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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曹溪通志》再谈惠能的佛教思想


发布人:站主【主站留言】    日期:2014/9/8 13:12:27    下载DOC文档    微信分享  正法护持     

 
 
     

从《曹溪通志》再谈惠能的佛教思想

  李富华

  台湾《明文书局》刊印的《中国佛教史志汇刊》收录了《曹溪通志》,使笔者有幸阅读此书。这里首先要感谢台湾同行赐予的这个机会。不言而喻,《曹溪通志》就是一部曹溪地方史的资料集。曹溪是中国佛教禅宗六祖惠能创宗成祖约地方,无疑,这部地方志会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惠能事迹的资料。笔者就从这部地方忘说起,从曹溪志提供的部分资料中再谈谈对惠能佛教思想的理解。

  一

  《曹溪通志》是明末著名高僧憨山德清主持编辑的一部地方志,就其内容说,实际上是禅宗六祖惠能的传法道场曹溪宝林寺,即今称南华寺的一部寺志。该书初修于明朝万历年间。明人周汝登所撰“旧志序”云:“余入岭表在万历·了酉(1597),别清公以戊戊 (1598),志成在已亥庚子间(1599—1600),而余序在甲辰(1604)”(《重修曹溪通志》,台北《明文书局》刊印《中国佛教史志汇刊》第二辑第四册十七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或篇名。)说明该志最后成书约在1604年前后,是否有刻本流行,不得而知。七十年后的清朝康熙年间,宝林寺所藏旧志稿已“断简残编,芜秽特甚”,当时的韶州知府马元等,委托宝林寺主持真朴,在旧志的基础上重新校辑,成一新志(马元《重修曹溪通志序》),这就是现今存世的《重修曹溪通志》一书。这部书八卷约十万字,所收内容均与曹溪宝林寺的创建及其盛衰史迹有关。

  曹溪,位于今广东省韶关市南六十华里的地方,距广州七百余里,因唐代僧人惠能在此地传南宗禅而闻名于世。传说,梁武帝天监年间(602—519),西域僧智药自海路来到广东,看到曹溪山色“宛如西天宝林山“,故倡议在曹溪“建一梵刹”。于是梁代的地方当局就在曹溪建成一“梵宫”,并“赐额为宝林”(《重修曹溪通志》卷一)。这是曹溪始有佛寺的最早记载。然而,关于梁代宝林寺的情况已无史迹可考;在中国佛教史上梁宝林寺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此只能把这种记载视同传说。应该说,曹溪真正创建佛寺的时间在惠能到来之后。唐高宗仪凤二年(677)惠能来到曹溪的时侯,曹溪的后属宝林寺的许多地方还是乡绅陈亚仙的“祖业”私产,而所谓的故宝林寺也只是“堂宇秘隘,不足容众”的几间普通的房舍。惠能到来之后,在地方官绅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大规模营建佛教寺院,而后才逐渐形成以布隆迪为主刹的寺庙群,所谓“兰若一十三所,兹宝林为主刹焉”(参见《重修曹溪通志》卷一《建制规模》、《香火供奉》诸书)。曹溪也因之成为中国佛教丛林中赫赫闻名的惠能一宗的祖庭。

  惠能在曹溪,效南朝名僧慧远“足不过虎溪”,近四十年弘传南祖禅,未曾离曹溪一步。《坛经》德翼序云:“大师始于五羊,终于曹溪,说法三十七年,沾甘露味,入圣超凡者,莫记真数”。惠能生前,声望就已很高,唐武则天、唐中宗李显都曾“驰诏迎请”,而以“老痰”相辞(《重修曹溪通志》卷三《王臣外护地七》)。当时,曹溪宝林寺因惠能的声望而达到极盛,所谓“学徒爱来,如水之东”(《重修曹溪通志》卷三刘禹锡《六祖大禅师第二砷》)。惠能死后,宝林寺也曾因“传法得眼者,散之而四方”,一度变为“律寺”(《重修曹溪通志》卷三苏轼《南华长老题名记》)。到北宋初年,因惠能对曹溪的影响难以磨灭,故宝林寺作为禅宗的祖庭再度复兴。北宋朝的太宗、仁宗等几代帝王一再为惠能加封谥号;“南华禅寺”一名即为宋太祖开宝元年“勒额”。元明以来,因“岭外道路间幽,故高人上士凡迹罕至”(《重修曹溪通志》卷五德清《修建华严道场千日长期碑记铭》)。致使宝林故刹日渐衰落,出现了“山门日空,流棍日集,祸害日作,而僧徒竟为此累,以至几不可保”的凋弊情景(《重修曹溪通志》卷六(明)冯昌厝《憨山大师中兴曹溪实录略》)。明朝万历年间,名僧憨山德清“坐私造寺院,谴戊雷州”《重修曹溪通志》卷五(明)钱谦益《憨山大师塔铭》,看到曹溪的情景,立志复兴,在地方官吏署南韶事大司马太祖、观察海门周公等的支持下,整顿曹溪,所谓“归侵田,斥僦舍。屠门酒肆,蔚为宝坊,缁白坌集,摄折互用,大鉴之道,勃焉中兴”(《重修曹溪通志》卷五(明)钱谦益《憨山大师塔铭》)。总之,在上下近千年的岁月里,曹溪宝林寺虽然几度兴衰,但始终保持着惠能道场的风貌。

  正因为这种历史的原因,一部曹溪的地方志就成为以收录惠能生平事迹为中心内容的宝林寺志。《曹溪通志》虽也记载了曹溪的山石川泉,但又无不打上惠能行踪印记,如拜石、坐石、避难石、飞锡桥、招隐石、卓锡泉等,都与惠能神话式的生平联系在一起,如山门、天王殿、钟鼓楼等,但供奉惠能及其“圣物”的祖师殿却是整个曹溪“一山风貌所聚”的“圣地”。五祖殿、祖师殿、奉来堂等与南宗禅等密切相关的建筑,才是曹溪宝林寺的真正特色所在,也是广大信徒为之膜拜,而使曹溪“香火流传”的根本(《曹溪通志》卷五《平南王迁移换六祖旧殿基址》)。因此,《曹溪通志》着力记载和收录的是关于这些建筑的兴建始末和讴歌咏念他们的诗文。更有甚者,《曹溪通志》的编纂者倾全力收集惠能史传的资料,并把它们一起编入曹溪志中。可以这样说,除了禅宗史书和僧传的记载外,曹溪志所收集的有关惠能传记的资料是相当齐全的,它包括《塔经》的各种序文、跋文;历代文人撰写的惠能的碑文;唐朝及以后历代帝王的敕书和谥文;涉及宝林寺及其僧人的书札、游记、诗文等。此外,曹溪志的编纂者们还依据佛教史传及碑文野史撰写了惠能及其主要弟子和宝林寺主持中有影响的僧人的传记等。上述这一切为了解和研究惠能及作为惠能传法道场的曹溪宝林寺的历史提供了十分详尽的资料。由此不难得知,《曹溪通志》作为惠能行传的一部资料汇编的价值。

  二

  《曹溪通志》始编于明末,重编于清初,前后相距七十余年。主要编纂者憨山德清作为“中兴”曹溪的一代名僧,极力想通过这部通志突出惠能的地位,并努力阐明自己对惠能思想的基本看法。清朝初年,他的后继者又追述他的功德,对他推崇备至。所以《曹溪通志》在大量收录惠能事迹的同时,也相当数量的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