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奣映《鸡足山志》新识——代点校前言
　　鸡足山是中国佛教名山之一，自明代以来就与峨眉山、五台山等并称宇内，不仅吸引了众多宰官、名士、僧人前往参拜，而且从明末至清初，还有徐霞客、大错、范承勋和高奣映曾经先后四次编修《鸡足山志》，其中高奣映纂修的《鸡足山志》(以下简称《高志》)，集此前《鸡足山志》之大成，影响了此后编修的《鸡足山志补》，对研究鸡足山佛教乃至研究清初及其以前云南佛教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高志》为仅藏云南省图书馆的孤本，能看到原书的人不多，从而影响了人们对该书价值的了解和认识。值国家提出开发西部，云南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发展文化产业之机，点校整理出版《高志》，对于宣传鸡足山，充分发挥鸡足山旅游资源优势，把鸡足山创建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精品景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迄止2003年初，《高志》已先后有两个点校本在流传。
　　不过，由于此前的整理者缺乏必要的佛教知识，更没有整理古籍的基本素养和经验，尤其是在整理过程中不查对原本，仅据有缺页的复印本录文，疏于校对清样，使得现在流传的整上，《高志》既不是木刻版本，也不是高奣映亲笔工楷缮写或手书本，而是一抄本，是至少由三个人抄就的抄本。
　　由于既没有看过原书，又未认真阅读复印件，更兼古书读得太少，故有人提出了《高志》是楷书木刻版本的说法，这明显是错误的。只要看到原书就会知道不是木刻版本。至于认为《高志》是高奣映手书本，同样是未认真阅读《高志》而提出的错误看法。我们之所以肯定《高志》不是高奣映亲笔工楷缮写或手书本，而是抄本，是因为《高志》尽管为楷书写就，但全书不同卷的字体风格并不一致，而且在不同卷或相同卷的不同部分，在写“鸡足山”的“鸡”时，或使用鷄，或使用雞，或雞、鹞混用。具体情况是，卷一《沿革》部分、卷四、卷六、卷八、卷十、卷十二、卷十三，都用雞字；卷一《星野》、《疆域》、《考证》部分、卷二、卷七，都用雞字；卷首、卷三、卷五、卷九、卷十一，鷄、雞混合使用。要是《高志》全书都是由同一个人写成，或者会一直习惯使用其中的某一个字，或者一直混合使用，而不会在某卷中用一个字，某卷中又用另一个字，而某一卷中又两个字混合使用，区别十分明显。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现存孤本《高志》至少是由三个抄工抄就的抄本。由于书写习惯不同，其中一个使用雞，一个习惯用鹦，而另一个则鷄、雞混用。如果《高志》真是高奣映自己亲自缮写或手书，自然不会出现这种不统一而又有明显特别之处的情况。
　　二、缺漏情况
　　在长期流传过程中，《高志》出现了残损，有数页散失无存，而且已经有人注意到，1959年送云南省图书馆保存后，经人装裱后的《高志》原本出现错简，但以往的研究者均未发现，高奣映在结磷山修志，由于编纂时间较短，使得《高志》本身存在一定缺漏，一是存在有目无实的情况，二是部分内容的先后顺序与《目录》略异，三是远离鸡山，对一些资料不能详查考证，只能简单提及。
　　1．缺漏、顺序与《目录》不符、待考和笔误
　　所谓缺漏是《高志》有目，但没有具体内容。如《目录》卷七内有“方技”一目，但正文中却没有任何传。卷八内有“源流”和“户口”二目，卷十有“论”目，卷十一有“清言”、“联珠”、“枝谭”、“茶话”，卷十二《诗》(上)有“四言”，但正文中都没有存目也没有内容。
　　在顺序的编排上，《高志》目录与正文也多不一样之处。女口卷二“石”在“林”后、“洞”前，但正文中却是在“岭”后“峡”前；“窝”在“坪”后、“窟”前，正文却在“窟”后、“水总论”前。又如卷五列有“轩”、“居”二目，正文却是“罗汉壁”、“旃檀林”、“狮子林”、“九重崖”、“诸庵院静室附”等内容。卷十“募疏”目录中在“说”后、“传”前，正文却在“序引”后、“说”前。
　　与一些条目有目无内容不同的是，高奣映在修《高志》时，已经明确指出，由于他是在结磷山而不是在鸡足山修志，所以一些内容只能简单提及，具体内容待考。如卷二“石”类“棋盘石”条说：
　　“见古迹。但此在绝顶西文殊阁前。《旧志》谓
　　昔有三十二子，历历列于平整棋盘上，则是好事之前
　　人为之。另一古迹也。以著此书在结磷山，未暇往
　　考。”
　　又如卷五“上明王庙”条说：
　　“在四观峰藏经阁后。考昔阿育王庙，在今昆明
　　碧鸡关。而蒙氏所封景帝，即阿育王第三子，逐马昆
　　池东得马者也。以阿育信佛，其子精灵之愿力，亦思
　　拥护名山，于理足信。惟何以至鸡足，无典可稽焉。
　　香映潜思之，昆明既有阿育王庙，则必有景帝之庙。
　　恐久为兵燹所湮。不然，作明王以护灵山，定有记
　　载。惜避迹结磷，末(未)由往考，姑俟焉。”
　　卷八“赋税晰数”条也说：
　　“以聘伞修志，在结磷山刻日以成，遂未暇往考，
　　姑俟之。”
　　这些内容，都是因受修志时客观条件限制留下的需要进一步充实的地方。
　　《高志》还存在笔误的情况。所谓笔误，是指《高志》中出现一些明显的错误。如卷六《人物·名贤》“杨慎”条说：
　　“杨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太师廷和子。正
　　德庚辰成进士，殿试状元，授修撰。以嘉靖议大礼谪
　　云南，于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与永昌张愈光订游鸡足
　　山。” 。
　　由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杨慎即卒，故此处“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与永昌张愈光订游鸡足山”一段文字不实，当为笔误。
　　2．残缺
　　关于《高志》的缺漏，目前仅有郑志惠教授作过讨论。她认为由云龙《印行{鸡足山志)序》“惟目录于十三卷诗后列有《后跋》，今不可得见”一段文字“意其余保存完好”。在《试述{鸡足山志)》一文中，她“仔细翻检高志复印本，并用抄本与复印本对较，发现互补后是稿仍有缺漏，一缺：卷二《塘》、《湖》二目及内容；卷三《名胜上·幽胜八景》中的‘梵接天风’图一幅；《灵异八景》中的‘集殿鸟’、‘驯饭雀’图两幅。卷九第一页《物产·序》。二疑有缺文：卷一《沿革》末页‘故先胪皇’后疑语意未完，有脱文；卷二，不获见《形势》序，即‘方外史臣曰……’；末页《天池水》条‘……蜀之江津有’后疑有脱文。因不获见原稿本，不知是复印或重抄漏了这些内容，还是由氏赠省馆时此稿就有缺漏。，’在《鸡足山诸志简析》一文中，她“仔细翻检复印本，并与抄本对校，发现互补后是稿仍有缺漏。以卷首目录与书中内容相对照，缺：卷二《塘》、《湖》二日及内容；卷三《名胜上·幽胜八景》中的‘梵接天风’图一幅，《灵异八景》中的‘兽护庵僧’图一幅；卷四《名胜下·遗迹》中的‘集殿鸟’、‘驯饭雀’图两幅；第九卷《物产》的‘方外史臣曰’。从行文看，明显有脱漏处：卷一《沿革》末页‘古先胪皇’、卷二《山·天池山》‘……蜀之江津有’两条后有脱漏。因不获见原稿本，故不知是否为复印时或后来请人重抄时所遗漏。但按理说复印本和抄本均无，则很可能是原稿的问题。”
　　实际上，从由云龙《印行{鸡足山志)序》一文来看，其中“惟目录于十三卷诗后列有《后跋》，今不可得见”一段文字，并没有肯定《高志》除跋外“其余保存完好”的意思。认为《高志》除无跋外保存完好的是宾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的《鸡足山志》。郑教授这里是把宾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鸡足山志》的意思强加给由先生的序文了。《高志》确实如郑教授所说存在缺漏，但由于郑教授未曾见过原书，且“仔细翻检高志复印本，并用抄本与复印本对较”或“仔细翻检复印本，并与抄本对校”时未能通读全书，所以她一方面未能全面指出《高志》的缺漏情况，另一方面把现存的装裱错简的部分也认为残缺或有脱文。
　　将卷首目录与书中内容相对照，可以看出现存《高志》的缺漏情况是：
　　卷首残缺第28页(《高志》原本页码，下同)“迦叶像赞”、第30页“弥勒像赞”、第35至第39页“一览图”、第45页(或第45-48页或第45—52页)“八大寺分图”。卷一残缺第11页。郑教授所谓卷一《沿革》末页“古(故)先胪皇”后的脱文或脱漏，其实是云南省图书馆请人装裱时出现错简(详后)，所以语意未完。卷二残缺第1页第一个半页，即郑教授《试述{鸡足山志)》一文所说“《形势》序，即‘方外史臣曰……”，。残缺第66页以后的部分，内容至少包括对“湖”的记述。卷三缺第23页第二个半页，即郑教授所说“卷三《名胜上·幽胜八景》中的‘梵接天风’图一幅”；缺第44页，即“兽护庵僧”的图和题词，并非如郑教授所说只是“《灵异八景》中的‘兽护庵僧’图一幅”。卷四缺第19页第二个半页和第21页第二个半页。即郑教授《试述{鸡足山志)》一文所说(卷三)“《灵异八景》中的‘集殿鸟’、‘驯饭雀’图两幅。”《鸡足山诸志简析》一文中所说“卷四《名胜下·遗迹》中的‘集殿鸟’、‘驯饭雀’图两幅”。但“灵异八景”不在卷三而是在卷四，而郑教授所说“卷四《名胜下·遗迹》”并不存在，卷四中只有“《名胜下·异迹》”。卷七无第52页，不知是否有内容。卷九缺第1页，内容包括郑教授所说“卷九第一页《物产·序》”或“第九卷《物产》的‘方外史臣曰”以及见于底本目录的“树木”条和部分内容；第8页、第9页见于底本目录的“异木”及其内容；第44页，内容至少包括“芭蕉”条下“凤尾蕉”的部分文字；第肋页以后至少缺“瓜”条下附“茄子”的部分文字。卷十三缺第25页。卷末缺后跋，页数不详。
　　另外，由于复印本卷九脱印第45页第一个半页，而整理者又未查对原书，所以现在整理出版流通的两本《高志》，卷九“禽”条下均缺以下的内容：
　　“禽
　　灵鹫
　　《佛国记》：波丽国两峰双立，相去二三里。中道
　　鹫乌恒居其岭焉，故谓之鹫岭。崛为耆阉。竺法维
　　云梵语耆阉即鹫也，崛谓青石头，似鹫鸟形。其王增
　　之翼以肖之，则鹫形，为青色，与今朝门之鸟羽近似。
　　鹫
　　梵语又呼灵鹫之大者为姑栗陀，小者为揭罗阇
　　乌，非。此方生长，惟每岁春夏一来朝门即飞旋矣。
　　非大树不栖，非高崖不止。不见其食，不见其饮，斯
　　为灵矣。”
　　两种整理本因据复印本整理而出现的其他缺漏是：由于复印时卷九第64页最右一行小字(即“茈即古”三字)复印不清，故两种整理本均缺漏这三个字。卷十一第57页最右一行小字复印效果不好，故鸡足山佛教协会整理本缺该行“摘庚午年游鸡山拈”八字，芮增瑞整理本缺“摘”字。卷十二第30页右下角小字因复印时有杂物遮挡，有一字不清楚，故“海玄关开玉丝厂”数字中，两种整理本均缺“厂”字。
　　3．错简
　　鸡足山佛教协会和芮增瑞先后整理《鸡足山志》时，已经发现《高志》存在错简，并对其内容重新作丁正确的调整。不过，他们没有对错简的具体情况作特别说明。郑志惠教授因未看出《高志》存在错简的情况，所以将一些本来仍存的内容认为有脱漏。
　　错简的情况是这样的：
　　卷一《沿革》第22至30页，被掺入《考证》，编为二二至三十页，《沿革》的第3页被改标为(当为后人装裱时所为)《沿革》“三十一”。《沿革》第4页至第21页未变。但原《考证》第X至28页则搀人《沿革》，编为二十二至二十八。《沿革》第1页被改标为“二十九”(原《沿革》第29页，已搀人《考证》，标“二九”)，第2页被改标为“三十”(所以现在卷一有“沿革”二字的三十页有两张，第2页改标成者有表格，原第30页已搀人《考证》，未有“佛陀山常住”朱印一方)。原《沿革》第2页即现存《高志》卷一《沿革》第三十页末“故今先胪皇”数字与原《沿革》第3页即现存《高志》卷一《考证》第三十一页(上标“沿革…‘三十一”)“古圣人似冠其首”数字分开，从而被郑教授误以为有脱文或脱漏。因此，云南省图书馆现藏《高志》原本除《考证》第X至30页要与现《沿革》第22至28页互换外，现《沿革》第29页、第30页的页码要相应改为第1页、第2页，《考证》第三十一页的页码要改为第3页，并与前二页一同放到《沿革》第4页以前才对。卷二第66页第二个半页，在云南省图书馆请人装裱时被置于卷十一第76页第二个半页的位置上。卷四第35页，错装在卷四第39页后第40页前。为方便识别，兹列表如下：
　　┌─────────────┬───────────────┐
　　│ 所在卷原页 │ 现错简页 │
　　├─────────────┼───────────────┤
　　│卷一《考证》二十二至二十八│卷一《沿革》二二至二八 │
　　├─────────────┼───────────────┤
　　│ │卷一《沿革》二十九 │
　　│卷一《沿革》一 │(接《考证》二十八) │
　　├─────────────┼───────────────┤
　　│ │卷一《沿革》三十 │
　　│卷一《沿革》二 │(有表格，接上页) │
　　├─────────────┼───────────────┤
　　│ │卷一《沿革》三十一(接有“佛 │
　　│卷一《沿革》三 │陀山常住”朱印的原《沿革》三 │
　　│ │十，放在《考证》之末) │
　　├─────────────┼───────────────┤
　　│卷一《沿革》二二至二八 │卷一《考证》二十二至二十八 │
　　├─────────────┼───────────────┤
　　│ │卷一《沿革》二九 │
　　│卷一《沿革》二九 │(接《沿革》二八，放在《考证》 │
　　│ │之末) │
　　├─────────────┼───────────────┤
　　│ │卷一《沿革》三十 │
　　│卷一《沿革》三十 │(有“佛陀山常住”朱印，接上 │
　　│ │页) │
　　├─────────────┼───────────────┤
　　│卷二第66页第二个半页 │卷十一第76页第二个半页 │
　　├─────────────┼───────────────┤
　　│卷四第35页． │卷四第39页后40页前 │
　　└─────────────┴───────────────┘
　　另外，还存在重页或缺页的情况。如卷二有两张44页，卷九有两张48页。卷三无缺页码为5的页，卷九缺页码为51的页。
　　三、承袭和影响
　　所谓承袭，是指《高志》与此前《鸡足山志》的关系，而影响，则是指《高志》与此后纂修的《鸡足山志》的关系。在《高志》纂修以前，《鸡足山志》曾经三次编修，即徐霞客、大错和范承勋修《鸡足山志》，在《高志》纂修以后，民国时期赵藩、李根源辑《鸡足山志补》，20世纪90年代则有宾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鸡足山志》。《高志》与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1．保留了徐霞客《鸡足山志》的部分资料
　　在《高志》中，曾数处称引徐霞客《鸡足山志》：
　　“沙址西，在尊胜塔崖下，恒有罗汉出没其间。
　　昔一西僧坐‘灵山一会坊’，次谓山中僧曰：‘我戏取
　　龙钵中，汝取携归，置于何处，则其处大水矣。’僧袖
　　小蛇，放之悉檀寺，即今大龙潭。西僧又自乘一虎入
　　坪云。读徐霞客《鸡山旧志》，于此一骇焉。”(卷二
　　《形势·坪》“罗汉坪”条)
　　“鸡山惟石钟寺创自唐时。谓赤龙移潭于寺左，
　　风雨蟠腾之际，口坠石珠，大如斗，敲之则噌咳有声。
　　寺成，即以是名寺云。此徐霞客初修《志》时考之明
　　儒艾能奇所言者。”(卷四《名胜(下)·古迹》“钟石”
　　条)
　　“寺名石钟者，阁之左古有澄潭，上悬崖石，叩之
　　如钟鸣，故以名寺。香映考徐霞客所修《志》谓：明儒
　　艾能奇谓‘赤龙移潭于寺左，风雨腾蟠，口堕石珠，大
　　如斗，敲之则如钟鸣。寺成，即以是得名寺焉”’。
　　(卷五《建置·寺》“石钟寺”条)
　　“按：咸通中，与郑云叟赋，万言。落第，遁入天
　　台。常隐蜀青城山。称东瀛子者，亦杜光庭也。有
　　入滇之迹。徐弘祖《鸡足山旧志》入东瀛子于流寓，
　　兹系之。”(卷六《人物(上)·名贤》“杜光庭”条)
　　(段青膀)“《大理志》置小澄前，曰‘唐时人也’。
　　徐霞客《鸡山旧志》则曰‘宋人’。两存之以待考。”
　　(卷七《人物(下)·神仙》“杨青膀”条)
　　徐霞客《鸡足山志》久佚，《高志》保留了该志的部分资料，对于研究徐霞客《鸡足山志》、考订该志的卷数、内容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继承和保存了大错和范承勋《鸡足山志》的部分内容
　　由于《高志》卷首《志例》称“今本兵尚书范苏公先生曩制滇时，恹恶札之淆漓，欲撮醇去玼，再思翻刻。乃僧惧删其旧，悉取大错之志一字不移而刻之”，因此在他眼里，范承勋《鸡足山志》就是大错的《鸡足山志》。
　　尽管这一说法不完全对，但从一个方面肯定了范承勋《鸡足山志》对大错《鸡足山志》的继承。而且在范承勋《鸡足山志》中，也确实保存了相当多的大错《鸡足山志》的内容。如《高志》称，“大错和尚考六诏至唐宪宗元和十八年，蒙氏以计灭五诏，都于叶榆。以其地在六诏之南，故名南诏。后改为大理国。考六诏之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鸡足一山，盖处六诏之中。”而范志卷一也称，“滇初名六诏，至唐宪宗元和十八年，蒙氏以计灭五诏，都于叶榆。以其地在六诏之南，故名南诏。后改为大理国。考六诏之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鸡足一山，盖处六诏之中。”则此段文字出自大错《鸡足山志》。当然，这是根据《高志》的记述来鉴别出来的。
　　又如，范承勋《鸡足山志》相当多的地方保存了大错《鸡足山志》的行款。如范承勋《鸡足山志》卷四石钟寺“明永乐、正统间敕赐大少林寺僧了通”，华严寺“万历庚寅颁赐藏经”，悉檀寺“天启四年敕颁藏经”，放光寺“戊戌年敕颁藏经”，木太守祠“请建祝国悉檀寺上可其奏”，“建万寿殿以致祝国之诚”；卷六大觉寺开山本安无心和尚条“万历己丑慈宫颁藏鸡山”；慧光条“后神宗李太后召开堂于北京”；周璧条“至永历圣主人滇，颁赐紫衣”；卷八宸翰部分；卷九悉檀寺碑铭，“题曰祝国悉檀禅寺”，“所愿宸极昌熙”、“永敛箕畴之福皇图巩固”，“祝圣五服之同心”等，显然都是大错《鸡足山志》的行款。
　　因此，相当多见于范承勋《鸡足山志》的内容，无疑都出自大错《鸡足山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志》中见于范承勋《鸡足山志》的内容，如果不能确实肯定为范承勋《鸡足山志》所独有的话，基本可以认定出自大错《鸡足山志》。
　　在《高志》中，有相当多的内容并见于范承勋《鸡足山志》，文字出入也不大。如《高志》目录中，卷五有“轩”、“居”二目，但正文内容则是不见于目录却并见于范承勋《鸡足山志》卷五的罗汉壁、旃檀林、狮子林、九重崖、诸庵院静室。又如《高志》卷五“逍遥桥”作：
　　“在法界庵西倚杖溪上。大错和尚修志片云居、
　　担当老人隐居宝莲庵、无尽禅师寓断际处，恒与仙
　　陀、眼藏诸衲子闲游至此，倚杖逍遥。苍波题桥为逍
　　遥，溪为倚杖，志所怀也。”范承勋《鸡足山志》“逍遥桥”作：
　　“在法界庵西倚杖溪上。昔大错和尚修志片云
　　居、担当老人隐居宝莲庵、无尽禅师寓断际处，恒与
　　仙陀、眼藏诸衲子闲游至此，倚杖逍遥。故名。”
　　二者文字几近。
　　再如《高志》卷五“三笑桥”作：
　　“在白云居内秋月池上。还源禅师隐于此者二
　　十年，送客不过桥。一日，大错和尚同眼藏来访，还
　　源不觉送过是桥。眼藏云：远公乃过虎溪耶!三人
　　大笑而别。桥遂以此得名焉。”与范承勋《鸡足山志》对“三笑桥”的记载相比，仅多一个字。
　　此外，在《高志》卷六中，有相当多僧人的传记，也当本大错或范承勋《鸡足山志》而成。如《高志》中寂观、洪相、如常艮一、真怀冲虚、文玺、真利、来秀、寂定、印宽、云和、周东华、还源、谭文化、妙峰、德心、真全、大干、雪影、洪度等人的传记，或者与大错或范承勋《鸡足山志》文字全同，或者近同，显然是本大错或范承勋《鸡足山志》而成。
　　不过，尽管与大错或范承勋《鸡足山志》有相当多相同的部分，但也有不尽相同的部分。如范承勋《鸡足山志》卷八中大错《檀花箐记》，僧古道(俗名吴子朗)《游仙掌峰记》、《狮子林记》、《九重崖记》，朱昂《游盘陀石记》，古笑(俗名戴若)《游鸡足山记》：卷九中陈天工《重修鸡足绝顶记》，州守蒋尔第《天长阁记》，廖士伸《大士阁三摩禅寺记》，《邓川州奉道府厅明文碑》，《详允鸡山直隶僧户碑》，《豁免鸡山杂差碑》，《豁免鸡足山杂差门户采买碑》，《详允鸡山直隶僧户碑》，卷十徐元圭《游鸡足山记》，都不见于《高志》。卷十“五言古诗”大错《华首门》、无尽俗名陈起相《瞻华首门》、大错《尊胜塔院待月》、古笑《九重崖下独坐》，“歌行”张瑞扬《古雪斋听雨》，“五言律”张学懋《宿大圣寺》、白绍光《悉檀寺》、曹延生《晚步钵盂庵》、李如楠《古雪斋看山茶》、《宿迦叶殿》、广称《宿迦叶殿》、李思谦《人日鸡山》、古道《前题》、玄珠仙陀《前题》、大错《不知处》、沈天锡《牟尼庵》、许谟《再宿迦叶殿》、大错《前题》、大错《山中送张李两公归途有感》、曾化龙《前题》、广称《前题》、王珣《重游鸡足》、大错《山僧藤杖》、卢桂生《山夜静坐》、刘德溥《(山居)前题》，“七言律”李元阳《铜瓦殿赠袈裟静僧》、苏湖《游鸡足山》、李如楠《留别传衣寺古松》、陈大猷《古雪斋赠安仁禅师》、大错《迦叶殿留宿》、释禅本无《扣华首门》、马绍严《登鸡山绝顶晤眼藏上人》、何如璧《传衣古松》、大错《石钟寺》、曹延生《过大觉寺》、沈天锡《登鸡山绝顶》、许谟《罗汉壁》、无尽《传衣寺看杜鹃花有感》、赵大生《鸡足山绝顶》、张炳《除夕山中同严复如》、大错《(尊胜塔院看落梅)其三》、李如楠《前题(尊胜塔院看落梅)》、古笑《前题(尊胜塔院看落梅)》、大错《片云居海棠》、《(片云居海棠)其二》，卷十“五言绝句”玄珠《忆狮子林旧居》、大错《松下独坐》、《新竹》、古处《竹间看云》、卢桂生《雨过》、大错《竹间待月》、卞庭槐《瀑布》、张瑞杨《游山遇雨》，“六言绝句”广称《山居吟(一)》、大错《松下煮茶》、古笑《山居吟(一)》、朱昂《山居吟(其三)》不见高志，“七言绝句”岷王禋汴《寿鸡山和雅禅师(其三、其四)》、释禅《直指朱公游鸡足因赠》、《迦叶殿》、古道《游仙掌峰独宿华首门》、大错《鸡山梦中得句》、《梦题烂柯图》、《溪边晚眺》、《山居》、古笑《蒲团》、古处《初到鸡足山》、古笑《华首门》、官纯胤《华首门》、洪希《佛灯》、孙继位鸡山八景之《天柱佛光》、张瑞扬《洱海回岚》、沈魁《(洱海回岚)前题》、卢桂生《塔院秋月》、性灵《(塔院秋月)前题》、妙谦《万壑松涛》、吴恕恒《登华首山》、《登鸡足山绝顶》、吴敬恒《舍弟恕恒作牧宾川书来极道鸡足山之胜，因成长句寄题其上》，也都不见高志。因此，《高志》既继承了大错或范承勋《鸡足山志》中相当多的内容，但也有非常明显的不同之处。对《高志》与大错或范承勋《鸡足山志》的关系，要实事求是地看待。
　　3．对《鸡足山志补》的影响
　　宾川县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鸡足山志》中记述《鸡足山志补》时说：
　　“云南著名学者赵藩、李根源合辑。1912年，二
　　人偕游鸡足山，住悉檀寺十余天，或登山览胜，或援
　　古证今，将范《志》所遗金石、书画、艺文等辑为《志
　　补》一册，共四卷，于1913年5月予京师聚珍版印
　　行，赵藩作序，李根源题签。四卷中，‘徐氏志目志
　　略、人物’为一卷，‘金石、书画、榜联’为一卷，‘艺文’
　　为两卷，内容过简略，仅作资料辑录，然可补范《志》
　　之不足。编者未曾见高《志》，仅针对范《志》而言，旨
　　在‘铢积黍累，后之有修山志者或亦不无有取于
　　斯。”
　　这里称《鸡足山志补》“可补范《志》之不足。编者未曾见高《志》，仅针对范《志》而言”，与赵藩《鸡足山志补序》一文有关。赵藩《鸡足山志补序》说：
　　“《鸡足山志》，创修者江阴徐氏弘祖，增修者丹
　　徒钱氏邦芑。其原书今皆不存。今行世本，曰沈阳
　　范氏承勋重修。以余观之，殆一沿钱氏之旧，不
　　过于诗文增入数篇，而冠以己叙，暨诸大吏之叙耳。
　　钱志面目犹是。惟《徐志》无征，差幸《霞客游记》之
　　末，附录《鸡足山志目》与《志略》，为得其体例大
　　概而已。昔人致慨于新志出则旧志亡，不其然哉?
　　民国壬子秋八月，余与腾冲李君印泉，既解兵
　　柄，挟僚友为鸡山之游，住悉檀寺者旬余，筇屐所至，
　　援古证今，十得八九。而山中文献，志外所佚，或载
　　往籍，或遗僧寮，犹往往而有。印泉谓宜辑为志补，
　　余深韪之。爰首钞徐氏《志目》、《志略》，则可与钱志
　　互证者。次人物，次金石，次榜联，次书画，次艺文，
　　则钱志所未载者。厘为四卷，付之胥吏。”
　　正是由于赵藩在其《鸡足山志补序》中只提到徐霞客、大错和尚和范承勋所修《鸡足山志》，并未提到《高志》。因此新编《鸡足山志》说“(《志补》的)编者未曾见高《志》，仅针对范《志》而言”。但事实上，赵藩等人不仅曾见《高志》，而且《鸡足山志补》有相当多的内容出自《高志》。
　　如《鸡足山志补》卷一人物部分，所记依次为盛览、唐九征、杜光庭、高泰明、汝南王、程本立、杨慎、陶埏、木公、木青、木增、悟祯、徐弘祖诸人，其名目均见于《高志》卷六，而且除汝南王外，其他人的先后顺序与在《高志》中相同。从内容来看，也有相当多的内容最先见于《高志》。另外，卷一鸡足山书画诗禅人表和鸡足山寓贤表，人名也分别见于《高志》卷六、卷七。特别要提的是，朗目慧光为明代著名僧人，其传并见于范承勋《鸡足山志》和《高志》，但《高志》卷六“诗画禅”部分误作“朗月慧光”，且系于清代，这种错误也出现在《鸡足山志补》，这说明《鸡足山志补》不仅依《高志》卷六录文，而且抄袭了《高志》的错误。
　　又如《鸡足山志补》卷三录古近体诗共85首，除第4-7页徐弘祖23首和第3页陶珙1首《宿大觉寺步冰长鲁公祖韵》外，其他都见于《高志》；卷四录杂文共21篇，除第1—2页晋王李定国令《宽减常住钱粮杂派令谕》、李元阳《寂光开山定堂禅师塔铭》、第5页姜思睿《寄鸡足山偏大师书》、第7-8页傅宗龙《寂光三世水月禅师道行碑记》4篇外，其他17篇都见于《高志》。两相比较后，同样可以看到不仅一些诗文的排列顺序与《高志》相同，而且个别只出现在《高志》中的错误，也同样出现在《鸡足山志补》中。如果《鸡足山志补》不是抄袭《高志》，而是完全按“志外所佚，或载往籍，或遗僧寮”的山中原始文献录文，自然不会与《高志》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尽管现在尚不能将《鸡足山志补》中抄袭自《高志》的内容完全辨析出，但有相当一部分出自《高志》则是可以确定的。赵藩等人不仅曾见《高志》，而且《鸡足山志补》有相当多的内容出自《高志》，《高志》对《鸡足山志补》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与段晓林合作，原载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第二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鸡足山志)点校》，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