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眼窑石窟的营建年代及壁画主要内容初论

　　一一兼述成吉思汗在百眼窑地区之活动

　　巴图吉日嘎拉

　　百眼窑石窑，蒙古语称为阿尔寨石窟，石窟位于伊克昭盟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距鄂托克旗人民政府所在地乌兰镇西北约130公里。1956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张郁先生曾在此调查，后因种种原因，考察笔记散佚，故未发表考察报道。七十年代末，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田广金先生到百眼窑考察，初步判断该石窟"可能为元代或稍晚些"。田广金先生发表的报告，是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成立以后，对百眼窑这座沉寂于草原山间的石窟寺的首次报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1989年和1990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学院等单位，相继前来重点考察了石窟中回鹘蒙古文和藏文榜题，有学者认为石窟开凿年代"可能始于西夏时期或者更早些"。

　　1993年秋，我们在以往诸学者考察的基础上，再次前往百眼窑石窟考察，并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要把保护与维修百眼窑石窟的工作办好"的要求，对石窟现存裂隙、风化等病害加以考察，准备维修施工的方案。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们前往北京汇报，分别得到了中国石窟保护科学研究所和国家文物局文物一处的业务指导。此后，又就有关问题向张郁、田广金两位先生请教。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处长、石窟寺研究者雷润泽同志向我们提供许多西夏石窟资料。内蒙古席力图召第十一世活佛、藏传佛教研究者卡尔文·札木苏大师对百眼窑壁画中的密宗壁画照片进行了鉴别命名。在此，谨对各位先生和同志们的热心帮助，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考察时间仓促，加之我们学识水平有限，本文只就考察的情况和结论，以及百眼窑石窟的重要价值、成吉思汗在百眼窑地区的活动情况等问题，加以初步论述。

　　一、石窟的基本情况

　　百眼窑石窟的地理座标为东经107．5度、北纬37．7度，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与黄河河套地带的交接处。它所开凿的苏默图阿尔寨山，是一座高约80米、东西长约300米的平顶桌形山，四周为陡壁。石窟依山开凿，位于山之四壁，分上、中、下三层，共计有65座石窟。其中较完整的43座、塌陷或被风沙掩埋大部的18座，开凿半途停工的4座。洞窟间距大多较小，唯北壁与东壁石窟(56窟至57窟)，间距较大，其间有53米的岩壁未凿石窟。在石窟间的岩壁上，有浮雕覆钵式塔24座、楼阁式塔1座。

　　石窟可分大、中、小三种。大型窟1座(第l9窟)，己塌。据观测，窟为长方形，面积约30平方米，位于南壁中部，门向南，门外有凿刻洞痕和台价，估计曾在外部建有窟檐。该洞窟为南壁之主窟，其余洞窟则分布在它的两侧。

　　中型洞窟的数最较多，面积约为20平方米，高约2．5--3米，方形。其前壁正中凿拱形门或长方形门，后壁正中凿出主佛龛，主龛两侧分布上下两排佛龛，左右两侧壁也对称地凿开排龛。窟顶正中雕出方形莲花藻井，面积约0．5平方米，为典型的西夏风格。有的藻井为叠涩方形。在第10窟和第28窟中央，雕凿出方形窟柱(中心柱)，方形中心柱后部的石壁上，是主佛龛，这是我国北魏时期石窟的典型风格。中型石窟大多绘有壁画，绘画的时代为西夏、元、明。

　　小型石窟面积约10平方米，高约1.5-- 2米，从洞口至主室进深约4--5米，呈前后室状，洞内无佛龛，壁画较多。除密宗佛教内容外，有回鹘蒙古文和藏文榜题，及多幅元代和明代的壁画。

　　上述3类石窟中，佛塑像均己不存，只采集到部分泥塑残件。但令人欣慰的是，中、小型石窟中保留有近千幅壁画。其绘制方法是先用掺麦秸的粘土将洞窟壁面抹平，然后用白垩粉涂白，再施以彩绘。所使用的色彩多为绿、黑、白、红等色，颜料为矿物质，经久不褪色。晕画题材以反映佛教方面的内容为主，如佛像、天王像、佛经故事、明王像、僧侣等，最为珍贵的是多幅描绘世俗人物供养、祭祀、舞蹈、礼佛的壁画。在元代壁画中，以方形网格将壁面分成若干方格，每格之间留一宽栏，上面整齐地书写着古回鹘蒙古文榜题，内容有赞礼佛的颂诗，也有回鹘蒙古文"红"、"绿"、"蓝"等字，是为画师上色彩前标注的颜色记号字。

　　在石窟外的岩石上，以高浮雕的手法凿出覆钵式塔24座，高约1.5-1.8米，早期塔与宁夏发现的西夏时期的此类塔风格和造型相同，中期和晚期的塔为元代至明代所雕。在一些塔的腹部，凿有椭圆形石洞，内装骨灰和绢纸残片，应为高僧的骨灰灵塔。在1座塔的腹部，凿刻有密宗早期派别黑教的驱魔标志，为首次发现，是判别其为西夏时期的断代标志之一。在浮雕石塔中，还有1座楼阁式13层塔，高1.6米，造形与北宋、西夏时期的楼阁式塔相同。

　　在阿尔寨山平坦之处，发现有大型庙宇建筑遗址，有火焚迹缘。建筑址残墙高1米许，为长方形石条垒砌。庙宇遗址共由3部分构成，依次排列。呈正南北方向，总面积约1200平方米。在地表采集到的遗物有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兽头瓦当、青花瓷片，还发现半块模印回鹘蒙古文的青砖。在《蒙古语言文字》1990年笫2期封二上，刊有百眼窑第3窟发现的半块印有回鹘蒙古文的土坯照片，曾引起学术界关注，在砖坯模中刻有回鹘蒙古文的早期建筑材料，在国内外尚属罕见。根据庙宇遗址上采集的建筑构件和明代青花瓷片分析，此处庙宇的规格高，建筑物富丽壮观。其始建年代约为元朝，被焚毁的时间可能在明末。

　　二、石窟开凿年代及内容

　　我们根据此次考察的资料，参考对照历史文献以及区内外的石窟壁画、建设等文物，初步将百眼窑石窟开凿的年代划分为4个阶段，现分别予以论述。

　　l、北魏时期

　　百眼窟石窟第10窟和第28窟，平面为方形，窟中央雕出方形塔柱。后壁开凿佛龛。这种形制，与云冈第1、2窟、（北魏中期）、宁夏须弥山笫14窟（北魏中晚期）相似。

　　在这一时期，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在今内蒙古中西部和北部地区有着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开凿于公元460年--523年的云冈石窟，由于受到皇帝和上层权贵的支持，其建筑规模和艺术形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其建筑风格和规范被称为"云冈模式"，影响波及北方及西域地区。在与鄂托克旗相邻的宁夏地区，发现有受到云冈石窟风格影响的石窟，如宁夏须弥山石窟第14、24、32等窟，均为平面呈方形的中心柱窟，与云冈第2期(北魏中期)风格相同。

　　综合上述历史及考古资料，可以认为百眼窑早期石窟的营造，与北魏时全国范围的崇佛及云冈石窟的影响有关，其开凿时代可定为北魏中晚期。

　　2、西夏时期

　　10世纪崛起的西夏王朝，使佛教得到空前传播。西夏于1036年占领敦煌地区后，即大力重修莫高窟和榆林窟。同时，在前人开凿洞窟的基础上绘制壁画。但西夏人此期所奉之佛教，系从汉族地区所传入的显宗，佛经也是从北宋求得，由汉文翻译成西夏文。因而，西夏早、中期佛教壁画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汉传佛教题材，其内容和形式以沿袭北宋为主，呈现出重墨轻彩、重线轻色的倾向。西夏晚期，由于统治者的倡导，积极引进藏传佛教，因此在佛窟中密宗题材的壁画较多。这种所为"臧密"题材和风格的壁画，对西夏佛教画坛影响甚大。

　　由于西夏统治者长期崇佛，存其统治辖境内广建庙宇、开凿石窟，推动了西夏时期佛教艺术的繁荣和传播。百眼窑石窟所在的鄂托克旗，在西夏时属夏州和宥州地区，为拱卫河西地区之军事要地。因此，西夏人完全可能在此开凿石窟，此次考察的发现，也证明了这一推论。白眼窑西夏石窟均为中型洞窟，其特点足：

　　(1)布局为正面墙和两面墙开凿半椭圆形佛龛，墙底部设坛，有台阶，与甘肃马蹄山西夏石窟正墙凿三龛、龛前设坛的布局相同。

　　(2)外壁刻有覆钵式塔和楼阁式塔，时代越早者，塔腹越扁而粗。

　　(3)壁画按内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夏早中期，以大量的石绿色打底，即学术界称西夏之"壁画绿"，用焦墨薄彩绘出佛和菩萨，以及山水和人物。佛教壁画为显宗题材，佛本尊为药师佛，与敦煌莫高窟西夏壁画的风格相同。其山水画风格，也受汉族画风影响，为青绿山水。经变图有"舍身饲虎"、"收服外道"，此外还有天王像和罗汉像；反映世俗生活的壁画有舞蹈图；反映僧侣生活的有"出行礼佛图"。此期壁画内容丰富，数量较多，面积较大，反映了当时西夏人崇拜佛教显宗的历史面貌。第二阶段为两夏晚期的作品，内容由显宗变为密宗，出现了十一面观音像，双身明王像、密宗大师说法及礼佛图。

　　(4)涮窟中的藻井有两类。第一类为石刻正方形莲花藻井；第2类为绘制的莲花平棋图案，增强了石窟的装饰效果，这种风格也与同期莫高窟、榆林窟藻井风格相同。

　　3、蒙元时期

　　蒙元时期，中国逐步由战乱归于和平。成吉思汗征西夏时，曾在百眼窑地区活动过。虽然当时军务紧急，不可能在此建筑石窟，但西夏被灭之后，蒙古人占领此地，为了崇拜藏传佛教，同时也为纪念成吉思汗，仍然在这里继续修凿石窟。此期的百眼窑石窟，是具有礼佛与祭祀双重功能的，其特点如下：

　　(1)在山上兴建了宏大的藏传佛教寺院，用于佛事和祭祀。因其使用黄、绿色琉璃瓦铺顶，以巨石条和模印回鹘蒙文经咒的砖建墙，可证明庙宇等级的高贵。庙宇呈现正南北方向，大庙居中、小庙居两侧的排列布局，体现出3座庙宇可能有不同的功能。

　　(2)此期的石窟，规模小于西夏时期，有的窟中绘满壁画，而有的窟中仅涂白色，所有的小型窟均无佛龛，这些窟多为套间结构，有的窟内砌有僧炕，说明由于山顶建有大庙，礼佛的重点已转移到山顶的庙宇了。

　　(3)此期壁画内容出现萨迦派的图案，即以白、绿、红、黑诸色彩绘于佛像的四周，在中型石窟中，有些元代壁画是覆盖前代壁画重新绘制的。元代壁画多划分为若干方格，绘制佛像及佛教故事。在宗教壁画的下方，绘有世俗人物祭祀、礼佛的场面。

　　(4)出现用竹笔墨书的回鹘蒙古文榜题和少量梵文藏文榜题。经考释为礼佛颂诗，每四行为一首。其内容有四天王颂、十六罗汉颂、优婆塞达摩多罗颂、圣教度佛母二十一种赞经及诸佛赞等。梵文、藏文的内容与蒙文内容相同，但保存状况不佳，没有一首是完整的。

　　(5)出现盛放高僧骨灰的覆钵式塔，即浮雕佛塔的腹部凿一椭圆形洞，内盛高僧骨灰。

　　4、明朝时期

　　1368年，元朝被明朝取代，但藏传佛教仍在蒙古族聚居地区存有影响。并且，今伊盟地区从元朝被推翻、直到明朝 天顺年间，一直是明与蒙古拉锯争夺之地。1479年(成化十五年)，巴图蒙克被推举为蒙古大汗，是为达延汗，蒙古内部纷争逐渐平息。1510年(正德五年)，达延汗率领左翼察哈尔、喀尔喀、乌梁海三万户及科尔沁万户，西征右翼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三万户，最终获胜。达延汗在分封11个儿子时，封第3子巴尔斯孛罗特驻鄂尔多斯部，负责统治右翼三万户。明天顺年间，鄂尔多斯部进驻今伊盟地区。其后，逐步与青海地区的藏传佛教上层恢复联系。

　　1578年(万历六年)五月，俺答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师索南嘉错，在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举行了历史性会见。据索南嘉错宣称，他与俺答汗分别是八思巴和忽必烈的转世者，为此，俺笞汗奉索南嘉错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即达赖三世)，索南嘉错也回赠俺答汗尊号"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从此，蒙古上层开始信奉格鲁派(即黄教)。至1585年（万历十三年），达赖三世从青海抵鄂尔多斯地区传播黄教，减传佛教的黄教很快风靡全蒙古。20多年后，明人萧大亨著《北虏风俗》一书中，记载了蒙古族普遍崇佛的盛况："比款贡以来，颇尚佛教。其幕中恒祀一佛像，饮食必祭，出入必拜，富者每特庙祀之，请僧讽经，捧香瞻拜，无日不然也。"

　　在这种崇佛的背景下，百眼窑石窟在鄂尔多斯蒙古部的经营下，再度兴旺起来。此期石窟均为小型窟，有的洞窟是在前代基础上，加以改造扩建而成。山顶的庙宇仍然继续使用，这可从山顶庙宇遗址中发现有明代建筑构件和青花瓷片得到证明。

　　明朝时期的壁画，一般面积较大，往往绘满一面墙，不在画面上划方格，壁画中出现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形象。此期壁画还有毗沙门天王像，蒙古人奉之为财神，像下绘蒙古贵族家庭与高僧，绘画风格与包头市美岱召明代壁画相似。此期仍有回鹘蒙古文榜题，经考证，约为十五世纪的作品。明朝时期的壁画具有明显的蒙古民族特色，富有装饰性，色彩以红、白、绿、黄为主。

　　百眼窑石窟的终结，有可能是明朝后期的战火造成的。清朝文献中没能关于百眼窑石窟及该地区礼佛活动的记载。在考察中发现百眼窑石窟的庙宇遗址有火焚迹象。依据《蒙古源流》和《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考证，后金与林丹汗两大军事集团在长期战争中，曾数次经过鄂尔多斯地区。林丹汗曾信奉格鲁派，后来又改信萨迦派，在与后金战败、退守归化城时，曾大规模破坏过此地的格鲁派召庙。再退至鄂尔多斯地区后，因鄂尔多斯部对其支持不力而生怨，曾有武力镇压的举措。估计供奉格鲁派的百眼窑石窟及庙宇，就是在此阶段被焚的，时间大约在1632年。

　　三、百眼窑石窟的几幅重要壁画

　　1、供养菩萨像(两夏)

　　绘于第3l窟内右侧，共两尊，像高约40厘米，侍立于佛龛左右两侧，佛龛内绘一座覆钵式白塔。佛塔左侧绘一尊供养菩萨，束高髻，眉眼细长，上唇绘小八字胡须，袒胸，身穿绿色紧身衣裙，腰束带，裙下摆呈喇叭状，为浅红色。菩萨身段优美，赤足站立在圆台上，头后绘圆形光环。佛塔右侧也绘一尊供养菩萨，因色彩发生化学变化，肌肤呈黑色。这尊菩萨袒上身，绿色飘带搭在胸前和两臂间，下身穿浅红色紧身裙，赤足站于圆台上，头后绘环状光环，体态优雅。两尊西夏早、中期的菩萨像，为百眼窑显宗艺术的作品，与莫高窟西夏供养菩萨像的风格相似，在内蒙古属首次发现。

　　2、各民族僧俗人等礼佛图(元代)

　　绘于第28窟主龛左侧。壁画长约1米，高45厘米。画中绘有50余人，分4队排列在山谷间。第一排5人，身穿红色、黄色袈裟，头戴平顶、尖顶、方形僧帽，为藏族密宗大师。第二排17人，光头，披红、黄袈沙，为蒙、藏两族高僧。第三排9人，前三人为僧侣，第1人披红袈裟、戴方帽；第2人披黄袈裟，戴方帽；第3人蓄短须，披黄袈裟、戴尖形帽。在僧侣之后，绘一汉族官吏，头戴幞头、身穿绯色官服，上有碎花团。其穿戴合乎元代六、七品官的制度。《元史·卷七十八·舆服志》载："百官公服……六品七品绯罗，小杂花，径一寸……幞头漆纱为之，展其角。"在官吏身后，绘有6人，前两人头扎白色软巾，第3、4、5人头束汉族男子发髻，第6人光头。此6人均为汉人，为官吏的随从和近亲，第四排绘年轻僧侣21人，应为蒙古人，均肃立向前。这幅各族僧侣人等礼佛图人物众多，民族各异，服饰和发式各有不同，既反映了元代社会各族各界崇佛的实际，又记录了元代各族人民相互交融与友好相处的历史情况。从壁画考察，图中的人物有藏族、蒙古族、汉族，其身份有高僧、官员、一般僧人和侍从。这是我区首次发现的元代不同民族和不同身份的人们共同礼佛的壁画。

　　3、蒙古族丧葬图(元代)

　　绘于第31窟主龛右侧的上方。长50厘米，宽35厘米，画面右角绘白色蒙古包2座，尖顶高耸。蒙古包左侧绘寺庙1间，宫殿1间。宫中绘1妇人，垂头作痛哭状。在壁画中部，绘3人立l木棺后。左侧男子着盛装束袖袍服，头戴盔形圆帽，在其右侧立两位僧人。木棺头粗尾细，由一圆木中分而成，棺头年轮清晰，木棺中间有3道长方形箍。3人身后，绘有方形墓圹，典中伏卧一尸，有4只白鹤用嘴将尸体衔起，墓圹右角绘跪僧1人为死者念经超度。这幅丧葬图涉及蒙古丧俗等内容。木棺之制，与明人叶子奇所著《草木子》记载的元代蒙古人送终之礼相合。即"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乃定……"。蒙古包与庙宇宫殿同绘于一图，说明元代在草原上有多种居住方式。白鹤衔尸升天的画面，构图十分奇妙，反映了蒙古人对灵魂升天的崇拜和向往。此外，在石窟中还发现有秃鹫(密宗中的神鸟)啄尸的天葬图。也反映了元代蒙古人对灵魂升天的向往。

　　4、成吉思汗及后妃、四子受祭图(元代)

　　绘于第31窟门内左侧。长120厘米，宽50厘米。该壁画场面浩繁，计有大小人物百余个，共分为4组，壁画上方绘密宗黑数的财神像。

　　壁画中，第1组人物为被祭祀的1个大家庭，共有8人。男主人身穿盛装蒙古礼服，形体魁伟，头戴四方瓦楞帽，盘腿坐于正中，左手放于腿上，右手举于匈前。在他左侧，绘l蒙古贵妇，穿着礼服、戴固姑冠，坐姿与男主人同，头侧向男主人。贵妇左侧，绘4名蒙古男了，年少而无冠，身穿礼服，均只盘右腿，左腿收回半立，双手合什于胸前。在男主人右侧，绘有2名盛装贵妇，均戴固姑冠，双手合什于胸前，盘左腿、收右腿，侍坐于男主人右侧。这8人同坐于白色高台上。在高台之下，呈品字形摆放丰盛的祭品。中间为主供，上罩红色伞盖，其下置高案承托。祭品状若3座山峰，耐人寻味。主供两侧的副供，均置于红色托案上，为全牲之祭品。

　　第二组人物绘于高台右侧偏下，约20人，均穿蒙古礼服，由一头戴固姑冠的贵妇带领，跪坐于白色高台下。

　　第三组人物也绘于高台右侧，由l座小山将其与第2组人隔开，他们约20人，均穿蒙古礼服，由一男子带领，站立在高台下，向台上8人行弯腰礼。这些男子中有人牵马，共3匹，1白色、2红色。在人群后部，绘有山谷，人群站在山谷间，形成只见头不见尾的浩大队列。

　　第四组人物约20人，绘于高台左侧，均穿礼服，跪拜或盘坐，双手合什，向台上行礼。

　　这幅壁画是百眼窑石窟中所绘人物最多的一幅，场面浩大、内容繁富。正中坐于白色高台之上的8人，为同一家庭成员，他们受到了蒙古贵族和广大民众的崇拜与祭祀，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初步认定他们应当是成吉思汗及其3位夫人和4个儿了。在画面上排列的序列应为：左起第三人为成吉思汗，其左侧为正夫人孛儿贴·兀真皇后；其右侧第一人为也速干皇后；右侧第2人为忽兰皇后。成吉思汗的4个儿子的排列从左至右依次是：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

　　在白化高台下，位于突出位置，头戴固姑冠的贵妇，应为主祭人，她与成吉思汗之妃也遂皇后有关。祭祀成吉思汗及其家庭成员的壁画在百眼窑石窟出现，与成吉思汗第六次征伐西夏时，在鄂尔多斯市及百眼窑地区的军事活动有关。

　　四、成吉思汗在百眼窑地区的军事活动

　　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已是64岁的老人，他不顾连续7年西征的疲劳，携夫人也遂亲率大车第六次进攻西夏。此时的西夏虽经蒙古军队多次打击，但实力尚存。为保其国家不被灭亡，西夏与金国定立盟约，互称兄弟之国，企图联合对抗蒙古。为此，成吉思汗决定征伐西夏，以拆散夏、金联盟，先灭西夏，然后再居高临下攻灭金国。此次西征，成吉思汗率军从漠北蒙古本部南下，经过鄂尔多斯进兵西夏。同时，他命令从俄罗斯归来的速不台率军从西北方向包抄西夏，以形成东、西两路夹击之势。《蒙古秘史》第264节、265节记载："太祖征回回七年……第七年鸡儿年秋(1225)，回到秃刺河黑林的旧营内"。"成吉思汗即住过冬，欲征唐兀(西夏)，重新整点军马，至狗儿年秋(1226)，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从行"。就在这一年秋冬之际，成吉思汗率大军进入今鄂尔多斯，在今鄂托克旗与西夏军队隔黄河对峙。军旅之中，成吉思汗在阿尔巴斯山围猎野马，不幸坠马受伤，在百眼窑一带养伤。对此，《蒙古秘史》有详细的记载："冬，间于阿儿不合地面围猎，成吉思汗骑一匹红沙马为野马所 惊，成吉思汗坠马跌伤，就于搠斡儿合惕地面下营"。

　　据考证，《秘史》中所记"阿儿不合"，指的是今阿尔巴斯山，西夏时称"省嵬山"，清人张穆在《蒙古游牧记》中，称之为"阿布山"。《蒙古游牧记》云："《水道提纲》：黄河北经阿布山，塞尔旺喀喇山西麓至白塔之东，东北稍曲折，北流，岐为二派。"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所绘制的地图，也记载了鄂尔多斯右翼中旗(今鄂托克旗)西境有塞尔旺喀喇山，与阿尔巴斯山从北向南逶迤相连。"搠斡儿合惕"为蒙古语"多窟汇聚之处"，我区学者已有考证文章，认为即百眼窑石窟。阿尔巴斯山的地理座标约为北纬39．6度，东径107．1度，主峰海拔

　　2149米，距银川(西夏都城中兴府遗址在此)东北110公里，实为成吉思汗西征西夏所经之要地。

　　成吉思汗在阿儿不合坠马受伤后，即在搠翰儿合惕扎营养伤，由夫人也遂在身边服侍。《蒙古秘史》第265节对成吉思汗养伤和其后的情况也有详细的记载："次日，也遂夫人对大王并众官人说：'皇上今夜好生发热，您可商量'。"众将军见成吉思汗受伤又发烧，均劝其暂且退兵，但成吉思汗坚决不同意。他说："唐兀惕百姓见咱们回去，必以为我怯，且在这里养病，先差人去唐兀处看他回甚么话。"蒙古的使者到了西夏首都，向西夏君臣转达了成吉思汗对他们的质问：以前你们的国王曾说过，我们西夏愿为您的右手。但当花剌子模人挑起争端时，我们派使者希望你们从征，而你们却不实现诺言，不但不派兵从征，反而用恶语讽刺。我当时就说过等西征回来再与你们理会。今天，我们来与你们折证前言。西夏国主不儿罕(夏献宗李德旰)辨解说："讽刺的话我不曾说过。西夏大臣阿沙敢不马上站出来承担责任说：相讥之语，我曾说过，"今汝蒙古若以惯战而欲战，而我有阿剌筛之营地(今贺兰山，与鄂托克旗隔河相望，距百眼窑约50公里)，有褐子之帐房，有骆驼之驮焉，可趋阿剌筛山奔我，在彼战之。若需金银、缎匹、财物，则可奔额里合牙(即两夏都城中兴府)、额里折兀(即凉州，今甘肃威西北)"。阿沙敢不这番大话，实为自不量力。因为西夏本为小国，之所以能够存在近二百年，除去自己有一定兵力外，主要是利用宋、辽、金之间的矛盾，存夹缝中以实力和灵活的对外政策才存在下来。但现在形势已发生变化，西夏君臣仍态度强硬，错过了与蒙古议和的机会，使蒙古使者扫兴而归。成吉思汗听了使者的禀报，十分震怒。尽管他当时尚在发烧，但仍坚持用兵。他说："诺!听彼出此大言，曷可退耶?即死也，亦应就其言而行之。长生天汝其知之。"成吉思汗身患重病，宁死不回，不灭西夏誓不罢休的决心，极大地振奋了蒙古全军将士的军心，加速了西夏的灭亡。蒙古大军在成吉思汗率领下，从百眼窑地区拔营直趋阿剌筛山，"至而与阿沙敢不战，胜阿沙敢不，逼使寨于阿刺筛山上，遂擒阿沙敢不，掳其有褐子帐房，有骆驼驮伏之百姓，使如灰飞而尽矣，屠彼唐兀惕勇健敢战之士"。此时，速不台率领的西路军己先后攻占沙州、肃州、甘州等地(今河西走廊大部地区)，彻底切断了西夏军西撤之退路。夏主李德旺(不儿罕)一筹莫展，亲自携带厚礼到蒙古大营中求和，但为时己晚。此举令成吉思汗感到恶心，三天后即下旨将不儿罕杀死。不儿罕死后，西夏人拥立南平王李旺继位(即失都儿忽)。

　　1226年11月，成吉思汗挥师南下，计划再渡黄河进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以切断西夏与金国的联系。据波斯人拉施特《史集》所载："唐兀惕国王失都儿忽，唐兀语称做李王者，从他的京都所存的大城里，带着五十万人出来，与蒙古军作战。"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迎敌，命骑兵趁着黄河结冰，抢渡黄河。《史集》将此役记述得很具体："成吉思汗站在冰上，下令发箭射(敌人)脚，不让他们从冰上过来，敌人应弦而倒。"此役，蒙古军再次从东而西渡过黄河，大败西夏援军，并攻下灵州，然后义攻克盐州川，于12月包围了中兴府。经过几个月的激战，西夏的主要州城及南联金国、西退凉州的道路均被蒙古军占领，西夏国主困守中兴府，己失去了反抗的力量。1227年，成吉思汗留下部分军队包围中兴府，自率主力南下进攻金国，并先攻下临洮等地，然后去六盘山驻夏。1227年6月，成吉思汗进兵至清水县(今属甘肃)，又派使者致电中兴府喻降。西夏主表示："我多次反叛成吉思汗，我的国土每次都遭到蒙古人的屠杀、掠夺，自今以后我再也不叛乱了，必须向成吉思汗表示奴隶般的顺从。"同时，他也向成吉思汗派出使者，请求议和，订立盟约，并希望给一个月的时间，"以便准备礼物，将城里居民迁出来，(成吉思汗)给了他请求的期限"。此后不久，成吉思汗因劳累过度，加之旧伤未愈及气候不好，终于病倒。据《史集》所载，成吉思汗在病重期间，将窝阔台和拖雷召来，给他们留下三条极其重要的遗嘱：一是齐心协力抵御敌人，立窝阔台为蒙古大汗，二是取道南宋，共同灭金；三是秘不发丧，当西夏君臣、民众出城投降时，将他们消灭。成吉思汗不愧为是一位头脑清醒的伟大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临终留下的这三条遗嘱，对于大蒙古国的发展和巩固，对灭夏、灭金战争发挥了极重要的影响。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成吉思汗的这些战略决策都是十分英明的。

　　1227年8月25日(七月乙丑)，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清水县病逝，终年66岁。"异密们按照他的命令，秘不发丧，直到(唐兀惕)人民从城里出来。(当时)就(把他们)全部杀死"。西夏国至此终于被蒙古车队灭亡了，由于也遂夫人随同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有功，"至猪儿年成吉思汗崩，后将唐兀惕百姓，多分与了也遂夫人"。

　　综上所述，成吉思汗在1226年第六次征伐西夏时，以今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百眼窑为大军总指扦部，并在这一地区养伤疗疾，策划军事大计。此事在《蒙古秘史》中有颇为详细的记载，只是因地名在《秘史》中没有准确的位置，而一直没有被学术界发现。我们通过对百眼窑石窟中，元代祭祀成吉思汗及其家人壁画的辩识，特别是对《秘史》中"阿尔布合"、"搠斡儿合惕"两个蒙古语地名的考释和查找，初步确认了上述史实经过。因此，我们认为：百眼窑石窟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戎马一生、转战万里的生涯中，遗留的一处至今既有地名可考、又有准确地点可寻的故址，其意义十分重大。此外，在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境内，还有一处名为"百眼井"的遗址，它可能是成吉思汗所率大队骑兵集中取水和饮马之处。百眼井遗址位于百眼窑石窟以东20公里处，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80余口深井。每口井的间距为10多米，深者几十米，浅者十余米，均开掘于一处古老河床上。为了防止泥沙淤积，井口处均以石块垒起高约l米的圆形护墙。这些古井今已大多废弃，当地牧民称其为"敖楞脑海其日嘎"，汉译为"众狗之井"，汉族群众称之为"百眼井"。据被调查的老牧民讲，这些井已有几百年历史，原来共有108眼井。这是成吉思汗围猎时，他的众多猎狗由于长途追猎，口渴体疲。于是，成吉思汗命众工匠以猎狗的数量，在河床上挖出水井，因而得名为"众狗之井"。从这个古老的传说中，可以隐约发现，成吉思汗大军曾在此集结，为了解决大部队人马饮水问题，成吉思汗命众工匠以快速挖掘了众多水井，以供军需。

　　据我们实地调查了解，这些水井不是近代所挖，它们距百眼窑较近，地势平坦，水位较高，应为蒙古大军聚集时所挖掘的军用水井。此外，查阅史料时，发现在拉施特《史集》第23l节、258节中，有两次提到"翁浑--答兰--忽都黑"这处地名，汉译为"翁浑的70眼水井"。这处重要的地名，在《多桑蒙古史》、《蒙兀儿史记》、《元史译文补证》等书中，也有引述，但拼音方法略有差异。在上述诸史书中，都记载了成吉思汗在"翁浑--答兰--忽都黑"做了恶梦，知道自己死期将至。这与成吉思汗晚年征西夏的时间相符，因此，我们认为百眼井应是上述蒙古史文献中所记的"翁浑--答兰--忽都黑"(即翁浑的70眼井)。

　　基于以上对成吉思汗时期的百眼窑和百眼井遗址的考证辨识，特别是成吉思汗在阿尔巴斯及百眼窑地区围猎、坠马受伤、养伤并策划进攻西夏战略大计，以及西夏被灭后其百姓大多分与也遂夫人的记载，我们认为成吉思汗及也遂夫人之后代传人，是元代营建第3l窟并绘制祭祀成吉思汗及其家庭成员壁画的主持人。

　　五、百眼窑石窟的重要价值和学术意义

　　因石窟寺包含有诸多历史信息和形象资料，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百眼窑石窟的资料未公布之前，我国石窟研究界认为内蒙古地区的石窟属于弱项。所以，当百眼窑石窟的资料发表后，立即引起有关学者的高度重视。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石窟寺研究专家宿白先生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撰写的《中国石窟考古》辞条中，将百眼窑石窟加以介绍。此外，学术界曾认为：中国北方石窟寺的开凿史，始于十六国而终于元。百眼窑石窟中的明代石窟，可以说明我国北方石窟营建的历史，大约延续至明代晚期。

　　百眼窑石窟是历史上密宗各大派别的集中地，石窟中黑教、红教、花教、白教和黄教的壁画内容，构成了藏传佛教在今内蒙古地区流传的历史画卷，它是研究西夏、蒙元和明代藏传佛教各主要派别的宗教仪轨和信仰内容的重要实物资料。最迟在十二世纪下半叶，密宗已通过西夏传入今内蒙古西部。西夏时期的佛教文物过去在我区发现不少，百眼窑大批西夏佛教壁画的发现，丰富了我区西夏文物的内容。此外，密宗是否又通过今内蒙古西部再向东传，进入辽国地区，值得引起注意。因为1993年夏哲盟开鲁县在维修一座元代覆钵式白塔时，在地宫中发现一批辽代瓷器和梵文墨书经咒，还有毗卢遮那佛铜像，是为密宗遗物。这些文物证明开鲁白塔的始建年代应早于元代，地宫中埋藏的佛教供物与密宗有关。藏传佛教在历史上对蒙古民族的文化发展，曾经有过重大影响。但藏传佛教东传后，又在蒙古民族文化的土壤中，逐渐被吸收、融汇并发生了变化，百眼窑石窟所包含的蒙元至明代的具有浓郁蒙古民族风格的佛教壁画和世俗壁画，记录了藏传佛教东传至蒙古社会的早期和中期的历史发展和演变的面貌，因而弥足珍贵。

　　百眼窑石窟及其周围地区，曾经是成吉思汗养伤疗疾并与西夏作战的前沿。为了纪念他，其后人在百眼窑石窟中绘制了祭祀成吉思汗及其家庭成员的壁画。这幅珍贵壁画的发现，是我区蒙元考古工作的一大收获，同时，百眼窑和百眼井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也为我区民族关系史研究，特别是蒙元史的研究领域，提供了诸多新资料。

　　百眼窑石窟中，那些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壁画，是石窟中最有价值的文物遗存。其内容不但有佛、菩萨、天王、力士、罗汉、高僧，还有帝王、后妃、贵族、平民，以及山川草原、飞禽走兽、宫殿帐房、服饰工具等等。这为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地理、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其中，珍贵的元代"各族僧俗人等礼佛图"，首次将蒙古、藏、汉民族的人物同绘于一图，是元代草原地区各族人民友好相处历史的真实写照。

　　百眼窑石窟中诸多回鹘蒙古文榜题，是研究中古蒙古语文发健历史的珍贵资料。其时代最早者，比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的蒙文榜题还要古老。这些榜题中保留的古蒙语词汇和书写格式，以及具有不同时代特点的几种书写方式，在我区古代蒙文研究界已引起了普遍关注。

　　六 结 语

　　百眼窑石窟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它与鄂托克旗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物古迹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文献记载，今鄂托克旗在两汉时属朔方郡；十六国及南北朝为大夏和北魏所辖；隋唐时为关内道；西夏为夏州、宥州辖区；元明时属陕西省延安路河套地；清顺治六年(1649)，设鄂尔多斯右翼中旗。

　　据当地牧民传说，鄂托克旗是造物主埋藏珍宝的一块宝地。事实上，鄂托克旗文物古迹的确十分丰富。近年来，我区考古工作者相继在这里发现大批重要的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其主要者有：察罕淖尔苏木东汉壁画墓；巴音淖尔乡北朝壁画墓；阿尔巴斯苏木五代灵州节度使墓及墓志铭；阿尔巴斯苏木西夏城堡遗址，面积为70×80米，残墙高1.3米、宽4米；新召苏木西夏至蒙古帝国百眼井遗址；额尔和图苏木西夏至元代遗址；苏米图苏木宋元至明代的遗址及元代古慕群。石窟寺在鄂托克旗也非百眼窑一处。在查布苏木1号水库峡谷的峭壁上，有一座大型石窟，面积约100平方米，窟为南北向，门内雕7根圆形石柱，与云冈石窟第12窟的风格相似。在苏米图苏木阿贵塔拉，发现5座石窟，其建筑风格与陕北地区的"塬上人家"的窑洞相似。先在平坦的灰色砂质岩石上，向下开凿石壕沟，沟宽1米、深1.4米，再沿沟壁向内凿石窟。这5个石窟互相串通，内有中心塔柱，窟顶有通气孔通向地表。考察发现洞中有5件模制佛像、1件灰白彩绘褐色弦纹瓷瓶，还发现石斧石磨棒等物。这组洞窟的开凿时代也应为北魏，沿用的时间很长，可能是一处供僧侣修行的石窟群。百眼窑石窟在上述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产生、发展延续直到终结，是我区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石窟寺建筑群。其时代起于北魏中晚期，历经西夏、蒙元而延续到明代，因此也是我区时代跨度最悠久的石窟群。百眼窑石窟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堪称内蒙古地区的"敦煌莫高窟"。它包含有石窟、浮雕佛塔、壁画、寺庙建筑遗址、榜题和尚待深入发掘清理的窟前遗址等，它是内蒙古地区的古代先民们在克服了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开凿和营建的一项宏大工程。

　　对于百眼窑石窟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今后应当在鄂托克旗境内继续深入调查，在此基础上，对百眼窑石窟进行考古发掘、石窟分期、壁画临摹等，以使它能够长久地保存在鄂尔多斯高原上，供世人瞻仰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