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石刻的理论综述,工巧明,地理-五明频道-学佛网

辽代石刻的理论综述

　　所谓石刻，系指在石头上凿刻的文字和图像。石刻旧属金石学，今日石刻文字研究属古文献学，石刻图像（如摩崖石刻、石窟造像）属文物考古学。这里只简述辽代的石刻文字，不包括石刻图像。

　　一、辽代石刻的发现与著录

　　石刻可以分为地上、地下两类。寺院的石碑、经幢露天存放，很容易发现和著录；而埋藏于地下的墓志，只有经过清理发掘才能被发现。因此，最早见于著录的是地上的石刻，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地下的碑志才大量被发现，现在所见到的辽代地下石刻，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被发现的。

　　辽代石刻发现的地区，主要是北京、内蒙古、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这些地区都在辽朝统治境域之内，故有辽代石刻遗存。在辽宋“澶渊之盟”以后，两国以白沟（今拒马河）为界，白沟以南为宋朝地域，很难发现辽代石碑。不过也有特例，在广东南海光孝寺中，却有一通辽道宗大康六年（1080年）的《东作使造像记》，是东作使杨某为其新生小男孩所作，应是后人携带至此①。

　　在朝鲜北部有辽代石刻被发现，因为在图们江、鸭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在辽代属于东京道管辖。今蒙古国在辽代属上京道管辖，辽代的古城和寺院多，也有辽代石刻，只是其文字未被记录出来。

　　辽朝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916～1125年属于前期，1124～1211年属于后期，有如北宋和南宋。辽朝后期统治重心在中亚，首都为虎思斡耳朵，史称西辽。西辽存在的时间很长，也应当有石刻遗存。

　　辽代石刻的著录，最初多见于地方史志和地方文献中。《元一统志》曾节录了《仙露寺碑》文②，这是志书中最早记录的辽代石刻。《钦定热河志》、《承德府志》、《义县志》、《朝阳县志》、《塔子沟纪略》、《沈阳县志》、《盘山志》、《蓟县志》、《玉田县志》、《山西通志》、《大同府志》等都记录了辽代石刻。光绪年间，胡聘之编有《山右石刻丛编》，收录了辽代石刻8种。光绪中，缪荃孙总纂《顺天府志》，搜罗畿辅碑志，辑成《辽文存》6卷，收入辽代遗文245篇，其中有石刻若干，光绪末，王仁俊辑《辽文萃》7卷，其中包含有石刻若干。与此同时，黄任恒又辑《辽文最》4卷，其中有石刻若干。黄氏未见缪荃孙《辽文存》，故重复者甚多。入民国以后，辽代石刻渐多，金毓黻《辽东文献征略》、罗振玉《辽居杂著》，以及《东北丛刊》、《燕京学报》等等也有著录③。日本学者园田一龟曾在东北广搜碑志，编辑成《满洲金石志稿》，其中有辽代石刻若干。

　　以上这些著作今日难以寻找，而且所收数量不多，收录比较全面的当首推《全辽文》。陈述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起，曾广泛搜集辽代石刻，以前北平研究院、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所收藏的辽代石刻为主，辑成《辽文汇》10卷，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局于1953年出版。其后，各地出土辽代石刻渐多，于是又不断补充，在《辽文汇》基础上编辑成《全辽文》13卷，由中华书局于1982年出版，此书共收入辽代石刻270余种，如果将契丹文石刻也计算在内，共280余种，当时所能见到的辽代石刻几乎全部收入④。

　　此后，各地又新发现了一些辽代石刻，向南在《全辽文》的基础上又加以补充、编辑成《辽代石刻文编》，于1995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内蒙古是辽代石刻出土最多的地区，盖之庸将内蒙古出土的主要辽代石刻编为一集，称《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2002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共收入内蒙古发现的辽代石刻68种，其中有若干新出土的石刻⑤。

　　据悉，近年又有新出土的辽代石刻，有的已著文发表，有的尚未进行研究公诸于世。目前已发现的辽代石刻，大约在320～330种左右。如果与其他朝代相比，辽代石刻数量并不算多，然而其学术价值却非常高，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二、辽代石刻的种类与特点

　　文字是语言的外壳，它与语言互为表里，都是用以表达思维、进行思想沟通的工具。文字表达必须要有书写材料，用绢帛书写称帛书，用竹木书写称简牍，用纸张书写称纸书，用石头书写称石刻（石刻先用朱笔书写文字，称做书丹，然后石工将朱笔凿刻成阴文）。所用的书写材料虽然不同，然而都是为了记事和沟通思想。

　　石刻通称石碑，就其性质、用途而言，可以划分为地上和地下两大类。在其下又可以细分为若干种类，具有不同的名称。

　　（一）地上石刻

　　地上石刻一般称为碑，辽碑可细分为若干种。

　　1.纪功碑。纪功碑是辽代最早出现的石刻，耶律阿保机即位以前（910年），曾“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记功德”⑥，两年后（912年），征讨奚，获胜以后“次滦河、刻石记功”⑦。天赞三年（924年）征讨吐浑、党项、阻卜，于古回鹘城“勒石记功”，又“诏砻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记其功”⑧。砻者，磨也，即磨去旧碑文以刻记功碑。古回鹘城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畔，可知蒙古国境内应有辽碑。《辽史》称，在辽太祖陵前有圣踪殿，立碑述太祖游猎之事。殿东有楼，“立碑以记太祖创业之功”⑨。据实地考察所见，太祖陵黑龙门附近有契丹大字残石，应即太祖纪功碑所在⑩。

　　2.寺庙碑。这类碑属于纪事碑，多记载创建或改建寺庙的始末，数量比较多。有的碑记载名僧的事迹，如大安七年（1091年）　《法均大师遗行碑》、乾统八年（1108年）《妙行大师行状碑》，所谓“遗行”、“行状”，即今日所说的事迹。

　　3.碑记。碑记的内容、性质与寺庙碑相同，只是标题后面多加了一个“记”字。举凡碑记、造像记、藏经记、石匣记、遗行记等等，都可以归入此类。北京西郊大觉寺《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咸雍四年，1068年）保存完好，最具代表性。此外，俗人所立的一些碑刻也加有“记”字，如《涿州移建孔庙碑阴记》（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乾统七年，1107年）等等。

　　4.塔记。塔记是记载建塔始末，数量也比较多。从塔记可知，辽代建塔原因有多种。有的是出于国泰民安、为歌颂圣君明主而建塔纪念的。例如《盘山甘泉寺新创净光佛塔记》（统和二十年，1002年）称：“今乃岁值安康，人皆丰足……伏遇我承天皇太后恩沾万汇，德被两朝……况我昭圣皇帝，垂衣而遇宇宙，握镜以统黔黎”云云，即道出了其建塔的缘由。有的宗室贵族出于崇佛善心而造塔，如《昊天石塔记》（清宁五年，1059年）称：“秦越大长公主发心造十三级浮图一座。”按此塔在北京西便门大街以北，今已不存。有的是僧人为其亡师建藏身塔，如《沙门志果为亡师造塔幢记》、《沙门可训为本师季攴造塔记》。还有信徒为亡过父母建塔刻记。

　　5.幢记。幢者，碑之一种。幢，梵文名驮咐若，以丝绸写经，卷成圆筒状，置于佛前者，称经幢。将佛经刻于石柱上者，称石幢，俗称石经幢，多呈八角形，通常由座、身、顶三部分组成，经文刻在幢身。辽代经幢多刻佛顶尊胜陀罗尼或其它短小的咒语。立幢是信徒的善举，故留有捐资人的题记。沈阳故宫前的“大十面”，即是辽代经幢。清人何汝霖《沈阳记程》、叶昌炽《语石》曾有记载(11)。今已移到十王亭院内。北京门头沟统和十年（992年）《清水院石幢题记》篇幅甚长，署名的有行幽州府玉河县令齐讽等数十人(12)。

　　经幢虽多见于寺庙之中，不过墓前也偶见之。辽圣宗墓前有残断经幢，文中有“陀罗尼幢座”字样(13)。耶律琮墓前有观音经碑，满刻《佛说观音经》。虽非八面体，然而其性质与经幢相似。墓前立幢是为墓主祈福，与佛教信徒立幢性质相同。

　　6.题记。辽代盛行题记，与辽代崇尚佛教有关。辽代的石刻题记，有的是造像题记，如会同十年（947年）　《宋晖造像题记》。有的与寺庙建筑有关，如重熙七年（1038年）《大同县薄伽教藏木梁题记》。更多的则是刻经题记，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上刻有许多捐资人的题记，其中以唐代、辽代题记居多，仅辽刻《大宝积经》即有题记数十条。题记人身份不同，有僧人、品官、贵族，还有平民百姓(14)。中国佛教协会已将这些题记一一记录下来，整理成《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二）地下石刻

　　地下石刻多为墓志。墓志记述墓主的生平事迹、家族关系，置于墓穴之中。墓志深埋地下，有谁来看？古人置墓志，是考虑到了陵谷之变，必须有明确的记载，才能找到先人的陵墓，这种意图在一些墓志中是有所交代的。《韩瑜墓志铭》（统和九年，991年）：“陵谷纵迁，尚固牛眠之异。”《宋匡世墓志》（太平六年，1026年）：“修泉壤之文，用备陵谷之变。”《耶律宗政墓志铭》（清宁八年，1062年）：“防陵谷之变者，无若金石勒其茂实。”

　　通常墓志铭的文字分为三部分，一是标题，说明是何人的墓志；二是记述墓主的生平事迹、家庭关系；三是韵体颂词。合称墓志铭。标题以后，颂词以前的文字，通称墓志序，有的墓志标题下面明确写上“并序”字样。志序又作志引，例如《耶律宗政墓志铭》标题下，有“并引”二字，引即序也。

　　辽代的墓志铭有好多种不同的称谓。

　　1.哀册。辽代帝后的墓志均称哀册，而百官平民的墓志，是不能称作哀册的。辽庆陵（又称永庆陵）出土的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及其皇后的墓志铭，一律称作哀册，哀册又作哀策，本是皇帝册书的一种。徐师曾《文体明辩序说》称：“古者册书施之臣下而已，后世则郊祀、祭享、加谥、寓哀之属，亦皆用之，故其文渐繁。”徐氏将册书分为11种，其第五种为哀册，“迁梓宫及太子、诸王、大臣死逝用之”。在辽代，只有帝、后才可以使用哀册。辽代的哀册，均是以皇帝名义撰写，而以他人代笔，用以哀悼已逝的帝后，故有是称。此种现象在其他朝代很罕见。

　　2.神道碑。墓穴的东南称神道，神道碑是以放置在神道上而得名，就其性质来说，属于墓志一类。辽代神道碑发现甚少，有代表性的是内蒙古喀喇沁旗鸽子洞的耶律琮神道碑。耶律琮契丹名耶律合住（又作昌术）。其墓室中没有墓志，在墓外30米的小山上建有神道碑，详述其生平事迹，与墓志无异。耶律琮墓无墓志而有神道碑，原因有二。一是记述其生平事迹的文字篇幅太长，多达4000余字。碑身高2.36米，宽1.22米，厚0.27米，四面都刻满了文字。如果把这些文字刻在方形的墓志上，那么就需要尺寸很大的志石，在墓室中是难以容纳的，在墓外建碑，就不会受到空间的限制。二是耶律琮身份高，功劳大，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是辽太祖之弟耶律迭剌之孙，耶律迭剌曾任东丹左大相。耶律琮属于皇族宗亲，在辽景宗保宁年间（969～978年），耶律琮曾任要职，在处理辽、宋关系上，他力主和睦相处，少生是非争端，从而避免了战争，维护了辽景宗的皇帝之位。《辽史》称：“合住一言，贤于数十万兵。”(15)因此，耶律琮死后，被追赠政事令，“皇帝使宗子来会葬，赗赠含襚以表厚亲之恩。”(16)其墓前有石像生，刻立文臣武将，都显示出皇帝对他的格外敬重。

　　3.隧志。墓志又有隧志之称。《韩佚墓志铭》在追述其家族来源时称：“其源流婚姻，门阀世禄，具烈祖神道之文暨世父大隧之志，此不复道。”大隧之志即墓志，因置墓隧之中，故以大隧之志作为墓志别称，隧志与神道之文（神道碑）前后相应。

　　4.神道墓志铭。《赵匡禹墓志铭》题作“赵公神道墓志铭”，将神道碑与墓志铭合而称之，实属罕见。不过从此事可以看出，神道碑与墓志铭性质相同，神道碑应属墓志之一种。

　　5.实录。天津市武清县高彬乡李老村，出土辽墓志一通，题作《燕京武清县张东周母天水郡故赵氏夫人之实录并序》。实录者，据实而录也。班固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7)

　　自南北朝以来，始撰皇帝实录，成为编年史的一种。私人也有记先人的事迹，称做实录者，唐李撰写有《皇祖实录》即为一例。张东周母赵氏夫人墓志，为其孙男张惟叙所撰，亦称实录，此沿袭唐风也。实录，为墓志之别称。

　　三、辽代石刻的学术价值及影响

　　在官修的二十四史中，《辽史》是最简陋的一种。故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称《辽史》太简略，太疏漏。因此，自清代以来许多学者在不断校勘《辽史》，收集辽代的遗文，以订正、补充《辽史》。辽代石刻是当时的原始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极大地推动了辽史的研究。

　　1.契丹文的解读

　　《辽史》记载，辽朝曾创制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然而这种文字资料并没有流传下来，它是什么样的文字，谁也说不清楚。宋人王易在《燕北录》中，记载有用契丹文书写的“朕敕走马急”的腰牌，仅此而已。在陕西乾陵，有用契丹文刻写的《郎君行记》，但是在很长时间内，人们误认为它是女真文，因为谁也不知契丹文与女真文有什么不同。

　　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已发现契丹文石刻数十种，契丹文石刻的发现，填补了辽史的空白，在国内外出现了契丹文研究的热潮，使死文字契丹文逐渐活了起来。最初的契丹文石刻，是20世纪20～30年代在庆陵发现的，计有辽兴宗哀册、仁懿皇后哀册、辽道宗哀册、宣懿皇后哀册。这些哀册的拓本，后来都收入了金毓黻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中。此后，在辽宁、内蒙古、河北等地，又出土了许多辽代的契丹文墓志。契丹文石刻的增多，使契丹文的研究不断加深。经过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契丹文的解读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成就主要有：

　　(1)契丹文是借用汉字笔画、在汉字基础上创制的文字。因此，从字形上看与汉字很相似。在契丹大字中，还直接借用了汉字的整体字，例如皇帝、皇后便是如此。契丹大字借用整体汉字比较多，契丹小字是契丹大字的改进，借用整体的汉字大为减少。

　　(2)识别契丹大字、小字的区别。最初人们误认为契丹大字应当笔画多，字体繁，契丹小字笔画少，字体简。实际上正相反，契丹小字笔画多，字体繁，契丹大字反倒简单一些。契丹小字是契丹大字的改进和提高，比契丹大字更科学更进步。因此，所见契丹文石刻，以契丹小字居多，契丹大字比较少。辽庆陵出土契丹文哀册，均属契丹小字，辽太祖陵黑龙门外出土的契丹文残石，属于契丹大字。

　　(3)契丹小字是一种介乎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之间的拼音文字，其读写的最基本单位，即字母（被称做原字），共有350个左右，有些可以单独构字，有些只有组合起来才能构字。契丹小字笔画多，字体繁，就是由许多原字组合的结果，有的契丹字是由6～7个原字组成的。

　　(4)从石刻中已发现的契丹字，约有4000多个，而目前已经识别的只有330多，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5)从语法上看，契丹文属于黏着型文字，在词干后面可以缀接词尾，构成许多新词。这种现象与现代的俄文、英文相似。

　　(6)契丹文有楷、篆、行、草等不同的书写方式，这是受汉字影响的结果。

　　(7)契丹字对后来女真字创制产生了影响，女真字也有大字、小字之分，女真大字是模仿契丹大字，女真小字是模仿契丹小字(18)。

　　2.石刻对《辽史·地理志》的补正

　　石刻补正史书，在地理方面特别重要，有助于确定州县的位置。今举例加以说明。

　　(1)1956年，在黑龙江泰来县西北与内蒙古扎赉特旗交界的塔子城，曾发现一通辽道宗大安七年（1091年）的残碑，碑上题名人中有“首西头供奉官、泰州河堤□□□”字样，看来此人曾主持过泰州河堤的修建或管理。塔子城濒临绰尔河，此碑所载的泰州河堤即绰尔河堤。由此视之，辽代的泰州故址，应即今塔子城(19)。

　　(2)辽代东京道下设有双州，其具体位置不详，故《中国历史地图集》未能标注。1982年在沈阳市区以北约35千米的石佛寺村一塔基中发现辽碑，署有辽道宗咸雍十年（1074年）字样，碑文中有双州同知萧孝祖、双城县主簿耶律景云的名字。石佛寺之旁有一辽代古城址，当即辽代双州所在(20)。

　　(3)辽代墓志中，常有墓主葬于某州某县之旁的记载，由此便可以确定有关州县的位置。例如《王悦墓志铭》称：“以统和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死于本宅，享年五十有三，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于利州西三十里尖山南也。”(21)此墓志1961年出土于辽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大城子镇西30里双尖山，以里距方位而言，辽代利州故址应在大城子附近。又如《宋匡世墓志》称，宋匡世死于太平五年（1025年），“以太平六年三月七日，归容于榆州南和乡余庄里鹿鸣山先莹。”(22)此墓志出土于辽宁凌源县孙家杖子村，其地近于县城西十八里堡子，可知辽代榆州在今凌源县城西十八里堡子古城。《中国历史地图集》即据此而标示。这种例证很多，不便一一列举。

　　3.石刻揭示辽朝多次更改国号

　　国号即国名，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改换朝代时才改变国名。在同一朝代一般是不能改变国名的，只能改变年号。辽朝则不同，在其存在的209年中（916～1125年），曾多次改变国号。史书对此记载不详，而依据石刻可以充分揭示这个问题。

　　《辽史》记载，947年辽太宗入汴（开封）灭晋以后，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23)，仅此一次而已。

　　《契丹国志》称，辽太祖即位，国号大契丹。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改国号为大辽。辽圣宗统和三十年（癸丑，1012年）改国号为大契丹。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改大契丹为大辽(24)。

　　《新五代史》载，改天显十一年（936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25)（按天显十一年有误，应为天显十二年）。

　　根据上述文献记载，辽朝改变国号只有4次，即937年、947年、1013年、1066年。然而据辽代石刻，其更换国号次数更多，文献中有些记载不确。

　　《耶律羽之墓志铭》首题有“大契丹国东京太傅相公”的字样，而志文则称：“以会同四年岁次辛丑八月十一日戊戌薨于官”、“以壬寅年三月六日庚申，葬于裂峰之阳”。壬寅年为会同五年（941年），而首题以大契丹国为国号。石刻是不会有误的。特别是像耶律羽之这样的宗室贵族、朝廷重臣的墓志记年，更不会出错。据此可知，在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改国号为大辽以后不久，即恢复了大契丹国国号。其恢复的具体时间不详，应是在会同五年以前，会同元年以后。这一次更换国号，在史书上是不见记载的，它可以补充史书之疏漏。

　　关于辽太宗会同元年改国号为大辽事，于敏中和冯家昇都表示怀疑。于敏中说：

　　“再考《辽史·太宗记》，会同十年正月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是辽灭晋始更国号，而欧阳修《五代史》则书更国号于会同元年之下。至会同十年改元，薛史、欧史皆不书，而书改晋国曰大辽国，与《辽史》皆不符，盖传闻异词耳。”(26)

　　冯家昇说：“会同元年，曾否改号，虽不可知，而改元之年，则以《辽史》较核实。十年，改号，大抵一致，故可靠。”(27)可以看出，冯家昇对会同元年改国号为大辽事，不置可否，实际上是不相信有此事的。

　　于敏中、冯家昇不相信会同元年改国号为大辽，是因他们把会同元年改国号大辽与会同十年改国号大辽相混淆了，既然会同元年已改国号为大辽，会同十年怎么能“建国号大辽”？以情理而言，他们所以对会同元年改国号大辽表示怀疑，是有原因的。今据《耶律羽之墓志铭》，可知在会同元年（938年）改国号为大辽以后，曾于会同四年（940年）又恢复了大契丹国号，这样，在会同十年（947年）又改大契丹为大辽，就很容易理解了。

　　冯家昇对会同元年改国号大辽事表示怀疑以后，曾提出：“虽然，吾人生千余年后，既无直接之确据，又乏可靠之旁证，孰是孰非，尚有待于地下发现也。”(28)果不其然，《耶律羽之墓志铭》的发现，终于揭开了这个历史之谜。这一生动的例证，向人们展示了辽代石刻补史、正史的重要学术价值。

　　4.石刻补充了大量人物史实

　　官修的纪传体史书，其主体是《纪》和《传》。《纪》是经，《传》是纬，许多重要的史实，在《纪》中只能作简略记述，详细情况分散于有关人物传记中。

　　通常正史人物传记的篇幅，要比本纪大得很多。例如官修《明史》，按中华书局点校本统计，本纪有337页，每页按600字计只有202200字；而列传却多达5125页，3075000字，是本纪的15.2倍。元代修《辽史》的时候，所依据的是耶律俨《实录》70卷，在《实录》中所记的主要是帝后的事迹，一般的官员很少。到了元代，辽朝一般官员的资料大多散失，由于修《辽史》前后只用了11个月时间，时间仓促，许多人物资料未能仔细调查收集。因此，《辽史》本纪部分360页，列传部分343页，比本纪还少了17页、10200字。这是很不正常的，故清代学者赵翼批评说：“《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必多矣。”

　　辽代墓志（包括神道碑）数量比较多，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00余种，占辽代全部石刻的1/3左右。墓主中有很多人是朝廷的重臣和很有影响的地方官，例如耶律羽之、耶律琮、韩匡嗣、王敦裕、萧孝恭、邓中举、耶律习涅、赵德钧、耶律延宁、韩瑜、韩佚、耿延毅、韩相等人的事迹，都与辽朝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些人不见于《辽史》，有些人在《辽史》中记述太少。

　　有鉴于此，陈述先生在撰著《辽史补注》时，大量地补充了人物传记。据初步统计，所增补的人物多达145人，其中包括各色人等，极大地丰富了《辽史》的内容。

　　5.辽代的白话碑

　　所谓“白话”即口头语言，它与文言是相对的。“文言”属于书面语言，不论古代汉语，或现代汉语，口语与书面语言都有一定的区别。古代的白话很少保留下来，因为它很难进入文献之中。

　　元代蒙古人的口语保留下来的比较多，因为有些口语进入了文献中。例如在《经世大典》中就有一些口语。罗常培、蔡美彪曾编辑过《元代白话碑》一书，故而学术界多认为白话碑是从元代开始的。

　　实际上白话碑在辽代即已出现了。1989年4月，在内蒙古宁城县发现了天赞二年（923年）五月十五日立的石碑，题作《大王记结亲事》，这是已知辽代最早的石刻，它以奚王的口气，记述了一段婚事。整个碑文都是以口语写的(29)。

　　有些口语至今在当地仍继续使用。例如“悉妇”（媳妇）是当地流行语，指妻子而言。“下羊马牛”即送羊马牛，当地至今仍把送礼、聘礼称作下礼。此外，碑文中还有“去来”，表示曾到过某地；“坐其”即今酌情，表示商议。这些说法在宁城当地口语中仍然存在，反映出辽代的口语与现代口语颇为相同、相似。

　　奚王将口语刻入碑文，反映出他文化水平低下，不会使用文言雅语。不过这通白话碑却揭示了一个事实。即辽代也出现过白话碑，我们可以将白话碑的出现时间，从元代向前推溯到辽代初年，对我国白话碑产生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四、辽代石刻研究的现状

　　辽代石刻研究虽然开始很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许多人撰文著书，其中以陈述先生《辽史补注》所引用的辽代石刻最多，契丹文的研究成就最大，不过就整体而言，辽代石刻研究尚处在资料整理阶段，已出版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石刻文字的校勘整理和汇编，对石刻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展开。今后应加强辽代石刻的研究。

　　第一，加强对碑别字研究，碑别字包括异体字、俗字、错字、简体字，辽代石刻中别字特别多，有些简体字为后来的汉字改革所采纳。

　　第二，根据石刻所记，可以对《辽史·地理志》进行全面补正，纠正其错误，增补新发现的州县，是增补《地理志》的重要材料。

　　第三，根据石刻，增补《辽史·百官志》。《辽史·百官志》错误特多，而石刻中出现了许多新职官，可以补正《百官志》。

　　第四，契丹文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研究重点一直放在契丹小字上面，契丹大字缺乏研究；就契丹小字言，虽然找到了许多原字，但是大部分契丹字无法解读，仍属于死文字。要想全部解读契丹字，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第五，石刻中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的材料很多，是研究辽、金史必须参考的资料。不过有些人对石刻的价值缺乏认识，很少利用石刻去研究历史。这种偏向应当予以纠正。实际上史学研究必须掌握各种资料，只依靠史书是远远不够的。应当扩大视野，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料，包括石刻资料在内。

　　注释：

　　①〔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第86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元〕孛兰肹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上册第32页，中华书局1966年。

　　③景爱：《辽史研究综述》，《北方文物》1985年第4期。

　　④景爱：《陈述学术评传》第27～29页，台湾槐下术肆2006年。

　　⑤景爱：《〈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读后》，《中国文物报》2003年5月30日。

　　⑥⑦《辽史》卷1《太祖上》，第4～5页，中华书局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