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一些疑问及点校问题略论—谭世宝刘化重,工巧明,地理-五明频道-学佛网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一些疑问及点校问题略论—谭世宝刘化重

现存有关玄奘法师的传记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据其序文说最初是由玄奘（公元600—664年）弟子慧立(卒于公元664年以后)根据玄奘的口述史料撰成的五卷本，此本原秘藏于地穴而不示人，至慧立临终前才挖出交弟子，其弟子因处理慧立之丧“悲不自胜”，没有及时保管好此遗稿,致令“此传流离分散他所，累载搜购近乃获全。”此后来再请彦悰(约公元648—688年以后)为此散佚而复集之遗稿撰序编次，彦悰撰序（序成于垂拱四年，即公元688年）编次的同时广搜史料，为之扩大成十卷本笺注本传世，这就是此书的由来。[1]此书记述了唐玄奘西行求法的经历和归国后译经的事迹，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同为研究玄奘及印度史、中外交通史和唐代佛教史的珍贵资料。

现在关于玄奘的研究方兴未艾，海内外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其中较著名者有杨廷福着《玄奘年谱》，周连宽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季羡林等人集体合作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以及石村的《因明述要》等，都是关于玄奘研究的杰出成果，分别从生平、历史地理、校注和因明理论方面做了创造性的工作。尽管目前学术界对玄奘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然而重新审视这一被梁启超誉为“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2]的《慈恩传》，迄今虽然已经过近百年之研究，但无论是从历史文献学基本整理研究方面，还是从义理的深入挖掘研究方面而言，都还有很多疑难问题尚未够充分展开研究。例如，目前所见中华书局出版的孙毓堂、谢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点校本是较系统的文献学方面的新研究成果。[3]却仍有不少问题值得提出讨论。因此，本文试就《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本身存在的一些前人忽略的疑问以及中华书局的点校本的一些失校误点的问题作一些探讨，就正于方家。

一、《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前五卷与后五卷的作者问题

目前流行之说，认为目前传世的十卷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前五卷为慧立所撰，后五卷为彦悰补作。如孙毓棠、谢方点校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前言》说：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玄奘逝世后, 慧立为了表彰其师功业,便将玄奘的取经事迹写成书,即本书的前五卷。初稿完成后, 慧立虑有遗缺,便藏之于地穴,秘不示人。到慧立临终时,方命门徒取出,公之于世。到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玄奘的另一个弟子彦悰又将这五卷重加整理,另又自撰五卷(即本书后五卷),合成十卷,署名“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这就是现在的正文十卷。[4]

按此说乃误读彦悰所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序》所致。为便于分析，现先详引其序说如下：

……(玄奘)法师悬弭诞辰,室表空生之应;佩觽登岁,心符妙德之诚。以爱海无出要之津,觉地有栖神之宅。故削发矫翰,翔集二空。异县他山,载驰千里。每慨古贤之得本行本,鱼鲁致乖;痛先匠之闻疑传疑,豕亥斯惑。窃惟音乐树下,必存金石之响;五天竺内,想具百篇之义。遂发愤忘食,履崄若夷。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鹫山猴沼,仰胜迹以瞻奇;鹿野仙城,访遗编于蠧简。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见闻百三十国。扬我皇之盛烈,振彼后之权豪。偃异学之高輶,拔同师之巨帜。名王拜首,胜侣摩肩。万古风猷,一人而已。法师于彼国所获大小二乘三藏梵本等,总有六百五十六部。并载以巨象,并诸邮骏。蒙霜犯雪,自天佑以元亨;阳苦阴YIN,假皇威而利涉。粤以贞观十有九祀,达于上京。道俗迎之,阗城溢郭。锵锵济济,亦一期之盛也。及谒见天子,劳问殷勤。爰命有司,瞾(照)令宣译。人百(皆)敬奉,难以具言。至如氏族簪缨,捐亲入道;游践远迩,中外赞扬。示息化以归真,同薪尽而火灭。若斯之类,则备乎兹《传》也。《传》本五卷，魏国西寺前沙门慧立所述。立俗姓赵，豳国公刘人，隋起居郎司隶从事毅之子。博考儒释，雅善篇章。妙辩云飞，溢思泉涌。加以直词正色，不惮威严；赴水蹈火，无所屈挠。覩三藏之学行，瞩三藏之形仪。钻之仰之，弥坚弥远。因修撰其事，以贻终古。乃削藁云毕，虑遗诸美，遂藏之地府，代（按：此乃避唐太宗“世”字讳而用“代”）莫得闻。尔后役思缠痾，气悬锺漏。乃顾命门徒，掘以启之。将出而卒，门人等哀恸荒鲠，悲不自胜。而此传流离分散他所，累载搜购近乃获全。因命余以序之，迫余以次之。余抚己缺然，拒而不应。因又谓余曰：“佛法之事，岂预俗徒？况乃当仁，苦为辞让？”余再怀惭退，沈吟久之。执纸操翰，汍澜腷臆。方乃参犬羊以虎豹，糅瓦石以琳璆。错综本文，笺为十卷。庶后之览者，无或嗤焉。[5]

据此序文的“……若斯之类,则备乎兹《传》也”，可知此《传》是记载玄奘一生的事迹功德，如果原稿五卷只述玄奘往印度的取经事迹，而不及其回国后在慈恩寺等寺院译经传教的功业，则何以能称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呢？慧立之“覩三藏之学行，瞩三藏之形仪。钻之仰之，弥坚弥远。因修撰其事，以贻终古”，乃在其亲身参予玄奘回国后的译经传教的事业之际。因此，不可想象其为玄奘撰传，只记其得之耳闻的往印度的取经事迹，而不述其目睹的回国后的译经传教的事业。然后又说什么“虑遗诸美”，这似乎就是明知不应“遗诸美”而故意遗美了。其实，古书多有经后人整理加插笺注而由一卷变两卷之例。如《论语》原本为十卷，经后人加注为今本二十卷。《孟子》原本为七卷，经后人赵岐加注为十四卷。[6]彦悰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五卷变成十卷,其法亦是按照上述的笺注传统,将一卷分变为二卷,再在各卷内加插笺述,不可能是另补加作五卷,而署名“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正如其《序》自称:“方乃参犬羊以虎豹，糅瓦石以琳璆。错综本文，笺(“笺”或作”分”)[7]为十卷。”所谓“参”“糅”和“错综本文”，就是在各卷本文加插笺述以及将各卷本文错综分柝之意。显然非指可以截然分为前五卷纯为慧立所撰，后五卷独为彦悰补作的情形。又按今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格式，除其《序》于首行标明“沙门释彦悰述”之外，乃于各卷首行标明“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这是具体表明由卷一至卷十皆为“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

再从各卷的首尾皆相连的结构看，也不可能把前后五卷分成两人的作品。例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五卷结尾记玄奘自西域回国将到长安云：

……(玄奘)展转达于自境。得鞍乘已，放于阗使人及驮马还。有勅酬其劳，皆不受而去。既至沙州，又附表。时帝在洛阳宫，表进，知法师渐近。勅西京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使有司迎待。法师承上欲问罪辽滨，恐稽缓不及。乃倍途而进，奄至漕上。宫司不知迎接，威仪莫暇陈设。而闻者自然奔凑，观礼盈衢，更相登践。欲进不得，因宿于漕上矣。

而其第六卷开头接记玄奘自漕上被迎入长安云：

贞观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等，承法师赍经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寔、雍州司马李叔眘、长安县令李干佑等奉迎。自漕而入舍于都亭驿，其从若云。是日有司颁诸寺具帐舆花幡等，拟送经像于弘福寺。人皆欣踊，各竞庄严。……

显然，这两卷的连接说明其同出于慧立一人之手笔。慧立不可能写到第五卷的结尾就这般收笔完书，留待彦悰如此从第六卷开头接着补写下去。

导致误解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自第六卷起才有加插彦悰笺述之文，但这并不能作为第六卷以后各卷皆为彦悰续作之证，因为第八、九卷皆无加插彦悰笺述。下面就略析各卷加插彦悰笺述之文。第六卷开头一直记事至如下一段话才加插彦悰笺述：

……始自朱雀街内，终届弘福寺门。数十里间，都人仕子内外官僚，列道两傍瞻仰而立。人物阗门，所司恐相腾践，各令当处烧香散花，无得移动。而烟云赞响，处处连合。昔如来创降迦毘，弥勒初升覩史，龙神供养，天众围遶。虽不及彼时，亦遗法之盛也。其日，众人同见天有五色绮云，现于日北。宛转当经像之上，纷纷郁郁，周圆数里。若迎若送，至寺而微。

释彦悰笺述曰：“余考寻图史，此盖谓天之喜气，识者嘉焉。昔如来创降迦维，慈氏将升覩史，龙神供养，天众奉迎。虽不及往时，而遗法东流，未有若兹之盛也。”壬辰法师谒　文武圣皇帝于洛阳宫，二月己亥，见于仪鸾殿。帝迎慰甚厚。既而坐讫，　帝曰：“师去何不相报？”法师谢曰：“玄奘当去之时，以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至，乃辄私行。专擅之罪，唯深惭惧。　帝曰：‘师出家与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朕甚嘉焉。亦不烦为愧。……”

这就是此卷之记述全文始终仍为慧立之本而彦悰只在其中间加插几句“笺述”的具体例证。又如第七卷中间加插的彦悰笺述曰：

释彦悰笺述曰：“自二　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未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如来所以法付国王，良为此也。”

也是如此。至第十卷之末，则是在长篇的“释慧立论曰”及稍短的“赞曰”之后，再加一段“释彦悰笺述曰”为全书之结束。故笔者认为，依全书的体例格式，理论上凡前面不加“释彦悰笺述曰”的句段，皆非彦悰之笺而为慧立的本文。当然，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慧立的原五卷本于地穴挖出散佚到重新搜集，转交彦悰作笺的底本，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以及很多人的转手分合，其间应有被人有意或无意加工篡改的可能。至于彦悰的插笺理应是各卷皆有加插，何以目前只见第六、七、十卷有加插几句“笺述”，而其它各卷皆无，这也有可能是彦悰或其它人有意或无意地把其它各卷的“释彦悰笺述曰”标记语删除了，使得彦悰笺文与慧立本文混合为一，无从分别看出了。

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部分内容的可信性存疑

如前文所引现存《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本之序文所述，此传的撰述隐现的曲折过程颇有奇怪可疑之点，向为研究者忽略。故应进一步提请大家注意研究讨论。

首先，笔者认为其所谓“虑遗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闻”之说就是一大奇怪可疑之点。当有比“虑遗诸美”更严重的顾虑或恐惧，或即此稿的内容公开会在其涉及的有关僧俗人士中引起很大的人事争议纠纷，对作者慧立不利，才是使得其不但不敢在完稿之初即公诸世上，而且非要将该传稿“藏之地府，代莫得闻”的原因。而在慧立行将逝世之际，此稿的内容所涉及的有关僧俗人士亦大都已故，不但事情的真伪问题已因当事人之死而无对证，已有的论争是非得失胜负已因当事人之死而不会再争论下去。因而其有意在身后才将一直秘藏的代表其一家私见暗撰的传稿交由弟子传世，显然是有意回避当事人及知情者对此传稿的检验和论争的。故其所述之事理为未经当时的有关公众检验而缺少信史应有的公信力。特别是该传目前的第八卷涉及慧立、明璿等僧人与吕才、柳宣、李淳风等世俗官僚就因明展开的一场大辨论，其经过及是非得失胜负的结果之记述，皆可谓缺少信史应有的公信力的一家之言，甚至有可能是后人加工改写之文，值得怀疑之点不少。因为后来[宋]赞宁撰的《宋高僧传?唐京兆魏国寺惠立传》便以有关慧立一家之言的资料，而传其在“天皇之代以其博考儒释雅著篇章，妙辩云飞益思泉涌，加以直词正色不惮威严，赴火蹈汤无所屈挠。频召入内，与黄冠对论，皆惬帝旨。”并且称因其致书批评吕才而使吕停止攻击僧人的因明学说有误，还进一步篡改今慧立原传文之说，把支持吕才继续论争的柳宣都说成是受慧立影响而归信并赞慧立云：

……初，立见尚医奉御吕才妄造《释因明图注》三卷，非斥诸师正义。立致书责之，其警句有云：“奉御于俗事少闲，遂谓真宗可了。何异乎鼷鼠见釜灶之堪陟，乃言昆丘之非难；蛛蝥覩棘林之易罗，亦谓扶桑之可网。不量涯分，何殊此焉。”才由兹而寝。太常博士柳宣闻其事息，乃归信。以书檄翻经僧众云：“其外御其侮，释门之季路也。”[8]

到了[元]释念常撰的《佛祖歴代通载》卷十二进一步将以上引文有关栁宣之事改为：“栁宣得书，即劾吕才，列奏其事。有旨集公卿学士领才诣慈恩寺见法师，受辞悔谢而退。”然而，慧立如果真的已战胜了道儒两家的论敌而能使之归信，自己已成为“释门之季路”，就不必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暗藏到临终才让它曝光面世。这决非如子路般的勇者英雄所为。即使是今传世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有很多是后人加工乱写而不合史实的之点。

例如，卷八所记为“起永徽六年夏五月（公元655年6月10日）译理门论终显庆元年春三月(元656年4月29日)”的人事，而称其首名论敌吕才为“尚药奉御吕才”，此为一大不可信之点。因为据《旧唐书》卷七十九《吕才传》载:“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图》及《敎飞骑战阵图》，皆称旨，擢授太常丞。永徽初预修《文思博要》及《姓氏録》。”[9]可知吕才在“永徽初”之前已官居“太常丞”。又同书卷二十八《音乐志》一载：“（显庆）六年二月，太常丞吕才造琴歌白雪等曲。”[10]由此至少可知由“永徽初”之前至（显庆）六年二月这段时间吕才之官职为太常丞，再据《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载:“大理正、太常丞、太史令”等为“从第五品下阶舊正六品上，《開元令》改”[11]，而“尚药奉御”是位于其上的“正第五品下阶”，且从来未见有其它唐朝史料提及吕才曾任“尚药奉御”。

又如，同卷载显庆元年春正月“壬辰（公元656年2月27日）光禄大夫中书令兼检挍太子詹事监修国史柱国固安县开国公崔敦礼宣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经、论，既新翻译，文义须精。宜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兼检挍吏部尚书南阳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捡挍太子左庶子汾阴县开国男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检挍右庶子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中书侍郎杜正伦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若须学士，任量追三两人。’”[12]今查《旧唐书?高宗纪》载：“(永徽六年)夏五月癸未……来济为中书令兼吏部尚书河东县男。”[13]又载：“七年春正月辛未(公元656年2月6日)废皇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为皇太子。壬申(公元656年2月7日)大赦，改元为显庆，文武九品已上及五品已下子为父后者，赐勲官一转，大酺三日。甲子(公元656年3月30日)，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师燕国公于志宁兼太子太傅，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并为太子宾客。”[14]“三月辛巳(4月16日)，皇后祀先蚕于北郊。丙戌(4月21日)，戸部侍郎杜正伦为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15]由此可证上引显庆元年壬辰（公元656年2月27日）之勅涉及的来济、于志宁、杜正伦及李义府等人的职衔皆有微误。由永徽六年夏五月癸未至显庆元年时来济为中书令兼吏部尚书河东县男，而非在此稍前的“中书令兼捡挍吏部尚书南阳县开国男”。于志宁在656年2月27日并非太子太傅，他要到3月30日才开始“兼太子太傅”。杜正伦为戸部侍郎而非“中书侍郎”。因此，有关记事及敕令，应是后来的加工编辑者对史料的研究不够精细而留下的“马脚。例如“中书令兼捡挍吏部尚书南阳县开国男来济”之说，当取自《旧唐书?来济传》或与之相同的其它史书：“永徽二年，拜中书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四年，同中书门下三品。五年，加银青光禄大夫，以修国史功封南阳县男，赐物七百叚。六年，迁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16]可见其“封南阳县男”在五年，而改为“中书令兼吏部尚书河东县男”则在“六年夏五月癸未”。又《旧唐书?李义府传》载：“永徽二年，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寻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赐爵广平县男。……显庆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进爵为侯。”[17]可见李义府在“兼太子右庶子”时，即同时“进爵为侯”，故应将“广平县开国男”改为“广平县开国侯”。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限于时间和篇幅，容后再另文详细举证。

三、中华书局点校本存在的一些失校与误点问题

中华书局再版推出的孙毓堂、谢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点校本是关于玄奘传记研究的重要新成果，但是我们肯定其成果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该点校本存在着一些错误。现提出几点商榷如下：

（1）“单开远适，罗浮、图澄”之误点

该点校本卷八云：

归敬曰：昔能仁示现王宫，假殁双树，微言既畅，至理亦弘，剎土蒙摄受之恩，怀生沾昭苏之惠。自佛树西荫，觉影东临，汉、魏寔为滥觞，符、姚盛其风彩，自是名僧间出，贤达连镳，慧日长悬，法轮恒驭。开凿之功始自腾、显，弘阐之力，仍资什、安。别有单开远适，罗浮、图澄，近现赵、魏，粗言圭、角，未可缕陈。莫不谈空有于一乘，论苦集于四谛，假铨明有终未离于有为，息言明道，方契证于凝寂。”[18]

按：其中“别有单开远适，罗浮、图澄，近现赵、魏，粗言圭、角，未可缕陈。”标点明显错误。单开人名也，梁代慧皎的《高僧传.神异》上记载:“单道开，姓孟，敦煌人。少怀栖隐，诵经四十余万言。”[19]笔者认为，上文的“单开”即单道开之名省掉“道”字，实是一人也。而“图澄”即“佛图澄” 之名省掉“佛”字，“罗浮”则非人名而是广东的一座名山之名。据《高僧传》记载：“佛图澄曰：‘此道士观国兴衰，若去者当有大灾。’至石虎太宁元年，开与弟子南度许昌。虎子侄相杀，邺都大乱。……后入罗浮山。独处茅茨,萧然物外。春秋百余岁,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由此可见，单道开是和佛图澄同时代而稍前的一个和尚，因才能卓著而名声远扬。后来，逃避战乱入罗浮山，并最终卒于此地。而且“圭角”为一单词，不可点作“圭、角”。如《辞源》释云：“圭的棱角，犹言锋铓。……又称人沉着有涵养为不见圭角或不露圭角。”[20]因此，该句的正确标点句读应为：“别有单开远适罗浮，图澄近现赵魏。粗言圭角，未可缕陈。”

（2）“虽谓不混于淄、渑，盖已自滥金鍮耳”等句之失校误点

该点校本卷八又云：

……既属吕公余论，复致问言。以实际为大觉玄躯，无为是调御法体。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证禀自然，约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违，词近而旨远。天师妙道，幸以再思。且寇氏天师，崔君特荐，共贻伊咎，夫复何言。虽谓不混于淄渑，盖已自滥金鍮耳。……

按：其中“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证禀自然，约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违，词近而旨远。”此应按《大正藏》第五十册《史传部》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八点作：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证，禀自然终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违，词近而旨远。”因为“信熏修容有分证，禀自然终不可成”与上句的“实际为大觉玄躯，无为是调御法体”皆以七字为句逗，顺畅成章，若照误点则乱套不通。又“虽谓不混于淄、渑，盖已自滥金鍮耳。”亦应按《大正藏》补字并点作“虽谓不混于淄渑，盖已自滥于金鍮耳。”如此方为对称而意顺。

（3）“乃至意识界亦不可得，无明不可得”之误点

该点校本卷十云：

至二十三日，设斋嚫施。其日又命塑工宋法智于嘉寿殿竖菩提像骨已，因从寺众及翻经大德并门徒等乞欢喜辞别，云：“玄奘此毒身深可厌患，所作事毕，无宜久住，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诸有情同生覩史多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辞讫，因默正念，时复口中诵“色蕴不可得，受想行识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意界亦不可得；眼识界不可得，乃至意识界亦不可得，无明不可得，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复口说偈教傍人云：“南无弥勒、如来应正等觉，愿与含识速奉慈颜，南无弥勒、如来所居内众，愿舍命已，必生其中。”时寺主慧德又梦见有千躯金像从东方来，下入翻经院，香华满空。[21]

按：该段“色蕴不可得，受想行识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意界亦不可得；眼识界不可得，乃至意识界亦不可得，无明不可得，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一句各个句段是并列成分，所以全部应该用分号。正确的应断为：色蕴不可得，受想行识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意界亦不可得；眼识界不可得，乃至意识界亦不可得；无明不可得，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

（４）“朕与先王游大国”之失校

该点校本卷一云：

停十余日，欲辞行，王曰：“已令统师谘请，师意何如？”师报曰：“留住实是王恩，但于来心不可。”王曰：“朕与先王游大国，从隋帝历东西二京及燕、岱、汾、晋之间，多见名僧心无所慕。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止，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伏愿察纳微心，不以西游为念。”[22]

按：自秦始皇创立“朕”的称号以来，只有中国这一中心的合法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才能使用并被认可，而周边的藩属国家的首领充其量只能称王。故该段的“朕与先王游大国”句此应按《大正藏》改作“泰与先王游大国”。此处的“泰”乃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的自称也，此段之前有文云：“时高昌王麴文泰使人先在伊吾”，[23]可证其时大唐的周边诸小国王皆不敢或不能以属于唐朝天子专用的自称“朕”来自称的，即使有小国王敢妄自尊大而自称“朕”，唐朝之人如玄奘等高僧也不会将此记入自己的论著而不加批评反对。

总而言之，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限于时间和篇幅，也都容后再另文进一步详细讨论。

[1]见《大正藏》第五十册《史传部》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序》及卷六以下的彦悰“箋述”。

[2]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 16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3][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4][唐]慧立著、彦悰笺，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5]见《大正藏》第五十册《史传部》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序》。下同引此《大正藏》传文不再注。

[6]宋王堯臣等編:《崇文總目》上冊31頁、127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7]《大正藏》本注云:“箋＝分【宮】”。

[8]《高僧传合集》4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9]刘昫《旧唐书?吕才传》27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0]刘昫《旧唐书?音乐志》10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1]刘昫《旧唐书?职官志》17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