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一）

　　【原刊编者按】一个世纪前，敦煌藏经洞被王道士发现，由此敦煌文书流散世界各地，产生了一门世界性显学——敦煌学。走过百年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资料的刊布也已基本完成。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对敦煌学研究的历史进行回顾，客观地分析其研究现状，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推动敦煌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我们邀请5位国内外敦煌学研究专家，以敦煌学的发展趋势为议题组织本组笔谈。程喜霖先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敦煌学理论，同时根据自己多年研究实践经验，指出“二重证据法”仍然是适用于敦煌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赵和平先生提出继续重视基础性的文书整理和石窟考古报告的出版同时，要在佛教文献研究、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并积极开展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日本学者关尾史郎先生认为，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比较敦煌与吐鲁番两地基层民众在信仰、葬俗等方面的异同，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而且要注意利用近年吐鲁番、库车等地出土的新资料。李锦绣先生认为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既可以推进内陆欧亚学一些课题的研究，也可以推动敦煌吐鲁番学的深入发展。马德先生结合近年自身的研究工作，以“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为例认为，敦煌藏文文献、佛经和佛教文献的研究大有可为，用敦煌文献研究敦煌以外的吐蕃历史文化前景可观。

　　【关键词】敦煌学研究；历史；现状；发展

　　【作者简介】程喜霖，湖北大学（湖北武汉430062）；赵和平，北京理工大学（北京l00081）；关尾史郎，日本新澙大学；李锦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l00006）；马德，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30）。

　　【原文出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鸟鲁木齐），2009．2．96～112

　　试论敦煌学理论与研究方法

　　程喜霖

　　一、关于敦煌学理论

　　1900年6月22日，湖北麻城人王圆篆在莫高窟，一个偶然的机缘发现了藏经洞（编号l7窟），敦煌文书重见天日，揭开了中华民族已湮没的西北古文明的面纱。自文书面世至今已108年了，敦煌文书流落世界而兴起了一门显学——敦煌学。然而敦煌学是不是一门学科？学者有不同看法。l985年8月，我参加在乌鲁木齐举行的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会议，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讲演称：“严格地讲敦煌学不是一门学科，而称敦煌研究为好。”但大多数学者仍认为敦煌学是一门学科。即使如此，敦煌学究竞产生于何时呢？有的认为l900年6月22日，藏经洞发现是敦煌学的发轫；有的欧洲学者将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窃掠藏经洞文献的时间作为敦煌学之始；有的说敦煌学产生于1909年；还有的学者则将l930年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提出“敦煌学”概念①，作为敦煌学诞生的时间。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因此，当前迫切需要研究敦煌学理论，第一必须深人研究敦煌学术史。

　　我以为大凡称为“学科”有其必备条件：“一是学科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二是研究对象、内容及基本资料；三是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四是有一批体现学科体系的论著”②。依此，综观当前敦煌学发展态势，仅敦煌学术史有所研究，而敦煌学理论与方法几近空白。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育人。学科的发展，如同育人。唐人有云：“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③。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可划分为婴儿期（诞生至三岁）、童年期（四至十五岁）、少年期（十六至二十岁）、成年期（二十一至五十九岁）、老年期（六十以上）。我们考察敦煌学的发展期，可从其发展的标志性年代为切人点，是否可以说，l900年6月22日，藏经洞文书面世，敦煌学如胎儿在敦煌母体中孕育着，是敦煌学的雏形期，为萌芽发轫阶段；由于敦煌文书流散世界，经三十年研究于l930年，敦煌学如呱呱坠地的婴儿诞生了，为敦煌学的形成期，即形成阶段，所以此时，前揭陈寅恪文提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又经50年研究到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是敦煌学童年期，为敦煌学初期发展阶段；再经过30年发展，2000年6～8月，中外敦煌学者在北京、敦煌等地举行藏经洞发现百年大祭国际学术会议，敦煌学茁壮成长为少年期，盖世界一门显学，迈进中期发展阶段。可以说，今天的敦煌学尚没有到成年期，它还不成熟，远远没有达到高度发展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2000年说：“敦煌学还要再搞一百年”c啪道理。概而言之，敦煌学发展分为雏形期（萌芽发轫阶段）、婴儿形成期（形成阶段）、童年期（初期发展阶段）、少年期（中期发展阶段）、成年（熟）期（高度发展阶段）。我以为当前敦煌学研究状况尚未成熟，仍处在中期发展阶段，敦煌学者仍须努力拼搏将其推进到高度发展阶段，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以上我粗略划分了敦煌学的发展阶段，见仁见智，聊备一说而已!所云发展阶段，当是敦煌学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敦煌学发展史的研究不乏佳作，如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刘进宝《敦煌学述论》、郝春文《二十世纪的敦煌学》、柴剑虹《敦煌学与敦煌文化》，凡此皆是敦煌学入门的代表作。然而从整体而言对敦煌学形成发展的规律升华理论的高度，仍然是初步的，比如敦煌学究竟如何划分阶段，各阶段的发展的特点，其代表著作是什么？又如何从发展阶段揭示敦煌学形成发展的规律，尚待深入探讨。

　　第二，敦煌学理论一个重要问题是敦煌学的定义概念，何谓敦煌学？敦煌学的内涵与外延。

　　这是敦煌学者无法回避的课题。学术界的看法歧异很大，前揭陈寅恪文提出“敦煌学”概念，而其高第周一良又著文称：“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⑤。姜亮夫先生提出敦煌学的“内涵”是研究敦煌地区“石窟之造型艺术”、敦煌文书、简牍、长城及烽燧遗址等等，都是敦煌学研究范畴⑥。林家平等先生认为敦煌学内涵“三个层次”，即敦煌地区文献资料、文献文物整理与研究、学科理论⑦。刘进宝先生则云：“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⑧。以上具引了有代表性的四种观点，显然第一种观点认为敦煌学不是一门学科，后三种都承认敦煌学是学科，但研究内涵有很大差异。姜氏侧重研究对象广泛，林、刘二氏提出敦煌文献及敦煌学理论为研究内涵。关于敦煌学的看法还有其他说法，在此不一一备举。总而言之，关于敦煌学概念是不定式，异常模糊，在学界争讼不休，究竟孰是？是值得思考的。余不揣冒昧提出一种看法：所谓敦煌学是研究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母体与域外文化（含外来文化及周边胡文化），在敦煌地区碰撞、交汇、升沉、积淀而形成的敦煌文化及其与域外文化关系的学科。因研究对象多元、内容广泛，它又是由敦煌文献学、敦煌考古学、敦煌历史学、敦煌文学、敦煌地理学、敦煌语言学、敦煌艺术学、敦煌民族学、敦煌宗教学、敦煌民俗学、敦煌科技等分支学科组合成的综合性学科。由是其特点可概括为三端：

　　其一，地域性。著名敦煌学家王永兴先生《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称：“法国伯希和从我国敦煌掠去的古文书里，有唐代敦煌几个乡的登载男子姓名的4件文书残卷。这些文书记载了几个乡不同户等的小男以上男子的姓名、年龄、类别（小男、中男、白丁、老男、勋官等），还记载了大多数人担负的职务或徭役的名称”。“这些文献的地域性是很明确的，有几件文献上有敦煌县印，有一件文献上还标明从化乡，从化乡是敦煌十三个乡的一个。其次，4件文书记载的几百个人名里，以阎、张、索、曹、安、史、阴、令狐、汜、石、康、何、罗等姓最多，这是敦煌地方的一个标志”⑨。充分说明这些卷子记载的人和事皆是敦煌的，无论敦煌文书流落何方，学者用来研究何种问题，都无不打上敦煌的印记。因此，王先生在研究唐代差科簿时冠以“敦煌”二字。这篇著名论文既是唐史研究课题，又是敦煌史学的一部分。显然敦煌学诸种分支学科具有浓郁的地域性是不争的事实。

　　其二，交汇兼容性。柴剑虹先生有云：“儒学主流文化与各种外来文明融汇交流，佛、道、祆、摩尼等宗教兼容并蓄”。它具有“多种文明交汇而持续、稳定发展的特性”。“敦煌两千多身彩塑中既有清晰可辨的犍陀罗、马土拉风格，又有在魏晋时代风行一时的秀骨清像和在盛唐时期类似宫娃的丰腴菩萨”⑩。我们知道，印度佛教沿丝绸之路东渐经龟兹、于阗、高昌至“华戎所交”之敦煌，在历史的长河中改造成汉传佛教，敦煌就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地区之一，乃敦煌学交汇兼容性的实例。

　　其三，综合性。敦煌学因研究对象多元就决定它综合、交叉性的特点。前揭姜亮夫文将“高昌一带文物”归于敦煌学范畴值得商榷；但说敦煌地区千佛洞石窟艺术、“文书”、“简牍”、长城、城堡、烽燧等遗址为敦煌学研究对象是有道理的。换言之，敦煌学研究对象多元就派生出诸种分支学科，造就它综合性特色。又如敦煌史学运用敦煌文献研究本地区历史、西北区域史、唐史、宋史在整体上统属中国史学。那么，它又与敦煌文献学、简牍学、金石学等学科交叉，又敦煌学与吐鲁番学、藏学、西夏学互相交叉更是不争的事实。凡此反映了学科的交叉性，也可以说这是综合性学科派生出来的。总之敦煌学的综合交叉性与单体学科是有区别的。

　　如上所论，敦煌学的定义概念是抽象的，而其诸种分支学科则是将敦煌学具体化。从理论上讲，多元最终归于和谐，表现出同一性，这种一与多从抽象到具体，正好反映了敦煌学综合性的特质。

　　第三，敦煌学者必须认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之间的关系，探讨敦煌学形成发展的逻辑演进，研究其逻辑推进的轨迹，从理论上揭示敦煌学的发展规律，也是敦煌学理论研究的课题。

　　第四，研究理清敦煌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联以及与其周边地域特色的学科，如吐鲁番学、藏学、西夏学、于阗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

　　第五，敦煌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敦煌学的学术规范、学术评论、学风与文风。如所周知，在学术界，文学评论、文艺评议异常活跃，史学评论次之，相形见绌，敦煌学评论少之又少。有位英年早逝的友人黄约瑟博士云：“学术工作者花上一段时间写成和出版了论著，理应得到同行的回应和反响。出版并不是学问成果的终结而是开始，而评论除了在赏识作者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外，更应该加以学术性的衡量，或与同类著作相比，以便读者明白书中内容的重要和价值。放眼世界，任何取得成就的学术领域中，必有其评论传统，具发扬和监察学术的作用”⑾。

　　我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07年度理事会（武夷山）上，宣讲了《学术规范与书评》，就是呼吁“发扬和监察学术的作用”。可是当前敦煌学界每年论著数以百计，其质量良莠不齐，更有沽名钓誉或为生计捞奖捞职称者，急功近利炮制文章。因此公正的学术评论规范和监察敦煌学的健康发展，已提上日程。当然学风与文风，治学严谨，特别是“严谨”二字是学者的学术生命，也是敦煌学者应当注意的。

　　第六，敦煌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即方法论研究是敦煌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

　　如上所述六端，为敦煌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亦聊备一说而已!

　　二、敦煌学转型与中层理论

　　自2006年一次以“转型”为中心的学术讨论会后，敦煌学转型成为热门话题。方广铝先生云：“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似乎敦煌遗书大多已经公布，新资料已经很少了，”各自拿敦煌资料“开展研究，这就是转型”。“坦率地说，为什么要转型？怎样才能转型？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又称：仅就整理文献而言，应“扎扎实实地把资料工作做好，离所谓‘转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⑿。我赞成方先生的意见，说实话，我非常费解，为何要提出敦煌学转型，也弄不明其含义？实际上转型概念是经济学常用的术语，如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建言：当今中国要“推动经济模式向内需转型”⒀。当然也有史家称唐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时代，这里的转型仍是指唐宋之际经济、政治的变革，所以将唐宋称为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型，乃指制度而言。因此，转型概念是否适合一个学科如敦煌学的转型，是值得商榷的。前揭柴剑虹文云：“因此，这样做的结果，非但不会‘消灭’敦煌学，而且能为其先天不足的躯体补充丰富的营养，促进敦煌学科自身的发展壮大，使其真正巍然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所云“先天不足”，也就是说，还没有发育成熟。这与前文所述，敦煌学处在少年期（中期发展阶段）相契合。换言之，敦煌学还不是成熟的学科，距成年期（高度发展阶段）还有一段距离。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敦煌学还要搞一百年”。所以即使要将‘转型’理念引入敦煌学亦为时尚早!

　　2006年6月（武当山）敦煌学会理事会上，有学者宣讲“敦煌学中层理论”，引起与会者关注。所谓“中层理论”，追本溯源，乃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中层（又译作“程”）社会学理论”，它既不是宏观也不是微观理论，而是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社会学理论，故称“中层理论”。其核心是研究自然人进化为社会人的社会化过程的理论。这种美国社会学中层理论是否适合敦煌学呢？我以为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自己的背景，学科也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中国与美国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导致学科的学术背景亦千差万别。因此，将西方不同的学科理论简单的移植，由于土壤不适应是难以存活的。人们不是常说“本体论”吗？敦煌学植根于中国的敦煌。显然美国社会学中层理论不适合敦煌学。 一言以蔽之，“转型”与“中层理论”，不见得适合敦煌学。因为敦煌学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背景，诚如前揭柴剑虹文所言：“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该学科的构建与其学术背景、学术渊源的关系”。也就是说，研究敦煌学理论应着力探索敦煌学内在的“构建”，即诸分支学科的构建和他们之间的关联以及相关的学科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

　　三、理论与研究方法

　　大凡一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如影随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是学科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由于敦煌学研究对象多元，形成诸多研究领域，造就多种分支学科合成为综合性学科，这样就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即各分支学科当有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譬如敦煌史学是敦煌学的重要内容，它又是中国历史学中唐宋历史、西北区域史的一部分。那么，史学理论方法论亦可用于敦煌史学研究。史学理论可用一句话说明：“唯物史观”，治史者又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其宏观理论指导下派生出治史方法，可概括为思辨法（辩证）、考据法、实证法、推论法、计量法、比较研究法、二重证据法等等。毋庸置疑，敦煌史学必须用唯物史观来统帅，在研究中交叉运用上列研究方法。但是最适合的正确方法，却是“二重证据法”，盖敦煌史学独特的方法论。

　　关于“二重证据法”，我谈点意见：2000年6月，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讲：“敦煌文献为王国维创立‘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提供重要依据”⒁。有论者则认为“二重证据法”，古已有之，如宋人就有运用者，用王国维的话说：“然则中国之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但他对此有一段结论性语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今日始得为之”⒂。也就是说，虽然“二重证据法”，古人有用之者，但是作为研究史学的一种方法论则是王国维创导的，“今日始得为之”也，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众所周知，文献始初意义乃指文字记载，献者指贤者论事。今国家定义：“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载体”。据此，文献分为存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大类。王氏所云：“纸上之材料”为存世文献，“地下之新材料”为出土文献。1900年6月22日，王圆篆开启藏经洞，5万余卷敦煌文书面世，接着吐鲁番出土文书、汉简（含敦煌简）、甲骨文相继发现，盖震动世界考古学的四次重大发现。国学大师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敏锐地发现新材料产生新学问。王国维指出：“自古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⒃。陈寅恪亦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⒄。他们首先运用新出敦煌文献研究中古史，特别是王国维把近代西方思辨的方法，同乾嘉传统考据方法及古人曾使用过的以地下出土材料证明纸上材料的方法合一炉而治之，发明“二重证据法”，即把考古资料（敦煌文书、简牍、甲骨文、金石文等）与存世的历史文献典籍互为印证，揭示古史的全貌。王国维研究敦煌文书的贡献，柴剑虹有专文⒅，无须整述。我仅扼要概述王国维最早利用甲骨文纠正《史记·殷本纪》记载殷朝帝王、世系、称号的舛误，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朝“职官”、“户籍”、“田制”等论文和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等堪称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他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重大发明将史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他与罗振玉、陈寅恪研究敦煌文献的论著皆是敦煌学形成阶段的代表作。陈寅恪评价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有云：“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又称：“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讬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⒆。陈寅恪对王国维史学方法论的形成及贡献所论精审。又郭沫若称道：“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⒇。可以说，正是20世纪初敦煌文书、敦煌汉简、甲骨文的发现，造就了王国维的历史方法论。反之，他发明的“二重证据法”为敦煌史学独特的新的研究方法，事实证明极大地推进了敦煌史学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高第、著名敦煌学家王永兴先生著《唐代敦煌差科簿考释》[21]，征引《唐六典》、《唐书》、《通典》、《唐会要》等典籍与敦煌天宝十载徭役文书所记互相参证，揭示唐代郡上、纳资、子弟、侍丁、亲侍丁、执衣、捉钱、充慊、渠夫、斗门、卫士、土镇、豆卢健儿、终服等徭役名色的内涵，将此文书科学定名为“差科簿”，纠正了原定名《丁籍簿》的舛误。王文是新中国建国之初，在敦煌史学领域最早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乃敦煌学初期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可以说，王文是敦煌学术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它在敦煌史学方法论上，影响了一代人。

　　20世纪80～90年代，出现唐长孺先生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王永兴先生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韩国磐先生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等三部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高水平学术著作，也是运用“二重证据法”将典籍记载与文书互为印证，揭示唐朝政治、经济、军事若干重大问题，它是敦煌学中期发展阶段的标志性著作。在这些经典著作的昭示下，余著《汉唐烽堠制度研究》、《唐代过所研究》，在方法论上当是运用“二重证据法”，把汉唐史籍记载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简牍互为印证，揭示烽堠、过所制度形成发展的规律。近来我著一组研究唐代杂徭的论文，仍是运用“二重证据法”，将文书与唐文献互相参证，重新诠释唐《充夫式》，试图解决杂徭征役日数问题。凡此等等皆证明，“二重证据法”，盖敦煌史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综上所论，我们是否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及思辨法，可以统领敦煌学诸分支学科，这是共性，但各个分支学科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因此，每个分支学科又有适合自己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二重证据法”，为敦煌史学之方法论者然。从理论上讲，这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最终归于和谐。

　　注释：

　　①⒄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②程喜霖：《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成立暨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感言》，（z006年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第89页。

　　③《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郎中员外郎条。

　　④⑿方广锠：《漫谈敦煌遗书》，《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3期，第207页。

　　⑤周一良：《敦煌遗书论文集序》，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l983年。又见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⑥姜亮夫：《敦煌学之文书研究》，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l983年。

　　⑦林家平等：《试论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及其特点》、《兰州学刊》，1984年第l期。

　　⑧刘进宝：《敦煌学述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l991年，第4页。

　　⑨[21]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第l2期。又见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⑩柴剑虹：《注重敦煌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学术与探索》，2008年第3期。

　　⑾黄约瑟：《近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新史学》第三卷第三期，1992年9月。又见刘健明编：《黄约瑟隋唐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l8页。

　　⒀陈志武：《中国用财政手段推动经济转型》，《参考消息》，2008年10月2日。

　　⒁程喜霖：《20世纪敦煌文献与古史研究》，载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⒂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原载《国学月刊》第二卷，l926年。参见柴剑虹：《敦煌学与敦煌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2～63页。

　　⒃《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

　　⒅柴剑虹：《王国维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敦煌学与敦煌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3-65页。

　　⒆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l980年，第219页。

　　⒇《光明日报》1999年7月5日第九版《世纪》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