者大师是也。唐神龙中，道岸禅师始建寺于其地，广明庚子之乱，寺废于兵火，至乾兴中乃复，而赐名曰“梵天”云。

　　十载游名山，自制山中衣。愿言毕婚嫁，携手老翠微。

　　不悟俗缘在，失身蹈危机。刑名非夙学，陷阱损积威。

　　遂恐生死隔，永与云山违。今日复何日，芒鞋自轻飞。

　　稽手两足尊，举头双泪挥。灵山会未散，八部犹光辉。

　　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徘徊竹溪月，空翠摇烟霏。

　　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

　　苏轼不愧为文坛高手，在序中仅用百余字，就言简意赅地将净居寺的历史沿革和在佛教发展史中的地位交待得一清二楚，使人们确信天台思想就诞生在大苏山之阳。同时不难看出，他在写序时，是带着回到自家山的归乡感情来抒怀的。山为大小二苏山，父老曰苏姓，此“三苏”是否蕴含着苏洵、苏轼、苏辙这名振朝野的文坛父子“三苏”呢？ 恐怕是很有这层意思的，况且传说中的道教名人苏耽修练之地也在此山。

　　诗名虽曰游净居寺，但全诗中游的份量少，使读者感到诗人更多的是在思和悟。在诗中，他基于回到自家山的安全感，终于敞开关闭已久的心扉之门，淋漓尽致地倾诉自己作为文人学子，因不悟官场潜规则而身陷恶境，险遭杀身之祸的经历，满腹的委屈和九死一生的感慨，只有在自家山中寺院里供奉的佛祖面前才能尽情嚎啕泣泻。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才更加感到佛力无边，更真切地感到自己的心灵终于得到佛祖慈悲的抚慰。因此，由衷地表示要皈依佛门，超尘脱俗，一洗前非，成为天台二圣慧思、智顗的忠实弟子。然而却身不由己，仍要去黄州作流放式的赴任。但自己的心灵已重新复活，人生的真谛已被自己所掌握，所以自己会一身轻松地去面对未来，不管是坦途还是险境，都会从容应对。自己虽然随着送客的钟声恋恋不舍地离开自家山，但终究要回来。因为，只有这里，才是自己心灵的家园和力量的源泉。

　　苏轼确实没有食言，在黄州期间，他多次返回大苏山净居寺，惹得诗人黄庭坚、杭州天台宗僧道潜和佛印等数次留连净居寺，与苏轼同游同乐，使大苏山净居寺不仅是佛教名山，又成为因苏、黄、张耒而起的诗城乐地。 光州人民把苏轼造访大苏山看作无比的荣耀，并不因为彼时不得志的苏轼亲临此山而偏看他。千百年来，光州人民和大苏山的山山水水日夜盼望着“岁晚将焉归”的苏轼，并流传着“银枝落地东坡回”的美好传说。即：在徘徊寺的迎客松下，居仁和尚依恋不舍的送别苏轼并问道：“先生何时再回苏山？”苏轼指着身后的银杏树答：“银杏树枝落地时，我就回来了”。世界上的事情有时确是奇妙，让人回味无穷。2000年，由县文管会和净居寺茶场共同出资重修东坡读书堂，并在堂内重塑苏轼座像。恰恰是在座像塑成的那天夜里，近1300余年的同根三异树（银杏树）偌粗的一枝树枝竟无缘无故地断枝落地。第二天一早，发现这一情况的茶场工人们马上惊愕激情的呼喊：“东坡先生回来了”。是的，端坐在大苏山半腰读书堂内的东坡先生真的永远的回到了“吾家山”，同光州人民永远在一起。

　　苏轼离别大苏山以后的岁月，有过在黄州赤壁的文学颠峰和重新被启用的恩宠，更有屡遭迫害流放岭南惠州和荒蛮之地海南儋州的苦难。但苏轼的心境是平和的，不因受宠而大喜，不为受辱而大悲，怀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予以处置，无论走到哪里都留下流传千古的人文佳话。这一切，都源于他在大苏山净居寺获得了心力的源泉和人生智慧的潜修。

　　信阳市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