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供养圣地之一。是关中佛教的一所重要寺院。法门寺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典型性。历史上的法门寺并不以出高僧大德而著名；它不是以传述佛教的某一端教理、某一部经典而成为某宗派的祖庭而闻名于世；它不是以流布若干重要经典的译场而著称；它是以奉藏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而成为中国佛教重要的佛舍利供养中心，以及供养活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闻名于世的；法门寺的佛舍利供养总是牢牢地牵动着封建皇帝和国家政治，成为封建政府“神道设教”的重要法宝，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法门寺是长安佛教中的一座重要的寺院。长安佛教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自两晋以来，长安就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重镇，特别是在译经方面，先后有竺法护、释道安和鸠摩罗什等译经大师在长安译出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的佛教典籍。承汉代以来的风气，译经大师在译经的同时即开讲佛法、传授弟子，因此，法护、道安和鸠摩罗什门下都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僧徒，使长安成为传法弘教的重要基地。隋唐时期，随着封建统一王朝的建立和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中国化的佛教各宗派相继建立，中国佛教的发展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法门寺与长安佛教的重要地位也进一步得到了体现。法门寺所奉藏的佛指舍利多次被迎送，既反映了帝王对佛教的支持和利用，也对中国佛教的隆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许多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则都与长安存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玄奘在朝廷的支持下在长安译经传法，使长安实际上成为当时亚洲佛教的中心。

法门寺与长安佛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与特点。在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京师长安不但汇聚了各宗派众多的高僧大德，而且还建有大量的佛教寺院，法门寺就是其中创建最早，而且又十分富有特色的一座古刹。法门寺以奉藏佛指舍利的真身宝塔而闻名于世，又因佛指舍利曾多次被迎奉造成巨大影响而载名于史，它与长安众多的古刹相比，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基本上没有成为某一宗、某一派的专用道场，而是大小乘兼摄，禅净密律兼弘，这突出地反映了中国佛教圆融性的特点。

据记载，法门寺经过唐代多次重修扩建，曾形成“瑰琳宫二十四院”的巨大规模。明代张杰在《重修法门寺大乘殿记》中云：大乘殿前有御香亭，最前有舍利塔……殿北侧，东西唐制二十四院、钟鼓楼、护法幢、九子母殿并皆完俱。 法门寺安奉佛祖真身舍利，唐王朝供奉为佛教之总道场，小乘、大乘各宗兼弘，显教、密教圆融，这里是全国朝佛之中心。王朝对寺宇的修葺贯穿唐代始终，不惜巨资，几经扩修，殿堂楼阁日渐增多，真身宝塔益发雄伟，寺域日渐扩大，终于完成瑰琳宫２４院，成为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僧人最多的皇家寺院，并辅以严格的僧伽制度：法门寺住持僧由皇帝任命；法门寺僧团由高层次僧人组成，僧伽不拘宗派，各宗并弘。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十分完备的皇帝迎送佛指舍利的仪轨、弘法和法事制度。这种伟大的包容，使法门寺成为“九经十二部”总传的道场，大唐佛教文化的中心。“二十四院”中现在可确知的，除了真身院、溶室院等之外，还有小乘罗汉院、大乘净土院等。而据陈景富著的《法门寺》，“二十四院”中还应包括华严宗的华严院、天台宗的法华院、禅宗的禅院、律宗的律院、密宗的楞严院等。这就是说，法门寺以奉藏佛指舍利的特殊身份而成为长安佛教各法门的大会聚，各宗派虽然各立门户，自在一院，却在“佛教”的总旗号下共处于同一寺内，供奉佛骨舍利，弘传释迦教法。使中国佛教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铸就了圆融性的品格。

中国佛教不仅调和佛教内部的各种不同的学说，而且对儒道等传统思想，文化也不断地调和妥协加以融合吸收。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立国之本，历来被统治者视为正统思想，佛教自始至终对它采取了迎合的态度，老庄道家的玄思与自然主义的生活态度是传统儒家的重要补充，而奉老子为教主的道教，又有一套适合中华民族心理，为许多人熟悉和欢迎的宗教理论与修养方法。因此，佛教对道家也给予足够的重视。佛教在与传统儒道思想相互冲突、相互排斥的同时，也不断与儒道相互融合、相互吸收。从牟子《理惑论》最早提出“三教一致论”以来，这种论调一直伴随着佛教在中土的兴衰发展，并在三教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两晋南北朝时有宗炳的“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明佛论》）和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论”，隋唐时期，不仅有名僧神清的儒佛道三教“各适当时之器，相资为美”（《北山录》卷一）和密宗的“孔、老、释迦，皆是至圣，……三道皆可遵行”（《华严原人论》），而且还有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融合儒道思想，而创立的佛教思想体系。唐宋之际更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思潮并成为以后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判教”本在印度佛教中就有，例如，《法华经》分大小二乘，《解深密经》分有、空、中三时等等，但中国佛教的“判教”却有它特殊的意义与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化的佛教宗派都是通过“判教”而建立起来的，各宗的判教理论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抬高自己、标榜本宗的地位最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调和佛教内部各种不同的学说之间的分歧。更好地融合吸收传统的儒道等思想与方法。华严宗的判教不仅有大小、空有、顿渐、偏圆融通为一，而且还提出“立破无碍”，“会通本来”的判教理论来为内外融合作理论论证。中国佛教都以“圆”为极致，圆者，圆融无碍圆满无缺也，天台、华严等都争相以“圆教”相标榜，“三谛圆融”、“六相圆融”等成为它们的基本理论。

印度佛教有大小乘之分，空有宗之别，而在中国佛教中，这种分歧却表现出一种圆融趋向。印度的大小乘佛学在东汉末年就传入了我国内地，但大乘并不贬斥小乘，小乘也不视大乘为“非佛说”。一代名僧释道安的佛教思想标志着佛教在中土相对独立发展的开端。中土人士正式开始了对佛教的消化理解和融合吸收，而兼融并摄小乘禅学和大乘般若学，正是道安佛教思想的基本特点。汉地中国化的佛教虽以大乘为主，但在佛教教规与修持方式上实际上都包含了小乘佛教的内容，隋唐佛教各宗派的判教理论都把大小乘共摄于同一个“佛教”体系之中。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奉《法华经》为宗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该经的“会三归一”之理论。至于对空宗有宗的调和，早在东晋名僧慧远、僧叡的思想中就已初露端倪。自竺道生以真空而契妙有之后，中国佛教的理论重心由般若之真转向了涅槃之妙有，但般若性空思想并没有由此而在中土绝响，空有相融相摄实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趋势。隋唐时的中国佛教宗派大都对空有两种不同的思想作出了程度不同的调和与融摄。天台宗的性具实相说吸入融化了罗什所传的中观般若思想，华严宗的无尽缘起说以空理通于一切作为“十玄”观法的根据，禅宗则以般若实相来会通真如佛性等。这都表明，性空般若说与涅槃佛性论作为中国佛教理论的两大主干，实际上已经同时渗透到了中国化佛教各个宗派的理论学说中去，兼融空有成为中国化佛教的重要特征。唐代以后，调和空有、性相更成为著名佛教学者的共同思想倾向。明代四大高僧即是典型的例子。憨山德清曾明确提出，“性相教禅”，同出一源，应该互相融合（《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二十、卷二十五等），藕益智旭在强调“性相二宗，犹波与水，不可分隔”（《灵峰宗论》卷六之三）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起信》、《唯识》、《中论》与《楞伽》的一致性。宋明以后，不仅空有性相大调和，而且佛教各宗派之间的融合也更加紧密，诸宗合一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不断发展和壮大，至唐代已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化的佛教，逐渐带上了中国民族文化的色彩，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法门寺塔基地宫的设置和释迦牟尼指骨舍利容器的改变，是对于印度佛教的继承和改造。这一重大改革是从法门寺肇始并风靡于世的，它对佛教的中国化及中国佛教圆融性特点的形成有着重大的贡献。一方面，佛教徒适应了中国人的丧葬习俗，砌筑地宫，使用中国式的棺椁安奉舍利，从而改变了沿用印度的土葬和罂坛瘗埋的方式，而采用中国化的瘗埋方式和葬具。另一方面，中国舍利瘗埋接受了儒家的厚葬思想。主要通过舍利葬具和舍利瘗埋的供养品表现出来。唐代以后，葬具出现了多重，最多达八重，出现了金银质地的舍利葬具，而且造型精美，纹饰华丽。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堪称瑰宝的八重宝函。唐代以后，供养品种类、数量很多，扶风法门寺地宫中藏有金银、铜、秘色瓷、琉璃器、石雕、丝织品等各种器物2000余件。

自魏晋南北朝时代起，不少佛教理论家便努力从佛学经典中挖掘孝道内容，寻找释、儒的契合点。法门寺现存庆历五年(1045)的《普通塔记》，文曰：

……重真寺天王院沙门智顒，姓李氏，京兆武功人，自幼依师为浮图嗣，长则能恭养父母，久以孝闻，父母死又能以送终之礼封树之，此其浮图嗣之难者也。复常悲其寓泊僧骨弃露零散，乃于寺之南城外不尽一里，募施掘地为圹。际本起塔，出地又丈余。砖用万余口。既成，近左收捃得亡僧骨仅四十数。于庆历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夜，建道场，请传戒师为亡僧忏罪受戒。塔顶开一穴，以备后之送骨。

《塔记》中智顒化缘购地修塔，并做法事超度的善举客观上反映了北宋仁宗时代法门寺香火鼎盛的情况。而从碑文内容看，此时的佛教已融人了儒学的孝悌观念。唐宋时代，“孝”竟成了佛教教义之一端，儒者不再以“和尚无儿”作为口实攻击佛教；佛教徒既做佛徒又做孝子，此为儒佛调和的例证。

延至明代，万历七年(1579)春，在笃信佛教的李太后的敦促下，年轻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下诏重建法门寺宝塔。此明塔共8面12层，连塔座共13级。座上塔高126尺。第一层为南开塔门，取天宫南天门之意，上书“真身宝塔”四个大字；东面与日出相映，取意“浮屠耀日”；西边与余霞相衬，取意“舍利飞霞”；北为“美阳重镇”。第二层8面，顺次刻上“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卦字，汲取《周易》思想。第二层往上设八洞佛龛，每洞置佛1尊，共88洞，置佛88尊。而12层8面88个佛龛，分别代表佛教的十二因缘、八正道和八十八金刚罗汉弟子。还有飞檐、铜铃、丈八宝顶。明塔的复建已融入儒教和道教的某些思想，成为“三教合一”思想的物化。

唐代法门寺二十四院中即有供养道教神祇的城隍庙院。而立于嘉靖六年(1527)的《岐阳镇丹霞观远门记》碑文记载，法门寺前有道观。佛道共存共荣，三教调和的局面由此可见一斑。

佛教从印度远涉流沙，来到中国，在具有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的儒道文化、极度分散的广大小农经济、多民族的地域辽阔的大国生根长叶、开花结果。中国佛教的特点是受中国社会特点所制约和决定的。它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反映，是和中国专制社会由发展到衰落的历史步伐相一致的；是在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的冲突和调和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中国佛教大体沿着先对外调和、继之对内融摄，并由烦琐趋于简易等轨道演变，从而构成了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基本面貌，并由此表现出中国佛教的典型性格。法门寺作为“皇家寺庙”，历史地见证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并以“实物”的形式再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佛教圆融性的特点。

作者：刘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