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是公认的中国佛经翻译事业的主要阵地。长安的佛经翻译延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所出经典多，对中国译经史和佛教发展史均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所谓佛经翻译，是指将梵本等佛典翻译为汉文，从事译经的僧侣称为“译经僧”，翻译经典的场所叫译场。在古代译经家之中，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被称为“四大译师”。若把义净加上，则是五大译师。这五大译师中的四大译师是在长安翻译的。另外，像竺法护、菩提流支、善无畏、金刚智、实叉难陀、菩提流志等人也都是名重一时的佛典翻译家，他们也在长安从事佛经翻译。此外，古代之译事，常由国家敕令从事，所以经题后每有“奉诏译”题署。属于朝廷设之译经场也大多设于长安，此外则是洛阳、建康等地。

历史上长安的佛经翻译可分为单译、重译两种。单译，又称一译，指同一经典仅译一次。重译，又称异译、同本异译，即同一经典有二次以上的翻译。由于经典在印度、西域的流传过程中，随着时空的演变，同一经典的不同传本在内容上常有或多或少的差异。因此，历代同本异译的经典，无论内容还是篇幅也往往不尽相同。

一、佛教经典向长安的输入

历史上中国人最早接受佛经是从长安开始的。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位于中亚地区的大月氏国的使者伊存，来到当时中国的国都长安，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这是佛教经典向中国传播的开始，也是目前所知的佛教向中国的最早传入。[①]

东汉三国时期，长安在佛经传入的历史进程中没有留下明显的记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西天取经的历史是在三国曹魏时期，由朱士行从长安迈开了最初的步伐。他在西域获得的经典后来由弟子带回内地翻译成汉语。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历史是由竺法护在长安揭开的。此前洛阳为佛经翻译的中心，南京也有一些翻译，可都是零星的，规模不大。到了西晋时期，竺法护来到长安，在长安白马寺、敦煌寺、西寺等处翻译佛经，所译佛经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前所未有。他在这里翻译出《法华》《光赞般若》《渐备一切智经》《弥勒成佛经》等重要经典。他一生共翻译佛经154部，322卷。有的资料则说是175部，354卷，或210部394卷。可以说，竺法护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大规模翻译佛经的人，汉长安城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地方。梁代著名佛教史学家僧祐对此评价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②]

到了东晋时期，长安为前秦、后秦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并长期是这些政权的国都所在地和北方重要的文化中心，佛教经典的翻译事业获得继续发展。先是道安在长安组织翻译，因为受到前秦皇帝的支持，人员的组织和财力的调用都十分方便，加之道安本人的个人魅力和学识，很能感召有学问的僧人广泛参与。所以，道安在长安的七、八年当中，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之外，最主要的活动是组织翻译事业。如昙摩难提翻译《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僧伽提婆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鸠摩罗跋提翻译《毗昙心论》《四阿鋡暮抄》，昙摩鞞翻译《摩诃钵罗蜜经抄》，耶舍翻译《鼻奈耶》，他都亲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有时对于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劝令重译。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尤其是后秦时代鸠摩罗什在长安的译经事业，既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立译场，也组织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译经机构和团体，号称八百人的译经队伍，就其人数规模来说，是空前绝后的。罗什前后所译，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所载，共35部，294卷（略有遗漏)。后来《开元录》著录他所译的经典共有74部、384卷（可能有增衍）。罗什不仅在所译经论的内容上第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了根据般若经类而成立的大乘性空缘起之学，而且在翻译文体上也一变过去朴拙的古风，开始运用达意的译法，使中土诵习者易于接受理解。罗什对翻译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他的译籍在力求不失原意之外，更注意保存原本的语趣。他的译文以“曲从方言，趣不乖本”[③]为原则，再考虑到中土诵习者的要求，在传译上或增或削，务求达意。因此，他译《法华经》时，常为表达言外的含意而有增文；译《智度论》时，又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译《中论》则将其中繁重乖缺处分别加以删补；译《百论》则反复陶练，务存论旨；这都因他并娴华梵，故能斟酌损益，游刃有余。他在译文上有所增削时，极其慎重，如他译《维摩经》时，常一言三复，精求原意；译《大品般若》则与诸宿学对校旧译，详其义旨，并以释论校经，必求文合。因此他所译经论，特为中土佛徒所乐诵，且对于后来的佛教文学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大乘根本教理的移植和弘传，应归功于这位大家。

从鸠摩罗什开始，中国的译经事业进入成熟时期。长安的佛经翻译也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长安佛经翻译的四个时期

第一期：从西汉末年到鸠摩罗什来长安以前，为长安佛经翻译的初创时期。时间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到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前2～401），前后延续约400年。主要的译经人员，除了最早的口授者伊存外，主要是道安和竺法护。这一时期在译经史上也通常称之为古译时代。从全国来看，这一时期是我国佛经译事的奠基期。除了长安的几个著名译师外，有史可稽其它译师大约有五十人。这些人多半来自西域，印度译师不多。其中最早的两位重要译师，是汉末的安世高与支娄迦谶，他们主要在洛阳译经。而后期最重要的两位译师则是主要在长安从事翻译的道安和竺法护。其中竺法护是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译师。他的翻译以大乘典籍为主，其中般若、法华、华严类经典对当时都有很大的影响。在这一期，传入中国的佛经原典还比较少，所以很多译师找到什么经就译出什么经，一般并没有详细的译经计划。有时原典残缺不全，译师们就只译出那些残存的部份。译师们在翻译原典时，如果遇到他本人也不了解的文句，则往往略而不译。由于当时玄学开始流行，因此在译语方面也常采用玄学术语（例如以“本无”译“真如”）。这种格义式的译法后来也逐渐蔓延到经典的解释范围里，形成“格义佛教”。

第二期：从鸠摩罗什进入长安主持翻译，到玄奘回国以前，为长安佛经翻译的兴旺时期。时间从4世纪初到7世纪初。自从鸠摩罗什进入长安开始翻译佛经之后，一直到玄奘之前，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相对于此前竺法护等人的“古译”而言，算是新译时代。但是与玄奘的译事相比，又算是“旧译”时代。这一时期在长安从事佛经翻译的译师比较著名的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佛陀耶舍以及隋朝在长安从事翻译的开皇三大士等。这个阶段中出现两次高潮，一是后秦时代鸠摩罗什僧团在长安的佛典翻译，二是隋朝开皇年间印度来华的“三大士”在大兴善寺等地的佛典翻译。这不仅仅是长安佛教翻译历史上继道安之后至玄奘之前的两次高潮，从全国来看，也是这个历史阶段最突出的两个时期。这一阶段中在华从事翻译的人员大约有八十余位译师，其中，印度人约占半数。在这三百年当中，尽管译业名家辈出，但最著名的还是长安的鸠摩罗什。罗什的译事，不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明显地开创了译经史上的新纪元。他所译的佛教典籍现存约40部，300余卷。在译笔上，他改正了很多以前的误译；在取材上，他译出不少般若系经典与龙树系著述。印度大乘空宗思想之所以能在我国流行起来，主因便是罗什在长安的传译。此外，他所译的其它不少经典也都为国人所喜爱，即使后来的玄奘另有新译，也无法全然取代，所以在佛典传译史上，他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与罗什同时在长安从事翻译的译经名师还有佛陀耶舍，他在长安译出的《四分律》是我国律宗的思想根据。这一时期在长安所译出经典的影响力也非常大。以各学派或宗派所据典籍而言，成实、三论、天台、律、禅、净土等宗的主要依据性经典大都译自此期的长安，而后世最流行的几部经典也多出于此期的罗什，如《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阿弥陀经》《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

第三期：从玄奘回长安开始翻译，到开元三大士来长安以前，时间是在七、八世纪之间的七十多年。为长安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年代短、译师少，但由于译事成就丰硕，因此可独立划为一个时期。而在全期之中，则以玄奘的译业为重心。如果说上述二个时期中的竺法护和鸠摩罗什各自超越他们的前代，那么，玄奘一生的翻译成就，无论质量还是数量也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玄奘而外，这一时期在长安的著名译师还有很多，其中义净为华人译师之中地位仅次于玄奘的译经名家。这二位译师都曾到印度取经，都有翻译成就，也都曾以印度史地著述名扬中外。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以及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都是当代世界研究印度古代史地的重要文献。他们在长安的译场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佛经翻译场所，即大慈恩寺和大荐福寺。义净在武则天时代回国，先后译书56部，230卷。其中以“说一切有部”律典之类的书最多，共有18部，约200卷。而玄奘共译出经论75部(除《大唐西域记》一种不计入)，总计1335卷。这一时期在长安翻译佛经的著名译师还有菩提流志等人，他译出《大宝积经》等书，地婆诃罗译出《方广大庄严经》等书。这一时期的译事，虽然为期较短，但是由于有玄奘、义净、菩提流志等三大家的存在，成绩也相当辉煌。不但在翻译内容方面，曾矫正前此的甚多误译，而且在取材方面也颇能补充前此译业的不足。尤其玄奘译笔的精审，所选经论之重要性，都为前人所不及。

第四期：从开元三大士起，到翻译事业终结为止。即从中唐起，直到长安译经事业的终结，为长安佛经翻译的余辉期。这一时期大体以密教类经典的翻译为主。今传大藏经中的密教要典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中译出的。密教以外的书较少，但也有若干要典，如般若在长安译出的《四十华严》等书，对后世也很有影响。这一时期的主要译师以唐代来华的开元三大士，即善无畏、金刚智与不空最为重要。他们的在长安的译场主要在大兴善寺，其次是大荐福寺。他们开始将印度纯密系统的经典输入我国，奠定了我国密教的基础。这些为数甚多的密典，在我国兴盛一时，唐末之后逐渐失传。但是在唐代的时候由长安的青龙寺后东传日本，促成日本真言宗的诞生，并代代相传，影响深远。

三、长安的佛经翻译体制

长安佛教翻译事业从一开始的伊存授经就呈现出明显的官方性质。后来的译经事务虽然也有很多民间行为，但更多的则表现为官办性质。把长安佛经翻译推向高峰的道安是在前秦国家的支持下展开的。至于鸠摩罗什和玄奘、义净等人，更是直接受到国家的保护与干预。所以，长安的佛经翻译首先体现为一种国家行为，而国家行为所带来的制度方面的特征便主要体现为佛经翻译的护国性质和译场的官办性质，由此而来的人员选拔任用、组织分工、财力护持、官僚协助、经典的遴选与译本的审查流通等，均具有强烈的政治因素。

从业务的层面来看，佛经翻译制度体现在很多方面。关于译场，最初是在寺院或适当的地方，尚没有一定的译场设备。到了罗什时代，姚兴开始为他在长安逍遥园建西门阁，有名的《大智度论》便是在西门阁译出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国立译场。唐代太宗时期，皇室为玄奘于大慈恩寺设翻经院，中宗时又为义净在大荐福寺置翻经院，至此译场的制度臻于完善。据赞宁所著《宋高僧传》第三所述的唐代的规制，及志磐的《佛祖统纪》第四十三所述的唐代的规制，关于职位一般都设有九位，分别掌管不同的职责。具体如下：

(1)译主 拿贝叶原典的三藏法师，一般由明练显密二教的高僧担任。这是佛经翻译的中心人物，既要负责宣读贝叶经典原本，还要讲解其意义。

(2)笔受 将翻译过来的梵文经典语句用汉语记录下来的角色，由兼通华语梵语，学宗空宗有宗的人担任。人员多时有好几名同时担任。

(3)度语 将梵文经典的含义用汉语进行组织的角色。一般是译主不懂华言时设置的角色。例如罽宾的般若在长安译《四十华严》时，就是由洛阳的广济担任度语的。但译主若为华人，或担任译主的外国人精通汉语，则没有必要，如玄奘、义净、罗什的译场都没有设置度语。

(4)证梵本 这是检查核对所翻译的语句是否契合梵文原语意义的角色，由精通梵汉两种语言的人担任。

(5)润文 这是润饰译文的角色。因为翻译如果仅仅能正确传达原典原意，而不能达到流畅典雅，则不能称为完美。译文成为美丽的妙文才能使读者欣赏喜爱。所以任此职者，必是善于修辞属文之士。所任职位数量不定。

(6)证义 验证核实已译文句的含义是否符合原典的角色，主要任务是调查经典内容，审定经文意义，审定有无错误。此职也常以多人充之。

(7)梵呗 这是译业开始，举行宗教仪式时，担任梵呗讽诵、赞叹三宝的角色，并负责整肃译场人员的威仪，启发护法的善心，类似于一种佛教音乐队。

(8)校勘 即校勘已译成的译文，是一种从事校阅工作的角色。

(9)监护大使 这是经典译成后，经过书写，担任监阅的职务，一般由朝廷高官充任。因为这时已非译文巧拙的审查，而是一种名誉上的监督。当某经典译成，其译主如果认为已经完善妥当，即托之于监护大使，由监护大使再奉之于朝廷，以供皇帝的阅览。热心佛教的皇帝，虽然日理万机，对此也常赐以御制的序文。如玄奘译出《瑜伽师地论》后，唐太宗曾赐以《大唐三藏圣教序》。

四、长安的佛经翻译规则

佛经翻译是一件严肃的文化工程，在长安这块土地上从事翻译的历代翻译家们不断摸索，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译经规则。现代翻译学上的所谓信达雅原则，在长安古代的译经历史上早已发明过了。以下我们略作陈述。

1.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

即翻译胡语有五种失去原本之义和三种不容易的现象，原出道安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而转载于《出三藏记集》。道安生于晋永嘉年间，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 ）到长安，为苻坚所敬重。他在关中讲学译经，集国中之英才，形成一个庞大的团队。当时凡有疑难的问题，都得道安解决，于是逐渐形成了一套翻译的原则。

所谓“五失本”，道安在《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说：“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於叹咏，丁宁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记，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後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④]他的意思是说：第一，梵文和汉文的文体字句是完全颠倒的，要把它顺从译汉，不能不使其文体颠倒，这就失去梵文的原型了。第二，梵文多带推理的性质，而汉文却重在文学的修辞，因此要拿组织严密的语句作为文学的表现，势必失去原型。第三，梵文的叙事叮咛，反复周到。特别在赞叹吟咏方面，再三再四反复，不嫌其烦；而汉文却以率直简洁为主，常有任意切断其冗长而缩短的习惯，以此而译梵文，自然要失掉原型了。第四，梵语一字含有多义，而任何一义都是正确的。而汉语单词却不能一一表现，如一省略，也要失去原型的。第五，梵文叙事常一再重述，铺张叙述，若把它作为单一叙事而翻译，则有失其原型。

所谓“三不易”，道安认为：”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⑤]就是说：第一，佛陀说法，是以三达（即通达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之义）之心，演畅古雅渊博的思想的，要把它改头换面而移入于时代的新思想中，实在不是容易的事。第二，翻译千年往古的佛陀微妙言说，把它看作今日世俗的事情，既已抹杀宗教的权威，而译者亦易陷于错误。要懂得如此的深意从事翻译，是不容易的。第三，佛灭不久，阿难诵出佛陀遗言时，摩诃迦叶令五百圣者慎重讨论。而今去佛已远，翻译者多以浅近凡虑，任意评量，实在大胆妄为。如此而欲表现佛说的真意，实在不是容易的。

2.彦琮的“八备十条”

彦琮是隋代佛界的奇才。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敕召入京师长安，住大兴善寺，供给甚厚，令掌翻译。大业二年（606），敕住洛阳上林园翻经馆。八备十条虽然是他在上林园翻译馆时确定的，但应该是他在长安长期主持翻译的经验总结。所谓八备是指参与翻译的人须要具备八项资格；所谓十条是指当翻译的时候有十条应注意的事项。

本出于彦琮的《辩正论》，而转载于《续高僧传》。兹录原文如下：

“粗开要例，则有十条，字声一，句韵二，问答三，名义四，经论五，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各疏其相，广文如论。……所备者八，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融虚，不好专执，其备五也。沈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墬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八者备矣，方是得人。”[⑥]

3.玄奘的“五种不翻”

到了唐代的玄奘时代，中国佛教的翻译事业已经进入成熟时期。玄奘对于佛经翻译设了一定的法则，称为五种不翻。即翻译佛教经典时有五种情况只能译其语音而不能译其意义。《翻译名义集》序中引“唐奘法师论五种不翻”说：“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净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⑦]

五、长安译经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长安在佛教经典翻译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为人类的文化传播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具体来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1、长安是历史上域外佛经经典最早输入的地方，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者在这里最早向中国人口授佛经，这是中国佛经汉译的最早源头。

2、长安是历史上佛经汉译的最大基地，这里的译场最多，凝聚的译经高僧最多，荟萃的学经佛子最多，所翻译出来的佛教经典占全部汉译佛教经典总数的一半以上。

3、从长安翻译出来的汉译经典也是中国最流行的经典。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最流行的经典绝大部分出自长安。《金刚经》《阿弥陀经》《法华经》《维摩经》《心经》等广为传诵的经典都出自这里。

4、从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到彦琮的“八备十条”，再到玄奘的“五种不翻”，长安的佛经翻译理论和翻译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这不但为古代佛经汉译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世所有的翻译活动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借鉴。

5、长安的佛经翻译体制是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从竺法护最早啊开辟民间译场，到鸠摩罗什最早主持国立译场，再到隋唐时代长安的三大译场，长安佛经翻译体制之完备，管理之严密，达到了古代世界登峰造极的程度。

6、长安的佛经翻译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翻译工作，它同时也是一种大规模的学术研究、理论探讨、思想创新的过程。所以，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尤其是那些理论性强的宗派，大多产生于长安。在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中，有六大宗派的祖庭在这里。

7、长安的佛翻译体现了国家对域外文化传译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长安的佛经翻译基本上都属于国家文化工程，不但所需费用全部由国家拨付，而且翻译过程中有国家官员的直接参与，翻译的选择以及进度计划等均有国家意志的渗透，而且翻译完成后一般都要经过皇室的审查，很多时候还由皇帝直接作序进行推广流通。这种制度形成于长安，健全于长安，光大于长安。

8、长安的佛经翻译是人类在古代历史最大规模的一次文明交往活动。在长达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进程中，始终贯穿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正这种交往才促进了人类的文化进步与社会发展。从古到今，人类的文明历史上有两次最大规模的文明交往，其一就是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从公元前后开始，在长达一千年的历程中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传播，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特性。另一次大规模的文明交往就是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文明向世界各地的传播，这一文明交往改变了整个世界。在佛教文化从印度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佛经的翻译是最具有根本性的文化工程，印中文化的交往始终以佛经的翻译为基础，证实基于这种源源不断的营养输入，中国佛教才得以在宋代之前飞速发展。佛经的汉译尽管是在全国无数个地方展开的，但因为长安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在古代的无与伦比，这里成为无可置疑的佛经汉译的最大基地。也就是说，长安的佛经翻译是人类古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文明交往事件。

[①]《魏书·释老志》:“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中华书局1974年, 3025页。

[②]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大正藏》第55册，第98页上。

[③]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大正藏》第55册，第57页中。

[④] [后秦]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出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大正藏》第55册，第52页中-下。

[⑤] [后秦]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出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大正藏》第55册，第52页下。

[⑥]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大正藏》第50册，第438页下-439页上。

[⑦] [宋] 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大正藏》第54卷，第1055页上。

作者：谢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