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隋唐时期的发展及其对以后文化思想的影响
　　佛教在整个隋朝时期都处在发展时期。隋文帝和隋炀帝本人与佛教关系亲密，隋文帝从小在尼姑庵里由尼姑带大，此尼还给他起了佛名“那罗延”（梵语“端正、猛健”之意）。隋炀帝也有关系至密的僧人为师，曾亲自受戒于当时的高僧智。由于有封建皇帝的支持提倡，佛教在隋代得到很大发展，仅隋文帝仁寿年间（601～604年），就在全国修建一百一十三座舍利塔。隋炀帝时僧尼受到和贵官一样的尊重，凡在宫廷设宴，除帝后一席、亲信权贵一席外，僧尼道士也都另设一席。到唐朝时，虽在佛教发展的历史上曾几度有所曲折（如唐太宗、玄宗时对佛教的禁令，以及唐武帝灭佛），但实际上佛教势力仍在迅速发展。例如唐太宗时，一次下令剃度天下僧尼即达一万八千五百余人。武则天时代，因为篡政的需要，更是借用佛教压制道教，于天授三年（691年）下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到唐武宗时，佛教已经发展到“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
　　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寺院众多，寺院经济发达。隋朝文帝、炀帝二君，三十七年间全国寺院达到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开皇年间，有个山西蒲州僧人，他在长安住持的清禅寺，规模大得惊人：“九级浮空，重廓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园成，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京师殷有，无过此寺”。实是一个非常不小的僧侣地主庄园。到唐朝，规模更加庞大，到武宗灭佛前夕，捡括全国大、中寺院竟达到四千六百所，小庙宇尚有四万所。当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千万”。唐武宗灭沸之后，从寺院地主那里刮收肥沃良田数千万顷之多。所以唐时有人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
　　第二，僧尼数多，而且僧侣地主的上层人物和隋唐王朝常有密切关系，他们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其中有不少是政治上很有实力的代表人物。据道宣的《大唐内典录》计算，隋朝一代剃度僧尼达三十万人。到唐朝文宗太和四年（830年），天下申请为僧尼者，更有七十万人之多。寺院地主的势力越来越大，不仅直接夺走了国家收税的民户，而且有些佛教首脑人物在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隋朝智，本人即为南朝贵族世胄，从南朝陈开始，他成为佛教著名宗派天台宗的祖师爷。隋王朝时，文帝刚刚灭陈，便给智一封口气十分尊重的书信，表示对他“敬信情重”，要求他的政治上的合作，后来炀帝杨广更从他“受菩萨戒”，登门拜师。所以智一直很自豪地对门徒们吹嘘：“我与晋王（杨广）深有缘契”。唐朝太宗、高宗时，玄奘的地位也是相当高的，唐太宗称赞玄奘“夙标高行，早出尘寰”，亲自为他译的佛经写序，即有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序中盛赞玄奘为“沙门之领袖”，其功“将日月而无穷”，“与乾坤而永大”武则天时代的薛怀义，则更是在政治上显赫一时的人物。他出家后被武则天任命为洛阳白马寺主，并让驸马薛绍认其为“季父”。《旧唐书?薛怀义传》称他得势时，“朝贵皆匍匐礼谒，武承嗣、武三思皆执憧仆之礼以事之，为其执辔”，他“纵横犯法，人莫敢言”，“气盖一时，出百官上”。这当然只是极为个别的例子，但说明了当时僧侣地主政治地位确实很高。
　　第三，隋唐时期佛经翻译数量之多，和佛教各宗派形成之众，是以前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的。根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载，隋代共有佛经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共六千二百三十五卷之多；唐代时比前更为增多，据德宗时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共为二千四百四十七部七千三百九十九卷。从230唐高祖武德里德宗贞元年间共一百八十多年，我国共译出佛经总数达四百三十五部二千四百七十六卷，翻译家共四十六人。所以，隋唐时期是我国佛经翻译史最辉煌的一个时期。我国佛教史上一些有影响的教派，也大多数在隋唐时期形成。比如，前面提到的隋朝时形成的天台宗，和唐朝形成的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律宗等，皆是。这些佛教宗派各有高僧，如天台宗的智，唯识宗的玄奘，华严宗的法藏，禅宗的慧能，密宗的不空，净土宗的道绰，律宗的道宣、怀素、义净等等，皆是当时学问很高深的佛教大师。
　　隋唐佛教的发展，对我国文化史有深远的影响。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曾指出：宋明道学正是佛教华严宗、禅宗和唯识宗主观唯心主义思潮的“延续”，该书认为“佛学在开始时是与玄学合流，而最近则通向道学”。宋朝的许多道学家和理学家，常常深通佛学，程颐、程颢所说的“理”和“事”常常和华严宗所谓“理事”共通。史称宋朝大政治家和大学问家欧阳修，临终时是读了八卷《华严经》“倏然而逝”的，可见当时佛学对知识界的深刻影响。禅宗对宋朝理学家影响也很深，以至明人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一时讲究禅机、参禅成为宋代文人们的风尚。佛教对唐宋的文学也有极大的影响，盛唐时候先于李白、杜甫成名的王维，曾被文学史家称为“诗佛”。他对佛学有较深的研究，在他的诗中有不少是谈佛理的。他的诗恬淡閒适，是与他具有佛学修养分不开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信仰佛教，是天台宗的信徒，虽然在哲学上他有许多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在某些哲学理论和文学理论上仍摆脱不了佛家的超脱人世的世界观。唐朝另一位杰出诗人白居易，也受到佛教影响，晚年当他结束了宦途生活后，退休隐居，和僧侣们共结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佛教在我国小说史上的影响尤其深远，唐人传奇小说里有不少故事是讲佛教的因果报应的；此外，我国后来发展成为演史、俗讲、长篇章回小说和戏剧等文艺形式，其始源，都莫不与隋唐时代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佛曲、讲经、变文有关。据向达先生考证，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提到的“俗讲僧”和在敦煌所发现的《降魔变》、《目连变》、《维摩经》变文故事，都属于早期的演义小说的内容。到宋朝，这类俗讲文学才由佛堂转到市井，又分成“说经”、“讲史”等数大类，终成为后来的白话小说。在我国绘画史上，佛教也有很大影响，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创作的作品大部分为寺院绘画佛教故事，据统计，仅在长安、洛阳寺观中所绘宗教壁画，即达三百多壁。这也可以看出佛教在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至于敦煌莫高窟艺术和洛阳龙门石窟中唐朝雕塑艺术，就更明显可以看出佛教文化方面的影响了。
　　（选自臧嵘等主编：《中国古代史问答一百题》（隋唐—明清部分），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