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蓟县独乐寺》有感

　　周学鹰

　　摘要：2007年出版的陈明达先生遗著《蓟县独乐寺》，探讨了我国古代群体建筑设计方法；方格网式构图设计法等?是在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新突破；也是陈賄达先生在自身学术上的新进展：我国古代建筑史研究领域中继《应县木塔》之后；建筑经典作品个案分析方面的又一部力作。

　　关键词：古代建筑、寺庙、楼阁、《营造法式》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4-8537(2009)02-0146-05

　　陈明达先生(1914～1997年)是我国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继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贤之后，我国第二代建筑史学家中之佼佼者，在其漫长的治学生涯中，尤以《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等有重大理论突破的专著享誉学坛。最近，陈先生的一部遗著《蓟县独乐寺》经后人整理，终于在他辞世10周年之际出版面世了。细读此书，笔者认为、它不仅仅是陈明达先生有关我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更堪称是我国建筑历史研究领域中建筑经典作品个案研究的范例，对今后加强文物保护力度、继承建筑文化遗产等方面，都有着很深远的意义。

　　现就笔者的点滴体会，记述如下。

　　《蓟县独乐寺》一书取得的主要成就

　　通读《蓟县独乐寺》全书，笔者认为陈明达先生在《蓟县独乐寺》一书中，取得了如下几方面的重要成果

　　1　群体建筑设计法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建筑的重大特色之一在于院落空间的丰富多彩，院落是建筑群体布局的灵魂。而院落空间，是由一幢幢等级不同、形象不一的各单体建筑，按照一定空间场景、礼制要求、造型需要、规模大小等，组合而成的建筑群。

　　因此，我国古代建筑群是按照什么思想组织的呢?其具体设计方法如何?在现存的两部建筑学文法——《营造法式》、《工程做法》之中，有否记载?

　　确实，在宋《营造法式》相对完备的体例中，欠缺此方面内容。《工程做法》直接记载27种不同单体房屋范例，定为23例大式，4例小式，“重视工程的等第制度，又必须掌握经费开支”，但《工程做法》全书也没有建筑群体设计的有关内容。

　　那么，我国古代建筑群体设计有没有规律可循?与《营造法式》的关系如何?在《应县木塔》一书中，陈明达先生已深入探究过建筑组群的总体布局 认为各单体布局充分考虑各自的高度、体量与视角范围的关系，特别保证中轴线上主要建筑正前方有足够的视距、空间，以观瞻全貌。

　　陈先生认为：“目前所掌握的实例中，(宋辽金时期建筑群中，笔者加注)只有大同善化寺、正定隆兴寺、应县佛宮寺3处尚存原组群形式。独乐寺是现存辽代建筑中最早的范例。它仅有一阁一门，尚谈不上组群，但这一阁一门的距离，仍不失为研究组群的一项有用的资料：自阁前檐柱中至山门后檐柱中27.40m，以阁的材等计为1612份，合107.5材；阁的总进深为55材，即阁、门的距离为阁总进深的1.95倍。当时我们对组群的布局制度的认识几乎是空白，仅于《营造法原》中以歌诀的形式，记有天井比例是房屋进深的倍数，正厅前的天井是进深的两倍，神殿前的天井是殿进深的三倍等等。”

　　诚如整理者所言，陈先生的研究思路是，材份制应当一样适用于建筑组群布置。据此，《蓟县独乐寺》“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几乎展示了古代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组群的全部过程”。

　　可见，陈明达先生的研究视线早就从单体木构落实到建筑组群，以进一步探求古代建筑的设计规律，为建立内核完备的我国古代建筑科学体系而努力。

　　2　方格网式构图法

　　我们已经讨论过，陈明达先生的《应县木塔》一书，是对单体木构建筑最深入、全面论述的开山之作。然应县木塔书中尚没有将实测数据，依据当时的尺度，换算成材份数来进行探讨，存在着某些方面的局限。当然，这些缺憾在陈先生后续的《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已得到纠正。

　　而在《蓟县独乐寺》一书中，陈先生除了将全部实测数据转换成材份以外，亦列表讨论。不仅如此，在分析各单体建筑的设计规律时，在数据材份的基础上，结合，运用方格网式构图法，深入探究其平、立、剖面图之间的内在关系。

　　可见，陈先生已充分认识到：“用方格网分析建筑的构图，并推测它可能就是当时的设计方法，也是一个新的收获”。这一方法，被陈明达先生运用到整个观音阁的平，立、剖面图中，取得众多令人信服的成果。

　　此后，陈明达先生又将这一本土化的研究方法，推进到其它重要古建实例的研究中，如佛光寺东大殿、南禅寺等，开辟了我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的新思路，得到广泛推许，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识与利用。

　　3　楼阁不同材等使用法

　　以往的研究多认为一座木构古建筑中，采用同一种材等。例如，早期对观音阎的研究论著，包括陈先生自己的名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也是如此。

　　这一错误认识由来已久。陈先生深刻剖析道：“独乐寺是当时开始实测的第一处辽宋建筑物，那时所熟悉的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对早期实例缺乏具体的认识；《法式净的研究也刚刚开始 对材份的概念还不明确。因此，测量是按照对明清建筑的理解进行的，即以料口为度量的标准，并且认为同一座房屋的料口必定是一致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缺点和疏忽之处。加以观音阁本身的现实条件最便于测量平坐，在下檐屋面上，在平坐暗层内，无需脚手架即可仔细测量各个部位。以致用材的资料都来自平坐，没有注意到上屋，下屋用材都大于平坐。直到次年为了要制造模型，需补充一些详细数据，再去补测时，仍未发现这一错误。所以，我们制造的第一个古代建筑模型——独乐寺观音阁的材份数是不正确的，同时，也还不知道柱子有生起。”

　　此后对材份制虽有了较深的认识但仍然认为每座房屋所用的栱枋断面都恰好是一材，在实测时虽然常常发现拱枋的大小有出入，却一概归之于施工的误差和木材年久涨缩所致。所以一般总是满足于测量若干个数据，取用其平均数为标准，而仍末进行深入的观察。

　　陈明达先生依据多年来积累的多方面实测数据，认识到观音阁上屋、下屋用材都大于平坐，并非统一，而是有4种大小不同的材，是量材施用的结果。陈先生又进一步论述此4种材之中，应当有一个标准材，以利于施工。经过实测数据与材，份的多次比照，得到证明。

　　这就提示我们，一幢古代建筑的用材，尤其是楼阁建筑，其用材并非一个，而是依据建筑各使用部位所需，备料、用料情况等，首先选择用料，数量较多一个作为标准材，其余视使用部位的不同而作调整，是综合确定的结果。

　　4　木构楼阁建筑结构，构造法

　　楼阁是古代建筑重要类型之一， 体现我国古代木构建筑的魅力与奇巧，是木构建筑技艺的高度结晶。

　　诚如有学者所论：“楼阁的架构应代表了当时，或者进一步说体现了它们所在的历史时期最高的建筑技术水平。”因此 研究楼阁建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独乐寺观音阁作为现存唐辽时期规模最大的楼阁建筑，其研究价值自不待言。

　　全书除对殿堂结构，柱额及屋盖层构造，铺作层等木构楼阁建筑结构、构造有着系统的分析外，贯穿其中的思想火花颇多，本文试摘取一二，以窥一斑。

　　(1)从空间的角度认识《营造法式》的地盘分槽

　　以往对《营造法式》的地盘分槽理解，是依据建筑平面而定，地盘图就是平面图，在本书中，陈明达先生结合横架、纵架和铺作层来分析“金箱枓底槽”、“分心枓底槽”，即从整体空间构架的角度来认识《营造法式》的地盘分槽，使我们对于单层及楼阁建筑架构的认识，有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

　　(2)楼阁建筑平面图的表达

　　楼阁建筑平面图不同于单层屋，由于采用叉柱造及侧脚，上下柱并不在一通长的垂直线上，陈明达先生的观音阁平面分析图(见《蓟县独乐寺》第16页插图12)，把上下柱平面位置都画出，使我们对于上下柱的变化一目了然。这一开创式的表达方式，为楼阁建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图示语言。

　　(3)阁道与楼阁、殿堂结构

　　结合观音阁本身的研究，对早期的阁道、飞阉等得到新成果，使得我们对隋唐以前的木构建筑形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陈先生从构造的角度，提出“殿堂分槽结构形式必定是由阁道构造发展成的”，确实发前人之所未见。

　　此外，缠柱造是《营造法式》记载的一种楼阁架构方式。由于存在着相当多的疑问，以及“实例无存”，一直以来研究者日众。陈先生认为：“在现存实例中，观音阁和应县木塔各层平坐外檐柱，均向内收进20份左右，应即为缠柱造”，是对缠柱造研究的新探索之一。

　　5　楼阁建筑平、立，剖面设计法

　　在《应县木塔》一书中，陈明达先生已经对其平、立、剖面團之间的设计关系，进行过探究。陈明达先生认为对应县木塔的相关规律性认识，如楼阁层高，为《营造法式》中所缺，仅在《应县木塔》分析中略知，且孤例不足为据，希望在观音阁中能取得佐证。

　　陈明达先生通过对观音阁的研究，得到了一系列规律性认识，例如

　　对平面而言：平面总长宽比均近于在EMBED Equation DSMT4:1或3:2，是当时五间八椽殿堂设计的常用比例，是按实用需要和结构可能而拟定的。对楼阁而言，当时设计工作是由下屋柱头平面开始。二层平坐不仅为观瞻，扫除、整修等提供方便，更是内槽筒状空间中部的装饰 丰富筒状空间形象：其六边形平面又增加趣味，提高了艺术效果。建筑平面近于2:1的比例，多用四阿屋盖。尤其是平面设计，以材数为单位较使用份数简明，易于判断，这是“以材为祖”的又一重要意义。

　　立面与剖面：将全部实测数字折換成材，以材为单位，先估计大木作骨架的轮廓，画出方格，然后再做具体细致设计，并适当允许增减。它反映出我国古代建筑以木构为主的特点可能是古代建筑设计的普遍方式，殿堂水平分层结构体系，铺作层的提出等，全书还原到平，立，剖面设计的层面，来深入探究古代建筑与建筑群，实属创见。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新突破

　　当然，陈明达先生《蓟县独乐寺》一书能够取得诸多研究成就，有些也是在已有成果基础上的深入发展。譬如：

　　1　梁思成与《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1932年粱思成先生率先对蓟县观音阁与山门进行科学研究。梁先生十分重视实地考察的重要性，提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型美术言，尤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

　　实地考察不久，粱先生即完成并发表名篇《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首先，深入探究了独乐寺的历史沿革；其次，在考察、测绘资料的基础上，详细介绍观音阁，山门之建筑技艺特色，梁先生敏锐地指出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的巨大价值，“皆辽圣宗统和二年重建，去今(民国二十一年)已九百四十八年，盖我国木建筑中已发现之最古者。以时代论，则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

　　尤其对观音阁之结构，梁先生认为“阁高既为三倍，柱亦为三层叠垒而上达，而各层于枓拱檐廊等部，各自齐备；故阁之三层，可分析为三个完整之结构垒叠而成，然则各层相叠之制，亦研究所宜注意”。诚如陈明达先生所言，“当时刚刚开始研究古代建筑，对《营造法式》理解不深，而先生以其敏锐的观察，竟已指出这种结构形式的主要特点，并提醒我们要注意研究。虽然当时并未做出肯定的结论，但对继续研究是极有启发性的指示”。这就为后来陈明达先生对殿堂分层结构体系、铺作层的深入探究等，提供了重要启发。

　　与此同时，梁先生将观音阁，山门两建筑与《营造法式》，《工程做法》等古籍比对，同时旁及东西方古建筑之异同，尤其是与近邻日本现存诸多古建的对照，并提出今后对它们以及我国木构古建筑应尽早妥善安排，尽早立法保护等多项措施，呼吁全社会重视，通篇文章内容全面，深刻。

　　2　祁英涛与《河北省新城开善寺大殿》

　　又如，祁英涛先生继梁思成先生之后的近30年工作中，陆续对独乐寺观音阁、山门有所认识，收获，陈先生一并提出。尤其以往对同一座房屋的枓口必定一致，这个错误认识不清。“首先看到这个问题的是祁英涛同志，他在测量新城开善寺大殿时，发现每朵铺作用材，从下至上逐铺减小，而契高则逐铺增高，使足材高均相等。所以用材不一致，不完全是施工误差或木材涨缩的原故，有时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等。可见，陈明达先生对已有的研究工作都有中肯的评价，扬人之美。

　　因之，陈明达先生将此单体建筑的认识推进到观音阁建筑之中，并依据中国文物研究所1963年以来多次测量核对，判定观音阁用材出入甚大，全阁采用四种大小不同的材，是量材施用的结果。这就为未来对我国古代楼阁建筑的考察，修复，复原等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路。

　　3　中山国王陵铜版“兆域图”与样式雷

　　我国古代确有图，书并茂的优良传统，有关此点史不绝载。从河图洛书到各种图经，均保持着这一优良传统。就建筑学科而言，春秋战国以降的漆画，青铜器刻画、壁画、帛画、画像砖石、绢画、一直到清代的样式雷图档等，可谓琳琅满目。

　　记载周公营洛邑时，首先上报成王，“怦来以图及献上”。而1974年～ 1978年出土的战国中山国王陵铜版“兆域图”，比例准确，这是已知时代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来《平江府图碑》，更是描绘准确，生动的城市总平面图。

　　而《营造法式》中的地盘(平面)图，侧样(剖面)图以及佛道帐，彩画(立面)图等，“可以确断为当时的设计图。至于本文分析构图采用方格网的方法，也并非杜撰。清代样式雷图纸中，即保存有这种方法”等。

　　综合上文，陈明达先生充分尊重别人已做的点滴研究工作，这在当今社会、学术环境中尤显可贵!陈先生的学术思想火花众流汇聚，有着极其深厚的学术积淀。

　　在自身学术上的进步

　　陈先生通过对应县木塔的研究，发现了众多独创性的研究成果，有关此点，我们已有过专论。正是由于对应县木塔的探究，使得陈明达先生深信，“塔的时代既在《营造法式》之前，那么《营造法式》中不能没有这种设计准则的反映，至少应有迹可循，所以必须再重新深入研究《营造法式》，首先是它的大木作。果然，现在我在《营造法式》中发掘出了前所未曾明确的东西，可以解除数十年来的疑问……这样，就又反回来看到了释迦塔原文未按照材份制分析的不足”。

　　与此同时，深入探究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两座辽代建筑，不仅可以进一步验证在《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所得到的认识，还可以将新得到的成果与以往的研究对照起来，深入检验。

　　也就是说，首先把年代与宋《营造法式》成书相近的现存实物，与《营造法式》记载内容进行对比，认识、了解、总结单体古代木构建筑的设计规律。与此同时，在认识这些单体木构建筑的同时，又回过来认识以往成果、对《营造法式》研究中的不足。如此，通过具体的实物研究《应县木塔》，到理论的提升《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再到具体的实物研究《蓟县独乐寺》，再次进行理论总结，验证，即实物研究——理论探讨——实物研究、验证——理论探讨等，循环往复、上升。

　　例如，陈明达先生在《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中对古代材份制及厅堂，殿堂两种结构形式已经取得基本的理解。由于认识到，木构建筑“皆以所用材之份以为制度”，材下面的模数单位为份，“房屋的规模，各部分的比例，各个构件的长短、截面大小，各种外观形象等全部都是用份的倍数规定的。所以份是模数，各材等有一定的份值”。

　　尤其是，陈先生已经注意到“材等不仅决定单独的房屋，而且还关系到整个建筑群、副阶、挟屋、廊屋用材依次减一等……从而确定了全部设计的标准”。

　　由此。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的研究中，陈明达先生将所有的数据换算成份值，并列表探讨，比较起《应县木塔》的数据没有换算成材份制而言，前进了一大步。

　　非仅如此，陈明达先生又运用材份制原则，结合方格网式方法，探讨起观音阁、山门的平面、剖面、立面相应的设计、构图方法，即深入古代木构建筑的设计方法论，是对自己研究方法上的推进，深入了对材份制的认识。

　　小结

　　陈明达先生历年的主要学术著作，可分两类：木构建筑技术与雕塑史论。其中，重要木构著作有《应县木塔》，《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战国一北宋)》、《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独乐寺观音阁》等，这些专著每一部均有诸多创见，都很精彩。

　　“大木作制度是古代建筑的重要部分，而材份制又是大木作制度的核心”。陈明达先生的《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蓟县独乐寺》三本著作，是对材份制研究的逐步深入，由木构单体而木构建筑群体，将建筑史学研究，尤其是大木作技术研究引向广阔的学术天地，为我们提供了一把可以打开古人设计思想的钥匙。这些著作代表了数个不同时代的学术高峰，其巨大的学术价值已经、并将继续为历史所证明。

　　诚如此书整理者殷力欣先生所言“陈先生自信经此对独乐寺两建筑的研究，完成了其研究生涯的又一次飞跃……此篇则尝试实际应用材份制进行建筑学理论分析，遂追索出若干条中国建筑在结构力学，建筑美学等方面的独到建树……改变过去以公制测量数据为依据的做法，而强调将实测资料折合成宋尺、材份数，又使用类似某些样式雷图那样的方格网进行构图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充分理解西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这种针对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使用本上语言作纵深探索，是独辟蹊径的有效尝试”。

　　当然，未来对材份制的研究达到相当程度后，对于我国木构古建是不是仅以材为主?古代建筑设计方法是否全然如此，到底如何进行?是否仅此一种，或许还有着不少新的认识。这就需要后来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继续奋力向前，这是我们对陈明达先生及所有建筑史学界前辈的最好纪念!

　　出自: 《建筑创作 》 200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