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崇圣寺三塔

　　邱宣充

　　大理崇圣寺三塔是我国西南著名佛塔，三塔鼎足而立于苍山洱海之间，是云南古代的标志性建筑。

　　崇圣寺三塔位于大理明代古城西北二里许，地处点苍山麓原崇圣寺前。主塔又名千寻塔，为16级方形密檐砖塔，通高69.13米，塔身为环筑厚壁式结构，内壁垂直，上下贯通，内部设有环壁木质楼梯，1980年维修后，恢复可达第14层内壁顶部，千寻塔塔身底宽约9.8米，四壁砖墙厚约3.3米；塔身底层高12米，约为塔身高的1／5。原墙东面设门，清代维修后封闭。西壁原有一后窗洞，后来成为进入塔内的通道。塔身第2层～15层结构基本相同，其中2层～9层比较接近，各层塔檐均用17层砖砌出叠涩檐，每层挑出5.7厘米～14厘米。越往外挑出越长，从整体看，塔檐的断面呈现出轻舒俊俏的弧线形，从第10层开始，塔身和塔檐的尺度逐层递减，塔的整体造型呈优美的抛物线形。塔的最上一层，即第16层为实体结构，从力学观点分析，主要是为埋置和固定高大的塔刹基座，以求坚固耐久。

　　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中国的佛教建筑》一文中指出：“密檐方塔是我国唐代佛塔的一种基本类型。”“不用柱梁斗拱等表面装饰，完全以它的轮廓线取得艺术效果……远到云南昆明、大理也有唐代的密檐塔，例如昆明的慧光寺塔、大理的崇圣寺塔，都是杰出的例子”。可见崇圣寺三塔在我国佛教建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祟圣寺主塔除具有唐代佛塔的共性外，在细部的处理上也有自身的特点，主要反映在塔顶与塔基的技术处理方面。首先，我国中原地区佛塔多数在塔基内设有“地宫”，用以埋藏舍利盒或其他文物。而千寻塔的塔基没有地宫，而是在基础部分采用内外放脚的办法。以加大塔基单位面积的承重能力。而塔心内除铺7层砖外，其上用淘洗过的青砂夯实，从总体上增强了塔的稳固性及抗震能力。其次是塔顶。一是塔顶四角安装有四只金翅鸟，俗称为“金鸡”。千寻塔在塔顶四角已发现有金鸡足的残件。这与佛教密宗关于大鹏金翅鸟以龙为食，寓意建塔可以消除水灾的教义有关；二是大量文物密藏于塔顶塔刹基座之内，这也与专门记叙建塔、祭塔的佛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所述“相轮幢”密藏文物的记载相吻合，目前崇圣寺塔、弘圣寺塔、佛图寺塔等发现的塔藏文物，均出现于塔顶塔刹的基座之中。

　　据清王巍《南诏野史·丰祐传》：“开成元年(836年)嵯巅建大理祟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自保和十年至天启三年功始定。”此说大体可信。

　　崇圣寺三塔中的南北双塔均为10层，平面八角形，通高42.19米，塔身各层比例、外轮廓线及塔身装饰均与千寻塔不同。南北双塔底层高度相对较低，二层以上层高大体相近，外轮廓线近似锥形。第4.6、8层有斗拱平座，还有模仿楼阁式建筑的倚柱、破子楞窗。塔身八面砌出形状各异的塔形龛，塔檐上施以仰莲和团莲。经勘测发现，8层以下塔身中空。据推断，南北双塔为大理国(937年～1253年)前期所建，南北双塔相向倾斜，塔尖偏离中心约90厘米，然而明代即有“旁二塔如翼内向”的记载，倾斜度无动向性变化。

　　1978年～1981年，国家拨款对祟圣寺三塔进行加固维修。维修时首先除去了明代李元阳修塔时在塔身加砌的一层面砖，恢复了明代以前的塔身原状，塔身裂缝用聚合水泥压力灌浆补强，并在隐蔽部位加置钢筋混凝土圈梁，以增强塔体的整体强度。金属塔刹是根据清末拍摄的一张照片予以复原。

　　维修千寻塔时，共清理出塔藏文物689件，其中千寻塔塔顶塔刹基座内藏文物567件，塔顶砖洞内15件，塔身第7层墙洞内3件，塔基座部墙洞内104件。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南诏、大理国时期文物中最丰富、最重要的一批。

　　千寻塔共清理出土佛教造像153尊，多数藏于塔刹基座中，其中佛像64尊，菩萨造像76尊，护法造像13尊。以金属铸像为主，间或有水晶、木雕及泥塑等造像，通高5厘米～28厘米不等。

　　佛部造像可辨为五方佛，计有中尊大日如来像6尊、东方阿閦如来像13尊、南方宝生如来像2尊、西方阿弥陀如来像20尊、北方不空如来像10尊。按般若泽《诸佛境界摄真经》：“大日如来手结金刚拳印，即先以左右大拇指各入左右手掌内，又以左右舒四指竖姆指作拳；东方阿闳如来手结破魔印，右手舒五指，以接于地，左手五指执持衣角；南方宝生如来手结施渚愿印。左手同前，右手舒五指印掌；西方阿弥陀如来手结除散乱心印，先舒左五指安脐抡前，次舒五指安掌上；北方不空如来手结无怖畏印，左手如前，次舒五指，掌心向外”。除上述五方佛外，亦有一佛二菩萨像及立像等，据传原祟圣寺大殿内塑有汉传佛教的三世佛，但从塔藏文物看。明显以五方佛为主，这应该与密宗曼荼罗(戒坛)的造像配置有关，具有密宗造像的特点。

　　从三塔塔藏佛像的发式看，有螺发与发髻两种。佛垂耳、少数戴耳饰，面相有较为丰满和较为清秀两种，前者具唐代造像的特征。从衣着看，有袒肩式、宽衣博带式与通肩式袈裟3种，少数佛像宽肩细腰，似受东南亚地区古代造像的影响。

　　千寻塔出土各类菩萨像76尊，其中观世音像58尊，其他有大势至、文殊、普贤、虚空藏、除盖障、地藏、迦叶等。

　　观音像中，有一件金质立像最为珍贵。像通高28厘米，重1135克，银质镂空背光。像饰高发髻，面作女相，袒上身，手结妙音天印，宽肩细腰，下着紧身裙。与此相同的另一金像藏于一漆龛中。另有一件相同的木雕像，高仅8厘米。这三尊观音像的造型与目前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等地所藏“云南观音像”相同。1936年美国人海兰·嘉频曾著文介绍这批观音像，认为“大理观音的风格实源于印度东北帕拉王朝(约750年～1197年)的雕刻，它的作品经由尼泊尔和爪哇传至大理”。这种观音像仅见于云南大理的佛教文物中，在著名的《南诏图传》中，被命名为“阿嵯耶”观音，在张胜温《大理国梵像图》中称之为“真身观世音”，是《南诏图传》文字卷中所述普立陀诃来大理弘传密宗阿吒力敦时最早携人的偶像。

　　千寻塔塔藏菩萨像中，面作男相的立像有18尊。头戴化佛王冠，袒上身，胸佩花蔓璎珞，下着裙。此像在《大理国梵像图》中题名易长观世音菩萨，其造型与11世纪尼泊尔的弥勒像及印度巴拉伐王朝的弥勒像有近似之处，而与我国内地所见观音像迥然不同。

　　大理佛教造像中的这两种观音像明显直接受印度佛教造像的影响。而其他观音像最常见的则是一手持净瓶、一手执柳枝的普门品观音和甫无救苦观音及如意轮观音等，则应属汉地佛教造像的范畴。

　　崇圣寺塔塔藏的护法类造像，包括天王像及明王像，有大黑天

　　神、帝释天、多闻天、吉祥天、伊舍那天、金刚夜叉明王、迦楼罗等。其中大黑天神像，梵名摩诃迦罗，为大日如来的怒身像，千寻塔塔藏的1件为鎏金铜质，赤上身、三面六臂、竖发作炽燃状，蛇为络腋、虎皮为裙，造型威武雄壮，大理对大黑天神的崇拜极为普遍，剑川石钟山石窟及金华山、禄劝三台山等处均见有石刻浮雕像。护法类造像中另有一件青铜贴金吉祥天像，造型也特别秀美。这些造像具有浓厚的密宗色彩。

　　千寻塔塔藏文物中涉及的文字资料有写经、刻文铜版、绢地符咒等，惜因年代久远，写经大多已腐朽，仅有4件写经残存。

　　千寻塔塔刹基座内发现《金刚经》残卷一件，出上时外形呈黑褐色，状似木炭，后在室内整理时逐步揭开，并送故宫博物院修裱。残卷幅宽27厘米，残长561厘米，绢质，金银粉书，卷首题“为施主并僧董明清妇人法珠坚等”，其下为长134厘米的金银粉敷彩佛会图像，首为“南无金刚般若经佛会”，次为“天王帝释像”，再次为五方佛众、诸菩萨众，后为图文并茂的佛经故事等。绘画之后为金银粉书写的经文，可见标题有“法会因由第一”至“尊重政教第十二”。

　　千寻塔发现的另3件写经藏于塔顶砖缝中的一鎏金铜函内。开启后发现内藏墨书布地写经3帧，有《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佛前自心印陀罗尼钞》及《胎藏曼荼罗图像》各1卷。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平纹布地，幅长宽各185厘米，经文用墨笔书写，分上中下三格，全文约6千字。首题《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下有“三藏沙门弥陀山共法藏等奉勅译”题款。经已故阎文儒教授鉴定，约为大理国时所抄。该经一般用于修塔时用，故又称之为修塔陀罗尼。译者弥陀山、法藏皆是唐代高僧。法藏与杜顺、智俨一起，被誉为华严三祖。华严宗经典《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大理也有广泛流传，说明汉地佛教在云南的传播还不止禅宗一支。

　　另一幅《胎藏界曼荼罗》亦为棉布质地，长125厘米，宽123厘米。此卷以双线画出正方形坛城外廊，边长64厘米，坛城中心又画一“井”字形，形成九个方格，内书梵文佛名，其外四边皆书梵文护法神名。按胎藏界曼荼罗规范，中台为大日如来，四方现四佛，四维是四菩萨。此经卷的发现反映了弘传大理的佛教密宗是由胎藏界密宗体系衍生而来。除了造像及写经外，崇圣寺三塔塔藏文物还有铜镜、瓷器、钱币、印章等，它们共同见证了南诏、大理与内地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

　　出自: 《中国文化遗产 》 2008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