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和下西洋中宗教文化的规范性传播
　　张良君
　　摘要：在下西洋中，郑和使团作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的使者，在海外进行了多种文化传播活动。无论在郑和使团内部还是在郑和使团与海外人民之间，都进行了宗教文化传播，且大多通过宗教活动进行传播，从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及传播效果上，都体现了规范性传播的特点。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郑和使团；宗教活动；规范性传播
　　郑和使团七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前后到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出发前在国内还是下西洋在海外，都进行了许多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动的开展促成了下西洋的顺利进行。从传播学角度来说，每次宗教活动都是一次有效的宗教文化传播活动，从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看，都体现了规范性传播的特点。
　　一、使团内部的规范性传播
　　传播学理论指出，在一个组织群体中，群体意识的强弱对组织内部凝聚力的形成有直接影响，群体意识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就强，反之则凝聚力弱。而群体意识又包括群体目标、群体规范、群体感情和群体归属意识，这几个要素越具备，群体意识就越强，越欠缺则群体意识越薄弱。郑和使团作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的组织，怎样才能形成很强的群体意识以建立一个凝聚力强、有中国特色的形象组织?怎样才能形成一套自觉遵守的行为规则和价值取向呢?“群体意识无疑是在群体信息传播和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郑和使团内部需要进行规范性传播，有意识地营造一种传播情境，有目的地传播有效信息，促成群体意识的形成。
　　郑和使团下西洋，目的明确，纪律严明。也就是说，郑和使团群体目标具备了，还要有统一的群体规范、强烈的群体感情和浓厚的群体归属意识，在思想、言行等各方面始终保持高度统一，严格遵守规则，保持组织形象，以求完成下西洋的使命。要形成统一的群体规范，除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措施外，还需要宗教文化：要使全体成员对组织在精神上形成一体化的感情，产生浓厚的群体归属意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也离不开宗教文化。因为自古以来，宗教在中国一直有较强的影响力，人们能够凭借共同的宗教信仰形成有效的传播关系，加深感情。从郑和使团内部的宗教文化传播来看，在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技巧等方面都是围绕规范性传播进行的。
　　(一)传播目的的规范性
　　郑和下西洋次数多，历时长，每次下西洋需要近两年时间，航海路途艰险遥远，郑和使团队伍庞大，人员众多，思想复杂，思想情绪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波动，行为难免有所松弛。从下西洋的实际过程看，郑和使团举行了多次宗教活动，单单瞻礼天妃海神在国内就进行了多次，如每次下西洋前沿途祭祀天妃，平安归来后酬谢天妃等。从传播学方面分析，这些宗教活动都体现了规范性传播的特点，传播了一种“神”的思想，在这些宗教活动中营造了一种特殊的传播气氛，不断强化刺激成员的感官，以致每个成员都能接受内部所传播的宗教思想，逐渐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群体规范，坚定他们下西洋的意志，最后表现在行动上，全心全意为下西洋效力。
　　(二)传播内容的一致性
　　郑和使团所进行的宗教活动，有的活动有碑文记载，如泉州灵山圣墓行香时的立碑刻石记载“望灵圣庇佑”闭，郑和印造的《大藏尊经》奉施全国各著名佛寺流通供养，以报答“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阿之恩。第四次下西洋回国后兴建天妃宫，立有《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文描述了天妃显灵搭救众人、化险为夷的情景。第七次下西洋在刘家港兴建天妃宫，宫内所刻碑文首推天妃说：“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之神，威灵布于巨海，功德著于太常，尚矣。”等等，从这些文字分析，郑和使团在每次宗教活动中都传播了一种“神”的思想。如神灵庇护、神灵相助、神能胜天等宗教思想，在传播内容上体现了一致性。虽然使团成员中大多数对下西洋的目的明确，态度坚定，行为统一，但也有一些成员心存顾虑，尤其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许多成员对远航路途遥远、艰险等方面产生了畏难情绪，对航海能否生还忧心忡忡。如随船医生陈常，“临终但日：‘今不葬身鱼腹矣。’”这是当时使团成员中畏惧心理的典型表现。针对成员中存在的畏难心理，从当时的文化、心理、技术等方面需要出发，郑和在使团内部传播了宗教文化中“神”的思想，借助“神”的力量统一思想，规范言行，使无顾虑者意志更加坚定，有顾虑者解除忧患，对下西洋达成共识。
　　(三)传播媒介的多样性
　　郑和使团每次进行宗教活动，都是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宗教文化传播，从宗教活动的记录分析，除了依靠当时使用得最频繁的有声语言外，还借助了多种传播媒介，如体态语言、物质符号、碑文、书籍等多种媒介，在当时的传播技术条件下，体现了传播媒介的多样性。如在永乐五年到宣德五年(1407-1430年)间，郑和八次捐钱印造《大藏尊经》，在全国各著名佛寺流通供养，这里用的是文字传播。郑和使团第七次下西洋前重修天妃庙、新建夭妃官、拜祭天妃神、立碑、刻碑文等，则用了物质符号、有声语言、体态语言、文字等多种媒介。
　　(四)传播效果的显著性
　　作为使团带头人的郑和，他是中国当时流行的三大宗教的虔诚信徒，对伊斯兰教、佛教都有信仰，且对天妃海神格外尊崇，他能成为使团内部宗教文化传播的意见领袖，在使团中具有绝对权威性，他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在使团成员中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因此他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在使团成员中接受程度高。而且使团中的很多成员也有宗教信仰，如翻译马欢、哈三、蒲和日等也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随从王景弘、侯显、王贵通等人都信仰佛教，几乎所有的成员都信仰天妃海神。因此，在宗教活动中，郑和与宗教信仰者之间传播机遇多，互动频率高，传播效果好，感情越来越深厚，关系越来越牢固，群体意识也越来越强，组织凝聚力也越来越强。另外，郑和使团中那些虔诚的宗教徒在宗教活动中积极参与，传播中所产生的共鸣强烈，形成的宗教文化传播气氛相当浓厚，对使团中那些有偏离性意见或思想观念动摇者造成了一定的信息压力，那些成员受到一种群体感染，也逐渐消除了偏离性意见，转变了思想观念，统一了思想，协调了活动，全体成员维持了群体的自我同一性，规范性传播效果实现了，“众愿如斯，咸乐趋事”。
　　二、在海外的规范性传播
　　郑和使团下西洋以前，东南亚、南亚、西洋一带因宗教不一，经常发生争端，海道不宁，因此郏和使团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就是“宣教化于海外”，规范海外各国友好相处，“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那么，采取什么方式才能让沿海各国人们自觉遵守这一规范?当然需要在使团与沿海国家人民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传播关系，传播必要的文化信息，促成和谐。传播学理论指出，当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由于某些共同感兴趣的信息而聚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进行有效传播，而且任何传播活动总是在一定时间、空间、场合与背景中发生的，超时空的传播活动是不存在的。因此，在下西洋中，郑和使团与海外人民之间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同感兴趣的宗教文化作为传播纽带，开展一些宗教活动，在活动中相互交流和沟通，从而达到规范性传播目的。郑和使团在海外宗教文化的规范性传播主要体现如下：
　　(一)传播对象的差异性
　　郑和使团与沿海各国各地区人民之间虽然因为宗教文化而形成了传播关系，但是沿海地域复杂，各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宗教等各方面差异性很大，因此郑和使团面对的传播对象千差万别，在接受态度、行为、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资料分析，当时的南洋、西洋一带有许多国家也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对郑和使团来说，在那些地方很容易建立传播关系，较容易凭借共同的宗教文化找到合适的传播对象。而东南亚、南亚各国，尤其是南洋群岛一带的小国家还没有信仰伊斯兰教、佛教，郑和使团面对的传播对象对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完全是陌生的，他们对郑和使团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可能采取迷惑或抵制态度。沿海国家有些人民还信仰“鬼教”，此类传播对象对郑和使团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完全是抵制或排斥的。可见，郑和使团面对的传播对象在宗教文化现状、接受态度和行为等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二)传播内容的灵活性
　　针对传播对象的差异性，郑和使团只有适当调整传播内容，以求达到规范性传播目的。对宗教信仰历史悠久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宗教信仰稳定，郑和使团就依照当地的风俗开展宗教活动，传播当地人们乐于接受的宗教文化，使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接受郑和使团所传播的宗教文化。而对没有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则选择佛教或伊斯兰教中让他们较容易接受的内容进行传播，传播内容由浅人深，由少到多。对沿海地区原有的较好的宗教文化，郑和使团则尊重他们，遵从他们的宗教文化，甚至在传播佛教或伊斯兰教的同时不同程度地接受当地的宗教文化。
　　如锡兰山崇信佛教历史悠久，郑和使团每次到锡兰山，必须到佛寺进行佛事活动，尤其是第二次下西洋，除了向佛寺布施礼品外，还立石刻碑文，碑文分别用汉、泰米尔、波斯三种文字传播佛教文化。在爪哇，发现土民崇信鬼教，郑和使团曾极力劝服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而在古里国时，发现当地人民“俗淳厚，尚信义”，既信仰佛教、伊斯兰教，又敬重象牛，郑和则命令部下切实尊重并接受当地风俗，且用文字记载此事，既传播当地的风俗，也传播佛教和伊斯兰教。由此可知，郑和使团在沿海地区传播宗教文化，能够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适时调整传播内容，注意了传播内容的灵活性。
　　(三)传播方式的技巧性
　　郑和使团面对不同的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必须讲究传播方法，注意传播的技巧性。当时南洋、西洋一带的许多国家和郑和使团一样，也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那么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很容易建立起有效传播关系，在规范性传播上技巧性要求不高。而对没有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则要讲究传播技巧，要在了解他们的信仰或特点的基础上，采取感情诉诸或说服教育的方式传播宗教文化，甚至采取恐惧诉求的方式传播，强制受传者接受规范性传播内容，达到规范性传播目的。
　　据《外国史略》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到爪哇时，爪哇土民崇信鬼教，郑和使团曾劝服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据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斯拉默穆利亚纳在《印度——爪哇王朝的覆灭和努山打拉伊斯兰国家的兴起》一书写到：“郑和先是在巨港，后来在山巴斯(西加力曼丹)建立穆斯林华人社区，接着又在爪哇沿海、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等地建立类似的社区。他们遵照哈纳菲教派的教义和义务用华语传播伊斯兰教。”面对宗教信仰不同的传播对象，郑和使团采取的传播方式既有说服传播，也有集中传播。而对完全排斥佛教或伊斯兰教的人们，在进行规范性传播时，郑和使团则采取多种传播方式相结合。如对锡兰山国王阿烈苦奈尔，第一次到锡兰山，郑和发现国王“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靡恤国人，亵慢佛牙”，曾劝其“敬崇佛教，远离外道”，改邪归正，但未成功；第三次下西洋郑和再次要求他改邪归正，而他反而“欲图害使者”，于是郑和使团捉拿了他，并带回中国交与明成祖，且在其亲属中选择了较贤能且能尊佛教的人为锡兰山国王，同时他也被遣送回国。可见，对抵制心很强的传播对象，郑和则采取了说服、强制、感化等多种方式传播宗教文化。
　　(四)传播效果的有效性
　　郑和使团在海外进行规范性宗教文化传播，对于统一沿海各国的宗教文化、联络各国各地区人民的感情、加强各国之间的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实现了规范性传播效果，“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至今在南洋、西洋一带还保留有三宝庙、三宝垄、三宝洞、三宝寺等古迹，有些寺庙中还摆有郑和雕像，海外人民把郑和当作神灵敬仰，足以说明郑和使团在文化传播效果方面的有效性。
　　当时，郑和使团所访问的亚非国家中，许多国家有信仰伊斯兰教或佛教的传统，郑和使团中凡信仰伊斯兰教或佛教又懂得当地语言的成员，纷纷以语言为媒介，以伊斯兰教或佛教为信息纽带，和当地老百姓交流，融入到当地的人民生活中，广泛地传播宗教文化，信息量大，既增进了与当地人民之间的感情，又能达到规范性传播效果。而且在沿海一些地区相继建立了穆斯林社区和清真寺，集中传播伊斯兰教，这样，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传播渠道越来越多，有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传播方式由说服传播到感染传播、教育传播，程度越来越深，使得伊斯兰教在南洋各地迅速、广泛传播开来。据资料显示，当时的华侨穆斯林在各地区传播伊斯兰教十分积极，一个世纪之后，爪哇终于由华裔穆斯林创建的伊斯兰王国所管辖了。可谓是“伊斯兰教从群岛的一端迅速蔓延到另一端，这也许是在宗教史上没有先例的。”至今印尼日惹华文联谊会会长邓国光都说，印尼全国约有90％的人信仰伊斯兰教，这是郑和在印尼传播伊斯兰教的功劳。可见郑和使团传播伊斯兰教的影响之大，效果之明显。
　　除了向海外人民传播佛教和伊斯兰教外，也传播了天妃海神的神力，使得海外人民纷纷来华朝贡或贸易，“洪涛巨浪帖不惊，凌空若履平地行，雕题卉服皆天氓，梯航万国悉来庭”。
　　总之，从郑和下西洋中的宗教文化传播来看，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信息的传递呈现接受与反馈的双流向，充分利用当时的传播媒介，运用一定的传播技巧。传播了宗教文化，实现了规范性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