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厦门大学历史系 王荣国
　　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福建相继出现药山院、灵塔寺、绍因寺、建造寺、林泉寺、广福灵耀院等一批寺院[1]表明在太康年间之前佛教已传入福建，而这些寺院的出现是佛教在福建获得发展的表征。南朝福建佛教进一步发展，唐五代福建佛教走向兴盛，两宋达到极盛，宋以后走向衰微，明中叶以后福建禅宗出现复苏，民国时期福建佛教界进行变革与复兴。佛教在福建的发展是与中原汉族移民入闽对福建的开发联系在一起的。汉族来福建开发比较晚，因而福建佛教的发展比中原地区晚得多，比江、浙一带也晚。尽管如此，福建佛教在我国佛教的历史长河中，也拥有应有的地位并起了积极的作用。现试就此阐述己见。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隋唐时期相继成立了一批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是被尊为“智者大师”的智顗创立的宗派。福建习天台止观者颇多，智晞（福州人）就是其中著名者。他师从智顗，后成为名闻全国的天台宗名僧。[2]物外（福州人）投天台宗第十一代祖师广修习天台止观，后被尊为天台宗第十二代祖师“正定尊者”。[3]华严宗开创于杜顺，完成于法藏。华严正宗在福建比较流行。唐行标法师（莆田人）出家后北游京师长安，“诣章教大师法会，章教奇之，令首其众，凡十年，士君子之造者无不耸慕，寻为功德，使推入道场，宪宗善之。”[4]宋代华严宗名僧净源（晋江人），人称“晋水净源”。净源出家后离闽，先后从承迁、明覃习“华严”。因省亲回福建泉州，受请住持晋江清凉寺。后住钱塘慧因寺，弘扬华严宗，著《金师子章云间类解》、《华严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原人论发微录》等，中兴华严宗，被尊为“华严宗中兴教主”。明末清初，鼓山僧道霈著《华严疏论纂要》。民国时期，弘一法师到鼓山发现此书孤本，视为珍品，印25部分赠日本著名寺院与大学。律宗是研习传持戒律的宗派。唐代福建流行此宗的东塔宗与南山宗。《四分律》是南山律宗的重要典籍。莆田灵岩寺（今广化寺）僧志彦对《四分律》颇有钻研，于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被召入宫“背文讲《四分律》”，“睿宗嘉之，锡号聪明。”[5]《成唯识论》是唯识宗立宗的依据经典，深奥难懂，唐代泉州僧人不乏研究者，泉州开元寺僧叔端就是一位长于唯识之学的僧人。后道昭从叔端学“上生、惟识，悉臻其奥”。[6]道昭对《成唯识论》很有研究，“号惟识大师”，[7]注《成唯识论》凡八十卷。[8]
　　慧能创立的南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主要流行于我国南方诸省。晚唐五代时期，福建是南禅宗最活跃的区域之一，禅宗名僧济济。笔者对《景德传灯录》进行统计，这一时期在福建传法的名僧达141人，其中最著名的有马祖道一、怡山大安、雪峰义存、玄沙师备、地藏桂琛等。道一禅师于唐天宝初年入闽，在建阳佛迹岭传法，吸引了各地禅客前来参学，有不少闽僧前往受学，如志贤、明觉、道通等。[9]大安住持福州怡山，“大化闽城二十余载”，[10]寺院“尝有千僧”。雪峰义存创建福州雪峰寺，“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矣，冬夏不减一千五百”，[11]雪峰寺成为当时江南一大丛林，有“南赵州，北雪峰”之称。雪峰义存有法嗣56人，分布于今福建、广东、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河南、河北、山西等11个省，此外，还有新罗国。师备历主普应、玄沙、安国诸寺法席，“江表学人无不乘风偃草”。[12]桂琛是师备的法嗣，他住持福州城西地藏院时，法眼文益禅师即从他学，得其法。闽籍僧人在福建境外传法的也相当多。笔者对《景德传灯录》进行统计，共有41人，其中最著名的有怀海、怀晖、慧海、灵祐、希运、本寂。慧海（建州人）嗣法马祖道一，著《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禅门学人迭相推识，结契来越上寻访依附。”[13]百丈怀海（长乐人）嗣法道一，制定《禅门规式》，为禅宗丛林清规。希运（福清人）嗣法怀海，在唐代是位富于传奇性的人物，著《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宛陵录》，阐释禅旨透彻酣畅，对当时以及后世禅宗尤其是临济宗影响很大。
　　南禅宗发展到晚唐达到繁荣，作为其标志是形成沩仰宗、曹洞宗、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家。这五家的创立人多为闽僧或闽僧的得法弟子。沩仰宗是由灵祐禅师（霞浦人）与法嗣慧寂禅师共同创立的，因灵祐开创于湖南沩山，慧寂告成于江西仰山，故名；曹洞宗是良价禅师与法嗣本寂禅师（莆田人）共同创立的，因初创于江西洞山，告成于江西曹山，故称曹洞宗，亦称洞曹宗；临济宗是闽人黄檗希运的法嗣义玄禅师在河北镇州临济院举扬一家宗风创立的，故名；云门宗是由闽人雪峰义存的法嗣文偃禅师创于广东韶州云门山，故名；法眼宗是文益禅师创立的，因南唐主私谥其“大法眼禅师”之号，故称法眼宗。文益是在福州地藏桂琛处得法的，又一度在福州甘蔗洲结庵。[14]其师桂琛是闽人玄沙师备的法嗣，玄沙师备则为雪峰义存的法嗣。以谱系论，文益是雪峰义存的三传弟子。可见禅宗五家宗派的创立与闽人有直接的关系。从晚唐到宋代，五家宗派在福建都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元代至明中叶，中国禅宗衰微。明中叶以后，禅宗中兴，福建是其主要活动区域。福州鼓山僧永觉元贤与法嗣为霖道霈中兴曹洞宗，并形成“鼓山禅”；而圆悟、费隐、隐元相继在福清黄檗山致力于临济宗的“中兴”，使黄檗山成为当时东南沿海临济宗的重镇之一。
　　由于福建禅宗的兴盛，不仅吸引了国内各地的禅客入闽参学问道，也吸引了国外的禅客前来参学问道。雪峰义存、玄沙师备师徒唱道于福州，就有不少外国禅僧来华投他们习禅。据记载，师备住福州安国寺“馆徒常千……高丽、日本诸僧亦有至者。”[15]往雪峰山投义存的更是大有人在，其中得法而有较大影响的则有高丽僧玄衲、灵照、新罗大无为、三佛祖师(西域僧人)。[16]南宋宁宗朝制定禅宗的“五山十刹”之制，作为国内外禅侣参学的集中之地，雪峰寺被列入“十刹”之一。直至元代其影响仍然不衰。元代日本禅僧友山士思、无梦一清、古镜明千等先后来雪峰山参学。此外，福建其他寺院亦有日本留学僧前来参学，如日僧无文元选参福州大觉寺古梅友禅师，大拙祖能等于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秋，率数十位日僧来福州长乐县“参江心之无言宣，双林之东阳辉”。[17]
　　佛经的翻译、佛学著作的编纂、藏经的刊印是佛法传播的重要载体。拘那罗陀是与鸠摩罗什、玄奘、义净齐名的四大翻译家之一。拘那罗陀大约于陈永定二年冬入闽，至晋安郡，挂锡“晋安佛力寺”[18]，住二年多。现仅知译有《正论释义》三卷。后又转梁安郡，住建造寺(唐代迁址重建，即今南安九日山延福寺)[19]数月，因太守王芳奢之请，重译《金刚经》。[20]拘那罗陀在闽晋安、南安两地逗留三年多，从事译经、著述与讲经，对中国佛教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在闽的译著收入《大藏经》中，对后代一直产生影响。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福州东禅院开雕崇宁万寿大藏经，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福州开元寺开雕毗卢大藏经。《崇宁万寿大藏经》与《毗卢大藏经》统称“福州藏”，其版式均为梵夹式。福州藏的问世，在我国大藏经雕造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后湖北思溪圆觉禅院刊刻的《思溪藏》等都受其影响。福州藏不仅在国内流行而且流传到日本等国。南宋嘉定十年，日僧庆政上人来福建泉州，后往福州，回国时携去福州雕造的大藏经。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日本镰仓净妙寺太平妙准之徒安禅人持黄金百镒来华，购回福州版大藏经。至今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珍藏较多，但不完整，属《崇宁万寿大藏经》与《毗卢大藏》两种版本相配而成。
　　灯录是记载禅宗历代禅师师资承传的谱系与机缘语句的著作。《祖堂集》是现存最早的禅宗灯录，为五代时期福建泉州静、筠二禅师所撰，全书共20卷，依传灯次第记载了自慧能起至五代246位禅宗祖师的主要事迹与机缘语句。《古尊宿语录》是禅宗古德的语录选集。为宋代福州鼓山僧赜藏主广采唐五代至宋初诸家禅师的语录编辑而成。流传过程中后人又作增补，共37家，48卷。《祖堂集》、《古尊宿语录》不仅是研究禅宗的主要资料，而且有助于参禅问道，对禅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佛教在经历了隋唐时期八宗分立，佛学名家辈出的繁荣之后，由于遭受唐会昌年间的武宗之厄、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和后周世宗之厄，从总体上说已步入衰微的境地。到了清代已是不绝如缕，加上鸦片战争的冲击，中国佛教的处境可谓雪上加霜。有鉴于此，清末佛教界有识之士致力于振兴佛教，到民国时期，率先在江苏、浙江、上海、湖北以及安徽一带形成一股变革与复兴热潮。这股热潮很快席卷福建。改革寺院住持的子孙世袭制是佛教变革的主要内容。厦门南普陀寺住持转逢和尚率先将住持的子孙世袭制改为十方丛林选贤制，选举会泉法师为第一任十方丛林制度的方丈。此后，泉州开元寺、南安小雪峰寺、漳州南山寺等寺的住持亦相继改为选贤制。改革寺院住持制度主要在闽南一带的寺院中进行，以厦门南普陀寺的变革最为典型。创办社团亦是佛教变革的主要内容。民国初年，福建福州出现佛教会，闽南出现 “漳泉汀龙永佛教分会”。民国18年，太虚等人在南京成立“中国佛教会”，福建成立其下属组织“中国佛教会福建办事处”。此外，又有泉州的“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 厦门“思明佛教会”以及各县的支会、佛学研究社的设立。福建的居士也设立一批社团。佛教社团的设立旨在共同谋求佛教的振兴之道。创办佛教刊物目的在引导佛教界变革。民国时期，福建也相继出现一批佛教刊物，如《佛音》、《现代僧伽》与《佛教公论》。创办僧伽教育目的在培养佛教革新人才。民国时期，福建相继出现一批佛教学校(或佛学社)。其中首推1925年厦门南陀寺创办的“闽南佛学院”，其办学“以造成佛教住持僧宝、弘法利生”为宗旨。尤其是在太虚法师任院长期间，增设“研究部”，“以资毕业僧深造”。厦门南普陀寺于1934年又创办了以培养合格僧伽为目标的佛教养正院。与此差不多同时，弘一法师在泉州开元寺创办“南山律苑”，以研习南山律学；虚云法师则在福州鼓山创办“鼓山佛学院”。[21]
　　由于变革寺院的住持制度，选贤任能，名僧会泉、太虚、常惺等相继来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同时也吸引了弘一、大醒、芝峰等名僧来闽南弘法。弘一法师致力于弘扬南山律宗，虽然这一工作在他驻锡浙江时已经开始，但主要成就则是在闽南。弘一法师在闽南期间，一方面致力于培养律学僧才，另一方面从事研究与著述。著有《随机羯磨讲义》、《梵网经菩萨戒本浅释》、《南山道宣律师谱略》、《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等。其中《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与其在浙江完成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并称两大律学名著。由于弘一法师的努力，使中断数百年的南山律学获得中兴。弘一法师也因此被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22]大醒与芝峰在闽南佛学院除了教学外，还主办《现代僧伽》，“要求佛教内部进行改革，革除传统陋习，整肃腐败的僧徒”，对当时佛教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作用。闽南佛学院等僧伽教育培养的学僧，不仅为福建佛教界也为中国佛教界注入生机。尤其是太虚任院长期间的闽南佛学院，成为继武昌佛学院之后革新佛教的第二大本营。
　　对外交流是佛教布教的途径之一。唐玄宗朝，律宗高僧鉴真受请东渡扶桑传法，开创日本律宗。泉州超功寺僧昙静随鉴真东渡，成为鉴真弟子中显名后世的18位名僧之一。唐宣宗朝，日本天台宗、密宗僧人圆珍来华，在福州从天竺沙门曼素悉怛罗习悉昙章，并搜集佛教经籍。大中八年(公元854年)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从第十二代祖师闽人物外尊者习天台教义，回日本后发展台密教派。从明代起福建佛教界开始出现向国外布教弘法的趋势。明中叶以后，福建佛教界对外传布的对象是日本的华侨社会。泉州僧人觉海、福州僧人超然相继在日本长崎开创福济寺(俗称漳州寺、泉州寺)、崇福寺(俗称福州寺)弘法。最值得一提的是隐元禅师（福清人）。他受请东渡日本，后在日本东京宇治创建黄檗山万福寺弘法，开创“黄檗宗”。黄檗宗成为与日本临济宗、曹洞宗鼎足而立的宗派。[23]清末民国，福建佛教对外传布的对象转为东南亚华侨社会。据记载可知，光绪年间已有成批的僧人前往东南亚弘法，民国时期增多，尤其以抗日战争时期更多。著名的有贤慧、妙莲、转初、转道、会泉、转逢、性愿、广洽、瑞今、宏船、慈航等。其中福州鼓山僧妙莲开创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福州西禅寺僧贤慧开创新加坡双林寺，二者分别为新、马第一所大乘佛教寺院；厦门南普陀寺代理方丈性愿法师在菲律宾创大乘信愿寺，为菲律宾第一所大乘佛教寺院。性愿法师被尊为菲律宾大乘佛教的开山祖师。妙莲、转逢和慈航(后来移锡台湾)则被誉为兴盛马来半岛大乘佛教的中坚人物。[24]
　　综上所述，福建禅宗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假如没有福建禅宗，晚唐以后中国禅宗的发展便无从谈起。同样其他一些宗派，福建僧人也都做出应有的贡献，民国时期，福建特别是闽南的佛教变革与复兴是中国佛教变革与复兴运动的有机构成部分。可以说，舍去民国时期闽南佛教的变革与复兴运动，我国民国时期佛教的历史必然是不完整的；舍去福建禅宗，中国禅宗的历史更是不能成立。当代福建佛教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除了佛教界人士的努力外，福建佛教历史的积累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1] 参见拙著：《福建佛教史》第5~1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
　　[2]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第十九，《唐台州释智晞传》。《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3]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第八，《十二祖正定物外尊者》。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2年版。
　　[4] [唐]黄滔：《黄御史集》卷五，《华岩寺开山始祖碑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5] [唐]黄滔：《黄御史集》卷五，〈莆山灵岩寺碑铭〉。
　　[6] [清]释元贤：《泉州开元寺志》，《开士志·释道昭》。民国刻本。
　　[7] [清]周学曾等：《晋江县志》卷之六十，《人物志·仙释》。
　　[8] [清]释元贤：《泉州开元寺志》，《开士志·释道昭》。
　　[9] 参见拙著：《福建佛教史》第82~83页。
　　[10] [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第九，《福州大安禅师》。
　　[11]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第十二，《唐福州雪峰广福院义存传》。
　　[12]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第十三，《梁福州玄沙院师备传》。
　　[13] [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第六，《越州大珠慧海禅师》。
　　[14] 参见拙著：《福建佛教史》第197页。
　　[15] [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三十八，《寺观类六?僧寺》怀安县“安国寺”条。
　　[16] 参见拙著：《福建佛教史》第137~139页。
　　[17] [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下卷，第141页。
　　[18]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第九，《拘那罗陀译经目录》，《大藏经?致六》。上海频伽精校刊本。
　　[19] 参见拙著：《福建佛教史》第6~9页。
　　[20] [陈]真谛：《<金刚般若罗蜜经>后记》，《大藏经?用九》。
　　[21] 以上参见拙著：《福建佛教史》第340~374页。
　　[22] 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见《丰子恺散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23] 以上参见拙著：福建佛教史第328~339页。
　　[24] 以上参见拙著：福建佛教史第395~4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