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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寺院经济：施主、庙产及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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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寺院经济：施主、庙产及其他 寺院的常住，从形式上看，是可以完全拥有寺院所有的财产。但在实质上，不是这样的。施舍财产于寺院的人们，往往指定用途。如供给僧尼食宿的庄田，供给佛前灯油的庄田，供给修造山门用的庄田与供给修理佛殿或佛像用的庄田，供给八关斋用的庄田与供给无遮斋用的庄田，以及指定特定用途的邸店、息钱等，都是寺院的常住，并由僧众管理，但收益物的使用，却不可不顾虑施主们的意思。用过之后，主管僧还得向施主们报告，如果舍财的人不是寺外的施以，乃是寺内僧尼，以自己资财，用寺院名义，买得或是典贴得庄田，也是一样的，收益物必须依舍财的僧尼的意思来使用。 贵客富族以自己的庄园或庄田，创立寺院，叫做“家山”、“功德院”。这样创立的寺院，与施主之间的关系又与上面说过的不同。施主指定为寺产的财产，并不是完全移转给寺院的。在施主方面，有的承认这种寺院是独立存在的寺院。有的仍认定这种寺产是自己的庄田。特别是没落的施主的子孙，为了自家的生活与浪费，利用自家寺院之间的特殊关系，对于寺产，作种种的需索，或竟认为是自家的庄田。这种情形之下，寺院的住持没有方法拒绝他们的需索或收夺。因为他们有撤换住持的权利。 这样创立的寺院，创立以后得到的财产，也成了施主可以支配的财产。施主创立寺院，似无异于一种投资。有些施主在创立的时候，一再声明寺产是独立的，并禁止子弟滋扰。一般施主的舍帖中，当有“一舍永舍”的文句。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声明正是相反的现象盛行的证据。在寺产有免税特权的时代，地主们奏设寺院与施舍庄田，一面有逃税的意义，一面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即在寺院财产权的掩护之下，实行土地兼并。寺院及寺产的发达，是不可单用宗教的信仰来解释的。创立寺院或施舍庄田，不独是一种投资，并且是在特权保护之下的投资。政府禁止奏设寺院及禁止施舍庄田的诏令便是针对这种投资的。 常住庄田的经营，与世俗地主的庄田一样，是批给庄客种植，由寺院收取一定比例的田租，或一定数量的田租。僧尼自种庄田的实例，是看不见的。僧尼充其量不过是耕种园圃，例外的也作些收集柴草，搬运收获物的工作。不过这些工作也还是由净人、行者、沙弥、以及家人、奴婢来作的多些：有时由雇来的长工，及情愿为寺院或僧徒劳作的信徒来作。库头里洗碗的拾得，碓房里的慧能，按照寺院组织法，都还没有到“僧”的地位。茶神陆羽幼年也是一样的。常住中的邸店，是收取赁直的。碾硙（指石臼，尤指使用水力之石臼。唐代贵族及寺院于其庄园或寺领地设置碾硙，用以脱谷、制粉，成为重要之财源。），通常似由寺院经营。不过我们常见所谓“硙颗”的事例，或许是由寺院把碾硙出租。或与人合颗经营。寺院的高利放债，如“印子钱”式的“月纳钱”、“月抽钱”，这类与政府法令抵触的贷借契约，有神权的恫哧及神话的引诱在后面，更比世俗的高利贷借残酷些。质库，是创始于寺院的一种高利贷事业，在唐代已经是一般富贵人家投资的普通的事业了。向寺院施舍本钱以创立质库的事情，也是很常见的。家具衣服的质以外，奴隶、牲畜、庄田的质，在当时很是流行。 依通常的看法，常住财产的用途，主要的应当是僧尼的给养。但实际上，寺院供给僧尼食物的，固然很多，不供给食物的也很不少。初唐的义净，认为寺院不予给养，是妨害修行的弊法，主张改革。但是我们从晚唐的记载里，仍然听见不供僧食的怨声。寺院的收支簿里，有时也看不见日常生活资料的开支，反而只记些雇佣劳工的工资，及各种斋会，各种修造的特殊支出。僧尼的衣服，绝不由寺院供给。义净也曾主张仍效印度那烂陀僧寺的“供服之庄”的办法，寺院供给僧衣，但不见得有什么显著的效力。五台山的普通院，供给朝山巡礼的僧俗大众的食宿。这似是一个例外。百丈清规标“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宗旨，似乎把寺院与僧众的关系，有些改革，但晚唐的禅宗的寺院，多半是小规模的组织，我们很难想象那几间茅棚，几亩田地的寺院，能够供给僧众以劳作的场所与生活的给养。北宋的禅寺，还有主张由寺院批售药品纸笔，以备僧众回购的事，可见禅宗对于寺院不备僧众的给养这一点，没有多大的改革了。僧尼是可以自有私产的。唐代的均田制，僧尼应受口分田。 在戒律上，僧尼财产与寺院常住是有分别的。僧尼把财产贷借与寺院，与僧尼贷借财产与别的僧尼或俗人，有同样的法律关系。施主舍财与寺院，前已说过。施主还可以舍财与某寺里面的某院，或舍与某寺某院的某大和尚。舍与某寺院里某院的资财，虽与某寺的常住不同，但论性质却仍与常住一样，是某院的财产，不是某人的财产。舍与僧尼的资财，则构成僧尼的私产。这受产的僧尼，可以随自己的志趣，把人家施舍的财产“回与常住”，但通常是不回与常住的。僧尼既可以有私产，所以僧众里面，有富僧与穷的差别。受信徒欢迎的僧人，容易多得布施，并容易成富僧了。若细读寒山子的诗，又可以知道受信士供养的僧人，不专是由于智慧具足及行持高尚，奔走于富贵之家也是必要的条件。关于僧尼财产，首先要指出的，是师徒或同学之间的关系。在唐代法令上，师徒关系正与家族内尊长与卑幼的关系一样。但僧尼死后，衣资什具悉入官库。大历二年，敕依佛教的法律，处理亡僧遗产。这次的敕，仍没有切实施行，德宗初年，再敕“准律文分财法”处理。 依佛教的内律，亡僧的遗产，分为轻物与重物两类。如田园奴婢畜生金银谷米车船等，是重物；如修道所必要的用品，便是轻物。亡僧遗产又分为可分或可转物与不可分或不可转物两类。田宅村园屋宇奴婢车牛等为不可移转物。衣被皮油鞋履等为可移转物。同样物品依其质量而或为可分或为不可分。如拘执毛五指为可分，毛过五指便不可分。同为铜铁器，或可分或不可分。师徒或同学的关系有同活共财，共财不同活，及不同活亦不共财的几种。不同活亦不共财的僧人如妄分亡僧遗产，即是纪律。共财不同活的师徒之间，师本意欲予弟子的财产，师死即归弟子。师徒的共有物依各人的应有部分分割。同活共财的僧人，对于亡僧的遗产，以共有人的地位，凡可分物，都可平分。亡授僧生和的遗嘱，处分不可转物者为嘱，处分可转物者为授。“嘱与众多人，最后人得，授于众多人，在前者得。”嘱授是死后生效的“舍财”，故不得附以条件，指定用途。附条件的嘱授，便不成立。亡僧的债务，应先从遗产内提还。所有债权，应索还分割。但债权的标的物，分轻物重物。重物索还时，应归常住。轻物归还应继的僧人。常住应归还亡僧的债务，如是重物，便无须归还。此为现在民法所谓债务的抵销或竞合。亡僧的债务，赏功赏德等看病人的报酬，又应最先提付。 如死者没有共财同活的僧人，又没有遗嘱，而死于寺院者，遗产便分别按照不可分及可分的种类，入于常住，或入于现前的僧人或俗人。其寄托或贷借的品物，则依亡僧死处定其归属。如亡僧死于俗家，其遗产由俗家沾有，僧人不得夺回。如亡僧死时没有住所，由先来死地的僧人先占取得，如没有先占，送于附近寺院。亡僧与俗人共有财产，依俗界法令分割。如上所说，亡僧的可分物或轻物，可以在生前以“授”处分：不可分物或重物也可以“嘱”指定继承的人。僧人是不是可以把财产遗赠于俗人，或指定俗人继承呢﹖法令及戒律并没有反对的规定。从当时僧人的遗言里，我们还看得见亡僧给予遗产与自家的亲属的记述。可见僧尼财产仍可以流通到他们的家族手里去了。 死在俗家的僧人，遗产由俗家先占，死在债权人家的僧人，遗产由债权人取得。那末，如果僧尼以归侍父母的口实，离开寺院，死在自己的俗家，他的财产也就与十方或僧众没有关系了。这样的继承制度，使我们想到唐代为了避税避而出家的僧人的遗产，仍可以回到俗家。又可以想到富家的弟子，有为了利用寺院财产而出家的可能性。僧尼遗产及常住财产里面，奴婢一项有特殊的法制。僧尼的私奴婢是重物，也是不可转物，是应入常住的。不过律文对于奴婢有特殊的规定：一是僧尼的奴婢于其主人死后应即放良。二是奴婢的私产仍归奴婢。如奴婢死在其所隶僧尼以前，如生前与主人同活而其财产是主人衣食所资者，归于主人。如果没有同活的关系，而由主人供给衣食者，奴婢死后，其资财归于奴婢的亲属；没有亲属，如归常住。寺院的常住奴婢，死亡之后，有亲属者，财归亲属；无亲属者，财归常住。已经放良而仍在主人家族之下的奴婢，在唐律称为部曲，在唐俗称为家人。受僧尼荫庇的部曲或家人，于僧尼死后，归于常住，但部曲家人的私产，仍归于部曲家人，不归常住。 奴婢家与世俗主人之间的承继关系，在法令上很难看出。这里所录虽是内律的规定，也许可以作为推测世俗的制度的重要的参考。僧尼财产自然是与俗人的财产很相近似的。即便是常住财产，也与俗人财产一样，有典贴或出卖的事情。在书画册上，在碑铭上，“复田”、“赎田”、“典卖”的记载是不断的出现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中古的寺院财产与欧洲中＊jMort Main的有差异了。僧尼得自有私蓄，寺院主管僧人又支配着大量的常住。寺院财产浪费、吞没、以及别样恶意的处理，或自利的经营。当然容易发生。因之，寺院财产容易陷于破落的地位。如有名的东林寺，庄田甚至公开为主管僧人所霸占，以致无力的僧人陷于贫无衣食的境遇。除僧人侵占或典卖以外。豪家势户的侵占，也是寺院财产容易陷落的命运。有些名僧是以清理并争回俗人侵占的寺产著名。有些有名的护法官员也是因为能够替名寺清理失产，受僧众的崇拜。 寺院规律里面，很注意于护法官员的招待。护法官员固然能够保护寺产，但最可怕处还是他们对于寺院能作苛酷贪狠的需索。护法官员又可与寺院主持僧人相与勾结，用种种的手段，榨取信众的施舍物或度牒费。寺院与官府的经济的连系又是很密切的了。由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出：寺院财产在某种限度内，是豪贵家兼拼土地及其它财富一切重要的手段。寺院多一分人力与富力，政府便少一分税田税户或税丁。自东汉末年以来，政府对寺院的争执，随教会发达而演进。 唐代政府对寺院财与僧尼的限制或禁令，是历朝都有的。第一种方法是政府对于寺院的设立，取特许主义。设立寺院，必须向皇帝奏请。但是奏请也很容易取得许可的，因为寺院的设立，在背后有豪贵及富族。政府更进一步对于新的寺院，禁止奏设；而对于已设寺院，禁止广沾田地，禁止舍庄与寺。但是奏请如经皇帝许可，仍可以破毁这种禁令。能够取得皇帝许可的奏请者，最显著的是王侯公主了。 第二种方法是限制寺院常住田的数量。其方法是所谓“检括”寺产。开元初年的检括是很有效力的。这次检括正是武后韦后执政时代教会兴盛的反动。限制也不止于田地，政府对于寺院的钱，也有限制的。开元年间，政府曾禁止舍钱与寺，又曾没收化度寺的无尽藏的钱。第三种方法是检括僧尼。唐初以来，政府继续南北朝时代政府沙汰僧尼的活动，几次确定僧尼的资格，以此为准，对僧尼加以检括。 开元时代的限止与禁止，把高宗中宗时代的教权兴盛的趋势，清算一番了。安史之乱以后，政府多卖度牒，多创寺院，藉以筹措军费，又把教会繁盛起来。德宗的限制与禁令没有多大的效力。接着便是藩镇私度僧尼，私设寺院，藉以敛括财富。大和初年，不在中央政府祠部籍里的僧尼，到了七十万人。国家纳税户，不过三百万。 寺产与僧尼的检括运动，发展到武宗会昌灭佛，是一贯的趋势。会昌灭佛不是突然发生，乃是由历朝的渐进的限制与禁令，发展为急进的运动。即便武宗的灭佛，也是由渐进到急进的。由会昌二年起，武宗已开始检括僧尼，其次检括僧尼的奴婢与庄园，其次检括寺院的奴婢与庄园，最后乃宣布禁令，除少数寺院与僧尼外，强迫僧尼还俗，收括寺院田地、财物、像设；又搜括寺院包庇之下的多数自由人，与还俗的僧尼与解放的奴婢，一律成为国家的纳税人，铜像改铸为钱，金银像设入于宫庭。土地一部分给奴婢，一部出买。除三镇割据的河北以外，这次灭佛是很普遍很有效的。宣宗虽宽解了禁令，但限制仍然是继续的。在晚唐与五代割据状态之下，江南浙闽蜀的教会一时高度发达。黄河流域的教会始终是在政府限制之下渐渐恢复着。但到了周世宗在位的时代，又为钱荒而发生搜括铜像铜器的显德灭佛。在两度灭佛与长期检括运动之下。宗教已渐次低头于王权之下，由对抗国家的宗教，改变为国家管理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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