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经济学（下）
　　／作者：E.F.Schumacher 译者：张大卿
　　另一方面，当代经济学视消费为所有经济活动的唯一标的，而把所有生产因素（土地、劳力与资本）全视为手段，简单说，当代经济学企图用最佳生产方式来达到最大消费，而佛教经济学是要用最佳消费方式来谋求最大满足。显而易见，追求最佳消费型态的生活方式，所需代价要比追求最大消费生活方式的代价小很多。因此，尽管缅甸使用只占美国微小比例的自动化机器，前者的生活压力与紧张程度，却要比后者小很多。
　　简朴与非暴力明显相关。最佳消费型态是以较低消费获取高度满足，同时使人们生活免于巨大压力与紧张进而履行佛教基本教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物质资源到处都很有限，人们透过适度使用资源来满足自身需要，显然不会像大量使用资源的人们那样容易互相敌视。同样，生活在高度自足经济的人们，比依赖世界性贸易系统生存的人们较不易卷入大规模的暴力。（译者按：作者对国际贸易持相当宿命式的悲观态度，国际贸易不必然招致暴力的气压，如何改善不公平和低效率，应是更重要的课题。）
　　因此，从佛教经济学的观点看，依靠当地资源生产当地所需，是最理性的经济生活方式，依赖自远方进口，从而为外销给遥远而陌生的人们生产，是高度不经济，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理由进行小规模交易。正如当代经济学家所承认，需要到远地工作而消耗大量交通费用，意味著不幸而非高度生活水平。佛教经济学还认为，用远地资源满足人类需求，意味著失败而非成功。前者往往把一国运输系统中每人吨哩数的成长统计做为经济进步的证明，而在佛教经济学者看来，这一类的统计无异表现了消费型态的恶化。
　　当代经济学和佛教经济学之间的另一个显著差异，来自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法国有名的政治学家Bertrand de Jouvenel对“西方人”一词的描绘，也许可以做为对当代经济学家的公正写照：
　　“除人力外，他把一切都不当成花费，他似乎不介意浪费多少矿产，更糟的是不介意破坏多少生态。他似乎一点也不了解人类生命要仰赖多种不同生命形式组成的生态系统。结果，世界变成由一群与一切生命形式隔绝的都市人统治，一种生态系统的归属感不再呈现，我们对人类最终赖以生存的水与树木之类，恣意破坏。”
　　依照佛陀的教诫，不但要对一切有情众生采取非暴力的虔敬态度，而且还强调对树木也要如此。每一个佛门子弟都应当每隔几年种一棵树，并照料到根深蒂固为止。佛教经济学家能够不费力地表明，普遍遵守这条律则，将导致高度的实质经济发展，而不必依赖任何外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落后，一大部份是由于对树林维护的疏忽。
　　当代经济学不区分可再生与不可再生原料，主要方法是用市场货币把一切东西价格化，反此，不同的燃料，如煤炭、石油、木材、水力等仅有的差别，竟只剩下单位成本，价格最低的，自动成为最优先使用的，凡此，都属非理性和不经济的行为。佛教经济学并不这样看待能源问题。因为煤炭、石油等非再生燃料与木材、水力等再生燃料之间的区别，是不可忽视的，是不宜仅止于用市场价格来衡量的。非再生物质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可使用，一旦使用，也必需十分爱惜并加以保护，挥霍浪费是一种暴力行径（译者按：指破坏资源的暴力），尽管我们不能达到完全的非暴力，我们仍然对非暴力的理想责无旁贷。（译者按：原始人对自然资源的态度，是满足部落或个人生存所需，而不是大量无节制的开采贩卖以累积财富。）
　　诚如把所有欧洲艺术品高价卖给美国人一样，欧洲经济学家是不会把这笔交易视为经济成就的。佛教经济学家同样也认为，当人们依赖“非再生”燃料维持经济生活时，无异是寄生式生活，因为靠的是老本（译者按：指寄生于有限而无从再扩大的资本）而不是收入。这样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持久，顶多只能做为一时权宜之计。这世界的非再生燃料资源（煤、石油、天然气），分布得极不均匀，数量上无疑也有限得很，当开采量不断加速增加时，就是对自然（生态平衡）的暴力破坏，最后几乎也难免引起人类间的暴力争夺。
　　单凭以上事实，就值得那些漠视宗教与精神价值传统而片面希冀以最快速度掌握当代经济脉搏的唯物主义者反省。在他们未将佛教经济学视为怀旧的梦想而加以摒弃之前，他们或许要慎重考虑当代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发展途径是否真能把他们带向美好的未来。加州理工学院教授Harisson Brown在《人类未来的挑战》一书结尾中做出以下评估：
　　“由此可见，工业社会基本上并不稳定，而且有回到农业生活的倾向，因为它的内部很难避免组织僵化和集权控制，以致提供个人自由的因缘条件变得很不稳定。当我们检证所有可以预见的困难时，的确很难看出如何才能使稳定的工业化文明和个人自由同时实现。”
　　即使不考虑长期观点，当前也存在那罔顾宗教与精神价值的“现代化”是否令人满意的问题，就广大群众而言，结果看起来是灾难性的：农村经济崩溃，城乡失业率趋势上升，城市里身心皆不得照顾的劳动大众比例逐渐扩大。
　　基于当前的经验与长期的展望，研究佛教经济学对那些相信经济成长仍比宗教或精神价值重要的人而言，也是重要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现代成长”或“传统停滞”的选择；相反的，这是一个找出发展正途的问题。我们势须在唯物主义者的轻率与传统主义者的僵滞之间实践出我们的“中道”；简单说，就是要找到“正命”（合理的消费生活与生产方式）。(1987.8.《新雨月刊》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