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弘觉寺塔地宫出土的正统瓷盖罐

　　霍华

　　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由于官窑瓷停烧，加之缺乏明确年代的陶瓷实物，故在古陶瓷史上被称作“空白期”。南京博物院王志敏先生根据对1964年南京明故宫遗址玉带河出土瓷片的研究，初步提出了“空白期”瓷器断代标准，这些在他的遗著《学瓷琐记》中有记载：近20年来，也陆续发现有正统纪年墓葬出土的青花瓷，南京博物院所藏南京南郊牛首山弘觉寺塔地宫中出土的5件青花瓷和1件龙泉窑青釉瓷盖罐是最早一批有确切正统纪年可考的珍贵资料。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出现，对正统瓷的认识也越来越明确，这批瓷盖罐的重要性也越发彰显，尤其在仿古瓷充斥古玩市场的今天，它们对于收藏爱好者加深对正统瓷的认识有莫大助益。

　　1957年，南京市南郊牛首山弘觉寺塔地宫中出土了一座金刚宝座塔(图1)。在以往发表的资料中，它也被称作“鎏金喇嘛塔”，而实际上，鎏金喇嘛塔只是这座金刚宝座塔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此塔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是由4个瓷盖罐、l座砂岩须弥山基座和铜鎏金曲登塔(鎏金喇嘛塔)三部分组成。

　　根据对地方志的考证，弘觉寺位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西峰，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年)，当朝司空(注：东汉时以大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又称“三司”，为中央政府的最高长官，南朝延续)徐度因山上有辟支佛窟，而于其下创建佛(仙)窟寺。唐代易名长乐寺，禅宗法融于此创立了佛教禅宗的“牛头宗”。法融禅师(594～657年)俗姓韦，润州延陵(江苏丹阳县延陵镇)人，为禅宗的地方性派系牛头派的创始人。牛头宗曾是中国当时的另一个禅学中心，因其前六代祖师皆在牛首山弘法而得名，又因位于长江下游金陵的南岸，故又名“江东禅”的牛头禅。但是在南宗兴盛以后，其被石头、临济一系完全融合了。唐大历九年(774年)牛首山长乐寺曾建七层宝塔。南唐后主改名弘觉寺。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改崇教寺。明初仍名佛窟寺，正统年间改名弘觉寺。清乾隆年间为避乾隆皇帝弘历名讳，改名为宏觉寺。弘觉寺塔于明代重建，塔内有许多题记，时代为明正统五年(1440年)至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之间。最早的题记由一位名为赵妙玉的女子所题，位于塔的第四层东北门上——“正统五年三月初四赵氏妙玉”，题记的内容未见发表，这个题记的时代同《嘉庆新修江宁府志》中弘觉寺于“正统年间改名弘觉寺”的记载大致吻合。正是这个题记的年代，使得弘觉寺塔地宫中出土的文物具有了较高的研究价值。

　　弘觉寺塔地宫中一共出土了6只瓷盖罐，5只是青花瓷，1只为龙泉窑青釉瓷。其中4只青花盖罐置于红砂岩须弥山基座的四角。由于弘觉寺地宫是1956年学生游玩时被发现的，未经过科学考古发掘。龙泉窑青釉暗花盖罐和1只青花缠枝莲盖罐(图2、3)虽然出土于地宫，但在地宫中的具体位置现在很难确定。下面介绍6只瓷盖罐的概况：

　　龙泉窑青釉暗花莲瓣纹盖罐(图2)通高9，7厘米。浅灰色胎，胎质坚致。矮圈足，圈足内外均斜削，不甚平整。盖面微微上凸，无钮，子口。施青釉，釉色葱绿，晶莹肥厚，开细小片纹。暗花装饰，盖面饰花卉纹，罐肩饰四瓣花叶纹，腹部分饰3组宽大的莲瓣纹。龙泉窑在明早期曾经专门为朝廷生产过瓷器，《明实录》上有朝廷于饶州(景德镇)烧青花，于处州(今龙泉)烧青瓷的记载。

　　青花莲纹盖罐(图3)通高13.9厘米。釉感相对平滑，釉质滋润，腹部作菱花式造型。罐肩部饰3枚折枝梅花纹，腹部饰3组花卉纹。

　　青花莲纹盖罐出土时位于红砂岩基座四角的后排，通高14.2厘米。盖沿和罐子的造型为不甚规矩的宽瓜棱式，罐子腹部饰缠枝莲瓣纹。胎、釉和工艺与图3盖罐基本相同。

　　青花开光杂宝纹盖罐出土时位于红砂岩基座四角的后排，通高14厘米。胎釉和工艺与图3盖罐基本相同。

　　青花开光杂宝纹盖罐出土时位于红砂岩基座四角的前排，通高13.3厘米。胎质洁白细腻。盖为宝珠钮，子口，盖沿为菊瓣式，罐腹部呈细瓜棱形，平底微内凹成浅圉足。白釉微泛青，釉质肥腴，釉表有橘皮纹。青花发色略显灰暗。砂底，外底线露胎处可见火石红痕迹，底部有糊米底痕迹，腹部有明显接痕。盖面纹样为九瓣莲瓣纹环绕一周。盖罐腹部绘3枚开光杂宝纹，开光内分别绘方胜、铜钱、珊瑚等杂宝。

　　青花开光杂宝纹盖罐出土时位于红砂岩基座四角的前排。通高13.4厘米。纹样、胎釉和工艺与图3盖罐基本相同。

　　5只青花盖罐的纹样、釉色、青花发色和工艺有些许差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1　砂岩基座上前面的2只绘开光杂宝纹，后排的2只分别饰开光杂宝纹和缠枝花卉纹；另一只不在砂岩基座上的青花盖罐，腹部的主题纹样也是缠枝花卉纹。在肩部纹样上，置于砂岩基座上的4只青花盖罐一致，都是莲瓣纹，不在基座上的一只是梅花纹。在尺寸上，前面2只较后排的2只稍微小一些，符合透视原理，在塔前凝视整个金刚宝座塔时4只盖罐的比例显得很匀称。釉质和青花发色方面，不在砂岩基座上的青花盖罐，釉面相对比较平展，青花发色比较明亮；4只置于砂岩基座上的青花开光杂宝纹盖罐，釉面的橘皮纹比较严重，青花发色也相对比较灰暗一些。

　　2　不在砂岩基座上的莲花纹盖罐是菱花式造型，砂岩基座上的前2只盖罐，腹部是细菊瓣造型，后排2只腹部的瓜棱比较宽，似乎意图做成菱花式，但是并不成功，盖子的盖沿也是这种隋况。

　　3　置于砂岩基座上的4只青花盖罐，腹部有明显的接胎痕迹，另外一只不在砂岩基座上的青花盖罐，腹部接胎痕不太明显。

　　总之，就整体的美感而言，不在砂岩基座上的青花莲纹盖罐较其他4只置于砂岩基座上的盖罐完美。

　　从北京定陵、南京明代功臣墓、广西桂林市东郊明代靖江王府墓葬群和湖北钟祥市东南部瑜灵山的明代梁庄王墓的出土材料看，梅瓶是明代皇族重要的陪葬品，其陪葬数量的多寡标志着墓主的身份；而在等级比较低的功臣后裔和一般民众墓葬中，往往发现以青花盖罐陪葬。本文所介绍的5件青花瓷盖罐是“空白期”青花瓷面貌从朦胧到清晰的过程中发现较早、时代明确的资料，将其与墓葬出土的青花瓷盖罐——以江西新建正统二年墓出土品为代表器物(图4)相比较，对这一类正统青花盖罐的共同特点作出如下归纳：

　　1　造型。直口，短颈，丰肩，腹占陉底渐渐收敛，平底微内凹成浅圈足。宝珠钮盖，子口。

　　2　尺寸。盖罐的高度一般为12～20厘米。

　　3　釉质。白釉泛青，釉质肥腴。

　　4　纹样。盖面绘莲瓣纹。罐身肩部有装饰带，其内纹样以莲瓣纹和折枝花卉纹最为常见。腹部的主题纹样，常见缠枝莲花纹，钱纹、珊瑚和方胜等杂宝纹，仅仅出现在弘觉寺地宫中出土的金刚宝座塔四角的盖罐上。杂宝纹是道家的图像符号，将它们与莲花纹一同绘之，奉施者的意图之一应该是以此呼应牛头宗仓q始人法融以道庄释佛法的历史渊源。

　　5　工艺。腹部有接痕。砂底。近底处一线露胎，露胎处可见火石 红痕迹。笔者曾经向景德镇佳洋陶瓷厂黄云鹏先生请教器物上火石红的轻重问题。他说，将谷糠和匣钵胎渣羼和后，垫于匣钵内，作为垫渣使用，其上置器物。垫渣中的谷糠碳化后，颜色粘在器物上就形成了火石红和糊米底。这种垫渣可以反复使用五六次，第一次使用时，烧出器物的火石红重，以后色泽依次减轻。

　　以上五点可以作为证明统时期青花瓷盖罐的鉴定特征

　　下面谈谈与4只青花盖罐紧密相连的砂岩基座和铜鎏金塔。砂岩基座的平面呈正方形，四方侧面装饰着浮雕。基座四角的墙壁分别凸起，在四角形成矮矮的凹槽，正好安置4只青花盖罐；四侧的中间部分下凹，托起了中部的台座。台座的前部，2只青花罐之间的平台上安放着铜鎏金释迦牟尼涅粱像，台座上放置着铜鎏金塔。铜鎏金塔的基座呈多重折角式，这是藏传佛教佛塔的典型式样，在西藏被称作“曲登塔”，而在蒙古族地区的藏传佛教一脉中有“喇嘛塔”一说。铜鎏金塔基台上前后侧刻有铭文，内容分别是“金陵牛首山弘觉禅寺永充供养”和“佛弟子御用监太监李福善奉施”。“禅寺”二字说明奉施者熟知牛首山是唐代禅宗牛头宗发源地的历史；“佛弟子御用监太监”表明奉施者是皇室的宦官，且皈依佛教；“永充供养”显露了奉施者的虔诚之心。有御用监太监身份的奉施者用藏传佛教密宗金刚宝座塔的形式供养，这和明永乐、宣德时期朝廷与西藏上层的密切往来有关。

　　根据罗哲文等先生编著《中国名塔》介绍：金刚宝座塔的造型源于古印度的率堵波——古印度埋葬、供奉舍利之处，具有坟冢的性质。它的建筑形式是下面为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基座，基台的四角有4个塔亭，中间有—个大塔，形成金刚宝座五塔的形式。金刚宝座塔属于佛教密宗的塔式，主要供五方佛或者埋葬佛舍利，在我国主要是明朝以后修建的，现存实物不多，全国大约有十多处。塔身是覆钵式的金刚宝座塔仅有五台山圆照寺金刚宝座塔(建于明宣德九年，1434年)和云南昆明官渡妙湛寺的金刚宝座塔(建于明天顺二年，1458年)两座，而像弘觉寺塔地富出土的这种小型金刚宝座塔仅此一座。

　　弘觉寺地富出土的金刚宝座塔的砂岩基座、青花瓷盖罐和铜鎏金曲登塔是特地为弘觉寺的地宫供养而做的，制作时间当在明宣德末年到明正统五年。青花瓷盖罐可作为这一时期瓷盖罐断代的标准器。

　　责编　耕　生

　　出自: 《收藏 》 2008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