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佛寺：开启隆阳旅游的一扇门

　　长期以来，保山隆阳除了有美丽的环境、宜人的气候能让外来的游客在此“深呼吸”外，一直在为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留不住游人而苦恼，历届党委、政府都一直在思考，如何用一种有效的方式改变隆阳旅游景点小、散、品质不高的特质，从而使隆阳旅游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及作用。

　　12月17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贵州大学教授宋立道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文物学会副秘书长田东辉对保山佛教历史文化的追溯及对保山卧佛寺将来的展望让保山隆阳旅游开启了一扇门——

　　追溯：保山曾是佛教传入的集散地

　　宋立道：从现存的史料及文化传播的一般走向上看，从宗教传播路线往往与经济贸易路线完全相同的规律性认识上看，今天的人可以或直接或间接地证明：整个滇西南，特别是保山在公元前后就是一个佛教传入的集散地。

　　卧佛寺，又名“云岩卧佛”，位于“沃土千顷”的滇西故郡保山正北的大西山麓，距保山城十五公里。卧佛寺作为“释迦弥陀在永昌（保山）之圣迹”，是云南最早的佛教寺庙之一。

　　据史料记载，公元八世纪初，南诏异牟寻时代，印度沙门七人欲到长安传教，其中高僧些岛在途经保山时，禅心大动，对大西山一带的山川风物，万分钟情，百般留连，遂决定在这天然溶洞中造卧佛，弘法利生。些岛“胼手胝足，芒鞋布衣，四处奔走，广为劝募，延请工匠，精心制作，七年乃成。”

　　关于卧佛，民间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相传卧佛所居洞宇本直通怒江，因淤塞日久，水不能通。有一年正月初八，天道无常，忽降大雨，滔天浊浪冲刷尽淤塞的砂石，江水从洞中汹涌而出，顿将保山坝子淹没，田野村舍，一片汪洋，人民流离，哀声遍野，好不凄惨。值此，一个经常到这一带卖货的傣族货郎，见此惨状，便毅然纵身跳进洞口，横卧身躯，只听见天空中一声巨响，小伙子有如神助，顿时化为一块巨石，将恶浪堵住，消除了水患。人们为纪念这位舍身救民的青年，就将所化之巨石雕成卧佛，故又称“云岩卧佛”。同时，还将每年正月初八定为“卧佛庙会”，供人朝觐。岁岁不绝，相传至今。

　　佛教到底何时从那条线路传入中国?目前国内大致看法有两条：一条是北线的传入路线，即从西北的丝绸之路传进，主要覆盖黄河流域的北中国；另有一条则是长江以南，主要是滇西南以保山为枢纽站传进来。从现存史料上看，卧佛寺始建于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迄今已有1280年的历史，比大理崇圣（三塔）寺（公元836年）早120年，比佛教名山鸡足山祝圣寺（约公元860年）早约150年。

　　地处华夏西陲的保山何以成为南中国佛教传入最早的地区，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保山西邻佛国，与缅甸、泰国、印度等佛教发祥地，或山水相依，或相距不远，造成佛教传播上的地理之便；其次，保山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给佛教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保山作为云南古之文献名邦，西汉置不韦县、东汉设永昌郡，是云南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古人有诗云：“汉武穷边开永昌，哀牢部落散丁当；流人不学花蛮语，城廓风烟半建康（南京古称）。”可见，保山受汉文化影响之甚。在如此文化背景下，保山给外来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可靠的文化基础与思想基础。正是基于地理与文化两个方面的原因，才使得保山成为云南佛教传播最早的地区。

　　据时间上较晚的材料记载，早在战国晚期（公元前272年），印度孔雀王朝第二代君主阿育王就派僧侣256人到保山境内传教。这是我们地方上的传说。但在印度的佛经里面，的确屡屡提到阿育王在第三次佛教结集以后，曾经派遣郁多罗和须那迦两位长者到“金地国”传佛教。金地，指的是今天的整个东南亚，甚至可以远到澜沧江中上游。有这么一种说法：东晋元帝大兴二年（公元319年），印度室利笈多王朝时期，中国派20余名僧人（其中几人就是保山选拔的）经永昌，循南方丝绸之路到印度求法，室利笈多王见而敬之，遂施地，造支那寺以供停息。“唐中叶，南诏阁罗凤开边拓土，设丽水节度于今缅甸中部，佛教经永昌直播南诏腹地，以至南诏”“上自国王、后妃，下至军民皆崇尚佛教”。保山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理所当然地塑造出卧佛寺这样的佛教胜迹。

　　此外，保山既是佛教文化引进与反馈的窗口，也必定是各种佛学流派相互影响的交融地带。所以，卧佛寺（包括大多数保山寺庙）虽尊奉大乘佛教，却又融汇了许多小乘佛教的文化色彩，玉佛就是一个典型的现象。玉佛是缅甸的信仰特色。缅甸人笃信南传上座部佛教。缅甸多产玉石，玉佛的雕琢非常精妙，数量之多，举世罕见。保山玉佛虽自古有之，但肯定与来自缅甸的上座部佛教文化密不可分。

　　按照缅甸佛教的说法。释迦牟尼（公元前5--6世纪以前）辞世后200年，大概在公元前3世纪，缅甸有一个商人到北印度做买卖。他在北印度得到了释迦牟尼的头发舍利。归来以后就在下缅甸造了最早的佛发舍利塔。这就是今天仰光最有名的瑞德宫塔的起源。

　　关于保山的佛教缘于何时，《永昌府志》有两点提到了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保山卧佛寺在128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按照这个来推算，在唐代保山就已经有佛教了，另外一个在《永昌府志》里有一句话：卧佛寺“建于汉代”。当然《永昌府志》的编撰成书较晚，但至少证明从很古的时候，我们保山的民间文化当中，就记录了佛教很早在这个地区流传的事实。我们可以确定地判断：作为文化载体的佛教，唐代就在滇西南已经存在了。从此再推断，佛教———其实任何一种宗教文化的传播也都是这样的———只能先在一个地区传进，经历了一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才能逐步地展开，成为一个地区为人们普遍熟悉和接受的信仰形式。在我们保山地区。佛教当然不可能是一传进就立即铺开。以这样的文化传播规律来看，保山佛教的缘起开端可以早到东晋时代，甚至更早一些。

　　我们可以看这么一个事实：依据《史记》早在公元前128年，汉使张骞就在大夏（今天的乌孜别克斯坦阿富汗一带）看到了当地人说是从四川去的竹杖和纺织品。《后汉书》多次记载，大秦国（包含今天的埃及、土耳其等地）的皇帝曾经派使者从永昌郡进入中国到洛阳朝贡，他们一路上经历了南印度（孟加拉湾）进入缅甸，经历密支那进入云南。有的时候，大秦的使臣也会从越南东京湾登陆然后从河口、建水一线进入永昌古道。

　　那时的南方丝绸之路以我们保山为枢纽的有三条，都可以前往成都。第一条：成都—曲靖—昭通—昆明—大理—保山。第二条线：成都—西昌—川西—昆明—保山。第三条线：越南—河口—建水—保山。在历史书上有不少记载，从大秦国王安敦那里来的使者，是从海路来的，穿越马来半岛，北上经密支那取道永昌道进去的。这说明，佛教至少在公元前后就已经从南路进来了。另外还有一个确定证据可以证明，四川大足石刻的佛像中，有一尊刻像被现代学者认为是长江以南最早的佛像。其时代应在东汉初年。

　　宗教学术界普遍认为，佛教的传入是以汉明帝永平十年前后。据说后汉孝明帝（58～75）夜梦金人，见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明旦，咨询群臣，有通人傅毅回答说：这应该是西方的佛陀。皇帝于是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愔乃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佛教自此始矣。

　　据最早的汉译经典《四十二章经》，蔡愔往印度是在永平八年（公元65）。洛阳建白马寺在永平十年（公元67）。也就是在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汉设永昌郡，其时哀牢初归汉朝，明帝于是在我们保山地区设置4县。当时的永昌郡包括现在的整个缅甸北部。而按照缅甸人自己的说法，他们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有佛教了，从时间段上来判断，佛教在公元之初就已经进来了。

　　佛像的兴起也是在公元前后，释迦牟尼是不主张建造佛像的，弟子就问他：“你辞世以后我们拿什么纪念你？”他答道：“以法为归啊———记得我的佛法就行了”。但在西北印度有个叫优填王的国王认为如果佛离开了我们，没有佛的形象，那我们怎样纪念佛、得到佛的加持？于是他第一个让人用旃檀刻了最初的佛像，这是北方的传说。到了公元第一世纪，南传的佛教里已经有了佛像。我们四川大足石刻的最早的佛像的形象就与缅甸甚至斯里兰卡的古代线刻的佛像极其相似。成都平原不可能平空冒出佛像来。那怕更晚的时候，也就是南北朝时代，北方的佛教造像也不是这种风格。看来，从北方不可能传进这种风格的造像，它只能从南方传过去。而从南方进的三条线路都要过保山。种种迹象都证明保山在历史上曾是佛教在西南地区的集散之地。

　　共识：佛教文化对和谐社会起到促进作用

　　佛教寄托着人们对天灾人祸的厌憎与避讳，对美好生活的呼唤与憧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和谐文化构建必然要吸收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佛教文化就具有这样的积极作用。

　　无论是些岛造佛也好，傣家青年舍身化石也罢，都给卧佛寺奠定了这样的基调，即安详平和而又富于人情味的。

　　历史上，许多骚人墨客、才子英雄，都多次登临卧佛寺，留下了不少传世佳话。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春，由乡人向导持火把探访卧佛洞，写道：“盖一洞而分内外两重，又分上下二重，始觉其奇甚也。”是天造的“洞天佛地”。

　　明代参将邓子龙戍边御敌于永昌，戎马倥偬之余，游卧佛寺留下了这样的诗句：“神心渺渺蓬莱岛，天际白云虚杳杳；四海苍生苦困多，何须卧此乾坤老？”老将胸襟，以佛自况，至今读来仍很动人。

　　东侧洞口，有郡人李根源题“唐开元四年建”五字，笔力苍劲，颇添气势。

　　1961的缅甸前总理吴努携夫人访问中国时，也专程到卧佛寺瞻仰拜谒。

　　人们走名山、访古刹，在大部分的中国寺庙都是这样的情景：天王、金刚之威严，大肚弥勒之放浪，观音、普贤之肃穆矜持……这一切，无不给人以庄严、压抑、森然，甚至是狰狞可怖的感觉。卧佛寺恰恰相反。

　　保山卧佛寺的佛像最初是汉帝的形象，后来重建的佛像更加人性化，更象普通人，宝像慈伟而又温柔，浓艳而又妖娆，让你觉得这些佛也是有血有肉可以交流亲近的人，而不是可望不可及的神。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春节傣族朝拜，平时汉族的供奉，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都能共同接受且能和平共处，这也充分说明佛教文化能缔造和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构建和谐文化必然要吸收优秀的文化传统，重视现实与传统相结合，而佛教文化就具有这样的特质。纵观整个佛教史，从来没有因为传教而发生过大的战争，所以佛教对社会和谐的作用是毫无疑问的，除了在道德层面上，在精神追求上，它还能满足追求的境界、风尚，对促进社会和谐有积极作用。同时，它还能促进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

　　展望：打造滇西南佛教文化旅游胜地，保山大有可为田东辉：卧佛寺得名僧、殿宇、宝像、山水四者之妙，又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打造滇西南佛教圣地这儿应该是一个最亮的点。

　　有道是：名僧、殿宇、宝像、山水四者为寺庙之灵魂，得其一者即可成名寺。而卧佛寺可以说是集这四者于一身了。可谓僧名、殿奇、佛新、景秀。

　　僧名——创寺僧些岛，是印度七沙门之一，相传他曾与坐床鸡足山的迦叶一道跟佛祖学经，照现在的话说是同班同学，是正门正派的科班高徒，如此寺主，当然是名而又名。明永乐初年，叔侄争位，建文帝朱允文亡命滇西，专捡寺院庙宇避难，卧佛寺也曾是这位落魄皇帝的驻足客串之所。

　　殿奇——殿宇建于一天然溶洞之中。洞于广阔，宽约数丈，洞分两进，若殿宇之内外。内洞无底，深不可测，殿宇建于外洞。洞中石纹虬结，犬牙交错，钟乳倒垂，千姿百态。殿宇依山偎洞而筑，并以石洞为正殿，一共三进两院。洞外，依山崖竖石柱、砌石墙、架石椽，将洞室相连。从稍远处看，只见危崖高耸，藤蔓披身，山寺相依，浑然一体。以寺为洞，以洞造寺，造景奇特，全得天然之妙。永昌郡守王坤曾题一联刻于殿前：“千岩竞秀，一窍通灵”活画出殿宇之绝妙。

　　佛新——普天下的佛像或坐宝莲或骑青狮或跨白象，均青一色庄严肃立。可卧佛寺的佛是卧着的。饱受邹鲁文化及朱程理学浸泡的中国，对凡人尚且讲究“坐如钟、卧如弓、行如风、站如松”的信条，何况是佛呢？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芸芸众生之前，作为真人极致的佛竟然酣然睡下，这需要多大的胆识与革新精神！

　　一块约三丈长的巨石被活生生的雕成了佛，横卧岩下，粉面金身，细腻中仍见粗犷，不是仰卧是侧卧，面东而背西，头北而足南，左手自然平伸搭于腿上，右手弯曲裸露而枕于头部，一领袈裟从左肩盖往全身。面容庄严安详，若有所思，双眼微闭，似睡非睡。古人在殿门上题有一联：“望穿千八百国未曾合眼，睡到十二万岁乃大翻身”。写形写意，极尽神韵。遗憾的是，这绝世胜迹竟于文革中毁于一旦！现在的卧佛，酷似观音，系1987年缅甸爱国华人付凤英女士所赠，是按原佛比缩小为一丈八尺的纯白玉佛。红衣玉体，仪态生动。中国佛学专家赵朴初专门为此题写“云岩卧佛”锦幡，挂于佛像之上，墨迹遒劲飘洒，为宝像增色不少。洞内新修复的五百罗汉泥塑，佛像参差错落，依山洞而置，神态飞动，性格迥异，惟妙惟肖，堪与昆明筇竹寺五百罗汉相媲美。

　　景秀——洞外，满目青山倒映于清池，其流涓涓，其声淙淙，其情切切，千条垂柳，依风摇曳。看天光云影，清波微漪，有鱼儿逐戏其中，更显悠游闲适。正如古人所说：“后倚西山千仞之翠屏，前对东山哀牢之秀山，俯视一川之胜，森罗万状之雄，真永昌佳景。”

　　保山的佛教文化沉淀很深厚，随着南亚大通道的打开，铁路的贯通，境外佛教国家游客会越来越多，对打造滇西南佛教圣地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儿也应该成为一个最亮的点。

　　今天的卧佛寺，已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殿宇、宝像修葺一新。“每岁春，郡人来此焚香浏览者，车马骈阗，肩相摩而踵相接也。”岂止是“郡人”，来自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国内周边地区的香客，四时不绝，成为闻名遐迩的滇西名胜。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打造力度的加大，这儿将成为西南最亮的佛教旅游胜地之一。

　　来源：保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