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地区在禅宗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话说安庆之六）
　　禅及禅观 禅，日语发音为zen，中文发音是chan，印度俗语为jhana，雅语为dhyana。从修行禅的行为来说，可译其义为静虑，从禅的实体来说，可译其义为定，从修行禅的结果来说，可译其义为功德丛林。禅乃中国通用的名词，是梵语禅那的简称，在印度多叫做瑜伽（coma），禅那的语根是由思维或静虑而来，是用来统一身心的修行方法。在印度思想史上的使用法颇不一致，佛教的密宗，即将修行的方法，称为瑜伽。佛教的唯识学派，也以瑜伽为名。它的意思是“相应”，即是用数息观等方法，把散乱的心念收摄，集中一境，专念一物，使心与正理等相应。从佛教立场看它，它就是舍摩他（止）及钵舍那（观），佛教以外产生于印度的宗教中，即有一派被称为瑜伽派，然其内容及观法的对象，显然不同于佛教。总之，瑜伽是人们透过静坐修禅观的方法，得到三昧，显露与自性相应，或外道之神与我相应冥合的宗教经验及其过程，即为禅定。佛陀出现人间的目的，是在帮助人阐发本自具足的自性或佛性。佛陀在杂阿含经中对于禅观方法的修行指导均有广泛的说明，这便是构成原始佛教经典的主因。自佛教初传中国，以迄佛教成为纯中国化的事物，佛教徒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外乎对于三藏十二部圣典的修行方法的传译、学习和发挥。这些修行方法，可以归纳为“禅数”、“禅观”、“止观”、“念佛”等方法，这只是针对众生不同种类的根机，其作用都是相同的。佛教的修行方法，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其重心是着重在禅定的修持法门，从受持五戒（不杀、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为修习禅定的基础，修行禅定的结果，便能阐发本自的智慧。唯有智慧才能了断烦恼，所以禅定是休止烦恼的途径，而戒律能预防烦恼的发生。关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戒是修行的基础，慧是修行的结果，而禅定才是修行的重心，所以天台宗的集大成者智者大师，将修习止观，称为“正修行”。在正修之前的预备工作有二十五项，称为二十五方便。可见，从佛教的化世功用来看，除了禅观，就没有佛教。
　　禅宗简史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达摩来到东土以后，依次传法于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此即称为“东土五祖”。道信、弘忍之禅法，又称为“东山法门”。发展到“东山法门”之时禅宗初步创立。而到了六祖惠能之时禅宗形成“五家七宗”的鼎盛格局，标志着禅宗正式形成和走向成熟发展阶段。
　　南朝初期初祖菩提达摩泛海北上，来到中原腹地，传壁观禅法，将禅宗心印及《楞伽经》传于慧可（慧可，洛阳武牢人，尊称禅宗二祖）。慧可继承了达摩禅法，同时也有一定的般若思想，在继承的同时又有所发展。达摩禅的最高境界是“与道冥府”，即本净真性与真如实相冥然相符。慧可则进一步提出了万法皆如、身佛本来不二的思想，体现了魏晋以来思辨哲学本末体用一如的特点。其思想立足点仍未脱离《楞伽经》，但更强调了修行实践上的自度自证，自我解脱。慧可在传法时受到了“徒侣千计”的道恒禅师的排斥，几乎丧失了性命。《历代法宝记》记载慧可晚年“入司空山（今岳西境内）隐，可大师后佯狂”，说明当时慧可的处境很不妙。但慧可将禅宗的思想带入了皖江地区，并在这里找到了他的传人僧粲。
　　二祖慧可传法于僧璨，被奉为禅宗三祖。大约在东魏天平二年（535）僧粲见到慧可得道后，隐居在舒州皖公山（今潜山天柱山），后周武帝灭佛时，处境艰难，往来于司空山，居无定常达十余年。曾游罗浮山，后还皖公山。隋大业二年（606）圆寂。据现在资料，僧璨著有《信心铭》一书，首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心性论的观点，即：“灵魂不灭，心性为本，心性不二，不二法门。”他强调不取不舍、绝言忘虑，发展了达摩禅法所要求的随缘而行，提倡一种防之自然、任性逍遥的修行生活，把佛教的“万法一如”、“即心即佛”与中国传统老庄玄学的人生哲学理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指出佛性即人的本性，以心为宗、佛在心中，只需直指人心，便能见性成佛，大大简化了修行实践的方法，开了后代慧能禅风的先声，从而使达摩一系的禅法更加适应了中国人禅修的需要。其思想核心虽然仍旧是《楞伽经》自性清净的如来藏思想，但已结合着“不二法门”而做了很大的发挥，突出了达摩禅法中无自无他的思想，并把它归结为本心的自给自然而无所得。
　　《旧唐书》记载“慧可传粲，粲传道信。”道信是湖北荆州人，被奉为禅宗四祖。道信13岁入皖公山追随僧粲学法，待道信传法时已是隋代，文帝、炀帝均重佛教，尤重禅门。佛教的发展环境大为改善，道信得以在荆州黄梅西北的双峰山大弘达摩禅法，门下徒众达500余人。僧璨的得法弟子四祖道信开“东山法门”，进一步从理论上对般若与楞伽的会通加以论证，并广泛引用了包括《金刚经》在内的大量佛教经论，提倡各种因人而宜的禅法，更好地适应了众多修禅者的需要，使中国禅宗得以初步形成。四祖道信在达摩系禅法的展开中及中国禅宗的创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他可以说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初创者。道信不仅奠定了禅宗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在组织形式和禅修生活方面，也都具有禅宗初具宗门的一大特点。四祖旁出一系“牛头禅”，“牛头禅”的六祖崇慧大师曾来到天柱山建寺，并以咏唱天柱山山水风光为喻开示弟子，独创自家风范，号称“天柱家风”，被誉为禅文化的一枝奇葩。
　　四祖道信传法于弘忍，被奉为禅宗五祖。道信的禅学思想以般若实相与楞伽心性的结合为基础，同时以“一行三昧”为安心禅法，围绕“心”之体用而提出了知心体、知心用和守一不移等五种方便法门，在这五种方便禅法中，既容纳了传统禅法的修心内容，又以般若空观发挥了慧可、僧璨禅法中即心即佛、万法一如的思想，对后来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道信把达摩禅法的随缘逍遥的修行观，置于当下即是自然之心的基础上，从而提倡“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这样一种随心自在、无碍纵横的修行生活，成为后来中国禅宗修行的一种方式和基本态度。道信付法于五祖弘忍，弘忍进一步发展了“一行三昧” 的禅法而完成了“东山法门”的建立。
　　五祖弘忍继承道信衣钵后，到了黄梅双峰东山建立道场，以后在凭茂山传法二十余年，接引四方学众，善巧化导，法门大启，根机不择地普遍传授，弘扬佛法，改革禅法，发展禅学，创建中国化的禅宗，被人誉为“法妙人尊”。并继承发展了道信的禅学思想和禅法的方便，规模空前，使凭茂山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禅学中心。由于凭茂山在道信弘法的双峰山东去不远，因而又称“东山”，弘忍的禅法也因此而被称为“东山法门”。这里的“东山法门”其实不仅仅是指弘忍一个人的禅法，而是包括了道信的禅法，因为弘忍的禅法是对道信禅法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建立东山法门是中国禅宗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五祖弘忍门下，出现了惠能与神秀两位大弟子，分化为惠能南宗和神秀北宗这两大基本派别。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和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时称“南能北秀”， 成为中国禅宗的两大基本派别。北宗主张渐修，南宗主张顿悟；北宗重在行，南宗重在智；北宗主张由定生慧，南宗主张以定摄慧；北宗如塔基，南宗如塔尖。他们各化一方，遂使东山法门传播全国，使达摩一系禅学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从此，中国禅宗已经真正形成，并且兴盛起来。由于惠能系的禅法主要流传于中国南方，被视为禅宗正脉，是达摩以来“以心传心”的第六代祖师，神秀又以菩提达摩“南天竺一乘宗”正传自诩，而不许神秀门下“妄称南宗”，因此，惠能系便获得了“南宗”的称号，而主要流传于中国北方的神秀一系则被称为“北宗”。安史之乱以后，盛极一时的神秀北宗逐渐趋于衰落，但仍绵延发展了百年之久。至唐武宗灭法，以寺院为主要依托的北宗禅才完全衰落下去。而保持山林佛教特色的惠能南宗一系则逐渐在全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五祖弘忍传法于惠能，世人称为“六祖”。惠能与孔子、老子被称为“东方三大圣人”，欧洲则将他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一著名偈语体现了他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主张。惠能以“无言之教，无相之说”来解释佛教性义，宣扬人人自有佛性。他说：“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把佛拉向普通大众，“但识众生，即能见佛”；“即心是佛”，成佛的关键在于人的自身觉悟和自在解脱，这种众生平等的观念降低了佛教门槛，扩展了信众基础，有益于佛教传播。“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惠能禅宗调和了佛教出世与中国文化入世精神的矛盾。禅宗不要求人们离群索居，远离尘世，认为只要真心向佛，出家在家皆可：“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行，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不仅没有否定人的现实生活，还宣扬“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以及修桥补路、广结尘世善缘等思想，以适应中国文化中的重人伦、礼教的伦理精神。在修行方法上，惠能也进行了革新。传统佛教重视诵读经文，惠能则认为佛经只是一种启迪人们悟性的工具，而关键在于人自身觉悟，识心见性。慧能著名的弟子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形成禅宗的主流，其中以南岳、青原两家弘传最盛。南岳下数传形成沩仰、临济两宗；青原下数传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世称“五家”。其中临济、曹洞两宗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临济宗在宋代开成黄龙、扬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
　　从中国禅宗的发展简要历史可以看出可以看出禅宗源自于达摩禅、形成于惠能禅。正是由于二祖、三祖及其四祖、五祖的代代相传，禅宗才得以传播和发展。在原始禅宗阶段皖江地区在禅宗发展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司空山、天柱山为中心的皖江地区是中国禅宗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著名宗教领袖赵朴初先生（安庆家乡的父老尊称朴老，朴老热爱家乡，对家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数次给太湖老家义捐善款。朴老资料以后也会刊出。）指出，禅宗始祖达摩是外国人，二祖慧可可是中国禅宗的始祖，司空山是中国禅宗第一山。在禅宗成熟和发展阶段，皖江地区禅宗发展一直兴盛，为禅宗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皖山东南麓的余脉如太湖四面山、白云山，潜山太平山，桐城投子山，枞阳浮山，都是高僧会集之地，寺院林立，海地寺、太平寺、投子寺、华严寺在禅宗史上都曾经赫赫有名。前面说了禅宗成熟阶段形成的“五家七宗”，其中临济、曹洞两宗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北宋年间，临济高僧浮山法远主持浮山华严寺，欧阳修听说浮山法远禅术奇逸，特地造访华严寺，浮山法远因棋说法，令欧阳修叹服。时曹洞宗六世祖大阳警玄见诸弟子碌碌无为，无人能传其衣钵，便将衣钵传于浮山法远，委托其代为寻找传人。后来浮山法远将衣钵传给华严寺高僧投子义青，投子义青成为曹洞宗七世祖。曹洞宗高僧委托临济宗代寻传人，这在禅宗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也标志着曹洞宗、临济宗开始走向融合。浮山法远晚年在会圣岩下完成了著名的《浮山九带》，九带分为佛正法眼藏带、佛法藏带、理贯带、事贯带、理事纵横带、屈曲垂带、妙叶兼带、金针双锁带、平怀常实带，是中国禅宗的重要文献。
　　禅宗的影响 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至今仍延绵不绝。禅宗以简易圆顿的履践之道，总持印度佛学的心髓，扎根中国文化的肥沃土壤，将佛法了生死出世间的极旨与中国本土文化入世用世的积极精神结合为一，高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旗帜，打破了佛与众生、出世与入世、生活与学佛、出家与在家的阻隔，开辟出一条任何人都可趋入，即世俗生活而超越世俗生活、证悟佛法的简易切实之道。正因为禅宗发扬了中国本土主流文化重现实人生及伦理实践、究性命根源的人文主义、无神论精神，适应了喜简易切实的身心修养之道的民族文化心理，才能风靡中国社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禅宗以超然物外、洞彻人心的高姿态，雄踞中国思想界，不仅为中国佛学的骨髓，而且点化升华了整个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本土文化发展的推动者和系儒释道三家于一体的纽带，促进了儒学的创新和道教的改革，宋明新儒学与宋元新道教，都是在其传统基础上融摄禅宗的产物，无论是理学、心学还是性命双修的内丹、内道外法的符，都散发着浓重的禅味。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如周敦颐、朱熹、程颐、程颢、陆九渊、王守仁都从禅宗中汲取营养。禅宗思想也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如谭嗣同、章太炎建立他们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对外传播亦甚广。8世纪，新罗僧信行入唐从神秀受法，将北宗禅传至朝鲜。道义从马祖弟子智藏受法，回国传入南宗禅，称禅寂宗，后改称曹溪宗，为朝鲜禅宗主流。12世纪末，日僧荣西入宋，受法于临济宗黄龙派虚庵怀敞，将此宗传入日本，称千光派。俊荷受杨岐派禅法，回国弘传。南宋末年中国禅僧多人渡日，传杨岐派禅法。13世纪初，日僧道元入宋，从洞山第十三代弟子天童如净受法，将曹洞宗传入日本。17世纪，福建黄檗山万福寺隐元隆琦应邀赴日弘法，设坛传授禅戒，成为与曹洞、临济并列的黄檗宗，至今不衰。
　　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一方面禅宗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智慧。它宛如一股源头活水，在当今这个科学至上、享受人生成为全社会价值取向的时代，在诸宗教中，在佛教诸宗中，能应时契机，适宜现代人修习，最能表现人间佛教的宗旨者，无疑首推禅宗。贾题韬居士说得好：“从人间佛教这个角度上来看，选一个宗教做代表，那也只能是禅宗。”禅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照明人的心境；禅是一盏明灯，它可以照亮人的心路。禅不完全是生活，但禅里面有生活，生活中也有禅。古代高僧大德说：挑水担柴，无非是道；行住坐卧，无不是禅。另一方面禅宗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通过历代文人士大夫的参与和弘扬，一度为中国文化带来活力和生机，对中国哲学、伦理、诗词书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士大夫在谈禅、参禅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禅意、禅趣流露于自己的诗词歌赋书画作品之中。像柳宗元、苏轼等著名诗人都有不少充满禅宗哲理和意趣的佳句，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更是浸透着一股浓郁的性灵禅意。禅宗真于性情又脱俗超逸的禅学意境赋予传统书法绘画更具韵味和人生体悟的审美特征；更为重要的是，禅宗基本上建构了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并融入中国文化深层，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质素，把中国文化带入了一个注重自然、和谐、灵性和气韵生动的崭新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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