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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年谱要实事求是——评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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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年谱要实事求是——评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五
  秦启明
  随意评说 华而不实
  凡是符合规范的古今年谱,即便是谱主生前自订,或是门生亲属好友所修,均力求以第三者的身份,代表谱主全面真实地记述生平活动,要求不虚美不隐短,不议论不评述。道理说来很简单,所谓年谱,只能某年某月某日记述谱主生平活动,不等于“评传”,可以继论传主一生的功过是非,甚至“盖棺定论”亦可推例重来,唯求做到自圆其说。年谱则断不能循此仿效。如对谱主活动作褒贬性的议论评述,便有违年谱基本要求。检阅《新谱》全书,可知编者对此了无所知,以致错把《弘一大师年谱》视作“弘一大师评传”,故而编者评说,随处可见,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一言以蔽之,可谓竭尽随意评说之能。
  (一)无需评说 硬作评说 编修历史人物年谱,经常会遇到这二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各家论稿对谱主所作的不同评说,二是通过发掘新见资料而否定前人之“说法”。凡是有识见的修谱者,总是努力回避他人评说,采取行之有效的正确办法:前者只录活动,不及其他:后者,摘取认定的正确之说录入谱文,再注明资料篇名作者出处即可。与之相应,势必会修正前人的误说,这是修谱者义不容辞的任务。因之没有必要在谱文中公开评说此误那误,用来责难前人,自我标榜修谱水平之高。《新谱》编者屡犯此病。每每无需评说,也硬作评说,最终落得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局面。
  l、他人评说 引入谱文如一九O六年(丙午)二十七岁条谱文云:“这时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中国留学生只有二人,另一人为曾延年字孝谷。一般以师为留学东京美术学校之第一人。一说岭南画家高剑父,但以与事实略有出入。
  按其实此处只要写明谱主改入东京美校油画科留学已可。毫无必要去评说“一般以师为留学东京美术学校之第一人”。须知此说根本无法成立。即便无人提出“高剑父为留学东京美校第一人”之说,李叔同也不能被认定为“留学东京美术学校之第一人”。理由是同期入学主修西洋油画者,尚有中国留学生曾延年。所谓李叔同乃“留学东京美术学校之第一人”之说,本是为文者的虚美之词,修词时无需涉及,俾免结尾用“似与事实略有出入”之语强作辩解,不了了之。
  2、否定他说,录入谱文如一九一一年(辛亥)三十二岁条谱文云:“据胡怀琛《西洋画之输入》所记:“李叔同是清光绪末年的日本留学生,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日本明治四十三年宣统二年—一九一O) (见《上海通志馆期刊》第四期《上海学艺概要》)。然据日本演一卫考证,其毕业当于一九一一年,实相隔一年。”
  按林氏旧谱本取李叔同“一九一O年学成返国说”,即根据胡怀琛之《西洋画之输入v。因此,按理此处应该是根据日本学者演一卫的新见资料修正旧谱的错误,重点在于写明认定的确切毕业时限即可。根本没有必要将否定他说录入谱文,既可避免谱文不伦不类没有规范,又可免去公开责难前贤:而对编者本人应该说明的修正旧谱之误,恰又宽容得只字不提。
  3、释文之后 再加评说如一九二三年(癸亥)四十四岁。当条末录出注释文丁鸿图《庆顽戒香记》有关段落:“民国十二年赴杭州,借庆福寺碗筷一副,赴杭后,即托交林赞华居士带还庆福常住S。”编者生怕读者不解,又用括号,在释文之后加[按]评说:“碗筷虽云微物,既属常住,一芥不容侵损,师持戒之精严类此。”
  (二)言遇其实 拔高谱主 这是极“左”路线思想影响下的产物,长期以来困扰著大陆学术界,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大通病。即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二者必居其一。俗称“一好百好,一孬百孬”。不能做到一分为二,全面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弘一大师新谱v也未能幸免。今释二例辩证其病。
  其一是一八九六年(丙申)十七岁条。李叔同在天津洋务书院接受新学(西学)时,曾书录思齐在恒麓书院《对诸生临别赠言》传本。内称“读书之士,立品为先。养品之法,惟终身手不释卷。持躬涉世,必抄古人中择其性质相近者,师事一人,办香奉之,以为终身言行之准。”
  按李叔同少时书录这一传本,充份表明自己受到中国儒教的影响,故在接受西方新学之时,仍醉心于儒学之教诲。这是谱主书录界齐《对诸生临别赠言》传本的本意。怎料《新谱》编者都借北大做文章,说什么“虽知致力新学”却不忘进士后代,故“仍甚热中抄科举功名”。意“欲继承光大”。进士第“门楣”。还把谱主手录《临别赠言》说成“以为终身言行之准则。”而谱主本人却对此毫无表示。可见编者此等评说,纯属牵强附会。是言过其实拔高谱主之虚美不实之说。谱之云:
  “师在青年时期,虽知致力新学,开始学习英文,然因其父为清末进士,欲继承光大其门楣,仍甚热中于科举功名。他于山西浑源县(恒麓书院)教谕(思齐)《对诸生临别赠言》传本,手自抄写,奉为读书圭臬,以为终身言行之准则㈤。”
  其二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十九岁条。李叔同在天津县学应试时之时,曾作有《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内称“盖以士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则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轻。士习端,而后乡党视为仪型,风俗由之表率。务令以孝悌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8。”
  按这段话的本意一清二楚。要求读书人注重礼仪注重言行,务求“孝悌为本,才能为末”,方可被民众“视为仪型风俗之表率”。由此可知,所谓“器识”,实指“孝悌”:所谓“文艺”,实指“才能”。此举充份表明:李叔同在接受西方新学之时,仍努力提倡儒家之伦理道德。因此时谱主尚未出国留学接受西方文明,街未成为学贯中西的一代文艺大家,所以对“器识”与“文艺”的理解还局限于儒学的范畴。与其晚年提倡之“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之内涵完全不同,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前者代表了弱冠之前对儒家伦理道德观之认识,后者代表了长期积学而形成的文艺观。由此可见,所谓大师在“弱冠前”便已形成“士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之思想,实属拔高谱主之不实之说。谱文云:
  “是年春,仍入天津县学。课卷写时文两篇。其二为《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最后提出士以“器识为先,文艺为后”之观点。大师晚年常教人以“士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之思想,在其弱冠前早已形成㈤。”
  三;借人之言 虚美谱主 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应用他人对谱主的奉承之语—尚有其事;一种是栘花接木张冠李戴—毫无此事。前者如一九二七年(丁卯)四十八岁条。大师于七月移居杭州本来寺,适李石曾到访,经弘伞法师约请,他曾为大师工书之《梵网经》作跋。编者为此录出跋语虚美谱主云:“余不曾学佛,然抄其教理则敬慕久矣。”
  后者如一九二四年(甲子)四十五岁条。大师在二月致王心湛信时,曾录出永嘉周孟由之语,盛赞印光法师之盛德。内称?水嘉周孟由尝云:“法雨老人,禀善导专修之旨,阐永明科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步武资福,宏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晚世风,折摄皆是慈悲,语默无非软化,二百年来一人而已。””编者摘录周孟由礼赞印光之语,录入谱文,变成弘一大师称扬印光法师之语,实属张冠李戴拔高谱主之典型。谱文云:
  二一月致书王心湛居士,盛赞印光法师之盛德。谓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师。称他,“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软化,二百年来一人而已。””
  (四)喧宾夺主 彰扬他人 按照各家年谱惯例,谱文所记活动,只能围绕谱主而展开,凡是背景材料与相关人物活动,只能处以从属辅佐地位,作必不可少的过渡性陈述。否则就会造成喧宾夺主不分主次之虞。《新谱》也未免此病。
  如一九四二年(壬午)之十三岁条。谱文内容是:大师寓居晋江檀林乡福林寺,有医者杜安人氏慕名到访。知彼医术高明,奈何战时药物紧缺,大师即慨赠自用西药十四种。复取其名“安人”题书冠头联云:“安宁万邦,正需良药;人我一相,乃谓大慈㈦。”如此记述,足以表达是项活动的主要内涵。可编者却对杜氏大做文章,不惜篇福在谱文引出杜安人小传,造成喧宾夺主彰扬杜氏,谱主被迫退居从属地位。谱文云:
  “师居福林寺时,邂逅檀林乡杜安人诊所医师杜培材(字安人。原籍惠安,毕业某医科学校。医术精湛,学术丰富,信奉基督教)。在檀林乡行医多年,远近闻名,病家虽佩其妙手,而苦药费过昂,贫者无力就医。杜安人医师因慕大师高名,曾专程拜访,颇受感动。时值战时,药物尤贵,大师闻之,以旧藏宝贵西药十四种赠之,嘱其普施贫民;并以其名撰一冠头联奉赠,暗劝培养医德。杜氏得赠药物致函道谢,并陈述去年晤谈时所领教的,句句是立身的座右铭。自谓“在公医制度尚未实行的社会里,所谓医生者充其量亦不过是一种靠技术换生活,与其他职业无异。”并谓“由于领受这次的恩施以后,我希望良心能驱使我,把我既往的卑鄙,从前的罪恶,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地改革过来。”不久师将离福林寺,杜安人又致一函表示惜别。并撰写“赞词”,以彰师之学德。后致书一区奉赠,今犹存福林寺。”
  摘自《十方》19卷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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