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千年的中国书法史上，颜真卿是一位占有崇高地位的大家，由于颜氏同时又是一位以忠烈之名垂世的士大夫，他的书法艺术，历来都被偶像化为正人君子而受到崇拜。

　　然而，当我们全面、深入地剖析颜真卿的书法时就会发现，颜书的艺术形象在整体风格的统一性之下却蕴含了极为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变化。他的楷书碑刻虽多，“而体制未尝一也，尽随其所感之事，所会之兴……故观《中兴颂》则闳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仙坛记》则秀颖超群，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余皆可以类考”(朱文长《续书断》语)。特别是他的行草书，那种随着特定情境而变化的现象更是十分突出——欣赏颜氏的行草书作品，几乎是一品一个模样，一品一种感觉。笔法相同者，或结体迥异，布置相左；结体相近者，又笔意互乖，章法两别。所以苏东坡说：“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极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①

　　颜真卿书法的神龙变化，表明他的艺术创作已经超越了单一功用性的目的，进入到摒弃功用，而直指心源的纯艺术境界。从艺术与哲学的关系来看，他的这种创作，已经脱离了儒家讲求美善合一，强调功用、统一、规范的模式，而进入到庄子天人冥合，自由无碍的境界。他的一部分作品(如《裴将军诗》)，压根不计较既有法规的约束，变化奇特，放荡不羁，已经明显具有佛家直指心源、自性觉悟的风度。

　　认真分析颜真卿书法特色形成的思想基础，我们发现，是佛教思想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具体地说，颜真卿的书法，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深受其佛道思想影响的结果。这一点，在历来学术界都被忽视。

　　在颜真卿儒学化的现实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一个佛道融合的体系，这是一个有史籍依据的事实。据《颜氏家谱》等史料记载，颜真卿家学渊源中即有着浓厚的佛教思想。他的五世祖颜之推即是一位参佛有得的居士，而且他著《颜氏家训》，强调子孙要“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颜真卿在中年之前，由于仕途得意，生活境遇良好，参与佛教的活动较少。五十岁左右，他亲身经历平定安史之乱的残酷战争，叔、子、弟兄数人并在战争中丧生，家境由此下衰，加上安史之乱后，仕途并不如意，他的人生态度、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遭到贬谪以后，便一改执着儒雅的常态，开始寄情山水，沉湎诗文，依托佛道。当他途经九江，与熙怡律师结为参禅之侣；游西林寺，向内弟殷寅的阿阇黎法真律师请教佛法；在杭州，他与皎然交游密切，《韵海》完成后，“命皎然师赞二十卷”；在赣南，他与大明寺岩俊相契合，又与上恒师友善；他对刘宋时居士沈真乘的礼佛行为十分崇拜，又仰慕谢灵运的译经壮举。至于探访高僧名德，撰文纪颂佛道盛事，写经书石等礼佛活动就更多了。②最为典型的是他为肃宗放生池树碑的事。据朱关田《颜真卿年谱》记载，颜真卿先后于乾元二年(759)、乾元三年(760)、大历八年(773)、大历九年(774)为肃宗立放生池一事三度书碑、两度奏表，又自采乐石，铭其始末。肃宗立放生池，意在为安史乱中亡人消弭宿业、积聚功德，颜氏如此虔诚地铭记此事，无疑体现了他对佛教轮回思想的信仰。

　　正是这许多的事实，表明颜真卿已经深谙禅味，参学有得，所以他终于在湖州，成为慧明大师的“菩萨戒弟子”，作了一个正式的居士③。清人彭际清著《居士传》，收有颜真卿一传，恐怕依据即在于此。

　　颜真卿在崇信佛教的同时，也热衷于道教，如他神交于上清派茅山道士李含光，仰慕晋时的道士王、郭二真君，寻访仙迹，纪述麻姑、华姑等道人事迹等等。这与当时佛教与老庄思想融合、佛道二家教义互释等现象密切相关。这说明颜真卿的思想是佛道并存的。不仅如此，他作为一个长期执着于政务的儒者，要在思想上真正进入佛家万法归空的境界，还有一个修炼的过程。从他热衷于道教和所接触的佛教人士多属于律师，并受菩萨戒法来看，他的信佛尚未完全摆脱现实人生的束缚，就其实质来说，乃是由入佛的途径达到了老庄的虚静的境界。

　　正是这种佛道结合的思想境界，深刻地影响了颜真卿的书法创作模式，使得他的艺术生命放出夺目的光彩。

　　人的思想观点、生活态度之所以与艺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特定的思维模式，影响人的审美习惯、审美理想，左右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而实现的。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各种艺术因为受儒、佛、道各种思想影响的结果而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儒家式的艺术，强调美善合一，注重人伦教化，反对偏颇和奇变；道家式的艺术无可无不可，但强调天人合一，进乎道，所以是一种长期修炼后的自由；佛教到唐宋以后，对艺术精神的影响特别明显，那就是把艺术中主体的地位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使艺术真正成为一种表现主体人生的体验、生命意味的对象，对艺术规范也有了完全不同于儒家思想的观念——为我所用，为心灵所用。

　　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形成其特色的。综合看颜氏的书法，他那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正是内心多种体验的自然流露；他那忘情忘我的创作心态，已是“我心即佛”的另一种表现；他那以情感体验为原动力的创作模式，表明他的思维已经深深地受到佛家直觉感悟的影响。正因为如此，颜氏的书法在本质上乃是一种以心印心、自我观照式的自由挥洒。这一点，在颜氏的晚年作品，特别是行草书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前面提到的颜氏楷书碑刻千姿百态已是一例。我们欣赏《麻姑仙坛记》等作品时，那种不计工拙，随形任运的感觉也是十分明显的。

　　颜氏的一些行草书代表作更是受佛道思想影响，力破陈规，直指心源，是自由表现的典范。试看《祭侄稿》中那忽粗忽细、歪歪斜斜的字体和屡屡出现的偏锋、“败笔”，特别是那些肆无忌惮的涂抹、修改，充分表现了创作主体当时并未把既定的规轨法度放在心上，而是一往情深地将内心感受凝聚在文词里，倾注在笔墨间，所以，创作变为一种纯直觉的内心观照，一种下意识的形式构成。“无所用心”之下，主体的内心情感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颜氏的书法艺术何以具有那强烈的感染力，何以千百年受到书法界的一致崇敬？他的特殊的创作心态，他的深受佛家思维影响的创作模式，乃是此中不传之秘。

　　多少年来，人们在研究颜真卿书法艺术的时候，总是强调他的正统儒家思想，强调他认真、刻苦的学书历程，但却忽视了佛道思想对他的艺术最本质、最重要的影响。我认为，单纯从儒家思想和学书经历上是无法准确、深刻理解颜氏书法精神内涵的，只有全面把握他的思想状况，并按照艺术形成的客观规律，注意到佛道思想对他的潜移默化作用，才能真正理解颜真卿书法的丰富内蕴，才能在学习、继承颜真卿书法优秀传统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注释：

　　①《苏东坡文集》卷七十《书吴道子画后》。

　　②参阅《新唐书•颜真卿传》，《宋高僧传》卷十四、卷十六、卷廿九及朱关田《颜真卿书法评传》。

　　③《宋高僧传》卷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