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文化与档案史料

　　云南省档案局 杨中一

　　居住在我国西南地区有100余万人口的傣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璀璨的民族文化和丰厚的档案史料相交织、相辉映。近几年，这些地方的档案馆收集、征集到上千件册在贝叶、白棉纸、布帛上书写的民族档案史料，它从不同角度印证了这个古老民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生活。傣族的档案史料是我国档案宝库中的瑰宝，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它对民族地区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语言文字与档案史料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①。文字是在语言基础上产生的，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符号，是人类交际的辅助工具，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使人类过渡到文明时代。②傣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通过语言、文字继承、交流和保存了自己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成果。

　　傣族人民解放前就在不同地区使用着不同形体的四种文字，即傣仂文、傣哪文、傣绷文、傣端文。其中以西双版纳地区使用的傣仂文历史最为悠久，传说是随小乘佛教的传播而形成和演变过来的，大约为6至8世纪，而公元638年为傣历纪元的起始年，如果没有文字是难以计算出天文历法的。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傣族社会的一个大发展时期。据傣文史籍《帕萨坦》记载：公元6世纪初，傣族茫乃政权最高统治者为“召”，第一代“召”相包底武当权时，在其王室组织内设置管理内务行政官四人，其任务是：向“召”定期汇报各勐的情况和传达“召”的旨意和命令；负责起草文书文告和其它文牍杂务；处理外交和“召”庭内日常事务。“召”委任下属各级首领均以傣文委任书分别任命。说明傣族文字已经用于公务活动。

　　元初《经世大典·拓捕总录》中“八百媳妇”条记载：元使忽刺丁于延佑元年(公元1514年)出使八百媳妇国，9月14日归国前，其国主“浑乞滥手书白夷字奏章，献二象”。八百媳妇国是当时的景线王国，历史上与西双版纳相接，民族相同，语言相通，当时在奏章上使用白夷字就是傣文，说明官文书已使用傣文。

　　在德宏地区使用的傣哪文时间较晚一些，约在公元14·世纪。明初李思聪《百夷传》记载滇西傣族“无中国文字，小事刻木为契，大事则书缅字为檄，无文案可稽。”所指缅书实际就是傣哪文。说明德宏地区傣文很早已使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等方面。

　　明朝官方设置翻译外国和境内少数民族的语文机构“四夷馆”，其中就设有“百夷馆”。明朝傣族地区的统治机构内也设置专门办理傣文书的机构和人员，土司署的办事机构“三班”、“六房”，其中“书房”由秘书、师爷、誊录员组成，专门为土司出谋献策，整理诉讼案件，管理文稿和各项收租票据，起草和书写同各土司的往来文件，起草和誊写没治局、汉官的来往文件。土司对民间发布文告命令及土司间的信函往来均用傣文，并专门设“夷书办”数人来担任。

　　傣文除应用于记录公务活动和社会交往，形成大量傣文档案外，还大量应用于编写文献，形成了数量浩繁的各种各类的傣民族文献。

　　二、贝叶材料与档案史料

　　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民族文字形成后，都要寻找一些物质载体作为书写材料。贝叶作为文字载体，在我国傣族文化中是特有的。最早的古傣文出现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而从傣文书写载体材料看，目前发现的除后来的棉纸、麻纸外，大都用贝叶，据说西双版纳用贝叶记录的经卷文献有48000多部。傣族地区人民非常尊重贝叶，把它当作知识、智慧和文明的象征。在傣族民间流传着一个傣族人民发现和利用贝叶美丽动人的故事，即著名的“绿叶信”故事。大意是：

　　古时候，有一个勇敢、善良的傣族青年，告别未婚妻到天边太阳的家乡去寻找幸福和光的种子，临走时和未婚妻约定，每月通一次信并带着一支鹦鹉作为传信的使者。开始几个月，青年的情书写在芭蕉叶上，由鹦鹉衔着飞回家乡交给未婚妻，然后再衔回未婚妻的书信。青年越走越远，整整走了十年，因为写在芭蕉叶上的书信不等鹦鹉飞回家乡在途中就干枯破碎了，他和未婚妻的书信中断了，双方都很伤心。一天，青年走进一片森林，在一棵贝叶树下休息，忽然发现一条细小的虫子在贝叶上啃吃着贝叶丝，小虫爬过的地方，留下一条弯曲清晰的线路，这时，他又发现落在树下堆了很久的干贝叶，他用手使劲揉擦，都没破碎，青年从中受到启示，便剥下一片贝叶用刀尖在上面刻下了给未婚妻的书信，让鹦鹉衔回家乡，过了一年零十五天后，鹦鹉衔着未婚妻在那片贝叶背面刻写的书信回来了。青年没有找到幸福和光的种子，却意外地发现了贝叶的秘密。从此傣族人民都用贝叶刻写书信。这就是现存的经书和民间叙事长诗里提到的“莱邦东”(用贝叶写信)的时代。

　　贝叶作为书写载体被发现以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后来对贝叶的使用方法进行了加工改进，先用水煮后晒干，按照需要的长短规格裁切，一般每片长60厘米，宽10厘米左右，然后在靠边处穿一小孔，串成一册，放置整齐用平板盖上，再加一块重石头压平，十天半月后就可以使用。书写时用铁笔把字刻在贝叶上，涂上植物油。书写珍贵内容的还要涂上生漆，饰上金粉，便能防腐防潮和防白蚁。

　　贝叶由于耐久性长，不易磨损，字迹长久，因此，使用范围较广，不仅限于佛教经卷，而刻写的内容涉及到天文地理、医药卫生、生产生活、政治法律、社会历史、语言文字、牒谱世系、经济文书、体育武术、诗歌故事、音乐舞蹈、风情民俗、农田水利、工程建筑等等。它是傣族人民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知识总汇，是傣族人民文化韵象征。它真实地记录着傣族人民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它对傣族文化的传播、拓展和繁荣起了极大的作用。

　　三、政治法律与档案史料

　　傣族早在公元一二世纪进入初期阶级社会，傣族先民建立了第一个政治组织掸国，并与东汉王朝有着经济文化交流。6世纪初建立茫乃政权，相传15代至公元1180年(傣历542年)，在此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方面建立健全了法规制度，建立了严密的社会组织，并设置“戈罕”(军事将领)统帅武装力量，设置“哈拉勐”(事务官)管理所属各勐事务，并向下级官吏层层催收租税杂捐。后期随着内部管理日臻完善，又设置“议事庭”商决重大事宜。7世纪初开始出现见于文字记载的成文法规礼仪，并制定了寨规勐规，基层组织制定了15条“勐理”、“法规”，要求人人遵守。10世纪北部德宏地区建立了勐卯国，南部西双版纳建立了景龙金殿国。它是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联盟，包括对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统治，反映了傣族封建农奴制的特征。13世纪中叶开始至14世纪中叶，傣族社会完全进入封建领主制，需要有维护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的法律、法令和礼仪规程，于是产生了《领主法律》。《领主法律》是封建王朝为审理各种案件、惩处犯罪而特地制定的一部完整的旨在维护封建领主制的成文法规，分总纲和细则，共160多条法规。有维护封建土地权的土地法，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继承法、婚姻家庭法、财产处理法和民法、诉讼法、刑法等。同时，西双版纳还有写在贝叶上的法律《谢哈南拎海纳》(土地法)、《腊扎干旦兰广蚌》(政治和管理制度)、《腊扎干卖和谢赏》(判罪罚款和奖赏法)。这些法律法规规定了封建领主的土地占有权和分配法，规定了行政区划“勐”的划分、管理制度和奖惩办法以及各种劳役期限、门户钱、各级官员任免等。孟连县现保存的孟连宣抚司的法律汇集用傣汉两种文字对照，较全面系统地汇集了地方行政法规、民事、刑事、诉讼等维护封建领主的法规，礼仪、种姓、节日、宗教法规以及各类案例处理等。西双版纳州、耿马县档案馆都收集保存原本傣文的古法律。

　　四、宗教信仰与档案史料

　　傣族全民笃信佛教，宗教信仰是傣族社会的主要内容。佛教与傣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傣文最初是用于传播佛经，傣文字母是借用巴利文来拼成傣语。解放前傣族地区没有正规的学校教育，男孩七八岁便进佛寺学习文化，他们除了念经书、学戒律外，还学傣文以及有关历史、历法、文学、艺术、医学之类的知识，寺庙成为普及文化的学校。历代掌握文字的傣族人民主要是僧侣，佛寺出来的僧侣本身就是受过综合教育的知识分子，很受群众尊重。佛爷还俗后称“康朗”，就是傣族中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佛寺中一些知识渊博、造诣较深的僧侣，还俗后往往被任命为基层头人、文书或管理宗教，有的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继承和传播民族文化。

　　宗教与傣族政治统治是分不开的，政权与教权结合一体，教义写进了《领主法律》。宗教佛寺组织系统与封建政治统治机构的行政组织系统密切配合。西双版纳最大的佛寺瓦毫设在行政中心召片领所在地宣慰街；左右设瓦扎棒和瓦专董，统辖全区所有佛寺，各勐召勐所在地也各有一座瓦电，勐下各陇、播、火西等行政单位也都各有相应的中心佛寺，勐级佛寺管辖其下辖的村社基层佛寺。各级佛寺从上到下组织严密，层层隶属。上级佛寺有事按组织系统下达，对下级佛寺的僧侣和主持有处罚、撤换的权力；下级佛寺主持按期向—1二级佛寺报告情况，领受法旨、朝拜、集会和诵经。佛寺中的最高领袖由最高行政首领“召片领”的亲属担任，各级佛寺的主持一般是封建统治者的亲属，或者要认为义父，在经济上受其节制。各级僧侣晋升或受处罚要经过同级领主的批准或同意。德宏地区有“御封佛爷”制度，佛爷由土司加封委任，受权管理全区佛寺。西双版纳佛爷和头人违犯戒律要受双重处理，不但要按寺规处理，而且还要由村寨处理，直至上报车里宣慰议事庭，最后向勐通报。

　　由此，傣族文化，傣族档案史料的形成有着极浓厚的宗教色彩，佛寺中的大量经籍，既反映宗教活动，也包含有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内容；各级统治机构和基层组织活动中形成的档案史料，也交织着宗教活动的内容。

　　五、文学艺术与档案史料

　　文学艺术是傣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傣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绚丽多彩、风格独特的文学艺术珍品，包括有诗歌、故事、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编织等。它不仅是我国文学艺术百花园里的奇葩，而且也是傣族人民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傣族地区有诗歌的海洋的美称，诗歌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影响很大。记载在贝叶上能找到目录的就有500部之多。有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相当高，如著名长诗《兰嘎西贺》(十头魔王)，全诗长4万多行，分为22章90节(译成汉文30008行)，反映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斗争。反映男女青年向往自由和爱情生活的叙事长诗《恒勐拉》(上内地)，长3500多行。还有歌颂忠贞爱情、颂扬爱国主义英雄长诗《召树屯》 (孔雀公主)、《占相》、《相勐》、《召洪罕》等等。

　　傣族的故事、传说、散文、寓言、谚语等也十分丰富，西双版纳记载在贝叶经中的故事作品，仅长篇故事就有40多部，中篇短篇数以百计。有的故事长达150万字之多。如长篇故事《祝佐妈赖》分13卷836面贝叶，约125万多字。

　　歌舞是傣族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成份，傣族人民把没有歌舞看作是吃菜没有盐巴，男女老幼能歌善舞。傣族人民在欢庆节日、喜庆丰收、婚嫁丧葬、起房建屋、赕佛赕塔等活动，都是通过歌舞这一特殊形式来表达和进行的。一年之中除“关门节”至“开门节”期间禁止娱乐外，都少不了歌舞活动。傣族歌舞千姿百态，内涵丰厚，既有古老的动物形体模仿、图腾崇拜和宗教祭祀的内容表现，又有讴歌劳动、歌颂英勇斗争精神、反映日常生活和追求理想的现实内容表现。它凝集了傣族人民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傣文的形成和使用，使古老的傣族传统艺术得到系统提炼和升华，随着社会发展，傣族人民在长期艺术实践的基础上，进入新的艺术境界，形成了反映其特定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刻写在贝叶、书写在白棉纸以及其它物质载体上的大量文字材料，不仅是傣族人民艺术智慧的结晶，是傣族神奇而独特的社会生活的写照，而且也是我国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档案史料。

　　①《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