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惠远庙碑汉文碑文校注——兼论七世达赖喇嘛移居惠远寺

　　张虎生

　　清雍正帝即位后，侵扰西藏的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虽被驱逐，但并未被彻底摧毁，仍不时窥伺西藏；青海以罗卜藏丹津为首的蒙古和硕特部也相继爆发反清事件。康熙末年，清中央为防止准噶尔军再度入侵西藏，曾于西藏留兵驻防；雍正帝时，为了减轻国家对西藏的供应负担，而将驻藏官兵尽行撤回，随之发生了1727年西藏农奴主争权夺利的斗争。一时社会混乱，政局不稳，在这种政治形势下，雍正帝从布达拉宫移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于惠远寺，这是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

　　一、七世达赖喇嘛由拉萨移驻川边惠远寺的原因

　　首先，从西藏内部来看，清中央是为了便于颇罗鼐总理藏务，安定西藏政局。雍正五年（1727），西藏发生了阿尔布巴事件，噶伦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忌恨清朝所封的首席噶伦康济鼐（后藏贵族）掌权，他们联合暗杀康济鼐于拉萨，又派兵赴后藏欲害颇罗鼐，当时前后藏一片混乱。随后清朝平定阿尔布巴事件。让七世达赖喇嘛离开拉萨移居川西康区的惠远寺，是作为该事件的善后措施之一。因在该事件中七世达赖喇嘛的父亲索诺木达尔扎，是幕后策划人物，他私下串通诸噶伦暗杀康济鼐，并欲陷害颇罗鼐发起战端。如颇罗鼐给皇帝奏文中所说：“达赖喇嘛、索诺木达尔扎、噶伦隆布鼐为首所派之卫地、工布、塔布及那曲等地之兵到后藏，希皇帝速派援军来藏”[1]。七世达赖喇嘛的父亲是阿尔布巴之母舅，又纳噶伦隆布鼐之女为妾，因此，他们互相结为朋党，索诺木达尔扎站在前藏贵族立场干预政务，又因七世达赖喇嘛年幼，政务被其父等人所操纵，也影响着后来达赖喇嘛对西藏政局的态度[2]。当时清朝中央政府支持颇罗鼐，当颇罗鼐领兵前往拉萨征剿阿尔布巴时，旨谕：“此举若能事成，于西藏有益”[3]，同时又怕颇罗鼐吃亏遭损，旨谕议政大臣等：“今现有钦差马喇、僧格在藏，恐伊等或为阿尔布巴所惑从中讲和，或被阿尔布巴等人诓诱，以致颇罗鼐受害，则大有关系。……今将此密速与马喇、僧格、俾伊心中明白，则诸事无阻”[4]。清军入藏时，怡亲王曾密奉上谕欲“将达赖喇嘛移至西宁”[5]。可见移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已早有所议。雍正六年（1728）查郎阿等共同审实阿尔布巴等人罪行后，封颇罗鼐为贝子总理西藏政务，又恐颇罗鼐因达赖喇嘛父亲操纵这场大规模的前后藏战争而与达赖喇嘛引起争端，遂“议迁达赖喇嘛于理塘，以杜衅端”[6]。从前面所引历史文献可见，清朝为了让颇罗鼐免除后患之忧，顺利处理善后事宜，安定西藏，遂将阿尔布巴等人及其亲属予以处决；在此之前已令七世达赖喇嘛父亲索诺木达尔扎进京陛见，并决定将七世达赖喇嘛由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移居于惠远寺。颇罗鼐暂时摆脱了教权的束缚主持西藏事务，这才出现了社会安定、仓储丰富的局面。这对西藏社会的发展、祖国的统一安定都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从蒙藏民族关系来看，是为了防范蒙古准噶尔部的侵扰，使七世达赖喇嘛免遭劫持，而移居内地。在打箭炉辖区的噶达地方修建惠远寺，以供其住锡。从空间地理上加强了对达赖喇嘛人身安全的保险系数，因为当时七世达赖喇嘛在复杂的政治、军事力量较量中需要保护，若不移出西藏，清朝中央政府派兵入藏护卫一是需要时间，再者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决定此举决非易事，大批军队装备进藏执行任务，一定存在有许多具体的难以想象的困难。而把达赖喇嘛移至内地后，即使蒙古势力，特别是准噶尔部有劫持抢夺达赖喇嘛以控制藏区之心，但要从遥远的新疆远征到川西康区，其给养、兵源、战斗力都会成问题。再则即使蒙古兵打过来，清军也可迅速迎战，以足够的力量保证达赖喇嘛的安全。众所周知，达赖喇嘛作为格鲁派领袖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清朝前期，一直在奉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清高宗御制喇嘛说）的既定方针政策。如果一旦让一直与清朝中央为敌的准噶尔部蒙古势力把七世达赖喇嘛抢去，那对西藏政局乃至整个清朝社会的安定，都将是极为不利的。所以，为保护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人身安全，而将其由拉萨移居川西的惠远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关于当时的情况，雍正十二年（1734）的谕旨曾追述说：“从前令达赖喇嘛移驻泰宁，原因彼时藏中有阿尔布巴等事，恐准噶尔逆贼乘间来犯，是以令其移至近边地方，以便照看”（《清实录》世宗卷一四五）。关于修建惠远寺的情况，文献资料里也有记载：“泰宁番名格答。雍正八年，迁达赖喇嘛居此，赐今名。设副将及都司驻防其地并辖化林、德靖、阜和、宁安等营。城建于东山下，辟四关、南北赢而东西缩……惠远庙在城外之西北，南向建都纲楼三重，矩而平，顶上为睥睨以树■幡，中无门，横辟小牖，下无牖。前辟一门，西南隅翼以小户，内皆露柱，无间隔。惟置天井以来白光。楼之上有复道通西楼，别建小室数楹，达赖喇嘛居之”（果亲王允礼：《西藏日记》，卷上，第十一页）。“敕建惠远庙，大噶达城，离城三百余里。雍正六年奉敕建寺，移达赖喇嘛坐床于此。十三年，达赖喇嘛奉旨回藏，派堪布喇嘛一人率徒众七十一人住寺。□禅堪布三年更换。乾隆元年及六年、七年、十五年、三十年均因地震估修，至五十年地震尽圯。将军保（宁）、总督李（世杰）会奏，委员修建。五十八年七月地震损，总督惠（龄）奏明重修”（《打箭炉志略》）。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曾侵扰过西藏，雍正二年（1724）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率部叛乱反清，勾结准噶尔部欲藉青海为基地长期作乱，被清军击溃后，罗卜藏丹津便逃往新疆准噶尔部，而噶伦阿尔布巴、隆布鼐与罗卜藏丹津又有姻戚关系，清朝有恐他们互相结纳，内外勾结为患[7]。再则和硕特蒙古汗王拉藏汗被杀后，其部属尚有千人留在藏北当雄一带，归达赖喇嘛父亲管辖，一旦准噶尔部蒙古窥伺、侵扰西藏时，他们有可能成为潜伏接应力量。准噶尔部蒙古南邻西藏，一直是影响和威胁西藏政局的一大隐患。适值清朝平定阿尔布巴事件之当年，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凌嗣，奏请赴藏为其父礼祭熬茶布施，并声言送还从前所掠拉藏汗之子。雍正帝深虑准噶尔人又有乘机侵扰西藏之企图，于是乘处理阿尔布巴之乱一事，将西藏各种与准噶尔有关的势力尽行扫除，断绝他们与准噶尔的联系。

　　阿尔布巴事件是前后藏封建农奴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该事件和蒙古准噶尔部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但雍正帝仍将该事件与准噶尔部相联想。如雍正七年谕旨：噶伦阿尔布巴等人“济恶同谋”，“皆因准噶尔与伊处相近，而逃往之罗卜藏丹津原系伊等姻戚，彼此相依，是以敢于悖逆。适其窘迫仓猝之时，则必投奔准噶尔，亦属显然”[8]。可见雍正帝基于对准噶尔的防范，乘平息1727年战争之机，将西藏和准噶尔一并料理，以割断其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是妥善安置好七世达赖喇嘛。准噶尔部屡次窥伺侵扰西藏，其目的不在于控制西藏地方，而是欲劫持操纵达赖喇嘛。对准噶尔部来说，取得黄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支持或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中，在宗教和政治上就能获得非凡影响，从而在蒙藏民族百姓中就有号召力，就能左右蒙藏各部。如当拉藏汗废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时，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曾遣人入藏迎请仓央嘉措赴伊犁。当时清康熙帝认为“蒙古索崇佛教，有达赖喇嘛之名皆皈向之，倘为策妄阿拉布坦迎去，则西藏、蒙古皆向策妄阿拉布坦”[9]。故雍正帝吸取先辈政治家之经验，使达赖喇嘛远离西藏，掌握在清朝中央政府力量手中，使准噶尔部蒙古势力无法劫持、操纵达赖喇嘛。由此可见，雍正帝决定移七世达赖喇嘛于川西，其原因是一目了然的。

　　雍正六年（1728），清朝遣使至藏，令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圣旨曰：佛本清净，诸番扰害，朕眷顾实殷，迁置格达城妥佛也。其速往诸查公，即都统马公等前后分营，共带满汉川陕兵四千六百余护其行。但班禅、甘丹池巴等活佛不愿达赖喇嘛离藏，竭力挽留，而达赖喇嘛认为“朵麦（康区），宏法利众时机已至，遂悦意领受大皇帝圣旨”[10]。于是委任嘉色活佛晋美益西扎巴为代理人，在达赖喇嘛离藏期间管理教务[11]。年末，达赖喇嘛启程，除清朝护卫官兵外，有三大寺上师、上下密院格西等30余人，以及布达拉宫僧官和以颇罗鼐为首的地方政府僧俗官员等护送相随同行。从南路经工布江达、拉日噶、边坝、硕板多、洛宗、巴塘等地东行。其间大部分护送者逐次返回。沿途，达赖喇嘛为僧俗摸顶祝福，并为寺院僧人发放布施，而各地寺院向达赖喇嘛奉献供养财物。次年二月抵理塘，由以图钦巴林寺之堪布为首，众僧持各种供品，排成仪仗队迎达赖喇嘛至大经堂之寝宫。是日，宴请阿列堪钦差僧格（内阁学士）、墨仁藏格（护军统领）马喇等清朝官员和护送的藏族僧俗官员。时，清朝遣人赐大批绸缎和白银等物，代皇帝向达赖问安，并宣圣旨令马喇等人留住，服侍达赖喇嘛，派兵二千护卫。七世达赖喇嘛深谢大皇帝父子之圣恩。后又有颇罗鼐派人向达赖献白银四百两，德格土司派人献黄金、绸缎、马牛等财物。达赖居理塘期间，哲布尊丹巴、喀尔喀三部、车臣等蒙古亲王派诺门罕罗桑旺钦班巴、诺颜曲结罗桑多杰拉旦等八名首领为喀尔喀蒙古总代表，在布达拉宫向达赖法座前献白银两万两。为此，颇罗鼐派人向移居川西理塘惠远寺的达赖喇嘛禀报蒙古来朝佛之情况[12]。

　　雍正六年（1728）决定建惠远寺，八年（1730）建成。惠远寺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八美区协德乡境内，清史作泰宁，藏语为格达。其地“……四面枯山，百物不产，岁多风寒，燠不时，其地为控扼诸藏要区……”，（见果亲王允礼：《西藏日记》，卷下，第二页）。

　　据传松赞干布的大臣噶尔·东赞从汉地返藏时曾经过这里。附近有当年噶尔敬神的处所噶尔俄博，东面叶扎噶布山嘴，存有大禅院遗迹，有大译师之修行洞，故，此地藏族认为是诸大德所加持具有功德之圣地，圣地中心有一恶湖，填湖建庙[13]。又达赖喇嘛传记载：惠远庙面积为三百余步弓（一步弓约五市尺），经堂共三层，建筑奇特，围墙高二步弓，为方形，每边长四百步弓，大门三重，皆为釉子屋脊，建寺耗银四十万两，全部由清朝开支，修建大经堂时，与拉萨建大昭寺相同，亦移土填湖，由四川工匠修建，大经堂围廓如大昭寺，其巨柱须由30人扛抬。达赖喇嘛驻锡呈吉祥圆满之圣地[14]。在修建过程中，当地许多土司之属民亦参加施工，如明正土司不仅愿出乾宁（原乾宁县，现道孚县八美区）领地供建筑该寺院和兵营，而且拨出土民70余户到乾宁，后增至130余户为七世达赖喇嘛供役[15]。竣工后，移达赖喇嘛驻锡，钦赐匾额曰惠远庙（藏文全称为“██”，意为具喜遍施经堂），还裁化林协，添惠远协，曰泰宁协，另驻兵1800名，作为达赖喇嘛之护卫。另外又有僧格、马喇、前铎统领迈禄、散秩大臣周瑛并游击等官率兵2000镇抚藏地，察木多留滇兵1000，派提督等驻扎其地，以作藏兵声援[16]。清护军统领鼐格献上皇帝赐达赖喇嘛白银数千两，达赖拜谢大皇帝之深重恩德[17]。雍正帝又指示照顾达赖喇嘛的鼐格、马喇等人：“尔等须妥为恭敬优待（达赖），倍加宠爱，尽随其愿，使之欢悦。年轻之人，倘有悖理之处，将不顺从，务以善言抚慰，尽力谨慎，照朕旨而行”[18]。雍正帝不惜以大量财力和兵力为达赖喇嘛建庙、护卫，并倍加优待，达到了利用藏传佛教缓服蒙藏两大族之目的。

　　达赖喇嘛居惠远寺期间，于下密院堪布阿旺却登（达赖喇嘛经师）前受灌顶、传经、口诀等诸多经教，习佛法，修持本尊。在惠远寺期间，来自理塘、巴塘、打箭炉、霍尔、德格等地的土司，清朝官员和西藏僧俗官员经常赴寺朝拜达赖喇嘛并赠大量礼物。达赖向该地附近各寺院设供坛，放布施，向僧俗大众广行显密法施，安抚蒙藏大众，故雍正帝赐达赖喇嘛经师阿旺却登以“阿齐图诺门罕”名号[19]。

　　达赖喇嘛居惠远寺五年后，其随“弟子久违乡土，各怀归志”[20]，班禅又年迈有疾，加之准噶尔已遣使求和，“定界息兵”，藏中威胁解除，为此清帝令达赖喇嘛回藏，以遂其愿，并谕达赖喇嘛回西藏后，在惠远寺常住僧中须立首领喇嘛一员与五十位僧人之扎仓，由内库支付饷银，乃建扎仓，自此由西藏委派堪布喇嘛率僧众主持寺院事务，堪布三年一换，此制度延至九世达赖时期[21]。

　　雍正十三年（1735）七世达赖喇嘛返藏，雍正帝特令果亲王允礼至泰宁赐以筵宴，由副都统福寿、兵部郎中祁山、四川督标等领驻防泰宁官兵500于夏四月，护送达赖喇嘛同章嘉呼图克图由惠远寺起程，沿南路经理塘、巴塘、芒康、昌都等地，由类乌齐转北路经那曲七月抵前藏，于布达拉宫坐床[22]。

　　惠远寺自达赖喇嘛派人主持以来，该寺喇嘛欲干预控制地方事务。历来喇嘛寺与土司、权贵关系密切，互相依靠、互相利用，喇嘛寺的经济收入，土司竭力予以援助，并命令属下百姓向寺院布施供养，而寺院籍群众对宗教的信仰，竭力维护土司和权贵的统治地位。乾隆年间，打箭炉外的孔撒、麻书等土司因争产构衅，引起其他土司间矛盾，如大金川、绰斯甲系麻书亲戚，革布什咱、德尔格忒等系孔撒亲戚，彼此袒护亲戚，各遣人帮兵助势，蹂躏对方，该地正处于土司纷争多事之域，惠远寺喇嘛亦参与地方事务。如乾隆二十年（1755）四川总督黄廷桂等奏：达赖喇嘛派来主持惠远寺之堪布“……达汉来庙随带跟役丁巴羊平等，竟于与地方事务，招诱土民，不服土司差唤……”[23]，可见该地喇嘛势力预控制地方。不仅如此，史料还显示其有向外（两金川）发展黄教势力之念。

　　清朝平定两金川后，于该地设营驻兵，令提督统兵分守，并于近边添设将军控驭，以保卫各土司。该处居民信奉本教，因本教喇嘛与金川土司联合反抗清军，平定金川后，将全部喇嘛解散，“不便仍留其地”。“但番人习奉佛，该处独无喇嘛，似非从欲从宜之道，应于噶喇依、美诺（大小金川地）两处酌建庙宇”[24]。乾隆四十一年（1716）阿桂奏：惠远庙堪布阿旺达尔结同其徒弟朋巴得尔什、罗奔二人来营念经，并称情愿分派喇嘛，移居两金川地方，振兴黄教。清朝认为阿旺达尔结系达赖喇嘛教下，若令分住于两金川，其地渐成达赖喇嘛所属；若令达赖喇嘛选择大喇嘛居于此，“恐日久金川与西藏联为一气，亦难保其不滋流弊”[25]，再金川等地原非西藏所属，于是两处建庙于京城喇嘛内派往住持。今当地居民逐渐改信奉黄教。对堪布阿旺达尔结之所请，清朝以两金川逆首负恩作乱反清，该处喇嘛亦随之妄行，所有寺庙皆非净土，平定金川后，将废寺中可居之房已分官兵居住，不宜还僧住持，且该处头目因助逆已被诛，所存皆穷苦番众，耕作自赡，亦不能有布施供养，故喇嘛要求移居金川，亦属无益等词予以拒绝，以杜其妄想[26]。

　　达赖喇嘛离开惠远寺后，该庙已不复旧观，原以乾宁为大本营的协镇，移至康定。该寺年久未修，乾隆年间因多次地震而坍损。因达赖远住西藏，庙内仅存堪布喇嘛和徒众等人不便沿旧式宏敝规模，补行修建殿宇，只是将大殿四层共300余间及大门、二门等处仍照旧整理外，其僧房减去63间，只建200间，略存旧规[27]。

　　现甘孜州的道孚地区，位于鲜水河大断裂带东南段的强震带上，历史上就是一个多震的地区。惠远寺的兴废，也和这一带历史上发生的地震紧密相关，有关这一方面的记载不绝于史籍。自乾隆元年（1736）至1981年之间的245年中，共发生大于等于5级以上的地震16次，仅乾隆皇帝在位年间就有11次之多，泰宁的惠远寺，系道孚县境内黄教寺院中较古老的寺院之一，除经历多次较大地震外，在“文革”期间，不少殿宇也遭到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地政府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在人民大众的支持下，主要建筑已基本得到修整，有僧人、喇嘛居住，寺管会管理，对外开放，是当地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由于七世达赖喇嘛曾住锡于此，十一世达赖喇嘛克珠嘉措又降生于附近地区，其名声遍知于川西地区，而且远扬于西藏腹地以及其它藏区，至受清朝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和支助。雍正帝基于统治和当时形势的需要，移七世达赖喇嘛出西藏，住锡于川西的惠远寺，初看是为了保护宗教领袖的安全，其实质则是利用宗教为统治服务，利用广布于蒙藏民族地区的藏传佛教，而绥服蒙藏政治、军事集团势力，以安定边疆，巩固国家统一。“……而近边之番彝，离藏遥远，皆有皈依佛法之心，……广布黄教……由于佐助王化，实有禅益……”（御制惠远庙碑汉文碑文拓本）。又如谕旨官兵二千驻镇理塘，护持格达，“俾佛教振兴，西陲一带喇嘛，皆得瞻慈，云以求度脱，息杀机而生善念，边境长享敕宁之福，庶不负我圣祖仁皇帝柔远爱人至意”[28]。要利用喇嘛教约束统治蒙藏民族，就需首先处理好与喇嘛教领袖的关系，将其安顿好。正如嘉庆《理塘志略》载：“以有道之高僧主之，广其居、厚其禄，名之大喇嘛，彼以为大喇嘛即佛也，见大喇嘛如见佛，以故埋首伏地，惟大喇嘛之命是听。……夫大喇嘛为皇上之所简放，以治斯民，则大喇嘛固倾心输诚于我皇上也。彼见大喇嘛而倾心输诚于皇上，即佛之倾心输诚于皇上也，佛而倾心输诚，彼民焉遂凛王之章，服王之教，听命于我皇上也。此无声之教，无形之化”[29]。充分表明清朝统治者移七世达赖喇嘛于惠远寺，对当地乃至所有蒙藏民族地区社会各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二、御制惠远庙碑汉文碑文文校勘

　　1992年的7月至9月间，笔者两次考察了惠远寺[30]，并对立存于寺内的五块石碑[31]进行了专门研读。

　　惠远寺在历史上曾有独特地位。早在清雍正、同治年间，皇帝与亲临其境地的文武官员，对其建寺沿革、平息番乱都有析论并触景赋诗，在该寺庙六通[32]石碑的碑文中都有所反映。“文革”期间，曾将这些石碑拆挪它用，后来出于保护又深埋于土中，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当地政府的主持下，依靠群众掘地找得五通，其中有一通已裂断[33]，另四通也有多处剥落破损，有一部分文字无法看清，不得已进行捶拓。返京后，将御制惠远庙碑文拓本与有关历史文献里记录的该碑文相校对，发现文献记录存在或多或少的明显错误，更令我震惊的是，在我先后所查过的多种文献资料中，竟没有一种文献资料对该碑文的记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人改变、更正或者试图更正这种以诈传诈的错录事实。

　　用《清政府与喇嘛教》[34]、《蒙藏佛教史》[35]、《道孚文史资料选辑》[36]、《西藏志》[37]、《卫藏通志》[38]五种史籍中有关御制惠远庙碑文的记录与该碑的拓本认真对勘后，笔者发现，其中《清政府与喇嘛教》一书错9处[39]，《蒙藏佛教史》一书错10处[40]，《道孚文史资料选辑》一书中错13处[41]，《西藏志》一书中错2处[42]，《卫藏通志》一书中错2处[43]，其中《卫藏通志》算是与刻文拓本出入最少的书了。所以暂且拿其作为代表来和拓本进行比较。

　　以上五种文献资料所共有的问题有三点：

　　第一，缺列和乱列（不分列）问题。

　　该碑刻文实际共计十四列，所有书本文献中的记载皆缺一列或二列。第一列碑名和第十四列刻碑时间不载。此碑自右向左，自上而下刻文下部长短不一[44]，上部其抬头格式[45]也一目了然，而所有文献记载中却都破坏了这一格式，打乱了列序，难以看出碑文原貌[46]。

　　第二，繁、简字体问题。

　　该碑刻于清雍正九年，所刻文字共计496字，皆为繁体[47]，且都为官版正字，而在简体字体的文献资料中，却没有保持和反映碑文的原始面貌和实际情况[48]。如把“彞”[49]（彝）写作“夷”，字典里对这两个字的释意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也有一条注明“夷”同“彝”，但“夷”又释为是古代对中国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泛称，而“彝”则是作为中国一个少数民族彝族的专门称呼。研究者若只以文献中记载的“夷”作为依据而加以解释，恐对碑文原意就会有所曲解。

　　第三，断句、标点中的问题。

　　惠远庙碑文辑入文献时都有标点[50]。而且不尽相同[51]。

　　御制惠远庙碑现立于惠远寺二门道外边左侧。为近年觅掘后重树，碑身高187厘米，宽95厘米，厚17厘米；碑座高77厘米，长130厘米，宽74厘米；碑帽呈弧状半圆形，高89厘米，宽110厘米，厚23厘米。碑帽正面中间刻“御制碑文”四个篆字，周边有装饰刻纹；碑座四周有装饰刻纹；碑身正面刻二种文字，右边汉文，左边蒙古文，各占一半皆竖行由右向左书写。碑帽与碑身连接处有一大块缺损，以水泥添补；碑身右侧边缘及汉文部分有几处较大面积的减缺和漫漶不清，明显有被硬器（可能是金属钢钎）撞击的痕迹[52]。

　　从《卫藏通志》载录的“御制惠远庙碑文”与该碑文的拓本相考校来看，其错处是最少的了，错皆是出在该碑刻文的第十三列中，应为“……且以广布黄教，宣讲经典使番彝道俗崇法慕羲，亿万斯年永跻仁寿之域则于佐助王化实有裨益……”[53]。而《卫藏通志》中将这一段载录为“……且以广布黄教，宣讲经典，使番夷僧俗，崇法慕羲，亿万斯年，永济仁寿之域，则以佐助王化、实有裨益……”[54]。将“彝”写作“夷”，将“道俗”之“道”写作“僧”，将“则于佐助王化”中的“于”写作“以”。

　　关于“彝”字写作“夷”的问题，前文中已有所谈及；就“道俗”一词误写为“僧俗”一词，其所指意义也是不尽相同的，查《佛学大辞典》第二函第2365页载，“道俗”是术语，出家之人曰道，道则涅槃，在家之人曰俗，俗则生死。术语是指学术工艺上的专门用语。而第2483页对“僧俗”一词的解释却为杂语，指出家与在家。《佛学小词典》第302页又释“僧”为僧伽之略，译作众，三宝之一，凡三人以上之比丘和合一处而修道者曰僧。很显然，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结合碑文和当地情况及历史背景来看，笔者认为这里若用“僧俗”，则当指佛教出家人和在家人，若按原碑文所刻“道俗”一词，则当是泛指所有的出家人和在家人（俗人），并非单指藏传佛教的出家人，因为在当地一带还有本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佛教的修行场所和信徒。

　　而将“则於佐助王化”中的“于（於）”字误写为“以”字，也会给研究者带来一定的费解。“于”在这里是介词，当“在”讲，若按误写的“以”字释读，表意上远没有“于”字那么鲜明和准确，还可解为“目的在于”四个字，用在“则以佐助王化”一句中还算可以，但若和下一句的“实有裨益”连起来看，就不是十分通顺了。况且对“于”字之意，也凭空添加了“目的”一词一意，更是对实物原文的不尊重。重要的是这一字之差，给引用文献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错误的理解导向，应该还其本来面目。

　　笔者据御制惠远庙碑碑文拓本，并结合自己的亲自实地考察，按碑文所刻式样，整理一份御制惠远庙碑汉文碑文附上[55]，以供参阅。

　　三、附：御制惠远庙碑汉文碑文

　　皇 皇恩世圣太天

　　考 考眷祖人宗眷

　　御制惠远庙碑文

　　我国家受

　　命抚御寰瀛光被国表莫不尊亲

　　文皇帝崇德七年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知东土有

　　遣使通款路涉万里时经数载始达盛京逮

　　章皇帝时遂亲至京师朝觐备蒙

　　后以策妄阿喇蒲坦肆恶逞奸残蹂西藏

　　圣祖仁皇帝特遣大师计日平定无绥人众各复生业赐今呼毕尔汗册印封号安置禅榻重兴黄教用以慰番众皈依佛法之诚并酬班禅达赖喇嘛累世恭顺之悃也朕御极以来

　　加意护持俾安净土因思古今之有佛教特以劝善惩恶济人觉世为本黄教之传所以推广佛经之旨也演教之地愈多则佛法之流布愈广而番彝之乡善者益众西藏既有班禅

　　额尔德尼而近边之番彝离藏遥远皆有皈依佛法之心因思川省打箭炉之外有地日噶达昔年达赖喇嘛曾驻锡于此爰相虔川原创建庙宇发 金数十万两遣官董司工役 器用充备置兵以卫之达赖喇嘛来登禅榻率诸徒从帑就新居诸番耆幼踊跃欣喜使

　　西方白赖本佛庙之图式凡为殿堂楼房一千馀间又为平房四百间赐额日惠远丹臒辉煌以仰

　　臣奏言彼土早寒自造寺以来气候和暖深秋未冻则知兹寺建人神胥庆山川著灵朕所以仰体

　　厚酬达赖喇嘛累世恭顺之帎以广布黄教宣讲经典使番彝道俗崇法慕义亿万斯年永跻仁寿之域则於佐助王化实有裨益是用纪文丰埤以昭示久远焉

　　雍正九年四月初五日

　　原文载《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

　　注释

　　[1] 《藏族史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472页。

　　[2][5] 《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2页。

　　[3] 《清实录》，世宗卷六一，第六二页。

　　[4] 张其勤：《清代藏事辑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1页，第186页。

　　[6][16][22][54] 《卫藏通志》（下），卷十三上，国学基本丛书，光绪丙申（光绪22年）渐西邨舍用写本刊。第二二三页，第二二四页，第二二三页，第二二三页。

　　[7] 《民族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6年，第292页。

　　[8] 《清实录藏族史料》（一），清世宗实录雍正七年（已酉二月癸已），一七二九、三、十七条，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3页。

　　[9] 《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七，光绪十年冬月，第十三页。

　　[10][28] 《西藏图考》，卷8，光绪丁酉秋飧顾■初署检，第4页，第40页。

　　[11][12][13][14][17] 《七世达赖喇嘛传》，蒲文成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6页，第132-136页，第13页，第13-140页，第139页。

　　[15] 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02页，第141页。

　　[18] 中国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转引自（中国藏学）1988年3期，第57页。

　　[19] 《藏文典籍目录》（2），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56页。

　　[20] 《圣武记》，卷17，古微堂藏版，第27页。

　　[21] 《藏文典籍目录》（2），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56页。

　　[23][25][26][27] 《清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咸阳：西藏民族学院1981年，第1402页，第1405页，第1065页，第1473页。

　　[24] 《清实录》，高宗卷1017，第6页，转引自《清实录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3页。

　　[29]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甘孜藏区社会调查资料汇辑》，1957年油印稿，第40页。

　　[30] 查有关文献记载，大都作“惠远庙”称，石碑刻字也称“惠远庙”，但现当地人一般都叫“惠远寺”。“庙”除指迷信的人供神佛的地方外，还指封建社会为进行族权统治而建造的供奉祖先的房屋。而“寺”则有一条专指佛教出家人居住的地方。此外用“寺”比用“庙”更为贴切、合适，故在行文中都统一用了“惠远寺”这一现在最通行的称呼，只有在引文中，为了反映文献资料的真实性和原始性，保持“惠远庙”一称。

　　[31] 这五块石碑均立于惠远寺的第二道门外侧，有：1、“御制惠远庙碑”（汉、蒙文对照）；2、“蒙古文碑”（只碑阳刻字，皆为蒙古文，有方形碑座，半圆形碑帽）；3、“泰宁惠远寺碑记碑”（碑阳刻汉文，有碑座、碑身上部为半圆形，刻龙图，有碑帽意，同治四年）；4、“泰宁惠远寺文碑”（碑阳刻汉字，有碑座，碑身上部为半圆，有碑帽意，雍正朝）；5、“王谕惠远庙奉碑”（碑阳刻汉文）。

　　[32] 除注[31]中提到的五通石碑外，还有一通石碑，但目前尚未找到实物，名曰“七笔勾碑”，是清朝时的果亲王允礼亲到惠远寺一带，观民风察世俗感事所作。碑文经多方搜集考稽，在有关文献资料中有录，所谓“七笔勾”，是全文分为七段之意，是以词的形式分别对惠远寺一带的自然、人们生活、衣着、见闻等进行的描述。

　　[33] 已断裂的一通石碑位于惠远寺第二道门外侧右边，依墙环列有三通，它是第一通，名“泰宁惠远庙文碑”，碑文为雍正朝果亲王允礼所作。

　　[34] 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附：清代喇嘛教碑刻录》，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5-316页。

　　[35] 释妙舟法师编：《蒙藏佛教史》（上、下册），上海佛学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6年）发行。

　　[36] 政协四川省道孚委员会编：《道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5年内部出版物，第182-183页。

　　[37]松筠：《西藏志》，《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藏研究丛刊之一，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第135页。

　　[38]《卫藏通志》（上、下册），撰人未详，国学基本丛书，光绪丙申（光绪二十二年）用写本刊，渐西村舍，商务印书馆发行。

　　[39]在《清政府与喇嘛教·附：清代喇嘛教碑刻录》一书中，对该碑的载录除省去了第一列碑名和第十四列刻碑时间外，尚有第5列在“东土有圣人”处多出一个“出”字；第7列把“肆恶逞奸”写作了“奸肆恶逞”；第8列少了一个“以”字，把“响”写作“向”；第9列多了一个“以”字，把“为”字误录为“之”；第11列多了一个“余”字；第13列把“道”写作“僧”，把“于”写作“以”。

　　[40]在《蒙藏佛教史》一书中，对该碑文的载录除省去了第一列碑名和第十四列刻碑时间外，尚把第8列的“尔”写作“勒”，把“并”写作“至”；第11列把“白”写作“达”，把“充”作“完”，把“幼”写作“弱”；第13列把“道”写作“僧”，把“年”写作“言”，把“于”写作“以”，并缺失了一个“久”字；另在第10列中缺失了一个“轴”字；还有在第9、10、13列中，均把“彝”写作“夷”。

　　[41]在《道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一书中，对该碑文的载录除缺第一列碑名外，第7列把“浦”作“布”；第8列“今”作“令”，缺失“喇嘛”二字；第9列“惩”作“隐”；第10列“遥”作“辽”；第11列缺失“白赖”二字，把“艧”作“臒”，把“耆”作“老”，把“欣”作“致”；第12列把“气候”作“惟”，把“庆”作“感”；第13列缺失“之”字，把“且”写作“是”；另在第5列把“■”写作“款”。

　　[42]在《西藏志》一书中，对该碑文的载录除把第一列碑名和第十四列刻碑时间省略了外，尚有几处误录。第13列把“道俗”误作“僧俗”，把“则于佐助王化”误作“则以佐助王化”。并且有三处将“彝”写作“夷”。碑文整体皆由繁体改写为了简体。

　　[43]在《卫藏通志》一书中，除省略了碑文的碑名和刻碑时间外，还第13列把“道”作“僧”，把“于”误作“以”。

　　[44]第2列的文字最短，只有4个字，第8、9、10、11列的文字最长，且下部等齐。第1、3、4、5、6、7、12、13、14列下部长短不一，且不均等。

　　[45]第3、4、5、6、7、8、13列顶格，在文本格式上共7次“抬头”。

　　[46] 我们所见到的各种文献资料里，对该碑文的记载都只是按页码，竖排行序依次排定，对于列数、列序、抬头等原碑刻文格式都没有考虑在内。

　　[47] 在原碑刻文的第14列有“雍正九年四月初五日”字样，可见该碑刻立于雍正九年（1731），有文献记载该碑文由雍正皇帝亲撰于雍正八年（1730）惠远寺建成之时。

　　[48] 在一些文献资料中把碑刻的繁体汉字写成简体汉字时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认为，作为历史资料还应保持历史的原藐，提倡保持作品的原始性。

　　[49] 关于“彝”字的问题。在文献记载中大都写成了“夷”字，这样带来的问题在行文中已有说明。原碑该字有些破损，从拓本上经几次仔细辨认，认得字形为“彞”，字典中又无从查找。是“彞”同“彝”吗？那么，“彞”和“夷”与“彝”和“夷”又各是什么关系呢？日后另作探究。

　　[50] 关于标点问题，在行文中已有所涉及。因为原碑刻文字没有任何标点，所以笔者认为辑录时应照原样。

　　[51] 如《清政府与喇嘛教》一书所载录的该碑碑文中，在第10列和第12列都加上了引号，而在别的文献载录中却没有，该书所载录的第13列中有一句“亿万斯年永济仁寿之域”，在别的文献中则断为“亿万斯年，永济仁寿之域”等等。

　　[52]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该碑曾遭受一定的损坏，近年在寻找发掘过程中，又有一些损伤。

　　[53] 见“御制惠远庙碑汉文碑文”拓本。

　　[55] 随此文所附“御制惠远庙碑汉文碑文”，严格仿造碑文拓本格局和样式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