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杭州楞严院内创中国第一家平民医院

　　棕彝 陈珲

　　苏轼一生两次出任杭州地方官。第一次是熙宁四年（1071）至七年，任通判，始年三十五岁。由于只是太守的协助官员，所以并未大展抱负，倒是留下不少西湖诗词传为佳话。第二次是在元祐四年（1089）三月，以龙图阁学士的头衔任杭州知州，兼辖范围为浙西七州。是年苏轼已五十三岁，这次知杭，他给杭州留下了大量为人称道的卓绝业绩，其中之一就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平民医院。然此事史载不详，知者不多，笔者认为，此乃杭州重要历史，不可忽略，故特撰是文以考述。

　　神秘药方控疫情

　　苏轼是元祐四年七月到达杭州的，其时杭州正遭灾害，涝灾连着干旱，灾情十分严峻，几乎颗粒无收。苏轼立即投入救灾，把用来修葺官舍的钱也先买米赈济饥荒；一面又连续七次上书朝廷，要求宽免秋税等。还多次上奏乞赐度牒（可换钱买粮）济灾，同时向周边产粮地购入粮食存满常平仓。由于苏轼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第二年春季青黄不接时，杭州百姓没有因饥荒而饿死人。

　　然而饥馑尚未过去，瘟疫却又降临。元祐五年正月，因粮食短缺导致粮价突然暴涨，出现了大面积饥荒，不少人因缺乏粮食而被迫用树叶草根甚至种种不合适的替代品来果腹，再加上水灾和旱灾的连续侵袭，所以春时灾后瘟疫严重爆发了。病人的主要症状都是手脚冰凉，腹痛腹泻，发热恶寒，肢节疼重等，是一种来势汹汹的可怕寒疫，许多医生都束手无策，无法救治。杭州百姓未脱饥饿又陷病痛，真是饥疫并作，奄奄一息。

　　就在人们绝望时，奇迹发生了，上任不久的杭州太守苏轼取出一張神秘药方，让杭州宝石山下楞严院里的僧人按药方配药熬汤，然后分发给病人喝。这药很神奇，轻的病人，一大碗药喝下去，不一会就身额微汗，再过会就病症全消了；而病状很危急的，连饮数剂后，也会汗出气通，再稍进些饮食，就基本恢复了，不需要再服各种药了。

　　这药方名“圣散子”，在《苏学士方》和《苏沈良方》中都收录在案。苏东坡介绍，如果时疫流行，就在大釜中煮药，不问男女老少，各服一大盏，可避瘴气。这张药方多用辛热药，若在平时或热病时并不一定是理想的处方，医学界后来也有些批评，但当时对于寒疫正好对症。由于所用药物都较为廉价，适合广为布施，于是苏东坡以此方配了药料，请人在大釜中煮了药汤，然后分设在杭州城街头，布施百姓喝药防疫。

　　同时苏东坡又慷慨捐出五十两黄金，还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作为治病基金，在后来的众安桥北设立了治病坊，名为“安乐坊”，专门收治穷苦病人，这样就救活了无数人。其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述：“公又多作饘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

　　创办医坊济苍生

　　苏东坡认为，杭州是水路陆路之通衢大邑，人们流动频繁，得疫病死的通常比他处要多，所以要设立治病坊。当时治病坊是由官府主持的，并且还不止众安桥北一处。南宋《咸淳临安志》载：“惠民和剂局，在太府寺内之右，制药以给惠民局，与暑腊药之备宣赐者。太平惠民局，局凡五，绍兴五年置，从户部侍郎王俣之请也。南局，在三省前；西局，在众安桥北，北局，在市西坊南，南外局，在浙江亭，北外局，在北郭。”从“西局在众安桥北”来看，该“西局”应该就是原“安乐坊”场所，那么，其它几个局也可能是由苏东坡所办的治病坊沿革而来。不过因史料或缺，现在还无法确定。

　　而“稍畜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说明维持治病坊的经济来源有多种渠道，其中之一，当是接受捐施。苏东坡《与某宣德书》曰：“蒙遣人致金五两、银一百五十两为赆仪。自黄迁汝，亦蒙公厚饷。当时邻于寒殍，尚且辞避；今忝近臣，尚有余沥，未即枯竭，岂可冒受？又恐数逆盛意，非朋友之义，辍已移杭州，作公意，舍之病坊。此盖某在杭日所置，今已成伦理。岁收租米千斛，所活不赀，故用助买田，以养天民之穷者。此公家家法，故推而行之，以资公之福寿，某亦与有荣焉。想必不讶，至于感佩之意，与收之囊中，了无异也。”

　　这是目前唯一看到苏东坡提及自己创办病坊的文字，颇为珍贵。从“今忝近臣”看，此信当写于元祐六年三月离杭后及元祐八年知定州前。从“赆仪”一词来看，既为送行的礼金，当在离开某地时，故推测大致在元祐七年九月由扬州至京任礼部尚书时。苏东坡收到这笔礼金后，又以此人名义转舍给了杭州病坊，以“用助买田”，可见接受各方施助，并置田获利等，是维持病坊运转开支的主要方式。

　　南宋周煇《清波别志》记：“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后两浙漕臣申请，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从之，仍改为安济坊。”

　　安乐坊“以僧主之”，即其医务人员主要是僧人，故在这早期医院里的医生由“医僧”担任。朝廷当时为了鼓励这样志愿为民的“医僧”，特规定“三年医愈千人的医僧，赐与紫衣”。足见“安乐坊”并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医疗场所，而且每个病人都有记录在案，医疗制度已经很正规了。

　　史实考证安乐坊

　　另外，从苏东坡的记述中可以知道，这次医疗活动与杭州宝石山下的楞严院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苏东坡为了能救治更多病人，当时在杭州广为发布的告示，以招募施“圣散子”药的信士。他说：这个药方所用的都是中下品药，大约每一千钱就可以配制一千服药，可以救一千人。不过这药利薄，一般人虽然有能力想去做这善事，但是无利可图就会打消念头。如果大家合起来做，就会获利可观，也就可以长久做下去了。所以招募信士到楞严院去修制“圣散子”药，从元祐六年立春开始施药，预备一直施至来年春夏之交，有愿意加入的人，可以直接施送到本楞严院，这是功德无量的事。这样，楞严院就成为这次大规模施药治病的总医部，而所用之药，正是“圣散子”方药，所有的志愿医僧、施药信士等，都是先到楞严院集中，登录名册，然后再统筹安排的。

　　可见楞严院是这次施药治病的中枢，所以苏东坡这个总指挥才坐镇这里。那么显然，杭州城里“安乐”等病坊的设立，是与这里有极大的因缘关系的。南宋《淳祐临安志》卷七记：“养济院，一在钱塘县界西石头之北，一在艮山门外。”此“养济院”是居养院与安济坊的统称。值得注意的是“在钱塘县界西石头之北”，正是楞严院之地。

　　楞严院或附近区域设立佛教病坊，应是苏东坡来杭任太守之前就早已存在，苏作为居士佛弟子，不可能插手属于出家众管理范畴的寺院的功能布局，只有可能因势利导，因便利条件发挥当地优势。此类病坊原始功能是安置老年僧人，也收需要扶助的其他人员，并兼施医药，故这里的病坊无人传说是苏东坡所立。再看当时杭州，苏东坡有诗曰“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有佛寺数百，却偏偏选中此处病坊转为宋代杭州二个养济院之一，足见这里的医疗实力与规模、结构等。可能还有制药用水等优势条件，都很成熟，优于他处，适合转为当时属大型的需要政府明令开办的慈善医院。而此时距苏东坡施药仅12年，可见苏东坡当初选中这里开始施药，以后又作为抗病防疫总医部，也是有借助这里优厚医治条件等因素的。当然，在这过程中，也肯定促进了楞严院病坊较大发展，并且可以肯定是与苏东坡当时的行动一致的，就是向社会慈善医疗方面发展，所以后来才会顺然成为养济院。

　　总结上述，可以明确如此五点：一是苏东坡是以州守的身份及责任权力领导抗疫的；二是苏确实在楞严院里制药施药；三是苏确实创办了初具医院规制的安乐坊；四是苏离杭12年后，楞严院里有转为国家慈善机构的养济院；五是以医为明，以施药为德，佛寺设病坊，是佛教的主导思想与一贯坚持之传统。而此前中国仅有太医署、随军医务、临时疫医、个人慈善医坊、佛寺病坊等形式的医疗机构，因此可以明确，“安乐坊”是苏东坡以杭州太守的身份，借鉴于楞严院病坊模式创立的中国第一家官办民助平民医院，这在中国医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开创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