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佛寺辑考》再辑考

　　陈双印

　　从“唐代佛教寺院与文人及其创作的关联”入手，“按照地域区划，在尽可能地程度上呈现唐五代佛寺分布的历史风貌”，是李芳民的《唐五代佛寺辑考》一书的旨趣所在。“就这一课题的研究而言，其内容实际上已溢出了纯粹的文学研究的范围，而兼及历史、历史地理学乃至宗教史等内容”。如果说，李映辉所著《唐代佛教地理研究》一书，“作为历史地理学中历史佛教地理学的专著出版，这尚是第一部。这无疑对推动历史佛教地理学乃至整个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会发挥其积极作用”，无疑，《唐五代佛寺辑考》是继《唐代佛教地理研究》一书之后又一历史佛教地理学力作!对于唐五代文学、历史、佛教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但是，通读全书，我们发现，本书不仅在引用古代文献方面有很大缺陷，对今人的研究成果重视不够，而且对佛教寺院辑录尤其是唐代佛教寺院辑录，没有分期进行，因此，很难体现出“本书志在汇辑唐五代佛寺以呈现当时佛寺创建及分布面貌”的立意。

　　敦煌藏经洞文献自1900年发现以来，数万卷古代文书公诸于世，引起了各科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经过lOO余年各国学者不懈努力，不但使敦煌学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地名命名的学问，也使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显学。研究唐五代佛教地理，敦煌藏经洞文献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开也是无法避开的!

　　通检敦煌佛教文献写经题记，仅涉及到唐都长安寺院的文书有：S.0036、S.0312、S.0456、S.0523、S.1048、S.2181、S.2278、S.2358、S.2423、S.2496、S.2573、S.2637、S.2926va、S.2956、S.3079、S.3094、S.3348、S.3361、S.3548、S.4168、S.4209、S.4268、S.4353、S.4659、S.5319、S.5594、S.5627、P.2310、P.2314、P.2323、P.2585、P.2644、P.2775、P.3156、P.3278、P.3445、P.3532、P.3588b、P.3709、P.4556、北图冬074(7667)、北图余019(7666)、北图羽036(6856)、北图雨039(1751)、北图生007(7371)、北图生024(1351)、北图菜030(6988)、北图淡091(6989)。所涉及长安寺院有：太原寺、大庄严寺、西明寺、福林寺、大兴善寺、清禅寺、大总持寺、大佛光寺、龙兴寺、禅林寺、济法寺、会昌寺、崇义寺、大慈恩寺、崇福寺、慈门寺、宝刹寺、慧日寺、经行寺、玄法寺、崇先寺、弘福寺、章敬寺、胜光寺、相国寺、西太原寺、大福先寺、大云寺、七宝台寺、法门寺、普仁寺、大福光寺、大光善寺、崇光寺、大周西寺、佛授记寺、天宫寺、大白马寺、大周东寺、长寿寺、大奉先寺、资圣寺。其中胜光寺、相国寺、西太原寺、大福先寺、大云寺、七宝台寺、法门寺、普仁寺、大福光寺、大光善寺、崇光寺、大周西寺、佛授记寺、天宫寺、大白马寺、大周东寺、长寿寺、大奉先寺、资圣寺等寺院是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辑考》一书中没有辑录的，几乎占其所辑录长安寺院的十分之一!

　　我们从敦煌写经题记可以看出，唐代前期敦煌被吐蕃占领以前，敦煌地方寺院藏经的来源，除了当地寺院僧尼写经和施主出于做功德需要出施金雇人写经之外，朝廷赐经的数量也十分惊人。朝廷所赐经文题记，都会注明写经的年月、某某书写、用纸多少、装潢手、译主、笔受、缀文、初校、再校、三校手、详阅、审复、润文、梵呗等内容。如S.0523《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八(尾题)》：“题记：大周长安三年(703)岁次癸卯十月已未朔四日壬戌三藏法师义净奉制长安西明寺新译并缀文正字，翻经沙门婆罗门三藏宝思维正梵义，翻经沙门婆罗门利末多读梵文，翻经沙门七宝台上座法宝证义，翻经沙门荆州玉泉寺弘景证义，翻经沙门大福先寺寺主法明证义，翻经沙门崇光寺神英证义，翻经沙门大兴善寺伏礼证义，翻经沙门大福先寺上座波嵛笔受，翻经沙门清禅寺主德感证义，翻经沙门大周西寺仁亮证义，翻经沙门大总持寺上座大仪证义，翻经沙门大周西寺寺主法藏证义，翻经沙门佛授记事(寺)都维那惠表笔受，翻经沙门大佛光寺胜庄证义，翻经沙门大福光(先)寺都维那慈训证义，请翻经沙门天宫寺明晓，请转经沙门龙兴寺法海勘记。”这些题记中所涉及寺院，除了上都长安的以外，凡外地寺院都会加以注明。

　　据不完全统计，题记中所涉及长安以外地方寺院主要有：S.2943v、北图收004(6774)北京(太原)石壁寺；S.3770、S.4000、P.3709中京(蒲州)资圣寺、延兴寺、普救寺；P.2605洛京左街福先寺；S.0523、P.2314、北图雨039(1751)荆州玉泉寺；S.3092襄州开元寺；S.5475韶州大梵寺；P.2056雍州鄂县云际山寺；P.2314秦州大云寺；P.2680d、P.3570、P.3727灵州龙兴寺白草院；P.2870、P.3761、北图冬062v(1192)成都府大圣慈寺、善兴大寺；P.2804、P.3040越州诸暨县香严寺；P.3918安西妙德寺；北图雨039(1751)北庭龙兴寺。

　　统检《唐五代佛寺辑考》，全书仅有一处引用了敦煌文献《张淮深变文》，其编号应为P.3451号，令人遗憾的是作者既没有注明文献出处、编号，也没有说明录文参考了何种文献。

　　唐代陇右道所管沙州，据敦煌文书S.476《沙州诸寺勘经部帙数目》、s 0542vg《敦煌各寺僧尼簿录》、S0476《龙兴、开元等寺藏经目(拟)》、S.2614v《敦煌各寺僧尼名簿》、P.2727、P.2974等文书记载，敦煌有龙兴、大云、开元、报恩、莲台、灵图、金光明、永安、乾元、大乘、普光、灵修、安国、兴善、净土、灵修、圣光、永康等寺院；根据李正宇先生研究，晚唐时期的敦煌，寺院更是多达17所，其中5所是尼庵。但是《唐五代佛寺辑考》只辑考出敦煌有开元寺、雷音寺(即千佛洞)2所寺院，仅占敦煌实际拥有寺院的11.7％!远远不能反映敦煌地区佛教的实际情形。

　　P.4648《往五台山行记》记载潞州寺院：“九日斋后，离泽州，至新店宿。十日至口口县十五里吃食斋，又行八十里至寒店高家口(宿)。十一日卯时起，行四十里到潞府城南，李家受供口(养)。二月十一日入城。十二日参使。延唐寺常住院安口。巡礼开元寺内二塔、龙兴寺有塔、广济禅院、延庆禅[院]有二塔、普通、楞严禅院、胜愿尼寺、上生尼[寺]。城内诸寺有七大藏经。”P.4648《往五台山行记》是敦煌僧人巡礼五台山的行记，其写作年代，杜斗城先生已经做出了判定，“故《行记》作者到泽州、潞府的时间最早也应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后。……所以我们说这个《行记》的写作年代不会在唐代以后。”而P.4648《往五台山行记》是僧人巡礼行记，有关潞州佛教的记录应该是真实可靠的。从行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仅潞州潞府就有延唐寺、开元寺、龙兴寺、广济禅院、延庆禅院、普通禅院、楞严禅院、胜愿尼寺、上生尼寺9所寺院，但《唐五代佛寺辑考》仅仅辑考出唐五代时期潞州有法会寺、法住寺、宏福寺、石佛寺、寿圣寺、延唐寺、贞元寺等7所寺院， 而且寺院名称与敦煌文献所记有很大出入。

　　杜斗城的《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一书对潞州佛教和寺院有所研究，指出唐五代潞州寺院有：延唐寺(唐玄宗时已有此寺)、庆云寺、百谷寺、寿圣寺、石佛寺、昭觉寺(唐时建?)、长兴寺(后唐长兴三年建)、大安寺(后唐明宗二年建)、妙胜寺(后唐天成时建)、大泉庵(唐长兴元年建)。

　　P.4648《往五台山行记》记载太原寺院：“二十四日卯时发行三十里南桥受供养，又行十里到太原城内，大安寺内常住库安下。二十五日前衙参太傅。二月二十八日下手画台山图。二十九日长画至终。三月十七日巡游诸寺，在河东城内。第一礼大崇福寺，入得寺门，有五层乾元长寿阁。又人大中寺，入得寺门，有大阁，有铁佛一尊。入净明寺，有真身舍利塔。相次城内游礼皆遍。又于京西北及正西山内，有一十所山寺，皆遍礼讫。京西北有开化大阁，兼有石佛一尊，又正西有山，有阁一所，名童子像阁，兼有石佛。”由此可见，唐五代时期太原佛教兴盛，佛寺密集。经杜斗城先生研究，唐五代太原寺院有：大安寺、崇福寺(唐大历二年修)、童子寺、华塔寺(唐贞观八年建)、奉圣寺(唐武德五年建)、太山寺(唐景云元年建)、闲居寺(唐贞观二年建)、大兴国寺、开化寺(由北齐法华寺改名而来)。此外还根据《嘉靖太原县志》，列举了未注明修建年代的寺院：明秀寺、流福寺、定慧寺、显光寺、观音寺、明月寺、隆福寺、洪福寺、永宁寺、寿圣寺、白云迎福寺、甘泉寺、龙华寺、普照寺、弥勒寺、万光寺等。

　　抛开敦煌文献不论，传统的佛教文献也是辑考唐五代佛教寺院不可或缺的材料，李著中鲜有涉及，现仅举一例说明。“既承明命，返迹京师，遂召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一人至，即京师弘福寺沙门灵闰，沙门文备，罗汉寺沙门惠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昉，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汴州演觉寺沙门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门神泰，绵州振响寺沙门敬明。缀文大德九人至，即京普光寺沙门楱玄，弘福寺沙门明濬，会昌寺沙门辩机，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简州福聚寺沙门靖迈，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楱岩寺沙门道卓，幽州昭仁寺沙门惠立，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等。字学大德一人至，即京师大总持寺沙门玄应。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兴善寺沙门玄谟。”涉及唐京师和各地方寺院的记载，在《开元释教录》中还有很多，在此不赘。

　　李映辉在论述唐代佛教时说：“安史之乱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转折点，乱前乱后唐代社会呈现不同的局面，佛教的发展也一样。用安史之乱爆发的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区分前、后两期，可以显示出前后的差异。”不可否认，“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但是，佛教寺院分布变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应当是经过比较长的时期才能完成，尤其是南方佛教何时超越北方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虽然不完全赞同李映辉对唐代佛教寺院分布前后两期的分法，但为了能给读者一个清晰的唐代佛教寺院分布变迁的轮廓，我们认为做这种划分也是很有必要的。

　　李芳民的《唐五代佛寺辑考》，不但没有区分唐代前后期，甚至对唐和五代时期寺院也很少加以区分。众所周知，唐代佛教经历过几次大的震荡。安史之乱后，北方陷入长期混战，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北方佛教发展也开始走下坡路。“武宗即位，废浮图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这次运动给唐王朝控制范围内佛教以致命打击，虽然此后不久，宣宗即宣布：“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釐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但要恢复到武宗毁佛以前水平，短期内谈何容易!而且，就是在唐王朝疆域内，对毁佛令的执行，有的地方也是打了折扣甚至加以抵触的。“唯黄河以北，镇、幽、魏、潞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拆舍，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频有敕使勘罚，云：‘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安史乱后河北形势，《旧唐书》卷141《田弘正传》载：“弘正既受节钺，上表曰：‘伏自天宝已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外抚车马，内怀枭獍，官封代袭，刑赏自专，国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载。’”“(元和三年十二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千五十四，其风翔、鹿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由此看出，河北等藩镇连人口赋税都不上报朝廷，更别论抵制唐武宗一纸毁佛令了。日僧圆仁来唐求法，在巡礼完五台山到达唐都长安时，正好赶上唐武宗灭佛，他对整个事件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因此，河北地区佛教在藩镇卵翼之下得以保全也是极有可能的。

　　唐后期南方也出现了藩镇割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代结束。这一时期，北方战乱，南方相对安定，经济也有很大发展，外加割据者的佞佛，南方佛教有了长足发展，表现之一就是佛教寺院的建造。因此，为了更加明确地表现唐五代佛教寺院地理分布变化的这种趋势，对唐朝前后和五代时期的寺院加以区分是非常有必要的。

　　唐代佛教寺院改名现象比较普遍，仅宣宗时一次就涉及多所寺院：“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上都两街旧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两所依旧名兴唐寺、保寿寺。六所请改旧名，宝应寺改为资圣寺，青龙寺改为护国寺，菩提寺改为保唐寺，清禅寺改为安国寺，法云尼寺改为唐安寺，崇敬尼寺改为唐昌寺。右街添置八所。西明寺改为福寿寺，庄严寺改为圣寿寺，旧留寺。二所旧名，千福寺改为兴元寺，化度寺改为崇福寺，永泰寺改为万寿寺，温国寺改为崇圣寺，经行寺改为龙兴寺，奉恩寺改为兴福寺。”李著中很少注意到这类问题，而且把好多在唐代前后期同寺异名的寺院统计成了两所寺院，从而导致佛寺数量统计上的错误。

　　总之，由于李芳民所著《唐五代佛寺辑考》，不论在引用古代文献，还是今人研究成果、对唐代佛教寺院辑录分期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缺陷!这正好印证了李著后记中那句话：“中国典籍之富，向来甲冠宇内，为异邦他国所不及，如要穷尽所有文献，徒然生庄周‘吾生也有涯’之概。”不幸的是，这一感叹在李著中得到了印证。

　　《世界宗教研》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