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佛教为题材的书法作品——佛教碑刻

　　佛教对了中国书法艺术的贡献，除了深深地影响了书法的艺术思维从而造就了一大批僧人书法家和居士书法家外，另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产生了大量的以佛教为题材的书法作品。这些以佛教为题材的书法作品，既有纸笔写的，也有刀石刻的，其中尤以后者——即所谓的佛教碑刻——为重要，因为这些佛教碑刻大大地推进和繁荣了作为书法艺术形式之一的碑刻艺术。

　　碑刻，也可叫碑书，在佛教传人中国之前就已经有了，比如著名的＜峄山刻石＞，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期219年)，始皇率群臣巡登峄山(今山东邹县东南)时，丞相李斯等为歌颂秦德而刻。但是碑刻艺术的真正成熟并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且在中国书法中占有—席之地，那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佛教策动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佛教传入中国后，兴起了大规模的修寺庙、造佛像、建佛塔的运动，这是佛教最重要的传教方式。伴随着修庙造像建塔运动而出现的则是大量富有艺术价值的佛教碑刻和壁画作品。就碑刻作品而言，既有记修庙造像建塔之因缘的，也有记某某人的佛教功德的。从书法艺术角度看，许多碑刻作品堪称上乘，在中国书法史上颇有影响，下面我们不妨从倪文东先生所集的《历代书法名品赏评》(西北大学出版社1四8年9月版)中选取有代表性的5例佛教碑刻作品以明之(倪文东先生是佛教碑刻研究方面的权威)。

　　1、《晖福寺碑》，魏碑，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全称是＜宕昌公晖福寺碑＞，亦称＜造三级浮图碑＞。内容记述了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李润镇(今陕西澄城县)晖福寺的修建经过和寺院豪华壮观的情景。碑高294cm，宽90cm，额阳文篆书“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9字；正文楷书24行，每行24至26字不等。《晖福寺碑》是北魏书法的代表作。中国书法发展到北魏时期，借着礼佛造像，刻墓志铭，碑刻大盛，显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即方峻遒劲，朴拙奇肆，雄强野逸，个性鲜明，刀味石趣极浓；同时，粗犷、野逸、草率中又具弇严谨、端庄之感。《晖福寺碑》便是其中的精品。《晖福寺碑》从隶书演变而来、但己基本上脱去了隶书的痕迹，放得开，收得住，完全以一种新的书体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此碑用笔尖而圆，笔道遒劲厚实，结体收敛，力求方整之美，严谨而规矩。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此碑与《郑文公碑》同列为“妙品上”，评价其“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此碑丰厚方整之风格，不但影响了同时期的北魏书法，而且对后世书法，特别是隋及初唐的书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道因法师碑》，唐碑，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全称为《大唐翻经大德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文并序》。道因法师俗姓侯，于成都多宝寺出家，唐贞观年间，曾在长安大慈恩寺协助玄奘翻译佛经。此碑高312cm，宽103cm，楷书34行，满行为73字，额正横书径寸小字“故大德因法师碑”7字。此碑规矩森严，神态飘逸；运笔拗折，方笔多于圆笔；隶意极浓，锋颖外露，多有挑出之笔。

　　3、《集王圣教序》，唐碑，又称《怀仁集王圣教序》、《三藏圣教序》、《七佛头圣教序》等，内容记述唐代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和回国翻译佛经的史实，碑为螭首方座，碑额刻有7尊佛像，碑高35cm，宽100cm，碑文行、楷、草相杂，30行，每行83到84字不等。现藏西安碑林第二室。此碑直接由王羲之的书法真迹摹出，然而，虽为摹刻，亦纤微毕肖，形神兼备，保存了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日，它和《兰亭序》一样，成为历代研习王羲之书法的最佳范本。此碑开集王羲之书法之先河，而且还是历代集王羲之书法的最成功者。

　　康有为在《广义舟双楫》中评价此碑：“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可谓异才。剪裁纫缝，皆若己出。此碑体势一贯，点画精到，结字多变，平和简静，遒丽天成，绝妙千古。”

　　4、《陀罗尼经幢》，唐碑，全称是《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这是一典型的佛教经幢，现存陕西陇县图书馆。经幢为古代宗教石刻的一种，创始于唐代，唐宋时期非常流行。形作柱状，往往用多块石刻堆建而成。柱上有盘盖，大于柱径，刻有垂幢、飘带等图案。柱身多刻陀罗尼或其他经文和佛像。此经幢刻的即是《陀罗尼经》，其书风既有北魏书法的风格，也有初唐书法的遗韵，其中还有少许欧阳询和褚遂良的楷书痕迹，用笔劲利而工稳，结字端严而宽方，章法疏密自然，气骨内含，神情外现，实为唐楷中之精品，后学之典范。

　　5、《多宝塔碑》，唐碑，亦称《千福寺多宝塔碑》或《多宝塔感应碑》，全称为《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文》。碑文记述了西京龙兴寺和尚楚金禅师创建多宝塔的经过。此碑螭首龟座，高285cm，宽102cm，楷书，34行，每行66字，额首篆书“大唐多宝塔感应碑”，现藏阳安碑林第二室。《多宝塔碑》为颜真卿44岁时所书，是其传世书迹中最早的楷书作品。代表了颜氏早期的书风特点，用笔方折腴润、结字严谨遒密，布白紧凑规整，端庄而不呆板，方整而不瘦细，为唐楷的典范作品，成为后世学习颜体楷书的优秀范本。

　　中国的佛教碑刻量多质优，以上我们仅举5例以斑窥豹。中国的佛教碑刻本是传播佛教的一种手段，但是，不容否认，这些佛教碑刻事实上丰富、繁荣并推进了中国的碑刻书法艺术，是后者得以成长壮大的助推器。许多优秀传世的碑刻书法作品实际上都是以佛教为题材的。当然在中国书法史上，以佛教为题材的书法作品不仅仅表现在碑刻中，纸写的也有，比如柳公权写的《金刚经》就非常著名，但是，与碑刻的相比，这些纸写的作品不但在量上要就少得多，而且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也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