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一九一六（乙卯──丙辰），大师二十八岁。
　　　 春初，小病，“病中得聊叟咏雪二绝次韵却寄”（诗存）。昱山出关，大师和其圆关诗（诗存）：‘人在永嘉天目间，点红尘亦不相关。三年牧得牛纯白，清笛一声芳草闲'。六月，袁世凯死，政局日紊。“首楞严经摄论”，于是夏脱稿（告徒众书）。本论为大师是期专论佛法之名作。楞严经为中国佛学之“大通量”：‘未尝有一宗取为主经，未尝有一
　　　 宗贬为权教（？）；应量发明，平等普入'。‘该禅净密律教五，而又各各宗重，各各圆极'（文）。大师本楞严以总持大乘，得中国佛学纲要，洵当时思想之结晶！按：告徒众书与略史，并言五年作摄论；海刊（八，十一──十二）且曾特为声明。惟楞严大意，以此为民国三、四年作，自传亦取三年说，二说相左。依自传，摄论之作，与悟入楞严心境有关；然于此不能无疑。考自传原稿（二十八年三月初写）但云：‘于会合台贤禅宗关于起信楞严的著述，加以融通抉择；从此二书，提唐以前中国佛学纲要'。而三十四年七月修正补充为：‘于会合台贤禅的起
　　　 信楞严著述，加以融通抉择──是（三年）冬，每夜坐禅，专提昔在西方寺阅藏时悟境，作体空观，渐能成片。一夜，在闻前寺开大静的一声钟下，忽然心断。心再觉，则音光明圆无际。从泯无内外能所中，渐现能所内外、远近久暂，回复根身座舍的原状。则心断后已坐过一长夜；心再觉，系再闻前寺之晨钟矣。心空际断，心再觉渐现身器，符起信楞严所说。从兹有一净身果明觉的重心为本，迥不同以前但是空明幻影矣──。乃从楞严提唐以后的中国佛学纲要，而楞严摄论即成于此时'。又原稿云：‘有万非昔悟的空灵幻化堪及者'。后修正为：‘有万非昔悟的空灵幻化──，及从不觉而觉心渐现身器──堪及者'。是则二十八年，犹无悟入楞严心境之说。二十九年二月，大师为访问团员说“我的宗教经验”，乃始有之。再考之摄论：论初有：‘吾别有论，──不出八宗'，即四年冬完成之僧伽制度论。而大师四年夏间，始专究唯识；摄论即多以唯识名义通楞严。是则以摄论为民三所作，盖难取信。大师谓三年冬悟入楞严心境，因著
　　　 楞严摄论，殆以近代学者，以楞严为华人所造；大师忠于所学，乃不惜为之方便证成欤！今略之以存疑。是年，大师于唯识义有所悟入。自传（八）云：‘民五，曾于阅述记至释“假智诠不得自相”一章，朗然玄悟，冥会诸法离言自相，真觉无量情器一一尘根识法，皆别别彻见始终条理，精微严密，森然秩然，有万非昔悟的空灵幻化堪及者'（参看我的宗教经验）。从此，真俗交彻，表现于理论之风格一变。幽思风发，妙义泉涌，万非逞辩竞笔者能及；因每有肇端而不克终绪之论片，如‘成大乘论'，‘法界论'，‘三明论'，‘王阳明格竹衍论'等作（自传八）。‘夏杪自题'，自称死于此年，应于此悟有关：‘一扇板门蚌开闭，六面玻窗龟藏曳，棺材里歌薤露篇，死时二十有八岁'（昧盦诗录）。是夏，方稼荪偕其姑瘦梅来山晋香，时过关论诗，相为唱和。坚索诗稿付印，
　　　 大师乃集为‘昧盦诗录'与之，有江五民等作序。秋季，诗录刊行（自传八；昧盦诗录跋）。八月，道老──是夏讲楞严经于宁波报恩寺，经筵既罢──来山，过锡麟堂禅关，与大师抵掌剧谈，言无不畅（自传八；南岳道阶法师小传）。二十五日，孙中山以察视舟山群岛之便，偕胡汉民等来山，了老与道老陪游。孙氏为大师手题‘昧盦诗录'，署姓名于左（人物志忆六；自传八）。大师奉诗一律：‘中山先生游普陀作此即呈道正：“卓荦风云万里身，廿年关系国精神！舒来日月光同化，洗出湖山看又新（民国元年，曾约王文典陪先生赴杭，未果，今闻先生新游西子湖来也）。佛法指归平等性，市民终见自由人。林钟送到欢声壮，一惹豪吟起比邻”。五年孟秋之杪，昧盦太虚未是草'。十月十九日，（“九月朔”），作‘南岳道阶法师小传'。
　　　 冬，应陈诵洛浙江月刊索文，为撰“释中华民国”。论宗五蕴唯识论义，有‘真正之宇宙观，唯识论也，真正之国家观，唯民论也'之语（文；评唯民月刊）。大师闭关期中，曾有“续宏明集”，“新宏明集”，“佛教诗醇”，“佛教文醇”之选辑，均创始而未竟（自传八）。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丙辰──丁巳），大师二十九岁。
　　　 二月四日，立春，大师出关。当即遍访山中知友（自传九），纪之以诗：‘出关刚值立春日，却为立春方出关。山后山前霎时遍，春风浩荡白云间'。出关已，摄影为纪念。从此剃发留须（自传九）。老成稳健，非复昔年疏放情态！大师至宁波，谒奘老于观音寺；去接待寺访圆映；游天童、育王寺，访净心
　　　 、宗亮、源巃等。盘桓于宁波者数月。其间曾去上海（自传九）；又一度回普陀（诗存）。夏，游慈溪，访玉皇于普济寺。因偕游慈溪龙山清道观（诗存；自传九）。玉皇来宁波，大师偕之往鄞西锡山宝严寺度夏，寺亦奘老所住持（自传九）。集唱和为宝严风韵（东瀛釆真录）。内政部准章嘉、清海请，修改前中华佛教总会章程，成立中华佛教会（宏空“佛教危言”）。按：略史谓：‘佛教总会，于民国三年被静波（清海）改为中华佛教会'，误。秋，大师偕刘骧逵道尹、汪旭初秘书、王志澄知事、圆映，过接待寺，访梁山伯庙（自传九）。大师过观宗寺；时仁山任观宗寺辅讲，引常惺来见（自传九；常惺法师塔铭并序；诗存续集）。
　　　 按：自传以此为春间事。常惺，法名寂祥，江苏如皋人。十二岁出家，使入学，十七岁卒业于邑之省立师范。民三年，入华严大学。五年，参禅于天宁。六年夏，来观宗寺从谛老习天台教观；时年二十二（密林“常惺法师传”）。大师承陆镇亭太史意（诗存外集），与圆映、王吟雪等，结木犀香诗社于观音寺（自传九；诗存）。时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主善慧，建立法会，请圆映讲演佛法，歧老主水陆法事（诗存；东瀛釆真录）。圆映以事不克分身，乃介绍大师东行。大师久思去日本，一觇佛教与欧学调剂之方；因要善慧以事毕陪赴日本一行，而定东游之议（自传九；东瀛釆真录）。十月，临行，诗社友人多以诗送行（东瀛釆真录）。圆映有“太虚法师代予远赴东瀛用木犀香社香韵聊当阳关三叠诗”，大师和之：‘锡山清梦倦寒香，又说男儿志四方。迦叶当年破颜笑，菩提何处歇心狂
　　　 ！且携诗钵贮沧海，待咏梅花傲雪霜。祗恐此行难代得，胸无万卷玉琳琅'。按：圆映有“代予”之说，大师有“难代”之谦；参考自传，其事甚明。乃“潮音草舍诗存”编者，不知何以改为“难了得”？圆映初介大师阅藏以深入佛法，再介东游以考察僧制，于大师所益綦重，不当以晚年捍格而一笔勾之。八日，从了老附江天轮赴沪。舟次，“真常之人生”脱稿，拟以作东游法施（东瀛釆真录）。双十节晚，大师登春日丸，从歧老东行，为远游国外之始。抵日本之门司，转亚利加丸，于十九晚泊基隆，即登月眉山灵泉寺（东瀛釆真录）。二十八日，灵泉寺法会开始，凡七日，台日来宾极盛。大师与日本布教师，轮流说教，大师讲“真常之人生”，及“佛法两大要素”，善慧自为传译（自传九；东瀛釆真录）。
　　　 会期某夕，大师与台北佛教中学林教授熊谷泰寿笔谈，询明治维新来之佛教情况，布教欧美之成就，各宗研究及名学者等甚详。论及僧制、于日僧之‘不去俗姓，带妻食肉'；及‘各宗自为部勒，不能融合成一大佛教团'，致其不满之感（东瀛釆真录）。十一月六日，善慧陪了老及大师游基隆；翌日去台北。于基隆之水族馆，台北新北投之温泉，大师深留美感（自传九；东瀛釆真录）。九日至彰化。适彰化昙华堂举行法会，大师乃为说法：‘佛教为东洋文明之代表。今代表西洋文明之耶教，已失其宗教功用于欧美；欧美人皆失其安身立命之地，故发生今日之大战局。吾辈当发扬我东洋之和平德音，使佛教普及世界，以易彼之杀伐戾气，救脱众生同业相倾之浩劫'（东瀛釆真录）。盖时西方大战，中国多西洋文明破产之说；大师固坚主耶教不适用于今世者。
　　　 十一日（“季秋二十七日”），昙华堂法会圆满。晚餐次，彰化厅长势山、新闻记者施庵等，与作击钵吟会。即晚去基隆（自传九；东瀛釆真录）。十二日，饯送歧老先期回国（东瀛釆真录）。十三日，德融（善慧弟子）陪游台北，寓中学林多日。从德融、井上、齐藤、熊谷等教授，询日本佛教情形甚详（东瀛釆真录）。十八日，善慧陪赴台中，参观台中展览会，寓慎斋堂。二十日起，应慎斋堂佛教讲演会之请，讲“我之佛教观”，亦善慧通译（自传九；东瀛釆真录）。其间，大师应台湾望族林纪堂之邀，游阿罩雾。其三弟献堂，请于家中略说法要（东瀛釆真录）。鹿港遗老洪月樵，闻大师游台，函赠“鹤斋诗脔二集”，并邀去鹿港。诗多故国之思。大师赠以讲稿及诗录，并以诗答之（东瀛釆真录）：‘曾闻天网说恢恢，赞佛梅村拜五台。蓬岛连云秦代望，潜流有水汉时来
　　　 。聊从大海游怀放，怕向中原醒眼开。鸡鹜一群祗逐食，治平无复见雄才！‘年年不共不能和，早是光阴六载过。据社凭城狐鼠逞，噬人肥己虎狼多。浴云嫌我带龙气，讲学逢君隐鹿河。便好蒿莱同没尽，不关临去转秋波'。大师对国内时政之失望，如此！十二月二日，善慧陪大师作游日之行。五日，抵门司。上岸行；九日抵神户，寓庄樱痴家。途经小郡汤田温泉，三尻驿，宫岛郡，冈山，并略事游览（东瀛釆真录）。十一日，善慧陪大师游西京，以佛刹多在其地。瞻礼西本愿寺。清水寺、万隆寺、临济之天龙寺、天台之清凉寺、真宗之佛教大学、智积院之大学、知恩院等。以骤感天寒，而善慧复以事须早回，故游踪甚为匆促（东瀛釆真录）。
　　　 十三日，返抵大阪，往观天王寺。翌日，归神户。十五日登轮，别善慧回国。善慧赠以日式之黄褊衫、织金五衣、金绣九衣以为纪念（东瀛釆真录）。按：东瀛釆真录，阴历与阳历杂用，又多为手民所误植。自传于台日之行踪，每先后颠倒。今依录略为推正，举其行程如上。十九日薄暮，归抵上海，结束二月余之游化。考察所得，深觉“整理僧伽制度论”之分宗，颇合于日本佛教之情况；而本原佛教以联成一体，则犹胜一筹。乃于革新僧制之素志，弥增信念（自传九；略史；东瀛釆真录）。大师寓上海锡麟下院。晤陈完、刘洙源、王仙舟（与楫）、沈惺叔等。为王仙舟等说因明大意（自传十；东瀛釆真录）。二十六日，离沪赴甬。临行，诗友穆穆斋来访，别之以诗（东瀛釆真录）。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丁巳──戊午），大师三十岁。
　　　 一月，大师住宁波观音寺，集东游之诗文、游记，编“东瀛釆真录”。以徒弟
　　　 乘戒去台湾中学林肄业之便，携去由灵泉寺印行（白传十）。二月，大师于观音寺度旧年（自传十）。是“冬”，大师于密部经轨，就频伽藏一度披阅，未为深入研究（自传十）。象贤（芝峰）来观音寺依止大师，为誊正楞严经摄论等稿（芝峰为编者说）。春，应了老之请，出任普陀山前寺知众。时玉皇再任纠察，颇资臂助（自传十）。时（“丁巳年底”）陆军部有以普陀山作德俘收容所之议，大师为呈部恳免（自传十；普陀为德侨收容所之反对）。夏，有邀游南洋者，谋集资以开建“中国佛法僧园”（僧伽制度论办法之一），为革新僧寺树规模（太虚宣言）。谛老讲圆觉经于北京（宝静“谛公老法师年谱”）。七月（“六月初”），陈元白（裕时）来普陀山。大师与谈佛法，意甚感动，
　　　 乃舍同善社归佛。元白曾引蒋作宾（雨岩）、黄葆苍（元恺）入同善社，既心知同善社之非，乃去沪邀蒋、黄来普陀。大师为谈原人论及成唯识论大意。相依近月，悉发心学佛（自传十；觉社宣言；太虚宣言）。八月（“秋初”），大师偕昱山、元白等出普陀，游天童、育王，至宝严寺谒奘老（自传十）。时宁波佛教孤儿院成立，大师与圆映并任院董，陈屺怀（玄婴）主其事。开学日，大师演说甚详。由是，大师与陈屺怀时相晤谈（自传十；呐公语业附言；文）。大师与元白等抵沪。商诸章太炎、王一亭、刘仁航（灵华）等，创立觉社，推蒋作宾任社长以资号召，开始弘扬佛法之新运动。其初，大师在山与元白等谈及整理僧制及南游计划，惟鉴于欧战未已，议先成立佛学团体，渐图进行；觉社乃缘此产生。觉社初期事业，定为：出版专著，编发丛刊，演讲佛学，实习修行（自传十；人物志忆二；太虚宣言）。
　　　 大师时寓爱多亚路，与章太炎也是庐为邻，因时相过从（人物志忆二）。闻苏曼殊病卒，挽之以诗：‘昔年精舍建祇洹，我亦宜南学弄丸。十载未能谋半面，一书曾忆剖双肝。天荒集里同留句，世乱声中忽盖棺。不信奇人竟庸死，欲歌薤露意先寒'。九月中秋，大师游西湖，客白衣寺；遇华山自北京来（华山法师辞世记；却非诗集）。按：自传（十）谓：七年夏季至杭，晤华山。秋初至上海，著手编辑觉书，遇华山自五台北平归。考是年冬作“华山法师辞世记”：二年夏，大师于沪编佛教月报，遇华山。七年秋，晤华山自北平归于杭。是则自传所记二次相逢，年月均误。是月，元白去汉口，葆苍去重庆。大师撰“往生安乐净土法门略说”，付葆苍葆苍刊行于重庆（自传十；觉书“己未佛教年鉴”）。
　　　 “道学论衡”及“楞严经摄论”，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论衡乃编集普陀所作（教育新见、哲学正观、订天演宗、破神执论、译著略辨、佛法导论）六种而成（自传十）。十月，大师应李隐尘（开侁）、陈性白等请，往汉口，出元白赞叹宣扬之力。八日（“九月四日”），于杨子街寄庐（王国琛家）开讲大乘起信论，并编出“大乘起信论略释”；二十三日讲讫。始终与会者仅七人，为大师弘化武汉之始（自传十；汉口佛教会创始记序；王国琛“大乘起信论略释缘起”）。讲毕，摄影为纪念，大师且纪之以诗：李隐尘、阮次扶（毓崧）、陈元白、全敬存、王澄齐（国琛）、马康侯（中骥）、王吟香（道芸）等诸大居士，邀太虚过汉皋，谈如来藏缘起义者兼旬。今将返沪，摄影留别，且题一偈以志法喜：‘飞梦汉江尘，一谈微远因。影中同现影，身外独呈身。了了心无住，澄
　　　 澄意更伸。随流得其性，来往海之滨。‘佛历二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崇德释太虚'。大师讲筵既罢，历游武汉名胜（自传十）。又于安徽会馆作公开讲演，普结法缘（王国琛“大乘起信论略释缘起”）。大师返沪，陈自闻偕行。舟次九江，雨中望庐山不见，赋诗怀东林莲社（自传十；诗存）。是月，欧洲大战终止。十一月（“十月初”），大师主编觉社丛书创刊（自传十）。“整理僧伽制度论”开始发表；并宣布“觉社意趣之概要”，“觉社丛书出版之宣言”。宣言云：‘人间何世？非亚美欧洲诸强国，皆已卷入战祸，各出其全力以苦相抵抗之世乎？民国何日，非南北争斗，……惟一派团体为旗帜，惟个人权利为标准之日乎？铁弹纷射，火焰横飞，赤血成海，白骨参天。加之以水旱之
　　　 灾，疫疠之祲；所余锋镝疾苦之残生，农泣于野，商困于廛，士无立达之图，工隳精勤之业。哀哀四民，芸芸亿丑，遂相率而流入乎苟生偷活，穷滥无耻之途。不然，则醇酒妇人，嬉笑怒骂，聊以卒岁，聊以纾死。又不然，则远游肥遁，海蹈山埋，广朱穆绝交之篇，著稽康养生之论。又不然，则疑神见鬼，惑己迷人，妖祥杂兴，怪异纷乘（指同善社等）。持世者修罗，生存者地狱、饿鬼、畜生，其高者则厌人弃世而独进乎天。嗟嗟！人道几希乎息矣！吾侪何心，乃独皈三宝尊，发四誓愿，以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之道倡乎！盖将以示如来藏，清人心之源；弘菩萨乘，正人道之本也'！‘当此事变繁剧，思潮复杂之世，徵之西洋耶回遗言，理乖趣谬，既不足以应人智之要求，轨范人事。徵之东洋李孔绪论，亦无力制裁摄持此人类之心行矣！于是互偏标榜，竞从宗尚，挺荆棘于大道，宝瓦砾为奇珍。挽近更由物质文明之反动，见异思迁，出水入火，播弄精魂，繁兴变怪，要
　　　 皆未改转其颠倒迷妄之想也。乌乎！菩提所缘，缘苦众生，诸佛菩萨悲愿同切；惟宏佛法，能顺佛心。……惟我佛无上正等正觉之教，平等流入大地人类之心中，转大法轮，咸令自觉；立人之极，建佛之因'。‘乘斯机缘，建斯觉社，固将宏纲异道，普悟迷情，非以徒厌世间独求解脱也。故本社当修自觉行以回向真如，修觉他行以回向法界一切众生'。针对中外政局之苦迫，国内思潮之杂乱，发起此佛化觉世新运动。大师晚年自谓：‘少壮的我，曾有拨一代之乱而致全世界于治的雄图，期以人的菩萨心行（无我大悲六度十善），造成人间净土；这是民十年以前的事'（佛教之中国民族英雄史），所谓“非以徒厌世间独求解脱也”。觉世救人之道，在乎“立人之极，建佛之因”；以人乘阶梯佛乘，亦始终为大师弘法之根本精神。是月，鄞慈镇奉象佛教会（以宁波警察厅长严师愈赞助），举大师为宁波归元庵住持，因时往来甬沪间（自传十；奘老为编者说）。
　　　 大师在甬，闻华山于乐清逝世，悼之以诗，为作“华山法师辞世记”（自传十；文）。十二月一日（“十月二十八日”），觉社假（李佳白）尚贤堂，大师与章太炎、王与楫等，开佛教讲习会。李子宽（了空）参与听讲，初生信心（自传十；觉书二）。是年，徐蔚如集印老文稿，题“印光法师文钞”而流通。印老之名大著，归心念佛者日多（真达等“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世界佛教居士林，亦是年初创（追悼王一亭长者）。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戊午──己未），大师三十一岁。
　　　 二月二十日（“正月二十日”），觉社讲习部，假尚贤堂，请大师开讲二十唯识论。刘笠青、史裕如（一如）笔记，成“唯识二十颂讲要”（自传十；觉书“己未佛教年鉴”）。
　　　 觉社近得刘笠青、史裕如等维护，因自设社址于恺自迩路。蒋作宾以奉派参观欧洲战迹离去（自传十）。四月一日（“三月初一日起”），大师于觉社开讲观无量寿经，及因明入正理论等（觉书“己未佛教年鉴”）。觉社时有佛教大学部与佛教孤儿院之创议，社员多虑规模大而无以为继，未获实现（太虚宣言；觉书四“录事”）。是春，大师作“唯物科学与唯识宗学”，“中华民国国民道德与佛教”。大师以唯识之识，含得相分（物质）、见分（精神）、识自证分、证自证分。故以“总含诸法”之真唯识论，方便比拟为近于一元二行之真唯物论，以明唯物科学与唯识之相通。所论唯心之道德，与昔弘誓研究会所讲者同。如云：‘人复真如之心，道之元也；心契本觉之性，德之本也。其致之也庸易，要在内反而不外骛耳'！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为山东问题示威游行。其后全国学生工人响应，是谓“五四运动”。
　　　 六日，北京警察厅将民四之管理寺庙条例，重行布告施行。事先，内务部藉词清查档案，指六年章嘉等请立之中华佛教会为抵触法令、予以废止。该条例，原由帝制党参酌谛老草议而成，因帝制倾覆而未见实行。去年谛老入京讲经，得交通系要人支持，乃有此重行公布之举。时谛老商得内务部同意，所制戒牒僧籍，概由观宗寺专卖（自传十二；宏空“佛教危言”）。七日，佛诞，大师为黄葆苍、董慕舒、李锦章剃落于宁波归源庵。去年葆苍至重庆，与慕舒、锦章为法友。三人发心深彻，誓愿出家专修以事弘扬，以救世人。大师度之出家，字以大慈（葆苍）、大觉（慕舒）、大勇（锦章）（自传十：觉书“己未佛教年鉴”）。六月，北京觉先，初因寺庙条例而反对谛老；鄞慈五邑佛教会──时与谛老龃龉日深，亦推竹溪为代表，赴北京请愿。竹溪过沪，约大师同行。大师以觉社事委大勇，与竹溪（“五月”）晋京，寓法源寺。奔走月余，未达取销寺庙条例目的，而条例亦由是未付实行（自传十二；觉书“己未佛教年鉴”）
　　　 。大师在京，历游名刹名园。京中学者林宰平、梁漱溟、毕惠康、殷人庵、梁家义、范任卿、黎锦晖等，并先后来法源寺晤谈。胡适之曾约晤，大师告以宋明儒之语录体，创自唐之禅录。胡因而进为坛经及禅录之考究（自传十二）。是年夏，留日学生陈定远，愤日人挟弄喇嘛，回国筹设中国五族佛教联合会，以期蒙藏内向。适大师在京，乃与道老、觉先参加，并请庄思缄（蕴宽）、夏仲膺（寿康）、汤铸新（芗铭）、胡子笏（瑞霖）、张仲仁（一麟）、王家襄等，共起提倡以资促成。时黎黄陂居津，大师与陈思远去津晋谒，为论佛理。惟格于寺庙条例，致佛教会事未成（自传十二；人物志忆六）。大师在津，穆穆斋偕之访黄（郛）膺白，始与缔交（自传十二）。九月，张仲仁等发起己未讲经会，推庄蕴宽、夏寿康为会长，请大师讲维摩诘经于象坊桥观音寺。大师随讲出“维摩诘经释”，文义新颖，言辞畅达，于
　　　 积集福智资粮，创造净土，特多发挥。王虚亭、杨荦哉、马冀平、陶冶公、倪谱香、胡子笏、周秉清等，悉由是起信。王黻彝（尚菩）与黎锦晖（邵西），笔记“经释”外之口义为“维摩诘经纪闻”（自传十二；人物志忆十三；维摩诘经纪闻序；觉书“己未佛教年鉴”；黎锦晖“维摩诘经纪闻叙”）。按：维摩法会日期，年鉴作“闰七月”；自传作“八月初”尚在敷讲；纪闻叙作“九月”，则指阳历而言。十月八日，中秋，大师赏月于西山戒坛寺。李隐尘、陈元白闻大师敷讲于北京，特自汉口来听。讲毕，因陪游西山诸胜（自传十二）。李隐尘、吴璧华、熊希龄等，发起续讲大乘起信论，听众日多。讲毕，秋垂尽矣（自传十二；维摩诘经纪闻序）。十一月五日，大师由天津南下抵南京。翌晨（“十四日”），礼杨仁老之塔。访欧阳竟无于支那内学院筹备处；内院时在筹设中（关于支那内学院文件之
　　　 摘疑）。按：阅竟无居士近刊，误为“冬”日。七日，至沪。即由费范九陪往南通。十日（“十八日”），应张謇（季直）请，讲普门品于狼山观音院，凡三日。且游览名胜，参观建设事业。张謇高弟江谦，时为张謇称道大师，乃缘成此法会（自传十二；人物志忆十二）。张氏请大师讲经，先以诗请：‘此生不分脱娑婆，正要胜烦冶共和。过去圣贤空舍卫，相辅兄弟战修罗。觉人谁洗心成镜，观世岂闻面绉河！师傥能为龙象蹴，安排丈室听维摩'。按：自传与人物志忆，均以南通讲经为先于北京。且以“安排丈室听维摩”，为张謇宴叙时所赠；殷仁庵撰讲维摩缘起，引此诗谓有预兆，京中传为佳话云。实则南通讲经在后。可证者：一、己未佛教年鉴云：‘九月十九日，南通张謇请释太虚讲普门品于狼山观音院'。二、宝莲华盦诗，有
　　　 “太虚已赴啬翁约，九月十八日讲经狼山观音堂”。三、诗存“张公季直邀南通紫琅观音院讲经”，有‘后夜窥寒月，秋声曲径听'之句。四、“维摩诘经纪闻序”，末署‘二九四六年秋之望，释太虚序于南通'。然以此诗为预兆，则亦有之。诗刊于觉书四期──旧七月出版；故闰七月讲维摩经，此诗巧为预兆矣。此诗非南通讲经时作，盖张謇书赠大师，寓礼请讲经之意。大师晚年误忘，因此诗先于维摩法会，乃以南通法会为先。十二月（“十月”），觉书五期出版。适大慈购得西湖南山之净梵院，从事潜修。大师乃商决结束沪之觉社；改觉书季刊为海潮音月刊。卓锡西湖，专心编辑。“十一月”中赴杭（自传十二；觉社宣言；十五年来海潮音之总检阅；觉书“己未佛教年鉴”）。是年，谛老得蒯若木、叶誉虎助，开办观宗学舍，成近代佛教之一流（从一般教育说到僧教育；宝静“谛公老法师年谱”）。
　　　 民国九年，一九二０（己未──庚申），大师三十二岁。
　　　 一月七日，弥陀诞，大师为大慈举行入关礼。玉皇为主庶务，大慈次子恭佐（恒演）护侍之（自传十二）。十日（“十一月二十日”），大师作“太虚宣言”，述整理僧制之志愿（文）。“十一月”，滇督唐继尧派代表曾子唯来杭，兼电议和代表缪嘉寿，礼聘大师赴滇垣弘法。大师以潮音初编，滇道修远，辞谢未行（自传十三；“己未佛教年鉴”）。按：自传误为广州回杭时事。二月四日（“十二月十五日”），大师以欧阳竟无之支那内学院章程，有‘非养成出家自利为宗旨'语，殊觉藐视僧伽，乃作“支那内学院文件摘疑”。大师与内院为法义之诤，自此始（自传十二）。其后，内院丘檗（晞明）致
　　　 函大师云：‘以措辞未圆，易启疑虑，则改为“非养成趣寂自利之士”，亦无不可。要之，非简出家，乃简出家唯知自利者。……祛释疑团，藉免误会'！旧正月，海潮音创刊。大师发表“觉社宣言”，综述一年来弘化业绩。作“海潮音月刊出现世间的宣言”，略云：‘海潮音非他，就是人海思潮中的觉音。……宗旨：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新思潮者，名之曰现代人心。……第以新思潮之生起，动不由自，唯是随环境牵动而动（由境界风而动），因不得不动而动（由无明风而动）。……没有自觉自主的力，也没有善的标准与真的轨持，不过是糊涂杂乱，混沌龌龊的一代人心的表现罢了！故必须寻出个善的标准与真的轨持，发生出自觉自主的力量来；乃能顺应著这现代人心，使不平者平，不安者安，而咸得其思想之正'。
　　　 大师以为：欲应导现代人心正思，即需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大师所推重之大乘真义，即中国台贤禅净共依之起信楞严。如曰：‘大乘佛法的本身，即“众生心”是。……就我们人类切言之，亦可曰人生心，即是能具能造人生世界种种事物的。……大乘佛法真义，原是人人自心中所本有的。……因为揭发说明了他，便发生一个觉悟大乘佛法真义的人生心。因为开发阐明了诠他的经教，便发生了一个发扬大乘佛法真义的海潮音。……将这大乘佛法的真义，称举到人海思潮的最高性上去，为现代人心作正思惟的标准。……将这大乘佛法的真义，宣布到人海思潮的最大性上去，为现代人心作正思惟的轨持'。大师被推举为西湖弥勒院及大佛寺住持。奘老、士老、大觉等，先后为之管理。大师仍住净梵院，时泛一叶扁舟，来往于湖南净梵、湖北弥勒之间（自传十三）。四月大师以新近之思想学术，阐明（三十）唯识论，发挥唯识学之新精神，
　　　 作“新的唯识论”。按：无言“太虚大师行略”云：‘冬回杭州，于车轼舟舷上写成新的唯识论'，乃误读自传致误。大师卓锡西湖，时与康南海（居蕉石鸣琴）相往来，茗谈辄复移晷。大师合弥勒院与大佛寺为一，复古名兜率寺之旧，康氏为之书额（自传十三；人物志忆六）。大师时多论评世学之作：“论陈独秀自杀论”，“昧盦读书录”、“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篇”、“读梁漱溟君唯识学与佛学”、“近代人生观的评判”。大师不满胡适之进化论的历史观念，责其抹杀个人之才性，不明佛法所说之心性。梁漱溟时有“唯识述义”公世，右空宗而抑唯识，大师为论空与唯识，义本一致。于“佛藏择法眼图”，评谓：‘梁君所言，仅齐三论显说；其密指者似在禅宗而未能达'。大师于近代人生观之评判云：
　　　 ‘我以为：为人间的安乐计，则人本的、神本的人生观为较可。为理性的真实计，则物本的、我本的人生观为较可。至于现代适应上孰为最宜，则我以为四种皆有用，而皆当有需乎择去其迷谬偏蔽之处而已'。离佛法，则世学各有所是、各有所蔽；得佛法以抉择贯摄之，则各能得其当。大师论衡世学，其方式每多如此。五月，陈性白来迎大师去武昌。应隐尘、元白、李馥庭等邀请，二十一日（“四月四日”）于龙华寺开讲大乘起信论，听众甚盛。大师手编“起信论别说”，富禅家笔意；于修行信心分，特有发挥。时讲经参用演讲方式，开佛门新例（自传十三；海一、六“杂记”）。按：“汉口佛教正信会壁铭并序”，以此为“春”季事，误。时国内政局日陷于纷扰割据，“整理僧伽制度论”，势难实行（自传八；编阅附言五六）。而俄国革命成功，共产思想日见流行。大师得一新感觉，即僧众有从事工作，自力生活之必要（略史）。乃宣布停刊“僧制论”，发表
　　　 “人工与佛学之新僧化”。次撰“唐代禅宗与社会思潮”，极力发扬禅者之风格，诱导僧众以趋向：‘务人工以安色身，则贵简朴；修佛学以严法身，则贵真至'。大师以“反信教的学术精神”，“反玄学的实证精神”，“反因袭的创化精神”等，说明禅宗与学术思潮。以“虚无主义的精神”，“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精神”、“德谟克拉西主义的精神”，说明禅林与社会思潮。于唐代禅者之风格，颇多深入独到之见。结论谓：‘余既以“人工与佛学之新僧化”，追攀百丈之高风，以适应倾向中的社会趋势。复有精审详密之德谟克拉西整理僧伽制度论，亦以见吾志之不在徒发理论，须见之行事耳'！是年春夏圆映讲法华、楞严于北京。时北五省大旱，法会中发起佛教筹赈会（叶性礼“圆映法师事略”）。七月（“仲夏之月”），回沪。广州庚申讲经会代表李观初，已来沪迎候（康
　　　 寄遥与李同乡，由是始识大师，发心学佛）。李观初为国会议员，去秋在京，预维摩法会。南下参加非常国会，因与广州诸议员，于去冬发起迎大师讲经。春间，大师推同学开悟代往。粤方仍盼南行；辞不获已，乃相偕南下。抵广州，设讲座于东堤议员俱乐部，讲佛乘宗要论。论依佛法导言为依，敷衍为八章七十七节；初以“教理行果”统摄大乘诸宗。胡任支译粤语，与其弟赓支同记录。皈依者有龙积之等（自传十三）。八月粤桂战事起，龙积之等陪大师与开悟赴香港。陆蓬山、吴子芹等发起，请于名园讲佛学三日，开香港宣讲佛学之风（自传十三；人物志忆四；从香港的感想说到香港的佛教）。大师留港十余日，回杭（自传十三）。时应用进化论之历史考证法，以研考佛书者日多，大师取极端反对态度，为传统佛教担心：‘略从日本新出佛书，浅尝肤受，皮毛亦未窥及，随便拿来学时髦，出风
　　　 头，乱破坏，乱建立'（海内留心佛教文化者鉴之）！‘这种言论，……不久，于佛教的精神形式，必发生重大变化，故希望以佛教为生活的和尚尼姑，及学佛的居士，都将他研究一下'（海潮音社启事）！十月（“九月初”），大师再至武昌。寓皮剑农家，设讲座于湖北省教育会，讲楞严经，编“楞严经研究”为讲义（自传十三）。讲义以摄论为本，略糅余义而成；十一月十四日（“十月五夕”）编讫。此夕旋闻稍坐，忽觉楞严义脉，涌现目前，与唯识宗义相应，因重为科判而殿于研究之末（楞严经研究五）。去年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即以楞严为伪；而唯识学风又渐盛。大师殆感楞严之将成问题，故为之会通！大师，时作“论基督教已没有破坏和建设的必要”，载于新佛教二卷二期。十一月二十四日（“十月十五”），大师于武昌讲经会授皈戒。李隐尘、李时谙、王森甫、满心如、陈性白、赵南山、皮剑农、萧觉天、杨显庆、孙文楼
　　　 、刘东青等军政商学名流，执弟子礼者三十余人。武汉学佛之风，于是大盛（自传十三；笠居众生“致德安法师书”）。湘僧善因（笠居众生），年来与觉社通音讯。闻大师启讲楞严，特远来与会（自传十三）。大师比年异军突起，本深厚之佛学素养，以通俗之方法弘教，得京、鄂、沪、粤多数大力者之信护，道誉日隆！而出家僧侣，囿于传统，拘于宗派，惑于“大闹金山”之暄染，反而流言四起。观笠居众生致德安书，可想见当时情势：‘考太虚法师之行实，及各居士之德行，鲜有不符佛制，如道路所遥传者。本月十五日，并在武昌讲经会弘传戒律，计男女居士受三皈者九人，受五戒者二十八人，受菩萨戒者十一人，皆当世高年俊杰。……虚师若无过人之德，彼一般高年俊杰，岂肯屈膝膜拜于年轻衲僧之前乎！善因与各居士同住数日，见各居士念佛礼佛，行住坐卧，不肯有稍自放逸之行为，即在缁门亦难多遘！虚师讲经，仍是香华供养，端身正坐，惟不搭衣，无不
　　　 具威严之事。……乃吾辈同侣，心怀姤忌，诽语频加！座下见地洞彻，幸勿误听'！十二月大师讲心经于黄冈会馆──帝主宫。史一如笔录为“心经述记”（自传十三；心经述记）。按：心经述记注：‘太虚法师在汉口黄州会馆口述'。佛学浅说附注：‘十月二十八日晚，在汉口帝主宫讲心经后之演说辞'。其事甚明。乃自传以为：是年讲起信论后，在帝珠（主？）宫演讲三日。讲楞严经后，于安徽会馆讲心经三日，乃发起佛教会，实回忆之误。盖心经讲于帝主宫，为此年楞严法会后；而起信论法会后，讲于安徽会馆，乃七年秋事。自传之说，时地并误。时信众之请求皈戒者踵起，总计达百一十九人（孙孙山“武汉庚申居士皈戒录”）。大师乃于心经法会终了，发起汉口佛教会，推李隐尘为会长，李时谙负责筹备。大师之佛教运动，于武汉日见发展（自传十三；李慧融“汉口
　　　 佛教会创始记”；佛教会创始记序）。十日（“十一月朔”），周扱寰代表湖南赵炎午（恒惕）、林特生、仇亦山等，礼请大师去长沙弘法。是日，大师与善因、李隐尘、陈元白、张锡畴等十余人，专车去长沙。设座船山学社，讲“身心性命之学”三日，法会甚盛。当即发起长沙佛教正信会（自传十三；海二、一“大事记”）。十五日（“六日”），大师等返武昌，商决明年由善因编辑潮音于汉口（次年二三月即迁还杭）（自传十三）。大师于汉口佛教会，讲“佛教的人生观”。所论大乘的人生观，为：‘圆觉之乘，不外大智慧、大慈悲之二法，而唯人具玆本能。……唯此仁智是圆觉因，即大乘之习所成种姓，亦即人道之乘也。换言之，人道之正乘，即大乘之始阶也'。大师回杭；舟次九江，函覆王弘愿所询唯识义（书）。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庚申──辛酉），大师三十三岁。
　　　 新春大师鉴于僧寺内外交困，实为佛教复兴之大碍；大师乃唱“僧自治说”：‘欲实行僧自治，须摈绝挠乱之他力（官府之摧残，地方痞劣之欺压）；尤应去除本身腐败之点，力自整顿而振兴之'！一般学佛者之行不由中，尤为新兴佛教前途之危机，特提“行为主义之佛乘”以资警策：‘从来为佛教徒者，大多只知以“享受福乐”或“静定理性”为果。……无论重理解，或重证悟到如何圆妙，都只空理，不成事实，至近乃更厉行。一般知识阶级中，或认佛法为达到本体的哲学，或则但认一句禅谜，或则但守一句佛名，或则但以佛的经书、形像、数珠、木鱼、蒲团等项为佛事。而不悟盈人间世无一非佛法，无一非佛事'！
　　　 ‘吾确见现时学佛的人渐多，大都迷背佛乘，不修习佛之因行。不知一切有益人群之行为皆佛之因行，反厌恶怠惰，其流弊将不可胜言！故大声疾呼，敢为之告曰：吾人学佛，须从吾人能实行之佛的因行上去普遍修习。尽吾人的能力，专从事利益人群，便是修习佛的因行。要之，凡吾人群中一切正当之事，皆佛之因行，皆当勇猛精进去修去为。废弃不干，便是断绝佛种'！大师言之若是其剀切沈痛，而学佛者，则终于念佛念咒，了生了死而已！大师以为：‘佛的因行，以敬信三宝，报酬四恩为本，随时代方国之不同而有种种差别'。‘在自由的共产主义下'，则以从事农矿、劳工、医药、教化、艺术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义下'，则加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三月二十三日（“二月”），大师任西湖净慈寺住持。大师久欲凭藉禅林，以实施理想之改建，为佛教树新模。适以净慈亏欠甚巨，无法维持，乃由华山
　　　 徒属之因原、如惺介绍，接已故之雪舟和尚法而进院（自传十四；略史）。杭州测量局员王行方、徐柳仙、陆慧生等，发起讲经会，请大师于幽冀会馆，讲唯识三十论。如如记录，成“唯识三十论讲录”。大师开讲于二十四日（“二月十五”），适为进净慈寺之次日（自传十四；海二、四“大事记”；海三“辛酉年鉴”；唯识三十论讲录赘言）。大师著手于净慈寺之兴革：取缔鸦片酒肉；修济公殿；严饰佛像；陈列佛学书报以公众阅；改禅堂为角虎堂，以继永明禅净双修之风。且筹办永明学舍，以作育弘法僧才；设佛教慈儿院，以教育小沙弥。次第推行，百废俱兴（自传十四；略史；永明精舍大纲）。五月，朱谦之来兜率寺，拟从大师出家。朱氏以“将所有佛书，批评一过，从新整理建设起”为目的。大师告以不必出家，为介绍往从欧阳竟无游（自传八）。大师提倡佛学，而实不以一般治学方法为是，于此可见。时大师有“佛法大系”之作。本体为“真如的唯性论”，现行为“意识的唯
　　　 心论”，究极为“妙觉的唯智论”。以之统论大乘诸宗，为大师大乘三宗论之初型。二十日，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二十四条公布。此出程德全面请徐总统，乃得撤销前之卅一条，修正公布，尚能消极维持（自传八；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大师嫌其未善，拟“修改管理寺庙条例意见书”三十九条。其特点：一、析别寺庙之性质为宗教寺庙、奉神寺庙、公益寺庙，俾纯正之佛寺，得与耶回教堂同为财团法人（第一条）。二、寺庙之管理人，‘权利既视（一般）僧道为重大，贤否尤关寺庙之隆替'，故特定专章以明其责任（第九至十四条）。三、确定寺庙财产之所有权，属于寺庙自身（第十五条）。寺庙无犯罪之日，但可责诸管理者，寺产不得没收或提充罚款（第二十条）。对于教徒之继承私产；收受未成年人为徒；以不正当行为而诱人捐款或入教，确定为应加禁止（第二十六条），而予以处罚（第三十一条）。此虽犹未尽大师之本意，而实寓整顿维持之意。
　　　 七月五日（“六月初一”），大师于净慈寺启讲华严经之净行品（自传十四；海二、五“言说林”）。讲经不数日，杭州白衣寺慧安等诸山住持，摭拾浮词，诬控大师于官署。事缘大师疏忽，初未循例回拜慧安，因致嫌隙。退居鸿定，以烟瘾未除，为大师拒其回寺。乃诉惑温州同乡潘国纲，同善社首领张载阳，因有慧安等出面呈控。时县长王蔼南（吉檀），杭绅汪曼锋等支持大师；而上海新闻界康寄遥等，亦为有力之呼援，其案乃搁置于省署（自传十四）。八月九日，萧耀南任湖北督军。萧与李隐尘有同乡之谊，故是后大师武汉弘化，颇得其助（自传十五）。二十三日（“七月二十”），大师应北京辛酉讲经会请，离杭北上；过沪，偕史一如同行（自传十四；海二、七“狮子林”后）。九月六日（“八月五日”），大师开讲法华经于北京弘慈广济寺，十一月七日（“十月初八日”）圆满。大师依窥基法华经玄赞为讲义，周少如（秉清）
　　　 录其口说，成“法华讲演录”，逐日载诸亚东新闻。参与法会者，释远参、庄思缄、夏仲膺、蒋维乔、胡瑞霖、马冀平、林宰平、龚缉熙（后出家名能海）、朱芾煌、王虚亭等。大勇自五台来，李隐尘、陈元白从武汉来，法会极一时之盛。讲毕，为平政院长夏寿康等数百人授皈依（自传十四；法华讲演录弁言；海三“辛酉年鉴”；海二、十“评论坛”末）。法会期中（“十月初一”起），大师于南池子夏宅，别为蒋维乔等讲因明论；为大勇、王虚亭等讲金刚经，大勇记之为“金刚义脉”；为远参讲梵网经；为元白领导之女众，讲大阿弥陀经。讲说不倦，间有日讲七、八小时者（自传十四；海三“辛酉年鉴”）。时北五省旱灾甚剧，马冀平等乘讲经会发起金卍字会，以大师领衔通电。马冀平及道老等办理数年，教养灾童至三、四千人（自传十四；人物志忆十三）。十月二十七日（“九月二十三日”），大师以善因有病力求回湘，集京中缁素
　　　 议决：海潮音自十一期起迁北京，由史一如编辑（自传十四；南北东西的海潮音；海二、十“启事”）。是年，潮音得唐大圆、张化声、张希声投稿，倍有生气（自传十四）。日僧觉随，坚邀大师去日本，以传学唐代东流之密宗。大师无去意，大勇发心随行（自传十四；菩提道次第略论序）。十一月九日（“十月初十”），大师离京返杭。徐大总统颁赠“南屏正觉”匾额，讲经会公推倪谱香陪送（自传十四；人物志忆六；论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大师适与张仲仁同车。张以梁漱溟新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供阅，大师作“论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为评正（自传十四；文）。梁君比年已回佛入儒，虽犹称许佛法为最究竟，而目下不赞同提倡佛法，欲以孔家文化救中国。大师评论之要，如说：‘梁君视佛法但为三乘的共法，前遗五乘的共法，后遗大乘的不共法，故
　　　 划然以为佛法犹未能适用于今世，且虑反以延长人世之祸乱，乃决意排斥之。其理由，盖谓东方人民犹未能战胜天行，当用西洋化以排除物质之障碍；西洋人犹未能得尝人生之真味，当用中华化以融洽自然之乐趣。待物质之障碍尽而人生之乐味深，乃能觉悟到与生活俱有的无常之苦，以求根本的解脱生活；于是代表印度化的佛法，始为人生唯一之需要。若现时，则仅为少数处特殊地位者之所能，非一般人之所能也'。‘余则视今世为最宜宣扬佛法的时代，一则菩提所缘缘苦众生，今正五浊恶世之焦点故。二则全地球人类皆已被西洋化同化，外驰之极，反之以究其内情。下者可渐之以五乘的佛法，除恶行善，以增进人世之福乐。中者可渐之以三乘的共佛法，断妄证真，以解脱人生之苦恼。上者可顿之以大乘的不共法，即人而佛，以圆满人性之妙觉故。而对于中国，排斥混沌为本的孔老化，受用西洋的科学，同时即施行完全的佛法。以混沌之本拔，则鬼神之迷信破故。若对西洋，则直顺时机以施行完全的佛法可也。余所
　　　 谓完全的佛法，亦未尝不以三乘的共佛法为中坚，但前不遗五乘的共法，后不遗大乘的不共佛法耳！……明正因果以破迷事无明之异熟愚，则中华宗极混沌、乐为自然之惑袪，而西洋逐物追求、欲得满足之迷亦除。于是先获世人之安乐，渐进了生脱死之域，以蕲达乎究竟圆满之地'。梁君拘于三乘共法，前遗五乘共之人天法，后遗大乘不共之菩萨法。回佛入儒，正由其所见佛法之浅狭。然其“眇目曲见”之唾余，每为时人所摭拾，障碍佛法不浅！大师回净慈寺，倪谱香、康南海等以总统匾额送入，反对者亦无如之何（自传十四；人物志忆六）。其先，大师离杭，浙江省长沈金鉴，以潘国纲、张载阳关系，撤销大师净慈寺住持。大师在京闻之，上诉平政院，事后搁置（自传十四）。关于净慈寺纠纷，腐僧、土劣、恶吏相勾结，现存大师当时所拟答辩，可以概见一二：‘一、道委指根源为允中法徒，为事实上之错误。盖根源实于允中退住持
　　　 之后，接已故之雪舟法为住持者。道委殆因其人已死无对证，故为混蒙。‘二、根源、鸿定，皆于雪舟故后，继其法派为净慈寺住持，太虚何为不可？而净慈既为传法寺院，但不紊法派，并出原住持志愿，便为正当传继；况复经依例呈县署注册，及绅众僧众送贺，表示赞成，更何有习惯不合，手续欠完之处！‘三、寺院产业，每有由人施入者；然一经施入，即属寺产，此为常例。前年因合并弥勒院、大佛寺，复兜率寺之古称。遂将县公署判属于弥勒院之宣姓房地，认为宣金弥所施（以弥勒院登记书上，本载明为宣金弥户而
　　　 又属弥勒院者），与弥勒院、大佛寺户者，俱合为兜率寺户，以便管业而已。其实此房地属弥勒院，系太虚闻之僧众绅众，据情呈报。倒谓太虚朦蔽官绅，实属违背！若官断为宣姓，太虚无争也。‘四、在镇江，为创办佛教协进会，此系团体行为波及者；且事在十年前。在宁波，系由鄞县某乡自治委员，准县谕推举住持归源庵。因前住持及债户与乡人等有纠葛，控诉鄞县知事于会稽道（即今钱塘道尹张鼎铭），自退另换。无论其事与住持净慈无干也，即其事亦何犯教规？‘五、“选贤不符净慈习惯，已各方公认，应但言传法”：彼不明承接已故之老和尚法派以继住持，乃中国各地丛林常有之例，不独净慈前住持鸿定，前前住持根源然也。至既有根源、鸿定如此在前，则太虚更为有根据耳！道委乃云强名接法，何所见之不广也！若言太虚何不接鸿定之法，则此亦须出双方愿意。若鸿定必欲太虚接其法，方传交净慈住持，则太虚若不愿接其法时，在太虚可以不为净慈住持却之，在鸿定亦可以不交净慈拒
　　　 之。而此寺乃由愿传交住持之鸿定，邀寺众及诸山灵隐寺等，请太虚接雪舟法以为住持，实出双方愿意，岂容有旁人不甘！‘六、谓鸿定紊乱法派，道尹殆不知“法派”二字作何解也！雪舟既属净慈寺法派，鸿定继雪舟法，何谓紊乱法派？若继非净慈寺所流传法派而为净慈住持，始为紊乱法派，若今谕委肇庵是。‘七、据道尹所言，则鸿定已不合净寺习惯，太虚尤不合净寺习惯，故皆不合为住持。此若不合，当更无能合之法？然则试问道尹：将如何产出净慈寺合习惯之住持？若更无法产出，岂净慈寺将永无住持乎？‘八、龚少轩，乃钱塘门外一流氓，杭州人多知之。不过有人买使作无聊言耳！试问弥勒院或宣姓或太虚，皆与风马牛不相及，何得无端捏控？乃道尹道委竟与一鼻孔出气，奇哉'！倪谱香等发起，请大师于西湖省教育会讲心经，有倪谱香（德薰）之“讲录”行世（自传十四）。
　　　 武汉信众，推陈性白来杭，迎大师去武汉讲经。大师偕性白西上，十二月二日（“十一月四日”）抵汉口（自传十四；海二、十二“大事记”）。按：自传十四谓：‘与陈性白在轮船上过了年，正月初一日泊汉皋'。十五谓：‘辛酉年底，我由杭至鄂'。然此出大师误忆；是冬仁王法会，自传竟亦忘之。元旦抵汉，实为十四年事。十二月六日（“十一月八日”），大师于汉口佛教会（时佛教会所前栋已完成），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萧耀南、刘承恩如期莅会，听受礼拜。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圆满（海二、十二“大事记”；海三“武汉佛教辛酉年鉴”）。十一日（“十三日”），兼为女众开讲佛说阿弥陀经。于弥陀诞，传授三皈五戒（腊八又传一次）（海二、十二“大事记”）。是年，持松（密林）赴日学密（密林“常惺法师传”）。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辛酉──壬戌），大师三十四岁。
　　　 一月（辛酉“十二月十六、十七两日”），李隐尘、陈元白等，鉴于大师住持净慈之叠生故障，主纯凭理想，新创养成佛教人才之学校。大师乃提出佛学院计划；柬邀武汉政商各界集议其事，决进行筹备（自传十五；佛学院置院舍记；“汉口佛教会辛酉年鉴”）。二月十七日（“二月初一”），大师应汉阳归元寺请，启讲圆觉经。湘、鄂、赣省僧众来会者，亲对音仪，乃渐释昔来之隔膜（自传十五；海四“壬戌佛教年鉴”）。三月十三日（“二月十五日”），开佛学院筹备会于归元寺。得李隐尘、王森甫、胡子笏、汤铸新、皮剑农、陈元白、萧止因、熊云程、萧觉天、赵子中、孙自平、王韵香，及长沙佛教正信会周可均等卅余人，自认为创办人（佛学院院董会略史；海四“壬戌佛教年鉴”）。
　　　 十七日（“十九日”）起，每晚为四众开示唯识观法（海四“壬戌佛教年鉴”）。武昌佛乘修学会──熊世玉、阮毓崧、饶凤璜等，函恳草示大意（佛乘修学会“致太虚法师书”）；乃以孙绍基、赵曾俦（寿人）合记之“唯识观大纲”应之。其中“圆满一心之唯识观”，最足见和会起信与唯识之理。大师所谈唯识，与专宗唯识者，盖有所异。四月一日（三月初五”），圆觉法会圆满（海四“壬戌佛教年鉴”）。法会期间，大师出圆觉经随顺释科目。（“春”）又作“对辨大乘一乘”，“对辨唯识圆觉宗”，三重法界观（自传十五）。大师唱道大乘平等，而宗本在台、禅，得学要于楞严起信。比年（唯识大盛），大师特于唯识深研，颇有于平等中，对大乘空宗，统唯识于圆觉而立不空宗之意。故于贤首家贬抑唯识处（如判唯识为法相、为大乘，而自居于一乘、法性），起而为之抉择贯通。“对辨唯识圆觉宗”有曰：‘三论显性，侧重体性之性，唯以遮诠空一切法，殆同有主无宾！劣者未
　　　 能入于具显相用之不空性，然固当名之为法性宗也。唯识彰相，深探体相之相，虽以表诠立一切法，未尝取貌遗神。悟者皆能证于全彰体用之如幻相，固可名之为法相宗，尤当与即相之性──法华等，即性之相──华严等，同名为中实宗也'。‘般若宗以远离荡除一切法相，皆毕竟空而显性真。……瑜伽宗先分别离析一切法相，皆唯识变而显性真。……天台宗法华等经，宏融相同性之教。……贤首宗华严等经，宏即性起相之教。……由此四门，同入密严。但以无生法性，乃根本智境，是大涅槃果；唯识圆觉乃后得智境，是大菩提果。一可摄小，一独在大，故复分二宗'。“三重法界观”，立物我法界、心缘法界、性如法界。三重法界之立，影略三性而来。本于台禅之融贯以论三性，犹是高举唯识，使与台、贤（圆觉）教义相齐。是三文悉此春出，足以见大师当时之意趣。八日（“清明后三日”），大师应黄陂县知事谢铸陈（健），邑绅赵南山、
　　　 陈叔澄、柳质皆等邀请，偕了尘、陈元白、李时谙、陈仲皆等赴黄陂；民众空巷来观。大师寓前川中学，于前川中学、木兰女校、自新堂，讲佛法三日；王净元记之为“前川听法纪闻”（自传十六；王净元“前川听法纪闻”；诗存）。大师次陈叔澄诗以为纪念：‘未可栖栖笑仲尼，频年我亦惯驱驰。春深大野来今雨，学讲前川忆古师。佛海潮声传隐约，人天梦影正离奇。法身流转怆无极，应有维摩病大悲'！按：自传以此为十二年春事，误。十四日（“三月十八日”），大师应武昌中华大学请，开始授印度哲学及新的唯识论（海四“壬戌佛教年鉴”）。大师辞陕西佛教会（康寄遥等）之迎请，转为商得汉口华严大学讲师妙阔同意，赴秦讲学（自传十六；覆陕西佛教会延请法师函）。按：自传误以此为十二年事。
　　　 五月（“四月初”），让得武昌黎邵平（少屏）宅为院舍。四日，佛诞，大师于汉口佛教会，受院董会（隆重之）礼聘为院长。礼请疏出黄季刚手。大师乃进行招生事宜；章程由创办人呈湖北军民长官及内教两部备案（自传十五；佛学院置院舍记；佛学院院董会略史）。其时，大师辞去净慈寺住持，交卸兜率寺。以外得陈性白、倪谱香，内得奘老、玉皇等助，得以和平交卸了事。大师并约大觉、玉皇、智信，来武院助理事务（自传十四；十五）。二十一日（“四月二十五日”），大师覆李琯卿书，为论佛法（唯识）与哲学之异，冶性空唯识于一炉：‘西洋底哲学，……都是先认定现前底人世是实有底东西，乃从而推究此现前实有底人世，在未有以前，原本是一件什么东西。于是或说元唯是心，或说元唯是物，或说元唯是心物并行。乃再从而说明原本虽然是一件什么东西，向后由如何若何，乃变成现前的人世。此在发足点先迷了错了，
　　　 故无论如何横推竖究，终无一是！佛说全不如此，因为现前的人世，现前是空的，就是没有的。现前的人世既都没有，又何论现前的人世以前原本是什么呢？……必先于此有些体会，于佛法方能领解。迷著了梦事为实有，便宛然实有，这便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注解了。心识者何？曰迷梦是。三界万法者何？曰梦事是。迷梦梦事皆毕竟无实，故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亦毕竟无实。必先悟实无心识可唯，乃可谈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竟无居士学说质疑”，约此时作。欧主法相、唯识分宗，大师主法相必宗唯识。大师始依傍法苑义林章以论三宗。三十日，（五月四日”），挪威大学哲学教授希尔达，闻大师名德，特自北京来汉口请晤；大师为论佛法，林震东、陈维东译语（海四“壬戍佛教年鉴”；与挪威哲学博士希尔达论哲学）。六月，大师回甬。谒奘老，访故友陈屺怀、金梦麟等（自传十五）。大师还沪，于古灵山小住。值大勇将再东渡学密。闻志圆谈及：时人或以谛
　　　 老、印老及大师为中国佛教三大派；或以谛老为旧派而大师为新派者。虽大师未尝有意乎新旧之分（自传十五），而事实固已形成新旧之势。七月，抵南京，访毗卢寺观同。涤暑汤泉，畅游燕子矶十二洞之胜。时曼殊揭谛寓毗卢寺，从闻欧阳竟无师资有反对起信论之说（自传十五）。八月，大师沿江西上，至安庆迎江寺。时马冀平长安徽财厅，与迎江寺竺庵，发起安徽僧学校，礼聘常惺任其事。常惺就大师咨商学课，契仰倍深（自传十五；常惺法师塔铭并序）。大师于佛教会，讲“佛法为人生之必要”（庐山学）。游观三日，有“大士阁月夜”等诗（诗存）。十一日，观音诞，竺庵陪大师游庐山，寓大观楼。漫游名胜，访德安于白塔寺，礼远公塔于东林（自传十五；诗存）。天池寺僧坦山来访；叹息匡庐佛地，乃今盛传耶教，不闻三宝之音。大师询知古大林寺遗址，近在不远，因相偕策杖寻访。扪石读碑，知在划界桥北茅屋草坪错落间，相与叹息！大师乃有就此修建讲堂，以备暑期弘化之意（自
　　　 传十七）。“牯岭杂感”，即此时作：‘云顶一峰昙诜迹，大林三寺白香诗。夕阳何处遗踪觅，烟绿尘红总可悲'！大师回武昌，适中华大学举办暑期讲习会，应陈叔澄校长约，于二十日（“六月二十八”）开讲因明入正理论。手编讲义，名“因明大纲”。参与讲学会者，有梁启超、高一涵、傅铜（佩青）等。大师始与梁启超晤交（自传十五；人物志忆六：海四“壬戌佛教年鉴”）。武汉佛教会，假中华大学礼堂，请大师、梁启超、傅佩青，作佛学讲演，集听者千人以上（自传十五；人物志忆六）。二十六日（“七月十三日”），佛学院开董事会成立会。举梁启超为院董长（陈元白代），李隐尘为院护。大师乘机建议：于庐山大林寺遗址，修建讲堂以供暑期讲学，得梁李等赞同，力任筹划进行（自传十五；十七；人物志忆六；佛学院院董会略史；海四“壬戌佛教年鉴”）。
　　　 大师偕梁启超、李隐尘等，游黄冈之赤壁；谒汤化龙墓。盘桓数日，乐谈佛学无倦（人物志忆六；自传十五）。九月一日（“七月十九”），佛学院举行开学礼；萧督亦莅院致词。佛学院僧俗兼收，目的在造就师范人才，出家者实行整理僧制工作，在家者组织正信会，推动佛教于广大人间。是期所聘教师，有空也、史一如（潮音已于夏季移武昌编辑）、陈济博等。学生六、七十名，僧众有漱芳、能守、默庵、会觉、观空、严定、法尊、法芳（舫）、量源等。居士有程圣功、陈善胜（其后出家名“净严”）；张宗载、宁达蕴亦自北京平民大学来从学。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管理参取禅林规制。早晚禅诵，唯称念弥勒，回向兜率为异（自传十五；略史；海四“壬戌佛教年鉴”）。大师之建僧运动，发轫于此，中国佛教界始有佛学院之名。是学期，大师讲“佛教各宗派源流”，手编讲义（时武昌已成立正信印书馆）。讲瑜伽论真实义品，默庵记而未全，成“真实义品亲闻记”。又讲八啭声
　　　 及六离合释等。循循善诱，精神殊佳（自传十六）！按：自传谓：“我讲世亲发菩提心论”，据壬戌佛教年鉴，乃空也讲。大师讲此论，则为十三年秋。大师于中华大学讲印度哲学，每周一时（自传十六）。时大师读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特致书与论佛历，时犹以佛灭周穆王五十二年说为可信（书）。是秋，王虚亭自北京来武昌，从大师出家，字以大严。受戒宝华山，即住山未返（自传十一）。十月十六日（“八月二十六日”），大慈以疾卒于杭。冬初（“九月下旬”），从大师多年而维持净慈甚力之智信，又卒于佛学院，大师并悼之以诗（自传十五；王净圆“致大觉法师书”；玉皇“念佛送智信上人西归诗”）。按：自传以大慈卒于冬初，误。十一月六日（“九月十八”），汉口十方女众丛林成立，请大师讲阿弥陀经（
　　　 海四“壬戌佛教年鉴”）。十二月五日（“十月十七”），大师应湖南缁素请，去长沙。缘宁乡大沩山，民国七年毁于匪；千年法庭，沦为墟莽！省教育会复觊觎寺产。大师老友惠敏、开悟，居间劝请。大师乃商定恢复（沩仰）祖庭，量入为出等条件，允任沩山住持。至是，偕刘东青同行，严定为侍者。抵长沙，即与赵炎午、仇亦山等商定“恢复沩仰宗及沩山产业维护整理”计划（海三、十二“赴沩山详记”；严定“侍院长大师住持湘省大沩山密印寺记”）。七日（“十九日”），开悟、晓观等陪送大师去沩山。经桃华洞灵云寺，至宁乡。便道访惠敏、罘月于回龙山。十一日进院，以性修为监院（海三、十二“赴沩山详记”；严定“侍院长大师住持大沩山密印寺记）。按：大师负名义十五年，二十六年始由宝生继任住持。大师在山，“礼灵佑禅师塔”说偈；并作“读八指头陀住持沩山诗感和”四首，湘中缁素──惠敏、廖名缙等和者甚众（诗存遗）。
　　　 十六日（“二十八日”），大师返长沙。赵炎午、吴景鸿等发起，假六星桥湘西公会，请大师讲学。大师凡讲三日，题为：“对于批评佛法者的批评”，“佛法与宗教及科学”，“佛法为圆满之哲学”（海三、十二“赴沩山详记”；严定“侍院长大师住持大沩山密印寺记”，。按：自传以长沙讲学为先于沩山进院，误。大师在长沙，与晓观等发起创办孤儿院。二十一日（“十一月四日”），返武昌（自传十六；严定“侍院长大师住持大沩山密印寺记”）。是冬，玉皇（近十年来时为大师服务）辞职还杭，住灵隐寺（自传十六）。是年，欧阳竟无讲成唯识论于内学院；论前先讲“唯识抉择谈”（海三、十“记事”；海四“壬戌佛教年鉴”），于起信论有所非毁。大师因之作“佛法总抉择谈”。先依唯识三性以通论大乘，曰：‘依此三性以抉择佛法藏，……不共之大乘佛法，则皆圆说三性而无不周尽者也。但其施设言教，所依托、所宗尚之点，则不无偏胜于三性之一者
　　　 ，析之即成三类：一者，偏依托遍计执自性而施设言教者，唯破无立，以遣荡一切遍计执尽，即得证圆成实而了依他起故。此以十二门、中、百论为其代表；所宗尚则在一切法智都无所得，即此宗所云无得正观，亦即摩诃般若；而其教以能起行趣证为最胜用。二者，偏依托依他起自性而施设言教者，有破有立，以若能将一切依他起法如实明了者，则遍计执自遣而圆成实自证故。此以成唯识论等为其代表；所宗尚则在一切法皆唯识变；而其教以能建理发行为最胜用。三者，偏依托圆成实自性而施设言教者，唯立无破，以开示果地证得之圆成实令起信，策发因地信及之圆成实使求证，则遍计执自然远离而依他起自然了达故。此以华严、法华等经，起信、宝性等论为其代表；所宗尚则在一切法皆真如；而其教以能起信求证为最胜用。此大乘三宗之宗主，基师尝略现其说于唯识章曰：“摄法归无为之主，故言一切法皆如也。摄法归有为之主，故言诸法皆唯识。摄法归简择之主，故言一切皆般若”。摄法，谓统摄法界一切法罄无不尽也。其所
　　　 宗主之点，虽或在如，或在唯识，或在般若，而由彼宗主所统摄之一切法，则罄无不同，故三宗摄法莫不周尽'。‘然此三宗，虽皆统一切法无遗，其以方便施设言教，则于所托三性各有扩大缩小之异。般若宗最扩大遍计执性而缩小余二性，凡名想之所及，皆摄入遍计执，唯以绝言无得为依他起圆成实故。故此宗说三性，遍计固遍计，依他圆成亦属在遍计也。唯识宗最扩大依他起性而缩小余二性，以佛果有为无漏及遍计执之所遍计者皆摄入依他起，唯以由能遍计而起之能执所执为遍计性，及唯以无为体为真如故。故此宗说三性，依他固依他，遍计圆成亦属在依他也。真如宗最扩大圆成实性而缩小余二性，以有为无漏及离执遍计皆摄入圆成实，复从而摄归于真如无为之主，唯以无明杂染为依他遍计故。故此宗说三性，圆成固圆成，遍计依他亦属在圆成也'。其次，本此自义以弹欧阳氏之说：‘起信论以世出世间一切法皆不离心，故就心建言，实无异就一切法建言
　　　 也。一切法共通之本体，则真如也，即所谓大乘体。真如体上之不可离不可灭相（真如自体相，如来藏也。换言之，即无漏种子，即本觉，亦即大乘相大。所起现行即真如用，即能生世出世间善因果之大乘用。其可离可断相，则无明也）一切染法皆不觉相。换言之，即有漏种子，即违大乘体之逆相；所起现行，则三细六粗等是也。无始摄有顺真如体不可离不可灭之本觉无漏种未起现行，亦摄有违真如体可离可灭之无明有漏种恒起现行，故名阿黎耶识；译者译为生灭不生灭和合尔。言依如来藏者，以如来藏是顺真如体不可离灭之主，而无明是违真如体可离灭之客，故言依也'。‘真如宗以最扩大圆成实故，摄诸法归如故，在生灭门中亦兼说于真如体不离不灭之净相用名为真如。以诸净法（佛法）统名真如，而唯以诸杂染（异生法）法为遍计依他，统名无明或统名念。此起信论所以有“无明熏真如，真如熏无明”之说也。……唯识宗以扩大依他起故，祗以诸法之全体名真如，而真如宗时兼净相净用统名真如；此于真如一名所诠义有宽狭
　　　 ，一也。唯识宗于熏习。专以言因缘；真如宗于熏习，亦兼所缘、等无间、增上之三缘以言，二也。明此，……二者各宗一义而说，不相为例，故不相妨'。‘唯识宗乃依用而显体，故唯许心之本净性是空理所显真如，或心之自证体非烦恼名本净。若真如宗则依体而彰用，故言：“以有真如法故有于无明”；“是心从本以来自性清净而有无明”（应如此断句，不应于自性清净句下断句）。其所言之自性清净，固指即心之真如体，而亦兼指真如体不可离断之净相用也。此净相用从来未起现行，故仅为无始法尔所具之无漏种子。所言从本以来自性清净，不但言真如，而亦兼言本具无漏智种于其内。然此心不但从本以来自性清净，亦从本以来而有无明。为无明染而有染心，则无始有漏种子恒起现行而成诸杂染法也。虽有染心而常恒不变，则虽有漏现行，而真如体及无始无漏种不以之变失也。此在真如宗之圣教，无不如是说者。……此诸圣教可诽拨者，则摄一切法归无为主之真如
　　　 宗经论，应皆可诽拨之！故今于此，不得不力辨其非也'！按：自传以此为十二年作，误。是年，杭州宗净土之马一浮，宗禅之刘大心，相诤甚烈（与王弘愿书五）。圆映游化新加坡与槟榔屿（叶性礼“圆映法师事略”）。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壬戌──癸亥），大师三十五岁。
　　　 一月十四日（“二十八”），院外研究部成立，大师为讲“教观纲宗”（海四“壬戍佛教年鉴”）。二十二日（“腊月六日”），大师作“评（梁启超）大乘起信论考证”，反对以西洋进化论观念治佛学。略谓：‘西洋人之学术，由向外境测验得来。……不然者，则向学说上推论得来。……故有发达进化之程序可推测。而东洋人之道术，则皆从内心熏修印证得来；又不然者，则从遗言索隐阐幽得来。故与西洋人学术进化之历程
　　　 适相反对，而佛学尤甚焉！用西洋学术进化论以律东洋其余之道术，已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况可以之治佛学乎！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不图吾国人乃亦竞投入此迷网耶'？‘要之，以佛学言，得十百人能从遗言索隐阐幽，不如有一人向内心熏修印证。一朝证彻心源，则剖一微尘出大千经卷，一切佛法皆湛心海。应机施教，流衍无尽，一切名句文皆飞空绝迹、犹神龙之变化无方。否则，……祗窜绕于一切世间从其本际展转传来，想自分别共所成立之名相中而已！呜呼！东西洋之科学、哲学、文学史者！而日本于今日，所以真正佛学者无一人也'！二十六日，孙中山与越飞发表共同声明，为国共合作先声。二月，大师于寒假期中偕陈元白等游宜昌。度旧历元旦于沙市舟次（赴宜昌杂诗：“小别汉皋逢岁底，乍经沙市恰年头”）。二十日（“初五”）抵宜昌
　　　 ，说法于普济寺及商会；王容子等及王吟香全家受皈依（自传十六；定慈“太虚法师西行游化记”）。按：自传谓正月初一抵宜昌，误。大师于“宜昌舟次”，阅唐焕章之“陈独秀人生真义之驳正”等，乃作“略评外道唐焕章”（文）。二十二日（“七日”），江口皮剑农、沙市陈妄清等来迎；因相偕访全敬存于那惹坪之维摩精舍（自传十六；诗存；定慈“太虚法师西行游化记”）。三月二日（“正月十五”），大师偕陈、皮、全等至枝江江口，晤本一。于东山寺说法，兼为陆军某连全连官兵授皈依（自传十六；定慈“太虚法师西行游化记”）。五日（“十八日”），以沙市水警局长徐国瑞专轮来迎，因偕抵沙市，访章华寺净月。皈依者有徐国瑞、陈妄清等（自传十六；定慈“太虚法师西行游化记”）。
　　　 十日（“二十三日”），渡江游荆州。于承天寺之瓦砾一堆，颇多感慨（自传十六；定慈“太虚法师西行游化记”）。十二日（“二十五日”），大师离沙市回武院；小病（自传十六）。旧历新年，“佛化新青年”刊出版。宁达蕴、张宗载先曾发起新佛教青年会，编行“新佛化旬刊”于北京。及来学武院，又得悲观、陈维东、周浩云等同志，大师乃为改称佛化新青年会，令宁、张推行佛化青年运动，编佛化新青年（自传十六；海三、八；海三、十三）。宁、张等奉大师为导师，以“农禅工禅”、“服务社会”、“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为号召。本大师“人工与佛学之新僧化”而推行之，为大师佛教运动中之左派。大师鉴于佛教界之囿于小乘离欲，为佛法宏通之障，乃因“王实”之说，为在家学佛说法，“论佛法普及当设平易近人情之方便”。略云：‘士夫心知佛法之正，故生违异（如李政纲、梁漱溟），或乍入而旋出；与僧中多犯戒行者，何莫非不善处置有关生理情欲之烦恼障，而时时生反
　　　 应之表徵哉！故处今日而欲图佛法之普及，则王君所主张“兼足正当爱情，正当生活”之方便，殊有不可不采行之势也！然此亦不须于佛法别求方便者，其属于在家士夫者，但当于佛法先求信解而勿慕行证。昔晚清杨仁山居士，……饮食婚宦，悉同常俗，此则人人可行者。而其信解于佛法者，固坚卓不可摇夺矣！进此则为三皈优蒲，再进此则为一戒二戒三戒四戒，乃至五戒优蒲。此当精熟于优婆戒经之开遮持犯，固仍以平易近人为准。……再进之，则当以……菩萨戒本为登峰造极。其属在家菩萨，则正当爱情、正当生活犹不在遮禁，而废事逃禅、悖伦苟安，乃适为有犯于戒，故在家士夫当深识此！'‘其未能入佛法者，勿因恐夺其情欲，裹足不前，或故生反对。其已入门者，亦勿须摹仿僧事，惟以敲罄打鱼、宣佛诵经、废家弃业、离群逃禅为学佛。但由信而渐求其解，由解而愈坚其信。信隆而三皈、而五戒，而不离常俗婚娶、仕宦、农商工作之事业，以行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等菩
　　　 萨行可耳！但官为好官，农为好农，商为好商，工为好工，便是行菩萨道'。当时在家众之学佛，百弊丛生。不止恶、不行善，或从不修学，肆行轻毁；或初则外抗俗流，内纠教徒，再则出而奴此，别主异说（李政纲之流）；或妄称先进，除所奉二三外轻斥一切（老居士）；或执此宗而力排他宗（内院之流）；或藉名护法，贪欲为行（鱼肉僧众之佛棍）。大师作“论学佛者须止恶行善”，大声疾呼：‘佛法！佛法！多少人假汝之名行其罪恶，汝其奈之何'！上来二文，一示正道，一遮邪径，使在家学佛者诚能依此为准绳，中国佛教庶乎有兴复之望！武院春季开学，添聘张化声为教授。学科以三论为中心：大师讲三论玄要，十二门论。陈维东（善馨）笔记，成“十二门论讲录”。“三论般若讲要”，亦程圣功于此时记（自传十六）。
　　　 按：自传谓此年讲百论，有陈维东笔记，为十二门论之误。四月四日（“二月十九日”），汉口佛教会成立宣教讲习所，大师为所长；聘（新自温州弘法归来）唐大圆为教务主任。学生僧俗兼半，象贤（芝峰）预焉（毕业后转入武院）（海四、七“事纪”；海五“武汉癸亥年鉴”）。按：自传以为唐大圆夏间来，误。十六日（“三月一日”），萧督军来院参观（海四、四“纪事”）。时湘省教育界有提用教产之议，大师致书廖笏堂，请联络在京佛徒，共为制止（书）。五月二十三日，佛诞，传为佛元二千九百五十年。武汉佛教徒，假中华大学，举行盛况空前之纪念大会。萧耀南、黄季刚、李隐尘、张化声等均有演说。大师讲“纪念佛诞的意义”。是日传授三皈，数达千人（自传十六；海四、五）。海潮音社先有“对于今年佛诞纪念会之宣言”。主张：各地召开教务会议，北京举行全国教务会议，以佛教之统一为全国统一倡。
　　　 是夏，大师撰有关教育之论文，托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叔澄），提出于旧金山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以大同的道德教育造成和平世界；陈时“致太虚法师书”）。年来以欧阳竟无唯识抉择谈之议及起信论（王恩洋作大乘起信料简以助之）；而梁启超又作大乘起信论考证。起信论非马鸣作，非真谛译，殆成学界定论。梁氏本学术进化眼光以论起信，断为国人所作，引为民族文化之光荣。内院师资，本法相唯识以衡起信，断为“梁陈小儿”所作，评为“铲尽慧命”。虽立论不同，抑扬全异，而在以起信论为中国佛学准量者，实感有根本动摇之威胁。大师领导之武汉佛教同人，乃为集“大乘起信论研究”，刻隋慧远“起信论疏”，明起信为古今共信。维护起信论之教权，用力可谓勤矣！大师为“起信论研究”作序，衡以纯正之论辨，不无故意曲解敌论之嫌；然方便臻乎上乘，特录之以见其善巧：‘世之啧有烦言于欧阳、梁、王三君者，其未知三君权巧之意者乎！夫梁
　　　 君特以比来昌言学佛，渐流为时髦之风尚，而实则于先觉遗留之三藏至教，鲜有曾用精审博考之研究，由砉然悬解佛法谛理然后信受奉行者。大都人云亦云，就流通之一二经论，约略涉览，辄糢糊影响以谈修证。夫于教理既未有深造自诣之信解，遂遽事行果而欲求其无所迷谬，其何可得乎？此梁君所以撷录日人疑辩之余绪，取今时学佛者所通依之起信论以深锥而痛札之。纵笔所至，且牵及一切大小乘三藏，使囫囵吞枣之学佛者流，从无疑以生疑；因疑深究，庶几高阁之宝藏至教，皆浸入学佛之心海，乃能确解而坚信耳！'‘至于欧阳君、王君，其意亦同。加以古德据起信而将唯识判为大乘权教，遂致千年来之学佛者，对于唯识无造极之研究。今欲导之壹志专究，须先将蔽在人人目前之起信辟除，亦势之必然者也。谓予不信，请观欧阳居士复唐大圆之书云：“今时之最可怜者，无知之佛教徒，好奇之哲学徒，名虽好听，实则沈沦！不得已而抑起信，或于二者有稍益欤！起信是由小
　　　 入大过渡之作，有摄大乘论读，不必读之可也”！又请观王君之料简云：“夫斯论之作，固出于梁陈小儿，无知遍计，亦何深罪！特当有唐之世，大法盛行，唯识法相因明之理，广博精严，甚深抉择，而此论乃无人料简。灵泰、智周之徒，虽略斥责而不深讨，贻诸后世习尚风行。遂致肤浅模棱，铲尽慧命！似教既兴，正法以坠，而法相唯识千余年来遂鲜人道及矣”！‘由此观之，则三君之说，皆菩萨之方便，盖可知矣。待他日“开权”之时节因缘一到，在三君必自有“显实”之谈，今何用遽兴诤辨哉'！大乘宗地图，亦是夏创作，为大师大乘八宗无不平等，各有特胜最圆备之解说。其秋，作三唯论图，为唐大圆略释。一、唯识论；二、唯境论，依奘基所传说（实非空宗学者所许）；三、唯根论，依楞严经而创立。盖亦就唯识学者之少分认可，为楞严非伪著想。七月十日（“五月二十八日”），大师偕王森甫、史一如等去庐山，主持暑期
　　　 讲习会。去秋严少孚去山，以恢复大林寺名胜为由，领地修建讲堂，规模粗具（自传十七；海四、六“通讯”与“记事”）。二十三日（“六月初十”），暑期讲习会开讲；八月十一日（“廿九日”）圆满。大师凡讲四次：“佛法略释”，“佛法与科学”，“佛法与哲学”，“佛法悟入渐次”，陈维东与程圣功笔记。大师而外，黄季刚、汤用彤、张纯一（仲如）并有演讲；令华洋神教徒为之惊异。庐山暑期佛化，似此于荆棘蒿莱中开建（自传十七；海四、六“记事”；海四、七“记事”）。大师开讲日，入晚风雷大作，李隐尘诗以纪庆（诗存外集）：‘大林峰畔讲经台，千载松阴冷碧苔。祇树孤园原未散，莲华庐社此重开。曼陀天雨纷潏釆，般若灵源助辩才。十万魔宫齐震动，夜深岩壑吼风雷'！大师于大林寺，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初以严少孚竖一“世界佛教联合会”牌于讲堂前（自传十七）。次有日本大谷大学教授稻田圆成，访大师于武汉
　　　 不遇，特转道来庐山，因谈及世界佛教联合会事，时犹在演讲会前（自传十七；海四、六）。其谈话云：‘师：先生至中国游历甚久，对于中日佛教，有何联合进行之计划乎？稻：中日佛教之联合，以两国佛教之情形互相开晓为先。两国佛教徒，共谋意思疏通，推广佛化，今遂有世界佛教联合之动机。我国佛教徒，已有贵国佛教巡历之计划和观光，大概今秋三十余名一团可来华。次，留学生交换亦为一法，予回国后，劝说朋友，选二三学生，拟使留学佛学院，以得如贵校之高野山留学生为幸！师：本会之设，有联合中日佛教徒，以联合进行传布佛教于欧美之意思。……中日国民，近来隔碍殊甚！唯佛教原无国界，且中日两国素为佛教盛行之地，中日之佛教徒，当如何设法以融化两国国民间之隔碍，以发展东亚之文明，而得与欧美人并雄于世界乎？稻：贵说同感。切希中日佛教徒亲和疏通，为两国亲善之先驱！布教世界
　　　 人类，俾佛日增辉，法源常流，一洗西人神我的物质的头脑，实世界全人类之幸福也'！迄大林寺法会开始，大为旅庐日人属目。日本领事江户，以日本佛徒名义来参加，并电日本，约派代表明年来会。大师乃著手于明年夏季召开第一次世界佛教联合会之筹备；由此地方转呈中央备案（自传十七）。大师之世界佛教运动，于是开始。其间（“六月十六”），庐山复有世界佛化新青年会之组织；未成立时，先设汉口佛教会（海四、十“宣言”）。武汉之佛化新青年会，则大师已先期（“五月廿五日”）嘱移于北京宣内象坊桥观音寺（海五“武汉癸亥佛教年鉴”）。主持者，张宗载、宁达蕴而外，有道阶、觉先、悲观、邵福宸、杨蝶父等。不久，胡瑞霖等为之向各学校介绍：‘有京津沪各大学从根本觉悟之青年学生多人，本佛化之慈悲，作真理之贡献，共成立佛化新青年会。……加入运动者，达三千余人。此真青年学
　　　 生之良药，新道德之标准也！如此大好阳春，尚恐有脚未至，特此函达，希同情共表，代将此意遍布贵学生！……胡瑞霖、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黄炎培、范源濂、许丹、张慰西、江亢虎、傅铜、李佳白、庄士敦同启'（海四、十“通讯”）。八月，大师离庐山。以湖北黄梅黄季蘅等邀请，乃偕超一、严少孚去黄梅。十五日（“四日”），大师在黄梅讲“黄梅在佛教史上的地位”等（自传十六；海四、八“事纪”）。所至悉纪以诗，存“老祖山”、“黄梅吟”等五首（诗存）。大师回武昌。二十三日（“七月十二日”），汉口佛教宣教讲习所毕业，大师致训词（海四、十二“附录”）。秋季开学，大师讲成唯识论、解深密经，兼授教观纲宗与古潭空月。唐大圆笔记成唯识论之悬论为“唯识纲要”。解深密经则略叙纲要，默庵记，由唐大圆续讲（自传十六）。
　　　 大师时感禅林管训，难达预期思想；而学生程度参差，尤感教授不易。乃决缩短学程（三年）为二年，另定改善办法（自传十六）。发表“我新近理想中之佛学院完全组织”，主张：维持本院研究部现状而外，先自小学部办起，自小学而中学而学戒而大学而研究之五级，以二十四年学程，养成行解相应之僧才。整齐程度，严格训练，实为针对佛学院缺点而提出者。惟规模过于远大，事难卒行。是秋，大觉以病回川（大觉芯刍塔铭并序）。九月一日（“七月二十一日”），日本大地震。（“三十日”），大师会同武汉佛教徒，发启日灾祈安会，以表救灾恤邻之意。是日，到日本领事林久治郎等（海四、八“纪事”）。十月（“九月”），汉阳水警厅长何锡繁，请大师莅厅说法；杨开甲、孙自平、唐大圆偕行（海五“武汉癸亥佛教年鉴”）。史一如病，海刊自九期起，改由唐大圆编辑（十五年来海潮音之总检阅）。
　　　 是年秋，广东孙科大卖佛教寺产。十二月八日（“十一月七日”），佛学院国文教师唐畏三，从大师出家，字大敬，去宝华山受戒（自传十一；海五“武汉癸亥佛教年鉴”）。时李时谙，已先期（“九月初八日”）秘密去宝华山受戒，伪称从大师出家，自号大愚。是年，大愚与严少孚（大智）、邓天民（大悲）（同皈依大师）同受戒宝华，与大敬合称“四大”（自传十一；大愚“两家夫妇同受具足戒纪略”；大愚“致大师书”）。按：自传十一，忘大敬而以合大愿为“四大”，误。大悲依镇江某师出家，法名心普；大智依汉口某师出家，法名永空。自传亦谓二人‘另有剃度师'。大愚亦大师勉予承认者。大师自传记此极乱，以“两家夫妇同受具足戒纪略”为正。是冬，穆藕初来访，咨询佛法（答穆藕初问）。“论宋明儒学”，“曹溪禅之新击节”，应是时作。大师析大程与小程（理
　　　 气一、理气异）二流，以朱、陆别承之。于儒者之得于佛，出于佛，有所说明。曹溪禅之新击节，乃约唯识义通之。‘四教先乱般若，五教尤乱瑜伽'，颇引起学者疑难。是年，大师之佛学院，与欧阳竟无之内学院，每为法义之诤。初有史一如与聂耦庚关于因明作法之争；次有唐畏三（慧纶）与吕秋逸关于释尊年代之辨；后有大师与景昌极关于相分有无别种之诤。大师与大圆、一如、维东等，表现中国传统佛学之风格。大师告景昌极云：‘君等乍游佛法之门，能执利器（名相分别）以防御邪外，固所乐闻。若将深入堂奥，则当舍干戈而从容趣入之，未应持械以冲墙倒壁为事也！否则增自之惑，益人之迷，两害无利，何取多言'！大师泛承旧传诸宗，内院特宗深密瑜伽一系。在大师，则辟起信，非清辨，类持械之冲墙倒壁；在内院，则视为显正摧邪，势不得已。彼此所说，应互有是非。其立场不同，是非盖亦难言，问题在千百年来旧传诸宗，是否俱佛
　　　 法之真。是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日本之“续藏”（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癸亥──甲子），大师三十六岁。
　　　 一月二日（“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师致书张纯一，对其年来佛化基督之唱道，备致赞勉（书）。十三日（“腊月初八日”），武昌正信会成立；会长杨选丞，礼请大师受菩萨戒（海五、一“事纪”）。二十日，广州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联俄容共。二十二日（“十七日”），日本龙谷大学教授秃氏佑祥等来访（海五、一“事纪”）。二十七日（“二十二日”），大勇开坛传授密法（十八道一尊法）于武院；二月二十七日（“正月二十三日”）圆满。大师基于八宗平等发展之信念，
　　　 以得见密宗之复兴为志。海刊一卷，载有王弘愿译“曼陀罗通释”；三卷至五卷，载有“大日经住心品疏续弦秘曲”。比闻大勇归国，传密于杭，即以严切手书，责以速来武汉，乘寒假期中传修密法。是次就学者，有李隐尘、赵南山、孙自平、杨选丞、杜汉三、黄子理──六人，女众三人，选拔院内优秀生十八人，共二十七人。其余传一印一明，至三月十七日（“二月十三日”）止，入坛者共二百三十七人。武汉密法，忽焉而盛（自传十六；海五、一“事纪”；海五、三“事纪”）。按：自传所说日期、人数，均误。二月五日，甲子元旦，太师编“慈宗三要”。大师特弘弥勒净土，至此乃确然有所树立。序曰：‘远稽乾竺，仰慈氏之德风；迩徵大唐，续慈恩之芳焰；归宗有在，故曰慈宗。三要者，谓瑜伽之真实义品，及菩萨戒本，与观弥勒上生兜率经；……如次为慈恩境行果之三要也'。
　　　 ‘夫世亲尝集境行果三为三十颂，回施有情；护法诸师解之，大义微言灿然矣！是曰成唯识论。第明境繁细难了，而制行期果，又非急切能致，慧粗者畏焉！或耽玩其名句味，乐以忘疲，不觉老至，造修趋证者卒鲜。今易以解此真实义，持此菩萨戒，祈此内院生，既简且要，洵为人人之所易能！然真实义诠境之要，菩萨戒范行之要，闻者殆无间然。至观上生为获果之要，必犹难首肯，兹申论之'：‘十方诸佛刹，虽有缘者皆得生，而凡在蒙蔽，罔知择趋。惟补处菩萨，法尔须成熟当界有情，故于释尊遗教中，曾持五戒、受三皈、称一名者，即为已与慈尊有缘，可求生内院以亲近之矣！况乎慈尊应居睹史，与吾人同界同土；而三品九等之生因，行之匪艰，宁不较往生他土倍易乎？一经上生，即皆闻法不退菩提，与往生他土犹滞相凡小者，殊胜迥然矣'！时又作“志行自述”以告众，于学佛之特重菩萨戒行，言之殊切！略曰：‘昔仲尼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余则志在整兴僧（住持僧）会（正信会）
　　　 ，行在瑜伽菩萨戒本。斯志斯行，余盖决定于民四之冬，而迄今持之弗渝者也'。‘云志在整兴僧会者，除散见各条议之外，关于住持僧之项，大备于整理僧伽制度论。而此论于佛教正信会之项，亦略曾兼举及之'。‘云行在瑜伽菩萨戒本者，佛法摄于教理行果，其要唯在于行。……行无数量，摄之为十度，又摄之为三学；严核之，则唯在乎戒学而已矣！何者为戒？恶止善作为戒。夫恶无不止，则杂染无不离矣。善无不作，则清净无不成矣。杂染无不离，清净无不成，非如来之无上菩提耶？而戒独能达之，故曰唯在乎戒也。彼定与慧，则戒之辅成者耳'！‘知法在行，知行在戒，而戒又必以菩萨戒为归。以菩萨之戒三聚，……饶益有情之戒聚，实为菩萨戒殊胜殊胜之点。梵网璎珞诸本，戒相之详略有殊。其高者或非初心堪任，而复偏于摄律仪、摄善法之共戒。旧译之弥勒戒本，亦犹有讹略；惟奘译瑜伽师地论百卷中之菩萨戒本，乃真为菩萨
　　　 繁兴二利。广修万行之大标准！而一一事分别应作不应作，又初心菩萨之切于日行者也。窃冀吾侪初行菩萨，皆熟读深思其义，躬践而力行焉！故曰行在瑜伽戒本'。‘必能践行此菩萨戒，乃足以整兴佛教之僧会。必整兴佛教之僧会，此菩萨戒之精神乃实现。吾之志行如是，如有同志同行者，则何乐如之'！时贤首家有不满大师之抑贤首者，大师乃作“略说贤首义”，以明‘所崇重于华严者，虽不若墨守贤首家言之甚，而于平等大乘之上，别标华严之殊胜处，实不让持贤首家言者也'。春季开学，大师续讲成唯识论；及关于净土之弥勒上生经，关于戒律之瑜伽菩萨戒（自传十六）。大师为武院员生，讲“学佛者应知应行之要事”，提出职业与志业说；有感而发，实为佛徒之针石：“高者隐山静修，卑者赖佛求活，惟以安受坐享为应分，此我国僧尼百年
　　　 来之弊习，而致佛化不扬，为世诟病之大原因也。予有慨乎是，宣化萌俗；近岁人心丕变，皈向渐多。然细按之，新起之在家佛教徒众，仍不脱僧尼之弊习，且有倾向日甚之势。此由未知学佛之正行──八正道，故不为凡夫之溺尘，即为外道之逃世也。今所应确知以实行者，……应知职业志业之分是也。学佛者，志业也，从吾志之所好，以趋践佛之淑吾身，善吾心，增进吾之德性，达到吾之乐地者也。故应以三皈之信，五戒、十善、六度、四摄之行为柢，而毫忽不得藉此形仪名称以为谋一家一身之生活计者。而职业，则于或家、或国、或社会、或世界，随其势位之所宜，才力之所能，任一工，操一劳，用与人众交易其利，以资一身一家之生活者也。此因吾身藉家亲国民之互助，方得生养存活，故吾应有以酬其益报其惠焉。否则，吾身于世即有所损，既增他人之累，亦加自己之责；堕落不免，胜进奚冀！故学佛之道，即完成人格之道。第一须尽职业，以报他人资吾身命之恩；第二乃勤志业，以净自心进吾佛性之德。必如是，佛乃人人可学；必如是，人乃真真学佛'！
　　　 三月（“二月”），武汉信众迎高野山学密归来之持松任洪山宝通寺方丈，学密之兴趣倍深（自传十六；海五、四“事纪”）。四月，仇亦山、张慎盦来访，时将去英国。大师与谈政治，称美中国政治：‘为治之根本，皆为随顺人情之所好恶而调剂之，使之无过不及，合乎中道'；于西洋政治，立法以强人服从为未善（谈东西学术及政治；书与仇张二君谈话后）。大师应泰东图书局赵南公请（康寄遥转请），为撰“王阳明全集序”──“论王阳明”。于“良知”及阳明“四句教法”，以唯识义而解其深密，颇多新意（自传十六；海五、五“通讯”）。是年春，王又农从大师出家，字以大刚。大勇则以暮春去北京，从白喇嘛进学藏密（自传十一；十六；菩提道次第略论序）。按：自传以大勇初夏去北京，误。旧“四月初二”，大勇已来函报告抵京
　　　 。二十三日，印度诗哲泰戈尔抵北京。佛化新青年会道老等，于二十六日，开会欢迎，赏丁香花于法源寺，徐志摩传译，庄蕴宽等作陪（佛化新青年月刊泰戈尔专号；海五、五“事纪”）。席间，泰戈尔赞美佛法。大师乃作“希望老诗人的泰戈尔变为佛化的新青年”，勉以勿如中国“无行文人”、“无聊政客”说过完事！大师时作“佛法之分宗判教”，立“化俗”、“出世”、“正觉”三教，遮破内院“教一乘三”、“法相唯识分宗”。五月十一日，佛诞。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庐山世界佛化新青年会改名），就中华大学开成立大会。大师及宗藻生、李隐尘、李慧空等均有演说（海五、五“事纪”）。十六日（“十三日”），日本融通念佛宗布教师清原实全，过佛学院访问大师（海五、五“事纪”）。
　　　 二十六日（“二十三日”），大师于武昌佛教会，开讲金刚经，六月十一日（“五月初十”）圆满。薰琴笔记，成“金刚经述记”。陈元白始从大师受皈依（自传十六；海五、五“事纪”；海五、七“事纪”）。按：自传以此为十二年十月间事，误。暑假期前，大师为武院学生“论教育”，满智记。析教育为“动物教育”、“人伦教育”、“天神教育”、“佛化教育”四类。德国乐始尔博士来佛学院，访大师以大乘佛法，陈维东译语（与德国乐始尔博士之谈话）。六月十五日（“五月十四日”），武院暑期毕业，得六十余名。大师初拟彻底改革办法：酌留优材生为研究部；续招新生，以比丘为限，（志在建僧）注重律仪，施以严格生活管理，模仿丛林规制，以树整理僧制之基。惟以李隐尘表示异议，未能通过，乃曲从诸董事意，一仿过去办法（自传十六；十八；海六、一“事纪”）。
　　　 十七、十八日（“五月十六、十七两日”），佛学院礼请持松来院，开坛传密（海五、七“事纪”）。暑期前后，泰戈尔来武昌（“今来鄂渚，榴火正红”──欢迎词）。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参加武昌之泰戈尔欢迎会。大师与泰戈尔及徐志摩，曾作一席谈（自传十六；访记）。按：自传以此，为十二年夏事，误。是年春夏，大师门下，以狂热为教之革新精神，引起长老不安，成新旧之争。“春月”，湖南旅鄂沙门漱芳、居士唐大定等，有“上湖南省诸山长老暨诸檀护书”，以兴办佛学院为请（海五、四“通讯”）。次有江浙同学，“致江浙各丛林寺院启”，“再致江浙诸山长老书”，以“组织江浙僧界联合会”，“办有系统之佛学院”，“设慈儿院”三事为请。时圆映、禅斋等，均答以赞勉之覆函（海五、七“通讯”）。北京之佛化新青年会，以“道阶、觉先、太虚、现明、明净、圆映、转道、会泉、性愿、持松、空也”等名义
　　　 ，发出快邮代电，谓佛教：‘三十年来，一迫于戊戌维新，再挫于辛亥革命，三排于外教，四斥于新潮。若无方便护持，将归天演淘汰；此固非面壁独修者所关怀，亦非玄谈业缘者所能救也'！于是提出八大使命，充满革命情绪：‘第一件使命，在革除数千年老大帝国时代旧佛教徒的腐败习气，露出新世运非宗教式的佛教精神。……第二件使命，在打破一切鬼教神教，中西新旧偶像式铜像式的陋俗迷，圈牢式的物质迷……'。电出，各方震动，北京僧界致书大师，表示‘有关佛教大局，万难承认'。此外，传单攻讦老僧，亦不一而足，如印老致唐大圆书云：‘妄造谣言，编发传单。……光生而愚拙，概不预社会诸事。而以不附和故，妄受彼等诬谤，加以第一魔王之嘉号。而谛闲为第二，范古农为第三，以马一浮为破坏佛法之罪魁。其传单有三数千言，想亦早已见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