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与中国古代中西交通

　　郭永琴

　　摘要：法显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高僧。他不畏艰难，履艰涉险13年，西行求法，游历近30个国家，不仅带回和翻译了重要的佛教典籍，同时也开辟了对陆往海归西行求法的路线。这不仅为中国古代中西交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促进了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关键词：法显；西行求法路线；地理知识

　　中图分类号：B9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0)03－0014－05

　　中西交通源远流长，我国有关中西交通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山海经》和《禹贡》中就有昆仑之墟、王母之山、流沙、弱水、析支、渠搜等西北地理、民族习俗及出产方物的记载。《穆天子传》详细记述了周穆王西行求见西王母的故事，并记录了犬戎和月氏的情形。到了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原王朝和西域的联系，史称“凿空”，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自此，西域作为中西交流的要道得以打通，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降至魏晋时期，群雄并起，国家大乱。著名学者方豪在其名著《中西交通史》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西域交通大衰。”可见，在魏晋时期，中西交通陷入了一个低潮。但是这种低潮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在宗教领域则又是另一番情景。整个中原地区战火频发，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民众，在精神上更加需要宗教的慰藉，从而促成佛教开始出现繁荣局面。南北民众和统治者都崇奉佛教的形势，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一时之间僧侣数量骤增，梁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安传》中说：“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同时僧伽(即寺庙)形成，使得对僧侣的组织管理复杂起来。故而，求取戒律成为这一时期僧侣西行求法的主要目的。《法显传》开首即指出：“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求取戒律。”

　　高僧法显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旅行家、翻译家。他自后秦弘始二年(399)从长安出发，历时13年零4个月，途经27个国家，不仅对沿途的佛教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记述，而且对当地的社会发展状况、风土人情多有反映，法显的西行和他著述的《法显传》一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为中西交通作出了杰出贡献。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沙勒说：“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则把《佛国记》誉为西域探险家及印度佛迹调查者的指南。印度学者恩·克·辛哈等人也称赞说：“中国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斯里兰卡人称法显是中斯文化交流的先驱，那里有以法显名字命名的：法显村、法显洞，还修建了法显纪念馆。无怪乎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有言：“礼赞晋法显，空前之伟人，中华脊梁骨，名句万百存，此言非过誉，当之无愧人。”

　　众所周知，早在汉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他们的身份主要是中原王朝的使节，出行的目的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如张骞和甘英。张骞最远到达中亚，第一次沟通了西域与中原王朝的联系；而甘英则一直向西，止于波斯湾。法显则不同，它是以求法僧侣的身份，自愿西行的，其目的地乃是佛教发源之J开，一天竺。在他之前，也有僧侣西行求法，但最远只及西域，无人真正到达天竺，这一点《高僧传》、《法显传》和唐智异《开元释教录》都指出：“皆汉时张骞、甘英所不至也。”汤用彤先生也曾指出：“晋宋之际，游方僧人虽多，但以法显为至有名。所至之地，不但汉之张骞、甘英所不到，即东汉末年之朱士行，晋之支法领，足迹仅达于阗，而在显前之慧常、进行、慧辩，只闻其出，未闻其返，康法朗未闻至天竺，于法兰则中途终逝。故海陆并进，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故而法显西行的成功可谓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次创举。

　　后世所知，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共有三条，即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其中北方丝绸之路又分为两条：一条是从中原、华北出发，经由内蒙古高原和蒙古高原向西而行的草原丝绸之路；一条是西出河西走廊，经新疆，跨过葱岭，进入印度或西亚，沟通南亚和西亚的绿洲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偏向西北，主要通于西亚，但是在其西南方，有诸多山口可以进入印度。可以说是进入印度最便利的一条道路，佛教最早就是经由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因而此路成为僧人西行求法的首选。在法显西行之前，朱士行、支法领等人先后到达西域求法。虽然这条线路在魏晋时期成为僧人西行求法的首选，但是诚如前面讲到的，在法显之前还没有僧人经由此路到过印度，因此这条求法路线，不仅对于西行求法者很陌生，就是那些政府的使者对其也是知之甚少。

　　张骞通西域之后，国人对西域就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于印度的情况却知之甚少，多为印度和西域僧人的口传。所以，法显的西行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探险活动。

　　法显从长安出发，沿着绿洲丝绸之路西行。他首先翻越陇山进入甘肃境内的乾归国和耨檀国(即西秦和北凉)。这两个国家是当时北方佛教发展的两大中心，同时也是西行的交通枢纽，西行求法的僧人必到此地。西秦统治者崇信佛法，甘肃境内著名的炳灵寺就是由其直接或间接经营的。《法显传》记载他在此夏坐，那么他很可能到过或甚至居住在炳灵寺。炳灵寺第169窟法显供养人像即证明了这一点。而后，他路经张掖、敦煌，在敦煌太守李浩资助下，历险穿过白龙堆沙漠进入鄯善国(在今新疆若羌县)，然后又到焉夷国(在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境内)、于阗国(在今新疆和阗县)、子合国(在今新疆叶城县)、于麾国(可能在今奇盘庄西南之库拉玛特山口西南之叶尔羌河中上游一带)、竭叉国(在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等国，从新疆西南山脉地区进入北天竺。在北天竺地区，他又游历了陀历(在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印度河北岸达地斯坦的达丽尔)、乌苌(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脱河流域)、宿呵多(在今斯瓦脱河两岸地区)、犍陀卫(在今斯瓦脱河注入喀布尔河附近地带)、弗楼沙(在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那竭(在今贾拉拉巴德城西)、罗夷(今阿富汗)、跋那(在今巴基斯坦北部之邦努南)、毗荼(今旁遮普)、摩头罗(今印度北方邦之马土腊西南5里之马霍里)等国，但是这些国家的经律“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他只得继续向印度腹地前进，经藕那河进人中天竺。

　　当时的中天竺处于笈多王朝月护二世(超日王)统治之下。“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由此可知，笈多王朝统治时期不仅法律宽松，而且表现在宗教上尤是，虽然统治阶级信仰印度教，但是对佛教徒并未采取歧视政策，反而佛教徒还受到了礼遇，佛教事业和寺院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保护。因此，法显于此地的记载最为详细。他 不仅访问了如舍卫城、巴连弗邑等大城市和僧伽施国、沙祗大国等国家，而且还参观瞻仰了佛教遗迹、当地的寺院和僧人聚居的精舍等，详细记录了与佛教有关的故事。由于在巴连弗邑得到大量经律，于是法显在此居住3年，学习梵语梵书写律。写律完成后又向东行经瞻波大国(在今印度比哈尔邦东部巴格耳普尔略西不远处)到了多摩梨帝国(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西南之坦姆拉克)，在那里写经画像两年。

　　随后又乘船到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那里住了两年继续寻找经律，并在此得到了四部经律。至此西行使命完成。

　　随着西行使命的完成，加之法显年事已高，思乡之隋日浓。因此他也开始着手返国。法显自陆路而去，中途路途艰险不说，就是同伴的病逝也使他难以释怀，所以原路返回的可能性比较小。海上丝绸之路则早在汉代就已打通，但不甚发达。降至魏晋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分裂，三国时期的孙吴和东晋都在积极发展江南经济的同时，利用造船和航海优势大力发展与南海国家的贸易。随着南海贸易的扩大，从广州经苏门答腊至印度、锡兰的贸易航线到东晋时已普遍使用。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畅通。法显返国时选择从狮子国搭乘能载200人的大商船泛海东归。其返国途中虽波折频生，不得不在印度尼西亚的岛屿“耶婆提”停留，从耶婆提(今爪哇)起航后，又遇暴风雨，未能在广州登陆，但最后还是顺利地回到了中国。完成了中西交通史上的这一壮举，成为有史可查的横渡印度洋的第一人。

　　法显西行的成功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地理知识的扩大发挥了重要作用。法显进入西域，对于西域自然地理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详细地将当地的沙漠化情况和帕米尔高原的地理环境作了生动的描绘。秦汉时期是一个气候温和的时期，丝路一片繁荣。但是东汉之后，我国气候出现向寒冷变化的趋势，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2℃。阿尔金山诸小国相继消失。沦为戈壁，南线南支消亡。据史料记载，约在3至4世纪，河流水量日减，用水困难，出现用水付税；闸口开封，须有监证人；挖大水池蓄水等措施。温度升高，水量减少，干旱灾害迫使楼兰走向衰落。而区域性环流的影响，东北风和西北风交汇于尼雅河，促使河流向南移动。西域地区沙漠化情况严峻。汉代之前，沙漠记载很少。白龙堆沙漠在《汉书·地理志》中就有记载：“敦煌郡……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汉书·西域志》中也仅是记载鄯善国“最是东陲，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但是敦煌郡当时农业生产仍然发达，说明白龙堆沙漠化程度并不很严重。但是到了法显经过此地的时候，白龙堆沙漠就已经被称为沙河了。《法显传》中记载：“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而有关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记载也始见于《法显传》：“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自张骞通西域之后，葱岭即帕米尔高原成为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但是汉代对这一地区地理情况的描述甚少。在《法显传》中首次对葱岭地区的地理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彼土人人即名为雪山人也”；“其道艰难，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组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九译所绝，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有学者认为，法显在这里描述了高山冰裂风化作用所形成的石砾和露岩地面，生动记述了具有极强冲蚀力的冰雪融水所形成的峡谷峻削，反映出4世纪时的葱岭地区的冰川地貌。此外，他还记载了葱岭地区的植物情况：“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

　　而于西域的人文地理，法显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在鄯善国，他观察到：“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其实“自山以东，俗人被服粗类秦土，亦以毡褐为异。”可见西域地区，在服饰上各国都存在一致性，体现了西域地区的特色。他也注意当地语言，总结出：“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的语言习惯。从中可以看出梵语在西域上层人士中非常流行。他还注意到了各国的社会风气，如于阗国“其国丰厚，人民殷盛”，摩竭提国“民人富盛，竞行仁义”，但“焉夷国人不修礼义，遇客甚薄”。这些记载为我们研究这个地区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文化地理有着重要的价值。

　　《法显传》中不仅介绍了西域等地的情况，更重点介绍了人所不详的印度和斯里兰卡诸国情况。包括各国的里程方位、山川形势、民情风俗、文化发展情况以及物产等，保留了许多宝贵的古代史地资料。他这样描述印度斯坦大平原：“自渡新头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万里，皆平坦无大山川，正有河水”。而对于斯里兰卡，它是这样记载的：“其国本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其中关于斯里兰卡岛的南北、东西长度与事实相反，但是周围的100多个岛屿虽然未见于斯里兰卡本土文献的记载，但是斯里兰卡沿海许多地名都沿袭传统，称“岛”。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法显所记非虚。气候方面，他记载了印度中部的亚热带气候：“从是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还有斯里兰卡的热带气候：“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他还记载了不少当地的植物，如多次提到的贝多树。这是一种棕榈科的常绿乔木，古代印度人多拿此树树叶写佛经，称为贝叶经，在印度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普遍生长。此外阎浮树、尼拘律树等，他均作了记载，这些树种现在在印度仍很常见。至于他所记的旎檀木，是一种檀香科的常绿小乔木，佛教中常用作焚烧的香料。吉祥草则是一种百合科的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佛教坐禅时常用此物。

　　法显于西行过程中严格守戒，即使在旅途，也实行安居，所以他行程的年月，都明确可考。其记述各地里程，在到毗荼以前，都以所经日数计算，其后根据当地习惯改用由延计算，提供了各地间距离远近以及与行旅险易情况等有关资料。

　　《法显传》记载中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城市地理较多，他足迹遍历印度的中北部，到达了每个国家的都城，其中有当时南亚的最大城市摩竭提国国都巴连弗邑：“凡诸中国，唯此国城邑为大，民人富盛”。这个城市非常繁华，尤其是行像之时，“通夜燃灯，伎乐供养”。而且社会福利设施也极好：“其国长者、居士各于城中立福德医药舍，凡国中贫穷、孤独、残破、一切病人，皆诣此舍，种种供给。医师看病随宜，饮食及汤药者皆令得安，差者自去。”他描述狮子国都城：“多居士、长者、萨薄商人。屋宇严丽，巷陌平整”。虽然有些城市衰败、人口稀少，街市荒落，但是由于有佛迹，他也去访问了，如拘萨罗国的舍卫城：“城内人民希旷，都有二百余家。”舍卫城东南迦 维罗卫城：“城中都无王民，甚如丘荒，只有众僧、民户数十家而已。”伽耶城“城内亦空荒”。

　　法显于当时印度和斯里兰卡的社会发展状况也多有记录。《法显传》中记载中天竺“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茶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牲口，市无屠、酤及估酒者。货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猎师卖肉耳。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印度历史学家高善必根据这一段文字作了如下的分析：官吏们还没有得到封建权利和权力。中国以外的土地一定要缴纳租税的，一般是收获粮食的六分之一。大概是这个帝国中心地带受到了特别的优惠，赋税比较少。在农村中一定有酿酒人和负贩。农民可以来去自由，表明没有农奴制。至于供给僧众田宅、园圃、民户、牛犊等东西，怎样解释?还是一个问题。外文翻译者各有各的理解。从标准的土地馈赠来判断，馈赠的只是收租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

　　在《法显传》中关于斯里兰卡的部分颇多，占全书的八分之一还多，除了介绍斯里兰卡佛教兴旺的情况外，依稀还反映出当时斯里兰卡的社会发展状况。《法显传》记载：“其国本无人民，……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可见斯里兰卡的发展兴盛与其商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又记：“多处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护，若有采者，十分取三。”说明摩尼珠作为该国的重要物产，其税收对该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还介绍了当地世俗王权与寺院之间的冲突。当时斯里兰卡的寺院拥有大量的财富，国王参观，意欲侵夺，结果失败，国王不得不：“稽首悔前罪心。因白僧言，愿僧立制，自今以后，勿听王入其库看，比丘满四十腊，然后得入。”可见当时斯里兰卡的宗教力量之强大。这也与当时斯里兰卡的历史相符。

　　和法显同时或稍后的西行僧人，亦有行记，但均散失，惟本书得以保存流传，后来去印度求法之人，皆从此书得益颇多。如唐代玄奘编译的《大唐西域记》、义净所撰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都曾以此书做过参考。同时此书也对当时的地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北魏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河水注》引用《法显传》的记载就有20多处，而且大多与印度地理有关。如《水经注·河水注》：“屈从其东南流，入于渤海。”下就引《法显传》日：“恒水东南流，迳拘夷那竭国南，城北双树间，有希连禅河，河边，世尊于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处”等。后来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法显传》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都被收入其中，归入史部地理类。我们知道，《四库全书》收入释家著作很少，地理类仅此两种。可见《法显传》于中国地理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可知高僧法显不仅开创了中国僧人西行求法陆往海归的路线，而且扩大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地理知识，为中国古代中西交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