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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佛寺谈之三·东禅寺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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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佛寺谈之三·东禅寺杂谈
  旧时的苏州古城内有东南西北四大禅寺,其中历史最悠久的要数位于城东南相门内狮子口的东禅寺了。
  据地方志记载,东禅寺建于三国初期的孙权时代,是苏州古城中建造最早的寺院之一。据说在吴赤乌二年,一位陈姓丞相家中的池塘里长出了莲花,这在当时是少有的祥瑞之事,因此陈丞相决定舍宅为寺,寺名镇国院,几百年后的唐大中年间,奉官方命令,改寺名为东禅明觉寺,在以后的千余年中,虽然经过多次毁废重建(如元代至正末毁明洪武年间重建、明崇祯末毁清康熙年间重建等),该名却一直沿用。
  东禅寺历代名僧辈出,其中最有传奇色彩的是北宋初年一位名叫遇贤的僧人。据宋代佛教典籍《五灯会元》卷八记载,遇贤是长洲(今属苏州)人,俗姓林,相传其母梦吞大球而孕,出生时多异祥。在七岁那年,他曾经掉到一个深潭中而安然无恙,甚至衣服上一滴水都没有沾上,因此就出家为僧。先是拜嘉禾(今嘉兴)的名僧永安可依为师,三十岁时剃染圆具,往参龙华,发明心印。后回到苏州东禅寺,唯事饮酒,醉则成歌颂、警道俗,因号酒仙。梅珣有《赠林遇贤》诗云:“出入常携一古藤,三衣粗重貌稜嶒。红尘酒满何曾醉,知是僧中第几僧。”据《吴郡图经续记》载当时的酒家都盼望遇贤去自己店中饮酒,因为只要他一来喝酒,该酒家的营业额就可以比往常多好几倍。遇贤算命很准,“告人祸福必验”,有病的人去他那里求得一符就痊愈了。建隆二年(961)他来东禅寺住锡,对该寺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创佛屋,修路衢”,花钱不下数百万,这些钱他都说是自己募化所得,人们却不知他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募化来这么多。他的相貌奇特,尤其是长了张大嘴,据说口内甚至可容双拳,很象灵岩山开山的南朝神僧智积和尚,他每次给人符治病也以智积像为标志,所以大家都传说他是智积和尚的后身。
  清初苏州人褚人获在他的《坚瓠秘集》卷四中还记载了遇贤和尚的一件趣事,据说这位东禅寺名僧喜欢吃虾,此等大违佛家戒律之爱好当然经常会受到训诫,但每次被人发现了他就把虾从嘴里吐到水里去,被他嚼得一塌糊涂的虾竟然遇水即能游走,所以这方面也没有被抓到过什么把柄。一直到清初东禅寺前的小河里仍然有红色的虾,为苏州所独有,据说就是林酒仙吐出的被煮熟虾的后代,因为被煮熟,故为红色。清代中期钱泳在其《履园丛话》卷十四《祥异》中还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4)春,有一条卖虾的船从东禅寺门前经过,寺中有一个僧人出来买虾,拿出十文钱,都是宋朝的太平通宝,“啖后悉吐于河,虾皆红色,跳跃而去。”当时人都认为是遇贤显圣。同书还记载了遇贤的另一件神异之事,据说他喜欢吃鸽子肉,但是“每食后,鸽仍从喉吐出,飞集梁间。”也许是这个原因,人们也称他为白鸽禅师。这些传说都给遇贤和尚笼罩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遇贤和尚还是当时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他喜赋诗,诗风通俗明快,清婉自然。其中一诗云:“扬子江头浪最深,行人到此尽沉吟,他时若到无波处,还似有波时用心。”尽管该诗不但如民歌般琅琅上口,而且内容深远,含蕴着非常深刻的哲理,给人们以居安思危的善良规箴。又如“秋至山寒水冷,春来柳绿花红。一点动随万变,江村烟雨蒙蒙。”“门前绿树无啼鸟,庭下苍苔有落花。聊与东风论个事,十分春色属谁家。” 这样的好诗当然不可能是出于糊涂酒鬼之手了,可以说遇贤是一位特立独行,很有个性特征的有道高僧,也可以说是一位隐于佛隐于酒的有识之士。
  据记载遇贤和尚圆寂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据说此年的上元凌晨,“浴罢就室,合拳右举,左张其口而化。”从而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
  宋代的东禅寺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据元代高德基的《平江纪事》载,在北宋末年,东禅寺一个“容貌端严,顶珠圆径数寸”的古佛像顶忽然有红黄青紫诸毫光出现,时人以为是古佛显灵了,倾城前往观瞻,施舍的财物山积。但五彩毫光一直显现,三日后尚未见消失,有一老翁对此事感到很奇怪,想弄清楚究竟五彩光是从何而来,他不顾众人的阻挠,坚持用一个梯子爬到佛像顶端,借光细看,发现古佛像的头顶上开了一个洞穴,感到很奇怪,用手轻敲佛像,突然有两只长一尺多的大白鼠从古佛像头顶上的洞穴跃出,细看穴中有几片碎幡,红黄青紫诸色都有,于是众人恍然大悟,因为穴口正对着佛顶那颗圆径数寸的大顶珠,白鼠在穴内翻动红幡的话,光亮硕大的顶珠就会反射出红光,白鼠在穴内翻到黄幡的话,顶珠相应就会反射出黄光,如是皆然。本以为是古佛显灵,谁知结果确是被两条大白鼠所愚弄,围观的众人都觉得很失望,“皆叹息而去”。当时正处于宋、金南北对峙中,有人说佛乃金仙,而白鼠竟然能在其顶为祸作光,莫不是金气太盛之故,看来宋朝凶多吉少了,果然此后不久,金朝大兴,大军南下,兀术饮马长江,连苏州也大受荼毒,当然这只是巧合而已。
  明代中期的东禅寺成为吴门名士的雅集之地,当时该寺有一位名为天玑的禅师,他颇事风雅并热情好客,和当时的吴宽、沈周、唐寅、文徵明、祝枝山、王宠、王守、蔡羽、汤珍等名士关系很好,经常请这些人在东禅寺的一个名为清溪堂的地方唱和,也留下了不少作品。在这些名士中最常来的是沈周,他甚至还特意为清溪堂题了一个名为伴月的匾额。现有记载的沈周到东禅寺就有数次,如弘治二年(1489)三月十日,沈周在东禅寺赏牡丹,“闻报得孙,作七古一首。”这年九月又客居东禅寺,完成了《设色菊花轴》。弘治八年(1495)的端午节,沈周又客东禅寺写《蜀葵百合图》。正德四年(1509)四月二十一日,八十三岁高龄的沈周在东禅寺清溪精舍观牡丹,并作七律一首,可见沈周对东禅寺的喜爱。沈周去世后,东禅寺的清溪堂中还一直挂着他的遗像以示缅怀。
  沈周三弟沈豳对东禅寺也喜爱有加,他流传下来不多的画作中就有名为《东禅雅集图》的巨幅山水画(204×133厘米),据清人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及画上题识可知,明弘治八年(1495年)端阳节,69岁的沈周与沈豳来到东禅寺做客,年学兄世荣携带粽子、黄酒与之相聚。酣畅之余,沈氏兄弟乘兴挥毫。沈周绘出《蜀葵百合图》,沈豳则精心构制了此巨幅山水中堂。真可谓花卉与山水,珠联璧合,尽显沈家风流。该画远景中一清溪自远山深谷蜿蜒而来,潺潺溪水由远而近,沁人肺腑。中景则高山峻岩,面积虽不大,但磅礴气势凛然而出。近景中巨石蹲卧,青松偃仰,杂木葱茏,掩映禅寺。河面扁舟上携鹤的高士与溪岸上策杖来迎的长者相顾盼,使画面具有情节性与记实性。尤其是鹤与静态的近景禅寺、中景山石引首相望,呼应之间禅意顿生,机锋峭拔清利。中国绘画艺术史上表现禅意的作品甚多,但像沈豳此画这样表现力、精谨而洒脱的笔墨、“三远”(深远、高远、平远)兼具的构图、磅礴的气势以及匠心独运的立意的作品颇为罕见。本幅题识直呼“以补寺壁”,足见沈豳对此画的自信。
  文徵明也是东禅寺的常客,除了常在此雅集外,还经常在此读书、避暑,至今可考的就有十多次,留下了不少诗画著作,如《东禅寺与蔡九逵同赋》诗:“何处晚凉多,溪堂夜来雨。乔然两青衫,繁阴遽如许。山僧候岩扉,喜听松间履。为破明月团,自汲寒泉煮。” 充满了诗人长林丰草、坚卧烟霞的闲逸生活和不慕富贵、淡泊明志的超脱心情。沈周生前曾有一次在东禅寺留诗,期盼文徵明唱和,可惜文徵明“久而未能”,一直到沈周去世三年后的一天才在天玑和尚的提醒下步韵唱和,“感今怀昔,抚卷凄然”,不胜人琴之叹。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至二十五年在东禅寺中阁故址上建文星阁,附属于长洲县学,与县学西南之双塔左右对峙,“以补形胜之不足,并壮学宫之声势”。万历四十年(1612年)重建方塔。重建时将方塔稍向南移,即方塔之现址,清代科举世家葑门彭氏曾多次出资兴修,并在此讲学,成为里中名儒文士讲学会文之胜地。
  清代初年的东禅寺还出了一位名叫上睿的僧人,他字静睿、浔微,一作浔濬、浔睿,号目存、蒲室子、童心和尚、童心道人、童心行者、卧云人,他是苏州人,博学多才,工诗文。初受荐入京师,因无心于仕途,旋以疾告归。少居瑞光寺,后居东禅寺,与惠士奇、张大受等骚人墨客时相过从唱和,结社吟诗。工山水,布置深稳,气韵冲和。曾与王翚同游都门,得其指授,用笔清劲隽秀,别其韵致。花鸟秀丽酷似恽寿平,信手挥笔颇得写生之妙趣。人物深得古法,线条简练明快,技法纯熟,其仿唐寅尤见功力。其画工稳中独绕秀逸,张庚评之为能品,在同代画僧中名列前茅,常以自诗题款增强意境表达力。传世作品有康熙十一年(1672)作《仿周臣山水人物图》轴,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三十二年(1693)作《桐阴书屋图》、三十八年作《绣谷送春图》藏故宫博物院;三十二年作《携琴访友图》卷藏旅顺博物馆;雍正二年(1724)作《溪山密雪图》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为友梅作行乐图册》藏苏州市博物馆。著有《习余吟》。他亦工诗,诗风清隽秀雅,富有意蕴,诗惜多已失传。现存其《题簪花图》一首:“莫摘浓香压鬓鸦,懒将时势斗铅华。他年将入维摩室,不许簪花许散花。”此诗别出奇思异想,就插花起句,围绕一个花字,颇见新意。插花为世俗行为,散花为佛教典故。上睿移花接木,将两种完全无关的事物巧妙转换。诗写得很有滋味,很有情趣,却又是完全的佛门弟子的口吻。
  清初的东禅寺已经有些破败,《百城烟水》的作者徐崧曾和几个朋友一起来东禅寺访古,瞻仰林酒仙像、观红豆树,留下了不少诗篇,其友姚士黌、姚士广、张灿然、张大受等都有诗歌,姚士黌《同臞庵先生过东禅寺》云:“茂苑城东古刹开,凄凄满目半蒿莱。门廻玉带河流急,地接文星阁影来。花雨欲飘新讲席,烟霞犹护旧香台。金轮自古无消歇,红豆依然石畔栽。”张大受《同臞翁过东禅》云:“闲随徐孺叩禅扉,绿树荫深翠滴衣。石上棋残柯已烂,壶中酒尽锡偕飞。花开红豆惊栖鸟,堂废清溪剩落晖。闻有鱼虾传异迹,那堪钓叟上寒矶。”张灿然诗名为《同臞翁过东禅瞻林酒仙像》。
  东禅寺值得一提的还有红豆树,据说这棵红豆树也是那位有神秘色彩的遇贤和尚所种,清初吴江人钮琇的《觚剩》卷二《吴瓠中》有如下记载:
  吴门东禅寺白鸽禅师,偶拾红豆,种之寺内,指而嘱曰:“汝宜速长,但他日不许无故开花。世变有大小,则花开有疏密。” 今其树已数围。人所见者,崇祯九年小开,十七年大开,随遘国变;顺治十六年小开,有镇江之扰;康熙十二年复开,是冬滇黔寇作。花色如梓,荚小于槐角,霜后荚落,其子深红可爱。
  据此我们可以对此红豆树有所了解,至于花开疏密能够预测国事,实为无稽之谈,仅是巧合而已。这棵具有悠久历史的红豆树在明末清初就成为画家们描摹的对象,被“四王”之一的王时敏赞誉为“神韵生动,应在妙品中”的当时著名画家王武就在东禅寺完成了他的名作《东禅寺红定图》,该画据记载“水墨渲染,妙夺天真”,成为王武的代表作之一,受到了当时著名文人朱彝尊的高度赞赏。
  东禅寺的红豆树能够名垂青史是和清初“吴派”经学大师惠周惕祖孙三代分不开的,据清人江藩的名著《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惠氏本居于太湖畔的东渚村,后来惠周惕迁居到东禅寺边的冷香溪北面,北宋白鸽禅师所种的红豆树本来早已老而枯干,此时竟然复萌新枝。惠周惕移一枝栽于阶前,更是生机盎然,因此惠周惕自号“红豆主人”,当时的东禅寺著名画僧上睿为绘《红豆新居图》。周惕自题五绝句,其一云:“东邻红豆无人爱,我得闲吟载酒过。多事诗人添故事,长洲桃李妒如何。”又赋《红豆词》十首,唱和者有二百余家,由于惠周惕在当时经学领域影响很大,所以“四方名士过吴门,必停舟访焉。”更扩大了红豆树的影响。惠周惕的儿子惠士奇也是著名经学家,著有《红豆斋小草》等一大批著作,海内学者称为“红豆先生”。惠士奇的次子惠栋更是经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惠氏三代开启了“吴派”经学之门并发扬光大,当时的苏州人习惯上称惠周惕为老红豆先生,称惠士奇为红豆先生,称惠栋为小红豆先生。清代中期的《吴门补乘》记载东禅寺的红豆树“结为连理枝,高至三丈”,可见当时已经颇为壮观了。这棵红豆树和惠氏宅院中的红豆树在道光年间顾震涛所撰的《吴门表隐》卷九时尚有记载:“铁树即红豆,郡中只有四树……,一在城东酒仙堂,宋白鸽禅师手植;一在升龙桥南惠太史周惕宅,周惕少从酒仙堂分拆栽成……。”可见当时这两棵红豆树尚在原处并且生长良好,但后来都没有幸存下来,惠氏宅院中的红豆树据民国《吴县志》卷三十九记载该树从栽种者惠周惕传到他的孙子们手中,已经有六十多年树龄,长势良好“铁干霜皮,有参天之势。”但是“庚申兵燹,树被伐,遗址仅存。”可见是毁于咸丰十年(1860年)清兵和太平军的战火之中,东禅寺的红豆树未见记载,可能也是毁于此时。
  据清人姚承绪在道光年间编辑的《吴趋访古录》卷三记载,当时的东禅寺有棋盘街、红虾池、蟹眼井、清溪堂、红豆树诸胜。姚承绪并有诗云:“莲池遗构赤乌间,见说神僧象教传。鼎业三分云外寺,禅机一刹酒中仙。能驯虎豹开山力,便息风涛度世缘。好外南宗通别派,清吟伴月有佳篇。”可见当时东禅寺尚为吴中名刹之一。后经太平天国战乱,该寺遭受较大破坏,但在民国时期东禅寺又渐趋复兴,当时的住持为心岩法师,他曾创立佛学研究社,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组织僧抗会,以伸民族大义,新中国成立后任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会主任,为组织苏州地区僧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建国前后东禅寺保存得还相对完好,纪念遇贤和尚的“酒仙堂”尚有三开间正殿,供奉着白鸽禅师装金仿真身塑像。此像跏趺而坐,光头无帽,侧首右上视,张口笑欲语,左手并两指斜上点梁间白鸽,右手持佛珠而数,形象生动,后来不知去向。文革前后东禅寺慢慢废弃了,其地被划为清洁工具厂所有,该厂为建设停车厂,填没了寺内的月牙形水池(该水池填没前长宽各6米,下有泉眼9个,水清流急,疑为东禅寺的名胜红虾池。)后来又在寺址上建造了前进化工厂,九十年代后期此地又成为苏州大学的一部分,东禅寺彻底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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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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