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佛寺谈之三·东禅寺杂谈
　　旧时的苏州古城内有东南西北四大禅寺，其中历史最悠久的要数位于城东南相门内狮子口的东禅寺了。
　　据地方志记载，东禅寺建于三国初期的孙权时代，是苏州古城中建造最早的寺院之一。据说在吴赤乌二年，一位陈姓丞相家中的池塘里长出了莲花，这在当时是少有的祥瑞之事，因此陈丞相决定舍宅为寺，寺名镇国院，几百年后的唐大中年间，奉官方命令，改寺名为东禅明觉寺，在以后的千余年中，虽然经过多次毁废重建（如元代至正末毁明洪武年间重建、明崇祯末毁清康熙年间重建等），该名却一直沿用。
　　东禅寺历代名僧辈出，其中最有传奇色彩的是北宋初年一位名叫遇贤的僧人。据宋代佛教典籍《五灯会元》卷八记载，遇贤是长洲（今属苏州）人，俗姓林，相传其母梦吞大球而孕，出生时多异祥。在七岁那年，他曾经掉到一个深潭中而安然无恙，甚至衣服上一滴水都没有沾上，因此就出家为僧。先是拜嘉禾（今嘉兴）的名僧永安可依为师，三十岁时剃染圆具，往参龙华，发明心印。后回到苏州东禅寺，唯事饮酒，醉则成歌颂、警道俗，因号酒仙。梅珣有《赠林遇贤》诗云：“出入常携一古藤，三衣粗重貌稜嶒。红尘酒满何曾醉，知是僧中第几僧。”据《吴郡图经续记》载当时的酒家都盼望遇贤去自己店中饮酒，因为只要他一来喝酒，该酒家的营业额就可以比往常多好几倍。遇贤算命很准，“告人祸福必验”，有病的人去他那里求得一符就痊愈了。建隆二年（961）他来东禅寺住锡，对该寺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创佛屋，修路衢”，花钱不下数百万，这些钱他都说是自己募化所得，人们却不知他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募化来这么多。他的相貌奇特，尤其是长了张大嘴，据说口内甚至可容双拳，很象灵岩山开山的南朝神僧智积和尚，他每次给人符治病也以智积像为标志，所以大家都传说他是智积和尚的后身。
　　清初苏州人褚人获在他的《坚瓠秘集》卷四中还记载了遇贤和尚的一件趣事，据说这位东禅寺名僧喜欢吃虾，此等大违佛家戒律之爱好当然经常会受到训诫，但每次被人发现了他就把虾从嘴里吐到水里去，被他嚼得一塌糊涂的虾竟然遇水即能游走，所以这方面也没有被抓到过什么把柄。一直到清初东禅寺前的小河里仍然有红色的虾，为苏州所独有，据说就是林酒仙吐出的被煮熟虾的后代，因为被煮熟，故为红色。清代中期钱泳在其《履园丛话》卷十四《祥异》中还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4）春，有一条卖虾的船从东禅寺门前经过，寺中有一个僧人出来买虾，拿出十文钱，都是宋朝的太平通宝，“啖后悉吐于河，虾皆红色，跳跃而去。”当时人都认为是遇贤显圣。同书还记载了遇贤的另一件神异之事，据说他喜欢吃鸽子肉，但是“每食后，鸽仍从喉吐出，飞集梁间。”也许是这个原因，人们也称他为白鸽禅师。这些传说都给遇贤和尚笼罩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遇贤和尚还是当时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他喜赋诗，诗风通俗明快，清婉自然。其中一诗云：“扬子江头浪最深，行人到此尽沉吟，他时若到无波处，还似有波时用心。”尽管该诗不但如民歌般琅琅上口，而且内容深远，含蕴着非常深刻的哲理，给人们以居安思危的善良规箴。又如“秋至山寒水冷，春来柳绿花红。一点动随万变，江村烟雨蒙蒙。”“门前绿树无啼鸟，庭下苍苔有落花。聊与东风论个事，十分春色属谁家。” 这样的好诗当然不可能是出于糊涂酒鬼之手了，可以说遇贤是一位特立独行，很有个性特征的有道高僧，也可以说是一位隐于佛隐于酒的有识之士。
　　据记载遇贤和尚圆寂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据说此年的上元凌晨，“浴罢就室，合拳右举，左张其口而化。”从而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
　　宋代的东禅寺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据元代高德基的《平江纪事》载，在北宋末年，东禅寺一个“容貌端严，顶珠圆径数寸”的古佛像顶忽然有红黄青紫诸毫光出现，时人以为是古佛显灵了，倾城前往观瞻，施舍的财物山积。但五彩毫光一直显现，三日后尚未见消失，有一老翁对此事感到很奇怪，想弄清楚究竟五彩光是从何而来，他不顾众人的阻挠，坚持用一个梯子爬到佛像顶端，借光细看，发现古佛像的头顶上开了一个洞穴，感到很奇怪，用手轻敲佛像，突然有两只长一尺多的大白鼠从古佛像头顶上的洞穴跃出，细看穴中有几片碎幡，红黄青紫诸色都有，于是众人恍然大悟，因为穴口正对着佛顶那颗圆径数寸的大顶珠，白鼠在穴内翻动红幡的话，光亮硕大的顶珠就会反射出红光，白鼠在穴内翻到黄幡的话，顶珠相应就会反射出黄光，如是皆然。本以为是古佛显灵，谁知结果确是被两条大白鼠所愚弄，围观的众人都觉得很失望，“皆叹息而去”。当时正处于宋、金南北对峙中，有人说佛乃金仙，而白鼠竟然能在其顶为祸作光，莫不是金气太盛之故，看来宋朝凶多吉少了，果然此后不久，金朝大兴，大军南下，兀术饮马长江，连苏州也大受荼毒，当然这只是巧合而已。
　　明代中期的东禅寺成为吴门名士的雅集之地，当时该寺有一位名为天玑的禅师，他颇事风雅并热情好客，和当时的吴宽、沈周、唐寅、文徵明、祝枝山、王宠、王守、蔡羽、汤珍等名士关系很好，经常请这些人在东禅寺的一个名为清溪堂的地方唱和，也留下了不少作品。在这些名士中最常来的是沈周，他甚至还特意为清溪堂题了一个名为伴月的匾额。现有记载的沈周到东禅寺就有数次，如弘治二年（1489）三月十日，沈周在东禅寺赏牡丹，“闻报得孙，作七古一首。”这年九月又客居东禅寺，完成了《设色菊花轴》。弘治八年（1495）的端午节，沈周又客东禅寺写《蜀葵百合图》。正德四年（1509）四月二十一日，八十三岁高龄的沈周在东禅寺清溪精舍观牡丹，并作七律一首，可见沈周对东禅寺的喜爱。沈周去世后，东禅寺的清溪堂中还一直挂着他的遗像以示缅怀。
　　沈周三弟沈豳对东禅寺也喜爱有加，他流传下来不多的画作中就有名为《东禅雅集图》的巨幅山水画（204×133厘米），据清人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及画上题识可知，明弘治八年（1495年）端阳节，69岁的沈周与沈豳来到东禅寺做客，年学兄世荣携带粽子、黄酒与之相聚。酣畅之余，沈氏兄弟乘兴挥毫。沈周绘出《蜀葵百合图》，沈豳则精心构制了此巨幅山水中堂。真可谓花卉与山水，珠联璧合，尽显沈家风流。该画远景中一清溪自远山深谷蜿蜒而来，潺潺溪水由远而近，沁人肺腑。中景则高山峻岩，面积虽不大，但磅礴气势凛然而出。近景中巨石蹲卧，青松偃仰，杂木葱茏，掩映禅寺。河面扁舟上携鹤的高士与溪岸上策杖来迎的长者相顾盼，使画面具有情节性与记实性。尤其是鹤与静态的近景禅寺、中景山石引首相望，呼应之间禅意顿生，机锋峭拔清利。中国绘画艺术史上表现禅意的作品甚多，但像沈豳此画这样表现力、精谨而洒脱的笔墨、“三远”（深远、高远、平远）兼具的构图、磅礴的气势以及匠心独运的立意的作品颇为罕见。本幅题识直呼“以补寺壁”，足见沈豳对此画的自信。
　　文徵明也是东禅寺的常客，除了常在此雅集外，还经常在此读书、避暑，至今可考的就有十多次，留下了不少诗画著作，如《东禅寺与蔡九逵同赋》诗：“何处晚凉多，溪堂夜来雨。乔然两青衫，繁阴遽如许。山僧候岩扉，喜听松间履。为破明月团，自汲寒泉煮。” 充满了诗人长林丰草、坚卧烟霞的闲逸生活和不慕富贵、淡泊明志的超脱心情。沈周生前曾有一次在东禅寺留诗，期盼文徵明唱和，可惜文徵明“久而未能”，一直到沈周去世三年后的一天才在天玑和尚的提醒下步韵唱和，“感今怀昔，抚卷凄然”，不胜人琴之叹。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至二十五年在东禅寺中阁故址上建文星阁，附属于长洲县学，与县学西南之双塔左右对峙，“以补形胜之不足，并壮学宫之声势”。万历四十年(1612年)重建方塔。重建时将方塔稍向南移，即方塔之现址，清代科举世家葑门彭氏曾多次出资兴修，并在此讲学，成为里中名儒文士讲学会文之胜地。
　　清代初年的东禅寺还出了一位名叫上睿的僧人，他字静睿、浔微，一作浔濬、浔睿，号目存、蒲室子、童心和尚、童心道人、童心行者、卧云人，他是苏州人，博学多才，工诗文。初受荐入京师，因无心于仕途，旋以疾告归。少居瑞光寺，后居东禅寺，与惠士奇、张大受等骚人墨客时相过从唱和，结社吟诗。工山水，布置深稳，气韵冲和。曾与王翚同游都门，得其指授，用笔清劲隽秀，别其韵致。花鸟秀丽酷似恽寿平，信手挥笔颇得写生之妙趣。人物深得古法，线条简练明快，技法纯熟，其仿唐寅尤见功力。其画工稳中独绕秀逸，张庚评之为能品，在同代画僧中名列前茅，常以自诗题款增强意境表达力。传世作品有康熙十一年(1672)作《仿周臣山水人物图》轴，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三十二年(1693)作《桐阴书屋图》、三十八年作《绣谷送春图》藏故宫博物院；三十二年作《携琴访友图》卷藏旅顺博物馆；雍正二年(1724)作《溪山密雪图》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为友梅作行乐图册》藏苏州市博物馆。著有《习余吟》。他亦工诗，诗风清隽秀雅，富有意蕴，诗惜多已失传。现存其《题簪花图》一首：“莫摘浓香压鬓鸦，懒将时势斗铅华。他年将入维摩室，不许簪花许散花。”此诗别出奇思异想，就插花起句，围绕一个花字，颇见新意。插花为世俗行为，散花为佛教典故。上睿移花接木，将两种完全无关的事物巧妙转换。诗写得很有滋味，很有情趣，却又是完全的佛门弟子的口吻。
　　清初的东禅寺已经有些破败，《百城烟水》的作者徐崧曾和几个朋友一起来东禅寺访古，瞻仰林酒仙像、观红豆树，留下了不少诗篇，其友姚士黌、姚士广、张灿然、张大受等都有诗歌，姚士黌《同臞庵先生过东禅寺》云：“茂苑城东古刹开，凄凄满目半蒿莱。门廻玉带河流急，地接文星阁影来。花雨欲飘新讲席，烟霞犹护旧香台。金轮自古无消歇，红豆依然石畔栽。”张大受《同臞翁过东禅》云：“闲随徐孺叩禅扉，绿树荫深翠滴衣。石上棋残柯已烂，壶中酒尽锡偕飞。花开红豆惊栖鸟，堂废清溪剩落晖。闻有鱼虾传异迹，那堪钓叟上寒矶。”张灿然诗名为《同臞翁过东禅瞻林酒仙像》。
　　东禅寺值得一提的还有红豆树，据说这棵红豆树也是那位有神秘色彩的遇贤和尚所种，清初吴江人钮琇的《觚剩》卷二《吴瓠中》有如下记载：
　　吴门东禅寺白鸽禅师，偶拾红豆，种之寺内，指而嘱曰：“汝宜速长，但他日不许无故开花。世变有大小，则花开有疏密。” 今其树已数围。人所见者，崇祯九年小开，十七年大开，随遘国变；顺治十六年小开，有镇江之扰；康熙十二年复开，是冬滇黔寇作。花色如梓，荚小于槐角，霜后荚落，其子深红可爱。
　　据此我们可以对此红豆树有所了解，至于花开疏密能够预测国事，实为无稽之谈，仅是巧合而已。这棵具有悠久历史的红豆树在明末清初就成为画家们描摹的对象，被“四王”之一的王时敏赞誉为“神韵生动，应在妙品中”的当时著名画家王武就在东禅寺完成了他的名作《东禅寺红定图》，该画据记载“水墨渲染，妙夺天真”，成为王武的代表作之一，受到了当时著名文人朱彝尊的高度赞赏。
　　东禅寺的红豆树能够名垂青史是和清初“吴派”经学大师惠周惕祖孙三代分不开的，据清人江藩的名著《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惠氏本居于太湖畔的东渚村，后来惠周惕迁居到东禅寺边的冷香溪北面，北宋白鸽禅师所种的红豆树本来早已老而枯干，此时竟然复萌新枝。惠周惕移一枝栽于阶前，更是生机盎然，因此惠周惕自号“红豆主人”，当时的东禅寺著名画僧上睿为绘《红豆新居图》。周惕自题五绝句，其一云：“东邻红豆无人爱，我得闲吟载酒过。多事诗人添故事，长洲桃李妒如何。”又赋《红豆词》十首，唱和者有二百余家，由于惠周惕在当时经学领域影响很大，所以“四方名士过吴门，必停舟访焉。”更扩大了红豆树的影响。惠周惕的儿子惠士奇也是著名经学家，著有《红豆斋小草》等一大批著作，海内学者称为“红豆先生”。惠士奇的次子惠栋更是经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惠氏三代开启了“吴派”经学之门并发扬光大，当时的苏州人习惯上称惠周惕为老红豆先生，称惠士奇为红豆先生，称惠栋为小红豆先生。清代中期的《吴门补乘》记载东禅寺的红豆树“结为连理枝，高至三丈”，可见当时已经颇为壮观了。这棵红豆树和惠氏宅院中的红豆树在道光年间顾震涛所撰的《吴门表隐》卷九时尚有记载：“铁树即红豆，郡中只有四树……，一在城东酒仙堂，宋白鸽禅师手植；一在升龙桥南惠太史周惕宅，周惕少从酒仙堂分拆栽成……。”可见当时这两棵红豆树尚在原处并且生长良好，但后来都没有幸存下来，惠氏宅院中的红豆树据民国《吴县志》卷三十九记载该树从栽种者惠周惕传到他的孙子们手中，已经有六十多年树龄，长势良好“铁干霜皮，有参天之势。”但是“庚申兵燹，树被伐，遗址仅存。”可见是毁于咸丰十年(1860年)清兵和太平军的战火之中，东禅寺的红豆树未见记载，可能也是毁于此时。
　　据清人姚承绪在道光年间编辑的《吴趋访古录》卷三记载，当时的东禅寺有棋盘街、红虾池、蟹眼井、清溪堂、红豆树诸胜。姚承绪并有诗云：“莲池遗构赤乌间，见说神僧象教传。鼎业三分云外寺，禅机一刹酒中仙。能驯虎豹开山力，便息风涛度世缘。好外南宗通别派，清吟伴月有佳篇。”可见当时东禅寺尚为吴中名刹之一。后经太平天国战乱，该寺遭受较大破坏，但在民国时期东禅寺又渐趋复兴，当时的住持为心岩法师，他曾创立佛学研究社，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组织僧抗会，以伸民族大义，新中国成立后任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会主任，为组织苏州地区僧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建国前后东禅寺保存得还相对完好，纪念遇贤和尚的“酒仙堂”尚有三开间正殿，供奉着白鸽禅师装金仿真身塑像。此像跏趺而坐，光头无帽，侧首右上视，张口笑欲语，左手并两指斜上点梁间白鸽，右手持佛珠而数，形象生动，后来不知去向。文革前后东禅寺慢慢废弃了，其地被划为清洁工具厂所有，该厂为建设停车厂，填没了寺内的月牙形水池（该水池填没前长宽各6米，下有泉眼9个，水清流急，疑为东禅寺的名胜红虾池。）后来又在寺址上建造了前进化工厂，九十年代后期此地又成为苏州大学的一部分，东禅寺彻底成为了历史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