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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石刻档案研究

赵彦昌王红娟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中国古代的石刻档案形成时代久远,在我国古代历史档案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弥补了古代文书档案方面的不足,具有很高的价值。本文主要介绍了辽代石刻档案的内涵、特点和主要存在形式;然后对辽代石刻档案的直接遗存和间接遗存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最后探讨了辽代石刻档案的重大价值。

关键词辽代石刻档案直接遗存间接遗存分布价值

石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它取材于地面之石,镌刻文字图像,记言叙事,以昭示各方,是档案的一个重要种类。石刻档案在我国档案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内容涉及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石刻档案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战国至秦代,是中国古代石刻档案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石刻档案没有固定格式,大多使用未经精细加工的、形状不规则的竖石。中国收存年代最早的石刻档案是石鼓文,是公元前770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纪功石刻。汉代进入了石刻档案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尤其是东汉时石碑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格式。隋唐时代,中国古代石刻档案进入成熟与鼎盛阶段,明清时期更是极为盛行。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石刻档案,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而辽代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保存下来的文字资料十分有限,因此辽代的石刻档案就显得更加的珍贵和重要,辽代石刻档案的相对价值也要远远高于其他朝代的石刻档案。

一、辽代石刻档案概述

(一)辽代石刻档案的内涵

“石刻档案主要是指以文字形式镌刻在石质载体上的有保存价值的历史活动记录。”[1]具体到辽代石刻档案主要是指辽代人刻在各种石材上的“墓志铭”、“经幢”、“石经”、“哀册”、“塔铭”等。辽代由契丹人创建,契丹族原起沙漠,崇尚武学,对文学的重视很少,后来虽然在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下,文化有所长进,但是由于政府严禁文字出境,就连民间私刊书籍都以死论罪,所以,关于辽代的文献流传十分有限,加之辽末女真、蒙古族对辽代的侵略,“五京兵变,缣帛扫地”,辽代有限的典籍文献散佚殆尽,由此使得今人研究辽代历史困难重重,就连元代人修《辽史》的时候都没有直接的文字可以依赖,只能求助于宋、金人的间接记载。辽代资料的及其缺乏,无疑赋予了辽代石刻档案以更加重要的内涵和意义。

(二)辽代石刻档案的特点

辽代石刻档案不仅具本石刻档案的一般特点,与其他朝代的石刻档案相比,还具备其自身的特殊性。

1、辽代石刻档案的一般特点

(1)真实性

以纸质为载体的档案常常会因为天灾或者人祸而被毁坏,有时也会因为人为的篡改造成档案记载的不真实。而石刻档案则是以石为载体的书史铭文,石头具有坚固和保存时间长、不易进行更改的特点,是历史的真实记录。陆和九先生在《中国金石学》一书中说:“洪水时代无论,已由石器时代进而为玉器时代。于是乎镂石之法兴。欲求历代种族之区别,疆域之开拓,社会之习尚,文化之变迁,宗教之流传,均宜取资金石以佐证。”宋代赵明诚《金石录》序中也指出:“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于善恶大迹,有不可诬,而又传说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石刻档案往往来自官方或者民间,是处于一种公开状态的档案,可以直接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鉴别和检验,绝大部分石刻档案记事准确、真实、可靠,是我们了解我国古代社会情况的真实史料。

(2)丰富性

我国幅员辽阔,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地都形成了种类丰富的石刻档案。作为载体的石材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就其形成的石刻档案的存在形式来说,有碑、摩崖、墓志、哀册、刻经、经幢、玺印等等。“从书体上来看,有古籀、战国文字、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特别是保存了大量各个朝代的异体文字,是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的重要资料;就其文体上来看,它包括有歌功颂德的赞、颂、哀悼死者的碑、志、铭诔,各种诏敕文谍、诅告、盟书,各种经典文集、诗歌杂咏以及地图、谱系、楹联、题名、甚至符咒、药方等等,简言之,各个朝代的各种问题均在石刻中有所体现,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佐证。”[2]就其文字记事内容而言,则广泛涉及政治、军事、历史、文化、天文、地理、艺术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3)分散性

我国古代的石刻档案分布十分广泛,上溯先秦,下至明清、民国,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冬至碣石,西达天山,可以说无处无石刻。虽然由于历代的破坏、毁弃等原因导致古代的石刻档案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至今各地遗存下来的石刻档案的数量还是十分可观的,它们分散保存在祖国的各地。

石刻档案的分散性不仅体现在分布的分散性,其保存状况也是分散的。大多石刻档案都是分立各地自然存放的,分散性是保存石刻档案的特殊形式。现在的石刻档案有的保存在文博部门,有的保存在档案部门,有的保存在图书馆(主要是各种石刻档案的拓片),但是无论保管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因其分散而忽略其作为档案的基本性质,也不能忽视其作为档案的重要价值。

(4)双重性

石刻档案具有文物和档案的双重属性。双重性是指石刻档案是文字内容价值和美学欣赏价值的统一体。石刻档案是载体与其内容的有机结合,这就决定了它既是实体文物又是记录有文字的档案史料。石刻档案可以由文物单位保管,同时档案部门也可以将其作为石刻档案进行保管。只是文物部门侧重于收藏这些石刻档案本身,而档案部门则更注重于收藏其拓片、图片、照片等资料。石刻档案的双重性特点,决定了档案部门应加强对石刻文字的搜录、研究,让这些珍贵石刻史料为历史研究服务。因为这些石刻档案能够真实地反映某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著名人物、文化、法律、法规等,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以填补过去历史研究中某些空白和缺漏。

(5)耐久性

石刻档案的这一特点是由其制成材料的坚固耐久决定的。石刻档案顾名思义,这种档案是以石为载体的。“所谓‘石’,是构成地壳的坚硬物质,由矿物集合而成,也叫岩石。”[3]其中碳酸盐岩是分布较为广泛的一种,是石刻档案的主要原料。无机矿物质碳酸盐理化性质的稳定性决定了石刻档案耐久性的特点。石刻档案无论是经幢、碑刻、造像题记,还是摩崖等,多可以放置在露天之地,不需要其他特殊的保管条件。自石刻档案产生以来,上溯先秦,下至明清、民国,直至新中国的诞生,上下历经二三千年时间,各朝各代都留存下了大量的石刻档案,为人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石刻档案具有的不同于其它载体档案所具有的坚固性,可以使其长久保存、久远流传。

(6)公开性

公开性是指大多数的石刻档案是处于公开状态的,无保密之处,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身份地位高低,只要具备一定知识水平的人都可以进行阅读,获得石刻档案所记录的信息,并进行传播利用,完全没有任何条件的限制。就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是石刻,大部分都矗立在庙宇、城址、坟墓、桥头等醒目和险要的地方,属于公开的档案材料。虽然有些石刻是埋在地下的,比如墓志、哀册等,但是这些石刻档案出土之后,大多数也是保存在文博等部门,供人们参观和欣赏,也处于一种公开的状态。石刻档案的公开性是纸质等其他载体档案所不具有的一个特性。

2.辽代石刻档案的特殊性

辽代石刻档案除了具有石刻档案的共性外,还具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这些石刻档案的文字上。“有辽一代官方文书及对外文谍均使用汉字,但契丹民族也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因而,辽代石刻中所用之文字以汉文为主,也有一些使用的是契丹的民族文字——契丹文(包括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此外,因辽代人崇佛,所以辽代石刻文字中也有外来文字——梵文。

契丹人“本无文纪,惟刻木为信”。建国之后仿照汉字创造了契丹文字。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太祖耶律阿保机命突吕不和鲁不古创制了一种“以隶书之半加减”而成的文字,史称契丹大字,这种字于该年的九月正式颁行。在契丹大字颁行数年之后,大约在天赞年间,阿保机又命其弟迭剌用回鹘文参照汉字制成了一种契丹文字,即契丹小字。契丹小字使用起来要比契丹大字更加简单,也比较容易学会,所以后来契丹人大多使用契丹小字。契丹小字颁行之后,并没有废除契丹大字,而是契丹大字、小字和汉字在辽朝的境内通行。“契丹字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4月,才被金朝命令废止。”[4]所以契丹文字从神册五年创制到明昌二年废止为止,使用了将近300年。另外“契丹人崇佛 ,而外来的佛经均是用梵文书写的,因而,在辽代石刻文字中,就出现了另一种文字——梵文。辽代石刻中使用梵文的基本上都是与‘佛’有关的‘经幢’ 或‘石棺’上的文字,并且多是梵文与汉文混用。”[5]

因为契丹文字在辽代的使用范围不广,且辽代书禁甚严,并且金灭辽时破坏极为惨重,因而辽亡后契丹文的图书未能保存传世。所以使得人们只知道有契丹文字,但是却不知道契丹文字的样子。早在明代,契丹文字就成了不为人们所认识的死文字。而辽代石刻档案中有一部分是用契丹文书写或者汉文和契丹文字混合书写的,这些石刻的存在和发现为人们认识和解读这种死文字提供了可能。

(三)辽代石刻档案的存在形式

有辽一代形成的石刻档案就其存在形式来说,有墓志、哀册、碑刻、摩崖、经幢、玺印、石棺记、塔记等等,种类十分丰富,价值巨大。

1、墓志铭

墓志铭即埋于墓中刻有墓主事迹的石刻。墓志铭所镌的文字一般以散文记叙死者姓名、籍贯、郡望、官爵、生平和生卒年月,称为‘志’;而文末有数句三言、四言、六言或四六相间的韵文加以概括并表达悼念之意的称之为‘铭’。墓志铭由墓碑发展而来,因东汉末年曹操曾严令禁碑,其后魏晋两代也受禁碑的影响,导致世间墓碑的数量日渐稀少。但是为了为了寄托和表达对亲人的悼念哀思,也便于子孙辨寻先人的墓地,人们将原本立于地表的刻石埋于墓中。后来禁碑被废除之后,民风并没因此改变,因而造成了墓矗于地上,而墓志藏于地下的局面。

现在发现的墓志中较著名的有在朝阳出土的统合四年(986年)十一月十八日耶律延宁墓志,耶律延宁为辽国的皇族,官至羽厥里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尉、同政事门下平章、上柱国、漆水县开国伯。这件墓志的上半部书写契丹文字,下半部书写汉字,在辽宁出土的契丹人贵族官员墓志中,有不少都是类似的用两种文字书写的墓志,他们对于识读契丹文字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再有1970年在阜新出土的主要由契丹小字书写的许王墓志,这件墓志的形制比较奇特,平面呈正八角形,整个墓志只有右侧写5行汉字,据考证墓主为耶律义先。1987年在赤峰出土了天庆三年(1113)年十一月耶律习涅墓志,墓主官至复军节度使。志文用汉字与契丹大字两种文字刻写,共保存有契丹大字1616个,是现存契丹大字资料最多的一件。

2.哀册

“哀册是册书中的一种文体,即将哀悼死者的祭文刻于册上,埋于陵墓之中。哀册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皇帝、太子、皇后等具有相当级别、一定政治地位的皇室贵族。”[6]“哀册并非是普通人的墓志铭,而是古代帝王、后死后遣葬日举行‘遣奠’时,命文臣撰文,赞颂其功德,并将此祭文刻于册上,平置于陵内柩前或石函中,一般多以玉简形式、以金银丝连缀成册。而辽庆陵所出的帝、后哀册造型独特,均为汉白玉质、方形、上下二合。册盖为覆斗式,册石为仰斗式,每通面积40多平方米。因其千余年深埋在墓中,石质优良由未受风雨之害,故毫无剥蚀。”[7]

“在辽代的墓志中,最著名的要数本世纪初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辽庆陵中出土的辽代圣宗哀册及圣宗钦爱皇后哀册、圣宗仁德皇后哀册、兴宗仁懿皇后哀册、道宗哀册、道宗宣懿皇后哀册等一批帝后墓志,其中圣宗皇帝哀册同出多石,存契丹文字刻写者两件,汉字刻写者5件,他们的出土曾经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并引起了中国和日本等国学者的深入研究。”[8]其中的道宗宣懿皇后哀册刻写在灰白色方形石上,为楷书,由张琳撰文,首题“宣懿皇后哀册”。此册是深受唐朝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风格影响的作品,厚重气派,每一字每一划都很严谨精到,是一幅当受“颜筋柳骨”美誉的作品。再有道宗宣懿皇后契丹文哀册刻写在灰白色方形石上,刻楷书兼行书契丹文字30行,经专家们认定它们是契丹小字。此册全文为契丹文字,由于契丹文字特殊的结构规律,其文字的大小难以统一,但因为其笔意一致,并没有给人不和谐的感觉,书法灵活,起笔、转笔稳健。出土的这些哀册不仅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加之有的哀册是由契丹文字或契丹文和汉文混刻的,对于契丹文字的研究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3.经幢

“经幢是在唐代初兴起的一种宗教石刻,以其形似佛教用品幢而得名。幢是梵文‘驮缚若(DhvaJa)’的译名。原本是一种由丝帛制成的伞盖形状的装饰品,顶端装有如意宝珠,下边有长木杆,树立在佛像面前。”[9]经幢一般可分为座、身、顶三个部分。各部分往往为单独的石构件,待雕好后合建成一体。主体为一根八面的石柱,幢座大多为覆莲形,下有须弥座,幢顶一般雕成仿木结构建筑顶部的攒尖顶,顶端托宝珠,幢身上雕刻经文或佛像,有些较大的经幢幢身分为若干段,称为若干级,各段之间用宝盖形石雕相隔,宝盖上刻出模仿丝织物的垂幔、飘带、花绳等。“辽代的石经幢的式样大体一致,均为塔式八面柱形。如1977年出土于北京房山县城西南40里之北郑村辽塔内的辽穆宗应历五年《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幢高3.12米,平面作八角形,由盖顶、身、基座三部分组成。辽代也有些经幢分层较多。如辽兴宗重熙年间的《车轴山寿峰寺经幢》即为八角七层。辽代经幢的八角(八面)及奇数分层均是其与佛教有关的缘故。”[10]还有刻于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的朝阳北塔的石经幢,这是迄今所见东北地区保存最好、形体最大、雕刻最精美的辽代经幢。经幢用青砂岩雕制而成,幢座雕刻佛教内容图案,从上往下,依次雕刻飞天、伎乐、八菩萨坛、过去七佛、八塔七佛名、八国诸王分舍利等;幢身阴刻佛教经、咒,这些佛经、佛教图案等,对于核定佛经、探讨佛教文化、艺术诸方面问题,都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4.碑刻

碑是作为纪念或标记而镌刻文字并有固定形制的地面立石。据文献考证早在周朝宫庙之中就已经竖立石碑,观测日影以判断时间。到东汉时,碑刻大量兴起,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峰,其形制也渐渐的固定下来。一座完整的碑大致由碑首、碑身、碑座三个部分组成。碑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是记事碑刻,记述某一具体事情。二是功德碑,追述某人生前德行的。三是功德碑,是纪述爱国将士开疆定边的丰功伟绩的。四是记言碑,是记述某个人的言论的。

1992年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利嘎苏木辽庆州白塔刹座内的庆州圆首建塔碑应为一座记事碑刻,它由碑座、碑身组成并接以榫卯插接。碑座呈覆斗状,碑顶圆首式,两面刻楷书汉字铭文,四周双线浅刻边框。此碑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字、书法和雕饰价值,而且其碑文中关于“孔目官”的记载,证实了辽代确有“孔目官”的设置,弥补了《辽史百官制》的不足。再有庆州白塔螭首造像建碑塔也是如此。《辽史百官制》中记载有奉宸司,但是官名未详,而此碑的出土则证实了辽代有“左、右奉宸”职官的存在。

5.玺印

玺印同义,即印章,是古代一种昭明信用的凭证。印章起源的准确年代虽然无法确定,但是根据相关的考证和文献记载,史学家和文物家们认为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在战国时期得到了普遍的使用,在秦代末期逐渐走向规范。印章不仅有独特的凭证作用,也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及书法艺术、铸造和雕刻艺术于一体,是古人留给我们后代的一种十分珍贵的实物档案。例如现藏吉林省博物馆的契丹文印,经判断其为辽代或金代初期用印。铜铸,钮呈偏方柱形,高3.4厘米。印文为契丹文字“ ”朱文篆书,印备无款。辽代契丹文字有大、小之分。此印为契丹大字,其中“ ”2字,据刘凤翥撰《辽代的语言和文字》一文,译为“之印”,其余三字在已发现的契丹大字中虽有出现,但是现在尚不能驿。所以此印对于契丹文字的研究将有一定的作用。

6.造像题记

“宗教造像题记是宗教石刻造像的纪念说明性石刻文字,又称造像碑。这种石刻档案出现于南北朝时代。”[11]其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各朝各代都有一定的造像题记保存了下来。古人开凿石窟或者在窟内造作佛像,往往都要刊刻题记,将造像人的愿心附记余下。题记的内容一般以造像时日、造像主和造像名称为主,有些附有较长的发愿文,颂赞佛法,祈求福佑。尽管造像题记内容简略,但它往往是石窟造作年代的可靠证据,对于石窟断代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题记中记录的大量的姓名、籍贯、职官以及祈福原因等等,对于研究当时的官职、民族、风俗、地理等社会情况等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例如1965在赤峰发现的石佛山造像题记,题于供养人像的右侧,共6行,阴刻楷书。其题记的内容可以与《辽史》、《百官志》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对辽史的研究有一定的补正作用。

7.摩崖

“所谓摩崖是指利用天然的石壁以刻文纪事的石刻,所以,有人称之为‘天然之石’,为刻石的一种。”[12]“摩崖一般选择一片较平直的石壁,在上面直接刻铭。汉代有些摩崖也在石壁上加以整修,凿出一块规整的平面后,再在上面铭刻。甚至有些摩崖是在石壁上凿成一个碑的外形平面后刻写上铭文。”[13]例如合尚地石刻崖题记就是在天然的石壁上刻写文字的石刻,该题记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岔河下游万合永乡白岔河东岸合尚地村东北100米的山崖上,面积1平方米,距地表4米,岩壁上直书,阴刻。

8.其他

另外辽代的石刻档案还有石棺记、塔记、石函、石窑等各种形式,虽然这些形式的石刻档案的数量较少,但是其作用和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二、辽代石刻档案遗存

辽代石刻档案遗存按照内容的原始性(原件与非原件),可以分为两种基本形态:直接遗存和间接遗存。辽代石刻档案的直接遗存是指以原件形式保存下来的中国古代石刻档案;辽代石刻档案的间接遗存是指以非原件形式保存下来的辽代石刻档案,其主要形式是通过相关著作及石刻汇编的形式保存下来。

(一)辽代石刻档案的直接遗存

现存的辽代石刻档案基本上分布和保存在古代时期辽代的统治区域及附近地区,主要在内蒙古、辽宁、北京、山西、河北、吉林、黑龙江、天津等地。辽代石刻档案的直接遗存主要形式有墓志铭、哀册、经幢、碑刻、玺印、造像题记、摩崖、石棺记、塔记、石函、石窑等,现在一般保存在各地的文博和档案部门内。

1.内蒙古地区辽代石刻档案遗存

内蒙古地区的辽代石刻档案遗存主要有墓志、碑刻和经幢三种形式,还有少量的哀册、铭文、刻崖题记等。

(1)辽代墓志

·耶律羽墓志,1992年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庙苏木古勒布胡硕嘎查。墓志无盖,石质为灰色砂岩。正面与四边素面磨光,长112、宽103,厚12厘米。志文阴刻楷书,共38行,每行23至35字不等,原字口勾金,今已脱落。现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耶律元宁墓志 ,1993年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庙苏木古勒布胡硕嘎查的耶律羽之家族墓地中,志盖盝顶,长72、宽71厘米;志石阴刻楷书,长72.8、宽71厘米。现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耶律道清墓志,1993年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庙苏木古勒布胡硕嘎查的耶律羽之家族墓地中,志盖盝顶,上线刻花纹图案。志文阴刻楷书,志石长68.5、宽53厘米。现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驸马赠卫国王沙姑墓志,1954年出土于赤峰市大营子村西北盔甲山之南麓。墓志为绿色砂岩,志盖顶部正中雕复式莲瓣,左、右阴刻楷书“故驸马赠卫国王墓志铭”字样,下方有9行刻记,四周饰十二生肖图案。志石出土时,碎成五块,故墓志文多缺字。志文凡27行,字数37字至41字不等。

·韩匡嗣墓志,1994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苏木的白音罕山韩式家族墓地中。韩匡嗣墓中碑志两盒,一盒为韩匡嗣墓志,一盒为韩匡嗣夫人萧氏墓志。韩匡嗣墓志,志盖盝顶,上纂书4行,每行4字,共16字,为“故尚父秦王赠尚书令昌黎韩公墓志铭”。志石为青砂岩志,略呈方形,边长122厘米。现藏于巴林左旗博物馆。

·秦国太夫人墓志,1994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苏木的白音罕山韩匡嗣墓中。石质为淡褐色砂岩,志盖略呈方形,盝顶,长91、宽89、厚17厘米。纂书“故秦国太夫人墓志铭”3行9字。志石边长95、厚19厘米。志文阴刻楷书。现藏于巴林左旗博物馆。

·韩德威墓志 ,1994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苏木依斯力格嘎查西北11.5公里的白音罕山韩匡嗣家族墓地中。墓志为青砂砂岩,长78、宽82、厚13.5厘米。志文楷书39行,左下角有些残缺,存1400余字。现藏于巴林左旗博物馆。

·耶律遂忠墓志 ,1994年被盗墓分子从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苏木白音罕山韩匡嗣家族目墓地中盗出,后将其打碎扔至河中。由四方城派出所进行打捞,共捞出残石29块,其中属于耶律遂忠墓志的有23块。经拼对知墓志呈正方形,边长100厘米,厚15厘米。现藏于巴林左旗博物馆。

·耶律元佐墓志 ,1994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苏木依斯力格嘎查西北的白音罕山韩式家族墓地中。该志石为淡赭司砂岩质,略呈方形,长63、宽62、厚15厘米。阴刻楷书,凡20行,共504字。现藏于巴林左旗博物馆。

·耶律元宁墓志 ,1990年出土于赤峰敖汉旗金厂沟梁姚家沟。全文1200余字,阴刻楷书。现藏敖汉旗博物馆。

·萧氏夫人墓志 ,1989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杨家营子镇石匠沟村。为青砂岩制成,无盖,志石呈正方形,长92.5厘米,厚6.5厘米。志文阴刻楷书,从左向右换行,凡49行,横行37字,共计1062字。现藏于巴林左旗博物馆。

·宣以回纥国国信使墓志 ,1989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羊场乡罕大坝村的西山沟。志石为细砂岩质,呈正方形,边长88厘米,厚13厘米,志文阴刻楷书,但剥蚀严重,原文应为963字,现仅存413字。现藏于巴林右旗博物馆。

·陈国公主墓志 ,1986年出土于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东北10公里斯布格图村西之南山坡。志盖为方形盝顶,顶边有单线框,内框内阴刻纂书“故陈国公主墓志铭”3行8字。外侧4个斜面上线刻十二生肖图案。志石为灰砂岩,呈正方形,边长89.5厘米。志文阴刻楷书27行,每行6之27字不等,全文513字。现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大王墓志 ,1975年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昆都镇乌苏伊肯嘎查西山上。志盖上圆下方,略呈圭形,中高94,侧高70,宽61,厚7厘米,正面中央纂刻“北大王墓志”一行。背面正刻汉字21行。志石长方形,高96、宽62、厚6厘米。上刻契丹大字27行。志盖与志石形态不同。志盖背面第六行汉字底部还残存着一个契丹大字,志盖当利用一个原来刻有契丹大字的石碑打磨后改刻。现藏阿鲁科尔沁旗文管所。

·勃特本墓志,1992年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头道营子喇嘛洞山南侧的埋王沟萧氏家族墓地中,志盖汉文篆书,志文阴刻楷书,全文500余字。现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圣宗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1995年6月经通辽市扎鲁特公安局在哲北农场从盗墓者手中收缴。志石为灰色砂岩,无盖,平面方形,边长67厘米,厚15两厘米。共计24行,每行17至44字不等,全文共计887字。现藏扎鲁特旗文管所。

·耶律宗愿墓志,2000年5月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公安局从盗墓分子手中收缴。墓志为灰砂岩。。志盖呈覆斗形,顶部中心线刻宝相花纹样,四周饰以缠枝牡丹,和十二生肖图案。志盖内亦刻志文,内容和志石相连接。志石略呈长方形,长93、宽61、厚17厘米。其底部残留有浮雕图案,当利用其它碑石的材料而改成志石。志文阴刻楷书,凡52字。现藏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文管所。

·萧孝恭墓志,1900年出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北朝格温都乡。阴刻楷书,全文1200余字。现藏翁牛特旗文管所。

·皇弟秦越王耶律弘氏墓志,1997年5月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陵陪葬墓中。志盖纂书阴刻描金,竖书“大辽赠秦魏国王墓志”3行9字。四边在斜面上线刻十二生肖像。志石为淡紫色砂岩,长112,宽109厘米。四周满刻缠枝牡丹文。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皇弟秦越国耶律弘氏墓志,1997年5月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陵陪葬墓中。志盖盝顶,通高39、边厚14厘米,四周阴刻单线边栏,内竖刻“大辽皇弟秦越国妃墓志铭”分3行,行4字,口勾金。志石呈方形,边长109厘米。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萧兴言墓志,2000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志盖已残,盝顶,篆书,志石呈方形,边长85厘米。现藏巴林左旗博物馆。

·耶律昌允妻萧氏墓志,2000年8月出土处赤峰市元宝山区小五家回族乡大营子村。无盖,长66.5,宽59、厚13厘米,阴刻汉字35行,共968字。与此志同出还有契丹大字墓志一盒,此契丹大字墓志长66.5、宽65、厚16.5厘米,阴刻契丹大字30行,凡878字,应为耶律昌允之墓志。两方墓志现藏赤峰元宝山区文管所。

·邓中举墓志,1976年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一肯中乡万家营子村二夹心子沟西沿出土。石志为灰砂岩,志盖正中阴刻楷书“故保安军节度使邓君墓志铭”,分4行,每行3字。志石呈长方形,长61.5、宽57厘米,皆阴刻楷书,凡31行,满行28字。现藏赤峰博物馆。

·尚暐墓志,1959年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南18公里的周杖子村。石质灰砂岩,志文阴刻楷书,凡35行。志石呈长方形,长100、宽69厘米。现藏内蒙古博物馆。

·刘祜墓志,1959年出土于赤峰市敖汉旗四家子镇阎杖子村之羊山,志盖为灰绿色砂岩,正方形,边长85厘米,盝顶,四斜面阴刻十二生肖像,顶面边阴刻出双线边框,内刻缠枝花纹,厚11,侧边厚4厘米,志石阴刻楷书,凡35行,满行36字,计1167字。现藏敖汉旗博物馆。

·王士方墓志,1987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南侧南塔山东麓。志文阴刻楷书,凡523字。现藏巴林左旗博物馆。

·蔡志顺墓志,1989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西榆毛子山南麓,墓地距辽上京遗址2公里左右。墓志呈长方形,长70、宽45、厚6.5厘米。右上角残缺,其余部分断为三块。志文共19行,满行27字,存446字。现藏巴林左旗博物馆。

·义和仁寿皇太叔祖妃萧氏墓志,1997年5月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陵陪葬墓中,与义和仁寿皇太叔哀册同出。志盖盝顶,正面边长53厘米,;平面阴刻单线边框,框中阴刻汉文篆体竖书2行“宋魏国妃志文”6字,字口勾金。志盖四边斜面上单线阴刻人身兽首着袍服十二生肖立像。志石长118、宽117、厚36厘米。志文阴刻楷书。另外与汉文墓志同出一盒契丹文墓志,契丹文墓志志盖盝顶,平面上四周划刻单线边框,内以契丹大字篆书阴刻描金文字,竖刻5行,每行4字,志文为阴刻竖行楷体契丹小字。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耶律习涅墓志,1987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乌兰坝苏木浩尔吐嘎查。墓志为绿砂岩,由志盖和志石两部分组成,志盖为盝式,长66、宽64、通高11厘米。侧面厚5厘米。盝顶台面长34.5厘米,宽33厘米。其上篆书“大横帐节度副使墓志”3行9字,四周斜面刻十二生肖图案。志盖背面楷书阴刻契丹大字37字,每行字数不等共计1616字。志石长66.5,宽66、厚6厘米,印刻楷书26行,满行25字,记601字。现藏巴林左旗博物馆。

·刘慈墓志,出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故辽上京松山州地。志文阴刻楷书。现藏翁牛特旗博物馆。

·刘暐墓志,出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故辽上京松山州地,阴刻楷书,现藏翁牛特旗文管所。

(2)辽代碑刻

·鲜演大师墓碑,1986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北山,距辽上京故址相去不远。碑身上圆下方,通高63、宽37厘米,方形碑座,碑身两面刻文,阴刻楷书,凡28字,字数不等,共计857字。现藏巴林左旗博物馆。

·大王记结亲事碑,1989年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金沟乡喇嘛沟村。石碑为两通,均为白色花岗岩制,为长方形竖碑,规格一致,碑顶抹圆,长100、宽35、厚11厘米。碑下有7厘米的梯形石榫,似应有碑座。其中一通碑的正反侧四面均刻出细线栏,碑面无字,尽在碑底部的石榫上刻1.5厘米大小的“王”。令一通碑四面也均刻有细线栏,栏内刻有汉字27行,每行字数不等,计897字,碑额刻有6字。现藏于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

·庆州圆首建塔碑铭,建塔碑,1992年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利嘎苏木辽庆州白塔刹座内。由碑座、碑身组成并接以榫卯插接。通高68厘米。碑座呈覆斗状,座宽40.5、厚24.6、高9.5厘米。碑顶圆首式,碑身高58、宽35.4、厚7厘米,两面刻楷书汉字铭文,四周双线浅刻边框。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庆州白塔螭首造像建塔碑,1992年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利嘎苏木辽庆州白塔刹座内。由碑座、碑身、碑额三部分组成,并以榫卯插接。通高111.5厘米。碑座由上下两块大青砖叠砌而成,座宽54.3、厚27.5、宽17.5厘米。上部呈覆斗状。碑身高73.2、宽42.5、厚9厘米,阴刻汉字楷书12行,共340字,碑侧一面刻有镌字人等名姓9字。碑额宽48、高21、厚7.8厘米,中部雕一龛室,龛框边线刻卷草纹图案。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庆州五层塔室碑铭文,此碑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利嘎苏木辽庆州白塔第五层塔室内。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佛事碑,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碑身圆首,高83、宽44厘米,碑文印刻楷书,残存14行。现藏于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

·王延福办佛会发愿碑,1993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巴彦琥硕村。此碑为灰褐色砂质岩,呈不规则长方形,上部窄薄,下端宽厚。碑底部有半圆形突出的插榫,正面较光滑,其余各面均为粗加工,高38、宽20、厚8至12厘米,正面刻字7行,右侧刻字2行,背面刻字5行,共156字。现藏巴林左旗博物馆。

·创静安寺碑铭,原在赤峰市宁城县大宁故城南榆树林子乡蒙古十家子,碑石汉白玉,高337、宽127厘米,29行,每行60字,楷书。碑额篆刻“大辽大横账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15字,碑身还阴刻契丹文,现皆漫漶不清。现藏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

·木叶山顺孝寺碑,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高35厘米,上部略呈圆弧形,上刻两龙,互为背向,下部刻莲花纹5枚,上、下以横线隔开,碑身阴刻汉文行楷10行,满行21字。现藏巴林左旗博物馆。

·办集胜事碑,赤峰市宁城县出土,碑身高73、宽37厘米,龟趺,碑文阴刻楷书,19行,满行31字。现藏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

·黑山崇善碑题名,1981年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罕山南麓。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石花岗岩,碑首高83、残宽123、厚16厘米,螭首为四龙浮雕,分左右各两头沿周边下垂,碑额微凸,位于碑首的正中,长42、宽38厘米,呈矩形,额书与字迹因剥蚀严重,已无法辨认。碑身高244、宽154、厚18厘米,碑阳与碑阴均用汉字铭刻,碑侧未刻铭文,阴刻楷书,碑阴尚可辨认的字为2812个。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中京诸寺沙门施财题名碑记,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铁匠营乡大明城,即辽中京遗址内,已残,残高93厘米,15行,每行29字至33字不等,阴刻楷书。多已漫漶不清。

(3)辽代经幢

·曷鲁墓园经幢记,经幢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左旗。

石佛山造像题记,发现于1965年,位于赤峰市东北22.5公里。题于供养人像的右侧,共6行,阴刻楷书,后被毁。

·饶州安民县经幢文,1971年出土于辽饶州安民县故址南150米 ,呈六边形,此经幢文曾收录于1931年康清源先生编著的《经棚县志》中。现藏林西县文物管理所。

·饶州陀罗尼经幢残文,1974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右旗西南30公里小城子乡樱桃沟村,高50厘米,每面宽14.5厘米,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上京开化寺经幢记,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查干哈达乡哈巴气村山谷中,即清前召庙。经幢前经后记,经为陀罗尼经言等四种经咒。

·佛说佛顶尊胜罗尼经幢,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丰水山乡洞山村的一个山坳中,先经后记,记分三行,每行21、22、28字不等。

·上京开龙寺经幢残文,1930年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已残,其中一片残存文字4行。现藏巴林左旗博物馆。

·上京弘福寺经幢文,1930年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哈巴气村山谷中,前经后记。

·庞延则造幢记,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左旗,已残碎,仅存13行,每行10余字不等,阴刻楷书。

(4)辽代哀册、铭文、刻崖题记等

·石释迦佛教铭文,本铭文刻于辽中京故城内出土的石释迦佛像上,此佛教造像出土于1956年,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馆。

·圣宗陵幢记残文,解放前发现于赤峰市巴林旗索博利嘎苏木辽庆州故址南门之北,庆州塔之南,石幢残存三截。第一石高97、宽73厘米,存12行,每行12至17字不等;第二石高93、宽39厘米,5行,每行17字;第三石高67、宽73厘米,12行,行5至10字不等。

·合尚地石刻崖题记,题记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岔河下游万合永乡白岔河东岸合尚地村东北100米的山崖上,面积1平方米,距地表4米,岩壁上直书,阴刻。

·夏蕴石棺记,1959年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10余里的土窑子村。石棺长113、宽85厘米。盖顶面长83、宽53、厚7至12厘米。石棺记刻于盖顶上,上部篆书“故谯国府君夏公佳城石棺志”4行12字。下部楷书10行,共96字。现藏赤峰市博物馆。

·义和仁寿皇太叔祖哀册,1997年5月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陵陪葬墓中。册盖正中平面边长63厘米,阴刻单线边框,内阴刻“太叔祖哀册文”,竖刻两行,行3字,字口勾金。册盖四边的斜面上阴刻人身兽首十二生肖立像,册石长120、宽118、厚36厘米,阴刻楷书。另外与汉文哀册同出有契丹文哀册。契丹文哀册,册盖上阴刻篆体契丹大字,竖刻5行,共15字,口勾金。册石长118、宽116、厚40厘米,直刻楷书契丹小字。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2.辽宁省辽代石刻档案遗存

辽宁省保存的辽代石刻档案主要是墓志和哀册两种形式,另外还有经幢、石函、塔碑等。

(1)辽代墓志

迄今为止发现的辽代墓志年代最早的是1983年出土于凌源的《张建立墓志》,其撰刻年代是辽景宗保宁二年(970年),年代最晚的是辽天祚帝天庆七年(1117年)《姚王寿墓志》,从《张建立墓志》到《姚王寿墓志》,这中间共40多方辽代墓志,其年代涵盖了辽代太祖、太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天祚等八朝358年,后三朝已发现的墓志占整个辽代墓志的五分之三,这些墓志中,有辽代皇陵宗室陪葬墓的墓志,有辽代皇族、后戚耶律氏与萧氏家族墓的墓志,也有仕辽的汉族官员家族墓的墓志。[14]

·张建立墓志,辽保宁元年(969年)刻,于1983年出土于凌源县宋杖子乡十八里堡村,由石头刻制而成,呈方形,边长67米,志石已经断裂成了6块,但志文还可以辨识,现收藏于凌源县博物馆。这通墓志详细记载了五代末辽初张建利的职司和他的妻妾死葬式的情况以及其子女所出。

·朝阳刘承嗣墓志铭,辽保宁二年(970年)刻,1970年出土于辽宁朝阳西大营乡西涝村,现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喀左王裕墓志铭,辽乾亨二年(980年)刻,1975年在喀左县甘招乡羊草沟汀村发现,现藏于喀左县博物馆。

·建昌刘继文墓志铭,辽乾亨三年(981年)刻,在民国15年1926年夏出土于凌源县南萨喀喇山,即建昌县,该墓志为青石质,呈正方形,边长96厘米,志文对刘继文的爵里、世系、官职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可参证史载,补史之缺,正史之误”,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义县张正嵩墓志铭,刻于辽乾亨三年(981)年,1930年与其弟五子韩八即张思忠的墓志同时出土于义县双山,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喀左王奉绪墓志,刻于辽统和三年(985年),1975年和“王裕墓志”同出于一个墓地,现藏于喀喇期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博物馆。“对于此墓的主人目前仍存有异议,有的认定墓志首题‘……王公奉诸铭并序’,应是‘王公奉绪铭并序’,有的则认定墓主人是‘王裕墓志’中的裕之长子王赞。这里暂以墓志首题定名‘王奉绪墓志’”。[15]

·朝阳耶律延宁墓志铭,辽统和四年(986年)刻,1964年出土于朝阳县西五家子乡柏树沟村柏木山坡上,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朝阳刘宇杰墓志铭,辽统和十八年(1000年)刻,1979年出土于朝阳县西大营子乡西涝村,志文记载刘宇杰的曾祖、祖父、父亲三代名位与其在辽景宗、圣总量超30年的仕绩,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喀左王悦墓志铭,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刻,1958年出土于喀左县坤都营子乡钱杖子村,藏于喀左蒙古自治县博物馆。

·喀左□奉殷墓志,辽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刻,1973年出土于喀左县老爷庙十八奤村,记述□奉殷是魏州人,被人掳略到了辽宁,是管理被掳人口的统押奴隶的头目,由左教练后补位司马,又补为摄官,这部分内容弥补了《辽史》中缺失的内容,现藏于喀左县博物馆。

·朝阳常遵化墓志铭,辽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刻,1967年出土于朝阳纺织路,志文中记载的“霸州文学参军”、“崇德宫汉儿都部署判官”、“上京军巡使”等职官,在《百官志》中都没有记载,可以补上其中的缺憾,现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彰武陈万墓志铭,辽统和二十七年刻,采集于彰武县,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朝阳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铭,刻于辽统和三十年(1012年),1975年出土于朝阳县边杖子乡姑营子村,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朝阳耿延毅墓志铭,刻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于1975同夫人耶律氏墓志同时出土于朝阳县边杖子乡姑营子村,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喀左韩绍娣墓志铭,辽太平二年(1022年)刻,1982年出土于喀左县老爷庙乡果木树营子村兴隆沟,藏于喀左县博物馆。

·凌源宋匡世墓志铭,辽太平六年(1026年)刻,民国8年(1919年)出土于凌源县北孙家杖子,在这通墓志中所记载的官名,在《辽史·百官志》中都少见,如“王府都孔目官”、“晋国公注重京提辖史”、“大定府都市灵”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志的缺略,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朝阳耿知新墓志铭,辽太平七年(1027年)刻,1975年与其父耿延毅的墓志同时同地出土,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阜新萧仅墓志铭,辽太平九年(1029年)刻,1981年出土于阜新县八家子乡果树村乌兰木图山南坡一座砖筑八角形辽墓内,藏于阜新县文物管理所。

·朝阳韩□墓志铭,刻于辽重熙六年(1037年),1949年前在朝阳县出土,现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阜新耶律元妻晋国夫人墓志铭,刻于辽重熙七年(1038年),1949年发现于阜新县腰衙门村,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义县张思忠墓志铭,辽重熙八年(1039年)刻,民国19年(1930年)出土于义县双山,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朝阳赵为干墓志铭,刻于辽重熙八年(1039年),1979年出土于朝阳县台子乡山嘴子村南白道子山下,墓志记载了赵为干仕辽的官职,现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义县萧相公墓志,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刻,1950年出土于义县清河门西山村西山萧相公墓,此志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朝阳刘日泳墓志铭,辽重熙十五年(1046年)刻,1970年出土于朝阳县西大营子乡西涝村,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北宁耶律宗教墓志铭,刻于辽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1991年出土于北镇鲍家乡高启村西北山谷中,现藏于北镇庙内。

·阜新懿州记事碑,刻于辽重熙年间,此碑原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辽代古城址内,1966年运至县文化馆院内埋在地下,1998年6月,在原馆址打地基时发现,现藏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

·沈阳柳条湖石墓幢,刻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1980年于沈阳市于洪区柳条湖辽墓出土,现藏于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义县耶律庶几墓志铭,辽清宁五年(1059年)刻,1965年出土于义县高台子乡水泉沟村西马鞍山东坡上,记述了耶律庶几世职事略及其妻室子女,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朝阳赵匡禹墓志铭,辽清宁六年(1060年)刻,1972年出土于朝阳县台子乡山嘴子村南白道子山下,现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北宁耶律宗政墓志铭,辽清宁八年(1062年)刻,1967年发现于北镇县西北富屯乡龙岗子村,仍埋于原地。

·北宁耶律宗允墓志铭,辽咸雍五年(1069年)刻,1967年出土于北镇县西北富屯乡龙岗子村,现仍埋于原地。

·北宁秦晋国妃墓志铭,辽咸雍五年(1069年)刻, 1967年发现于北镇县西北富屯乡龙岗子村,现仍埋于原地。

·北票耶律任先墓志铭,辽咸雍八年(1072年)刻,早在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发现于北票县小塔子乡莲花山,1983年发掘,墓志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建平秦德昌墓志铭,刻于辽大康四年(1078年),1990年出土于建平县三家子乡五十家子村,志文详细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其中涉及辽于西夏、宋之间的关系、佛教传播、荤素以及桑河灾害的史实,是研究辽史的重要资料,现现藏于建平县文物管理所。

·葫芦岛连山萧孝忠墓志,辽大安五年(1089年)刻,1954年出土于锦西县北孤山村,现藏于锦州市博物馆。

·法库萧袍鲁墓志铭,辽大安六年(1090年)刻,1965年出土于法库县柏家沟乡前山村,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建平郑恪墓志铭,辽大安六年(1090年)刻,民国29年(1940年)出土于建平县和乐村张家营子东山后谷中,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朝阳韩瑞墓志,刻于辽大安八年(1092年),1988年出土于朝阳他拉□乡褚杖子村中,记载了韩瑞及其五代世职,其中对其世祖的叙述有些混乱,还有待考订,但对研究朝阳地区在辽代时期的韩氏家族仍然有很大的帮助,现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朝阳刘从信墓志,刻于辽大安九年(1093年),1994年出土于朝阳市区西南部的半拉山镇北面朝阳电力修造厂院内,记载了刘从信祖系与任职,现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北票耶律庆嗣墓志铭,辽大安十年(1094年)刻,1983年与其父耶律仁先墓志同时出土于北票县小塔子乡莲花山,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北票耶律智先墓志铭,刻于辽大安十年(1094年),1998年出土于北票县小塔子乡莲花山,现藏于北票市文物管理所。

·辽阳王翦妻高氏墓志,辽寿昌二年(1096年)刻,1955年出土于辽阳市望水台乡大林子村,现藏于辽阳市博物馆。

·义县梁援墓志铭,辽乾统元年(1101年)刻,1979年7月出土于义县大榆树堡乡四道岔子村,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朝阳龚祥墓志铭,刻于辽乾统四年(1104年),1980年出土于朝阳市区西南部朝阳县毛纺织厂院内,现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阜新许王墓志,刻于辽乾统五年(1105年),1975年出出土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卧凤沟乡白台沟村流井沟的一座辽墓中,志石正、背两面及左右两侧均刻有志文,从正面、左侧、背面、到右侧阴刻有契丹小字2000余字,现藏于阜新市博物馆。

·朝阳张让墓志,刻于辽乾统五年(1105年),1958年秋出土于朝阳县大平房乡黄华滩村的一座辽代圆形砖室墓,现藏于朝阳县文物管理所。

·义县梁援妻张氏墓志,刻于辽乾统七年(1107年),1979年出土于义县大榆树乡四道岔子村,记载了梁援的妻子赵国夫人张氏的家世和淑行,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法库萧义墓志铭,辽天庆二年(1112年)刻,1976年4月出土于法库县叶茅台辽墓第16号墓内,记载了辽末北宰相萧义的生平事迹,现藏于铁岭市博物馆。

·北票姚□墓志铭,辽天庆七年(1117年)刻,1971年出土于北票县桃花土乡四家子村后山,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2)辽代哀册

辽宁省保存的辽代哀册,都比较庞大厚重,是由汉白玉雕刻而成,呈正方形,边长130厘米有余,由于几千年来一直深埋在墓中,且石质优良,故而保存完整,上面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辨。这批哀册是1913年林西县县长在率人在临东一带勘查土地时被发现的,1922年法国人牟里氏到林西县一带盗掘陵寝的时候发现了道宗汉文和契丹文的哀册,1930年春原奉系军阀、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儿子在佐荣以奉天省委专员的名义派人去巴林右旗白塔子乡将陵内的哀册掘出后,连同寄存在林西城隍庙中的兴宗仁懿皇后的哀册一起运到奉天(今沈阳)汤氏的新邸。1935年,汤宅被辟为伪“国立博物馆”,这批哀册也就成为了今天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石刻档案中的佼佼者。

·圣宗耶律隆绪哀册,解放前出土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村西,册文书写在灰白色的方形石头上,为楷书,由张俭撰写,起始题“文武大孝宣皇帝哀册文”,分35行,满行36字,共1125字。册主姓耶律,名隆绪,太平11年(1031年)6月3日崩于大福河行宫,追谥号为文武大孝宣皇帝,庙号圣宗,在位49年,享年61岁。此册文字纵横排列整然一体,用笔遒劲,厚重庄严,即全面承袭了欧阳询的端正书风,也融入了当时主流书法的颜体。

·圣宗钦爱皇后哀册,解放前出土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废陵中,册文书写在灰白色方形石上,为楷书,起始题“钦爱皇后哀册”,分25行,满行25字,共592字。册主姓萧氏,是兴宗的母亲,清宁初被尊为太皇太后,清宁3年(1057年)12月27日崩于会川行宫寿安殿,葬于庆州北别殿西阶,谥号钦爱皇后,清宁4年5月4日迁于永庆陵。此册是具有唐代端正书风的楷书精品,并受欧阳询书风的影响。辽代契丹文字的形成之日,正是北宋憧憬唐王朝贵族的复古主义文化色彩的最浓之时,此哀册是为深受其影响的作品之一。

·圣宗仁德皇后哀册,解放前出土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废陵中,册文书写在灰白色方形石上,为楷书, 26行,满行27子,共625字,没有界格,没有首题。册主姓萧,小名菩萨哥,是睿智皇后的外甥女,统和19年(1001年)被册封为齐天皇后,50岁时驾崩,大康7年(1081年)10月8日追谥为仁德皇后,从祖州迁灵柩于永庆陵。此册是一件流畅而紧凑的作品,刻工精细。

·道宗宣懿皇后哀册,解放前出土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废陵中,册文书写在灰白色方形石上,为楷书,34行,每行32字,共954字,由张琳撰文,首题“宣懿皇后哀册”。宣懿皇后是道宗的皇后,姓萧氏,小名观音,是秦哀皇后弟弟枢密使孝惠的女儿,清宁初被立为懿德皇后。太康元年(1095年)11月3日遭人诬陷,被赐死于长庆传,葬于祖陵。乾统元年(1101年)6月23日前灵柩于庆陵得用涪陵与道宗合葬,并追谥为宣懿皇后。此册是深受唐朝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风格影响的作品,厚重气派,每一字每一划都很严谨精到,是一幅当受“颜筋柳骨”美誉的作品。

·道宗宣懿皇后契丹文哀册,解放前出土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废陵中,册文书写在灰白色方形石上,刻楷书兼行书契丹文字30行,第一行刻契丹字7个,第二行至第三行所刻的契丹字除了在撰写人耶律固的职衔中“检校国子祭酒”、“赐非鱼袋”之间多了四个契丹字外,其余与道宗皇帝的哀册完全相同,从第四行起为契丹字哀册文。契丹文有大、小字之分,因为道宗和宣懿皇后哀册上的契丹文字,是由契丹原字组成,故而专家们认定它们是契丹小字。此册全文为契丹文字,由于契丹文字特殊的结构规律,其文字的大小难以统一,但因为其笔意一致,并没有给人不和谐的感觉,书法灵活,起笔、转笔稳健。

·道宗皇帝哀册,解放前出土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废陵中,册文书写在灰白色方形石上,为楷书,36行,满行37字,共1141字,首题“道宗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册主姓耶律,名洪基,寿昌七年(1101年)正月崩于韶阳川行宫,追谥号为仁圣孝文皇帝,庙号道宗,乾统元年(1101年)6月23日与宣懿皇后同时迁灵柩于庆陵的永涪陵。此册文稳重统一,遒劲有力,与褚遂良的《孟法师碑》相仿,但比其更为肥厚,撇、捺,钩划舒展温厚。

·道宗皇帝契丹文哀册,解放前出土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废陵中,刻楷书兼行书契丹字37行。第一行刻契丹文字10个,翻译成汉文是“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文”,第二行至第三行所刻的契丹字,起始的两个字还没有被翻译出,以下就是撰文者的落款,第四行开始刻契丹字的册文。册文中第12、13、15、23、24、25、31、36、37行都经过改刻,与原来的刻字重合。这种契丹文字除了由一个原字代表一个契丹字外,多数是由两个至七个原字组成一个契丹字,在书写上有一定的困难,但此哀册却是行款整齐,实属难得,可以说是契丹字书法的佳品。

(3)辽代经幢、石函、塔碑等

·朝阳北塔石经幢,刻于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这是迄今所见东北地区保存最好、形体最大、雕刻最精美的辽代经幢。经幢用青砂岩雕制而成,幢座雕刻佛教内容图案,从上往下,依次雕刻飞天、伎乐、八菩萨坛、过去七佛、八塔七佛名、八国诸王分舍利等;幢身阴刻佛教经、咒,这些佛经、佛教图案等,对于核定佛经、探讨佛教文化、艺术诸方面问题,都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地宫石函,刻于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1985年沈阳市维修皇姑区塔湾舍利塔身时发现,现藏于沈阳市塔湾文管所。石函由黑褐色砂岩雕刻,函盖函身满刻楷书阴文5000余字,绝大部分为捐资功德题名,只在函身正前面,阴刻着建塔缘由。

·沈阳塔山无垢净光塔地宫石函,刻于辽重熙十四年(1045年),1953年在沈阳苏家屯由白塔堡送交东北博物馆,现由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阜新白山院舍利石匣记,刻于辽清宁四年(1058年),1954年出土于阜新县富荣镇乡贝利房村西山辽塔塔基地宫,现藏于锦州市博物馆。

·沈阳石佛寺七星山舍利塔地宫石碑,刻于辽咸雍十年(1074年),出土于沈阳市新城子区石佛寺七星山舍利塔地宫内,现藏于沈阳市塔湾文管所,碑文记载了主持筹办建塔事宜的邑首、帮办和捐资邑众230余人的姓名、职事及建塔地址、年代等,是考证辽代双州和研究辽代官制、民俗、宗教等问题的重要实物资料。

·阜新三塔沟石窑,刻于辽大安五年(1089年),1999年5月在阜新县大板林场三塔沟辽代砖塔塔基地宫出土,现藏于阜新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兴城菊花岛海云寺舍利塔碑,刻于辽大安八年(1092年),1972年在兴城西北28里白塔峪的一口古井中被发现,现藏于锦州市博物馆,主要记载了辽大安八年建塔时掩藏埋葬在地宫内的佛教遗物,为研究辽塔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阜新会龙山塔碑铭,刻于辽大安八年(1092年),1966年出土于阜新县大巴乡半截塔村西山岗的一座辽代八角实心密檐式砖塔地宫中,现藏于阜新市博物馆。

·沈阳崇寿寺塔地宫石函,刻于辽乾统七年(1107年),1957年在拆除沈阳城九门路北崇寿寺塔,清理地宫时被发现,现藏于沈阳塔湾文管所。

·义县广胜寺前尚座沙门可炬幢,建于辽乾统七年(1107年),1980年发现于义县城内西南街广胜寺塔内,现收藏于义县奉国寺西宫二进院内。

·沈阳石经幢,辽乾统年间立,由天盖、幢身、幢座三部分组成,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馆。

·义县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建于辽天庆十年(1120年),现藏于义县奉国寺文管所西宫第二进院内。

3. 北京市辽代石刻档案遗存

北京市的辽代石刻档案遗存主要有墓志和经幢两种形式,另外还有各种石匣记、石函记、碑记、塔记等。

(1)辽代墓志

·赵德钧妻种氏墓志,1956年出土于永定门外马家铺洋桥村。无盖,志石为长方形,边长96.5厘米,阴刻楷书,共34行,行字数不等。首行署:“辽故卢龙军节度使、太师、中书令、北平王、赠齐王、天水赵公夫人、故魏国太夫人、赠秦国夫人、种氏和祔墓志铭”。

·李内贞墓志,1770年在琉璃厂被发现,后被重新埋于地下,墓志情况不明,首行署:“大辽故银清崇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公墓志铭。”

·韩佚墓志 ,1981年出土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院内。无盖。志石汉白玉制成,长方形,长61、宽59厘米。阴刻楷书,共28行,每行25至33字不等,首行署:“大契丹国故始平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崇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辽州诸军事、行辽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韩公墓志铭并序”

·韩佚妻墓志,1981年与韩佚墓志同出,志盖中央篆书“故韩公夫人墓志之铭”志石方形,边长76厘米,志文35行,每行29至35字不等。阴刻楷书,首行署:“大辽故始平军节度使□□□□□夫人墓志铭并序”

·张琪墓志,出土于大兴,志石方形,边长60厘米,首行署:“故文德县令清河府君墓志铭”

·张嗣甫墓志,出土于西城桦皮厂。无盖,志石方形,边长58厘米,志文24行,每行18字至25字不等,首行署:“故左班殿直、清河府君墓志铭并序。”

·王泽妻墓志,与王泽墓志同出土于丰台区丰台镇桥男。志盖正中楷书:“故陇西郡夫人墓志”2行4字。志文阴刻楷书凡24行,共738字,首行署:“故陇西郡夫人李氏墓志并铭。”

·王泽墓志,志盖正中篆刻“王公墓志”4字,志石方形,边长73厘米,志文阴刻楷书47行,共计2151字,首行署:“故奉陵军节度、怀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尉、使持节怀州诸军事、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琅琊郡开国侯、食邑封二百户王公墓志铭并序。”

·张俭墓志,1969年处土于西城新街口,无盖,志石长105、宽98厘米,阴刻楷书,凡58行,行32至60字不等。首行署:“故贞亮弘靖保义守节耆德宫臣、洛京留守、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尚父、兼政事令、上柱国、陈王、食邑二万五千户、食实封二千五百户,清河张王墓志铭并序。”

·韩资道墓志,1964年出土于西郊八宝山,志石方形,边长51厘米,志文阴刻楷书,凡28行,行16至23字不等,首行署:“大辽国六宅副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韩府君墓志铭并序”

·董匡信及妻王氏墓志,1957年出土于阜城门外洪茂沟。志盖中央楷书“济阴董府君夫人王氏墓志铭”分4行,行3字。志石长方形,长48、宽46.5厘米。首行署:“大辽故右班殿直、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云骑尉、济阴董府君、夫人太原王氏墓志铭并序”

·董庠妻张氏墓志,1970年出土于西城区阜城门外。形制不详,首行署:“清河县君墓志铭并引”

·丁洪墓志,1948年出土于阜城门外百万庄。志石方形,边长39厘米,志文20行,每行28字,首行署:“丁洪墓志铭并序”

·马直温妻张馆墓志,1979年出土于大兴县。志盖刻:“清河郡夫人张氏墓志”志石方形,边长78厘米,志文阴刻楷书41行,缺3字,存1781字。首行署:“大辽金紫崇禄大夫、右散骑常侍、柱国、开国公、致仕马直温妻清河郡夫人张氏墓志铭并序”

·丁文逳墓志,1958年出土于阜城外百万庄。志盖正书:“丁公墓志”。志石长49.5、宽48.5厘米,凡30行,行27字。首行署:“皇辽故太子左卫率府率、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潞县商曲盐都监、云骑尉丁公墓志铭并序”

·王师儒墓志,1957年出土于复兴门外公主坟侧,志石长79、宽74厘米,阳刻楷书。首行署:“大辽故佐理宫臣、诸行宫都部署、特进、行尚书左仆射、赠武定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章事、兼侍中、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食实封二百户王公墓志铭并序”

·史洵直墓志,1958年出土于昌平县西城墙下,无盖。志石长62、宽61厘米,志文30行,每行30字,楷书。首行署:“大辽故左谏议大夫、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致仕史公墓志铭”

·鲜于氏墓志,1958年出土于海滨区二里沟。志石长方形,边长48厘米,阴刻楷书,志文18行,行21字,首行署:“大辽随驾市巡都监、六宅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骑都尉、赵公正室鲜于氏墓志铭并序”

·王安裔墓志,志石方形,边长55厘米,志文20行,每行25字,正书。首行署:“神山县令、大理试评王公墓志铭”

(2)经幢

·会同中建陀罗尼经幢记,会同九年所建陀罗尼经幢,1774年出土于菜圃中。幢分8面,行书,记凡2篇,一为会同九年刻,一为保宁元年刻。

·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1977年发现于房山县城郑村辽塔内。幢高3.12米,幢身八面,均刻楷书经文。

·承进为薦福大师造幢记,位于法源寺戒坛前。前经后记,8面每面各4行,每行29至31字不等,阴刻楷书,上部文字多漫漶。

·齐讽等建陀罗尼经幢记,出土于北京,出土时间不详。

·李翊为考妣建陀罗尼经幢记,经幢1771年出土于北京阜成门外衍法寺内,8面刻,先经后记,上刻神像。

·行满寺尼惠照等建陀罗尼经幢记,经幢位于西山戒坛明王殿门左侧,平面呈8角形,8面皆刻经,先经后记,记文9行,每行31字,后为人名,阴刻楷书。

·为故坛主传菩萨戒大师特建法幢记,法幢位于西山戒坛明王殿右侧,8面刻经,前经后记,记文载入《金石萃编》、《日下旧闻考》、《辽文存》等书中。

·沙门法忍再建陀罗尼经幢记,经幢记位于密云县,8面刻字,先经后记,阴刻楷书。

·慈悲庵慈智大德幢记,经幢在陶然亭东黑窑广慈悲庵内,8面刻,先经后记,每面4行,行字数不等,阴刻楷书。

(3)其他

·仙露寺葬舍利牙石匣记,此石匣1687年出土于玄武门旁,旁刻僧志愿记与布施金钱者姓名。

·三盆子崇圣院碑记,三盆子崇圣院碑,位于北京房山10公里十字寺。横额题“三盆子崇圣院碑记”,碑记文前题作“大都崇圣院碑记”,皆阴刻楷书。

·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位于北京房山云居寺,碑额篆书“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阴刻楷书,碑文23行,行64字。

·重修云居寺碑记,位于房山云居寺,释智光撰,阴刻楷书。

·澄赞上人塔记,塔记出土于香山,盖镂“头陀遗身,舍利石塔”8字,中为陀罗尼经文,下为塔记,记后有布施者之名。

·秦王发愿纪事碑,纪事碑发现于广渠门外,碑高91、宽52厘米。10行,全文共132字,碑座已失。

·罗汉院八大灵塔记,塔记位于平谷县三泉寺内,阴刻楷书。

·房山北郑村石函记,1977年出土于房山西南20公里之北郑村辽塔地宫内。函盖为盝顶式,函长79、宽52.5、高54厘米。函右侧有记文。

·豆店清凉寺千佛像石幢记,1765年发现于良乡豆店清凉寺内,幢8面各刻佛像。

·沙门志果等为亡师造塔幢记,位于北京小西天,平面8角形,8面皆刻经,阴刻楷书,先经后记。

·纯慧大师塔幢记,塔幢发现于白云观广恩寺内,8面经刻,前经后记,阴刻楷书。

·燕京大昊天寺碑,此碑文《元一统志》曾节录碑文,《日下旧闻考》称此碑为“咸雍三年翰林学士王观奉敕撰御笔寺碑。”

·阴台山清水院藏经记,清水院藏经记碑,1778年发现于北京35公里大觉寺龙王堂,碑额书“奉为太后、皇帝、皇后万岁,大王千秋。”

·千佛塔露盘题记,北京西山灵光寺内,原有古塔一座,塔上有造塔刻石一块,记文30余字。

·井亭院圆寂道场藏掩感应舍利记,塔记位于房山,塔高76、宽46厘米,共24行,每行48至56字不等,印刻楷书。

·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塔记位于房山西南30公里之方山,塔记石高50、宽70厘米,记文29行,每行19字。

·法均大师遗行碑记,此碑位于西山戒坛,碑文阴刻楷书2000余字。

·悯忠寺石函题名,石函位于法源寺戒坛前,高93、宽97厘米,共74行,每行20至31字不等。

·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功德碑,位于延庆龙安山缙阳寺,碑文、碑额并正书。

·悟空大德发塔铭,发塔在房山小西天东7公里之玄心寺,6面刻,楷书,悟空大德为兴宗时宰相刘六符之女。

·造长明灯幢记,石幢位于昌平崇寿寺,8面皆有阴刻楷书。

·傅章石棺题铭,石棺题铭刻于石棺前端,棺五面镌佛顶胜陀罗尼经,4面具云卷花图案,棺高25,宽95厘米。

·比丘尼惠净石函记,此石函现由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函正面刻惠净迁化记,盖及四周刻经。

·忏悔正慧大师遗行记,塔幢位于房山西南35公里张坊镇,8面刻字,先经后记,阴刻楷书。

·白带山云居寺舍利石匣记,石匣发现于1956年房山云居寺压经塔,高17、厚6厘米,四周长118厘米,其中两面刻记,阴刻楷书,共13行。

4.山西、河北省的辽代石刻档案遗存

山西和河北省的辽代石刻档案遗存的形式比较单一,主要就是墓志的形式。

·董承德妻郭氏墓志,1956年出土于大同十里铺村,志长44、宽41.2厘米,志石之后还刻有印度中古之悉昙字母两行,首行署:“大辽西京警巡院右厢住人,久居系通百姓董承德”。

·宁鉴墓志,据《山西通志》记载,原存朔县鄂公祠。志石长56、宽41厘米,志文28行,首先署:“大辽故少府少监、忠顺军节度副使、宁君墓志铭”。

·高为裘墓志,出土于朔县新安庄村东,志长57、宽50、厚20厘米。凡20字,行字数不等。首行署:“故顺义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高公墓志铭并序”。

·高泽墓志,高泽墓志与高裘墓志同出于一墓地中,志石长57、宽50、厚20厘米。志文阴刻楷书凡22行,每行23之26字不等,首行署:“故吏宾副使男高公墓志铭并序”。

·刘承遂墓志,1958年出土于打通新添堡村,共3行,首行署:“故彭城刘公墓志”。

·姜承义墓志,1990年出土于宣化县,志盖阴刻:“姜公墓志”4字,志石方形,边长59厘米,志文24行。

·王邻墓志,解放前出土于平泉县,,无盖。志石长方形,长110、宽108厘米,志文27行,每行21至33字不等。首行署:“岩州刺史、太原公墓志铭并序”。

·王说墓志,解放前出土于平泉县,志石长方长140、宽135厘米,志文44行,行42至48字不等,阴刻楷书,首行署:“故检校太师、琅琊公墓志铭并序”。

·耶律加乙里妃墓志,1916年出土于平泉县榆树子乡。志长92、宽81.5厘米。阴刻楷书,志文多已漫漶不清。

·韩相墓志,1964年出土于迁安县上卢村,志石长方形,长43、宽41厘米,凡21行,共566字,首行署:“故辽兴军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韩府君墓志铭”。

·贾师训墓志,解放前出土于平泉县东北驿马图乡。志盖篆书“大辽故相国武威贾公墓志铭”12字。志石方形,边长140厘米,志文56行,每行56字。首行署:“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致仕、赠侍中贾公墓志并序。”

·张衍墓志,1648年出土于香河县隆安寺,志文残缺,无法通读。

·张世卿墓志1974年出土于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村。无盖,志石长方形,志文印刻楷书,计22行,行14至37字不等,首行署“大辽归化州故殿直张公墓志铭并序”。

5.吉林、黑龙江省辽代石刻档案遗存

吉林和黑龙江省的辽代石刻档案遗存的主要形式是墓志和玺印两种。

·契丹文印,1958年于农安县开安镇征集,现藏吉林省博物馆。辽代或金代初期用印。铜铸,长6.6厘米,宽6.7厘米,通高4.6厘米。钮呈偏方柱形,高3.4厘米。印文为契丹文字“ ”朱文篆书。印备无款。契丹族于10实际初在我国北方建立政权,国号辽。辽代契丹文字有大、小之分。此印为契丹大字。

·《辽残碑》在黑龙江泰东县嫩江支流绰尔河畔塔子城内。辽大安七年刻。

·曹道士碑,原在松峰山太虚洞内,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断成两截,后被阿城县文管所运回所内保管。碑身汉白玉凿琢而成,长条形,高102厘米,宽65厘米,厚13厘米,正面碑文刻于碑身中间,碑背面是题记。碑身四边刻有精细蕃草纹。碑座是以花岗岩雕凿成的连花纹须尼座,高60厘米,宽48厘米、厚78厘米。60年代调查中发现残断碑首,汉白玉质,雕龙纹,正面刻篆书“曹道士碑”,背面残存篆书“崇”和“建道”。阴刻楷书,刀法流利,清秀端正。

·大安七年残刻题记,1956年春发现于泰来县塔子城内西南隅的小学校院内,题记刻在一块长方形的青灰色泥灰岩上,略残。残长23.8厘米、宽17.4厘米。上部中间一长方形凹槽,为安插其它附件用,题记为立面竖排阴刻,共16行,正面9行,左侧1行,背面6行。文字清晰可辨者凡155字。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

·宝严大师塔铭志,1908年发现于金代上京会宁府遗址北城外西北约0.25公里的一座土台上,当地称之为“庙台”。此铭志系用花岗岩雕凿而成,六角六面形,通高92厘米。其上有似盝顶式盖,以细砂岩石质成。八角八面形,上刻垅状瓦饰。铭志六面刻有汉字646字,是迄今在金代“内地”发现的最长的有关佛教的石刻碑文。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

6.其他地区的辽代石刻档案遗存

在其他的一些地区也散存着一些辽代的石刻档案,但是数量并不多,例如天津市有《广济寺碑》《智辛塔记》《祐唐寺讲堂碑》《澄方法师遗行铭》等。另外还有一部分石刻档案应该是在辽代曾经的统治区域内形成的,但是后来被带到了其他的地区,如“在海南的光孝寺中,有一通辽道宗大康六年的《东作使造像记》,是东作使杨某为其新生小男孩所作,应是后人携带至此。”[16]再有“在朝鲜北部有辽代石刻被发现,因为图们江、鸭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在辽代属于东京道管辖。”[17]

(二)辽代石刻档案的间接遗存

中国古代石刻档案的间接遗存是指以非原件形式遗存下来的中国古代石刻档案,其主要形式是通过相关著作保存下来。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石刻档案的拓片及其汇编、古籍著录中的石刻档案和各种石刻汇编著作中的石刻档案。

1.辽代石刻档案的拓片

拓片是石刻档案间接遗存的一种重要形式,“就现在各大图书馆藏品来看,北京图书馆藏石刻拓片总数达20余万份(其中包括复本),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拓片有2万种以上,上海图书馆、南京博物院等地所藏石刻拓片亦在万种以上。”[18]除了这些遗存的石刻档案拓片之外,有关专家对石刻的拓片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有:

(1)《房山石经题记汇编》,是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汇编的,1987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共收题记和碑刻6800余条,内容十分丰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2)《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徐志强主编,1988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共收北京图书馆馆藏石刻拓本246件,计石刻8种(目为5条)、摩崖18种、碑刻110种、石经几种、画象9种、墓志33种、造像22种、经幢19种、法帖15种。

(3)《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1989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共影印汇集石刻近2万种。

(4)《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徐自强主编,1994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收录的是北京图书馆藏的现存于北京地区的石刻拓片款目,共6340条。所有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从先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陈长安主编,200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它是第一部汇集隋唐五代墓志新旧拓本的宏篇巨帙。本书共收隋唐五代墓志拓本五千余种本书以图版为主,志文清晰,附有说明文字,对墓志的出土时间、地点、撰人、收藏等情况详为介绍。

2.古籍著录中的辽代石刻档案

在古籍中有专门对古代石刻进行著录的书籍,也有一些是作为某部书籍中的一部分对古代石刻进行总结的。

“辽代石刻的著录,最初多见于地方史志和地方文献中。《元一统志》曾节录了《仙露寺碑》文”[19],这是志书中最早记录的辽代石刻。后来的“《钦定热河志》、《承德府志》、《义县志》、《朝阳县志》、《塔子沟纪略》、《沈阳县志》、《盘山志》、《蓟县志》、《玉田县志》、《山西通志》、《大同府志》等都记录了辽代石刻。”[20]

宋代是中国金石学研究与著录的高峰,欧阳修的《集古录》,即《集古录跋尾》十卷,该书以石刻提拔为主,共收录近400条,是考证石刻内容之先河。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作《集古目录》,是欧阳修所藏的近千钟石刻拓本总目,但是此书已经佚失。欧阳修之后的金石学家赵明诚作《金石录》,次书包括目录、跋尾20卷,共包括石刻1900余种,跋尾502篇。

其后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收石刻都在千、万种以上。“清代中叶孙星衍、邢澍作《寰宇访碑录》,收录了秦汉至元代的石刻8000余件,后代又有陆续做补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罗振玉的《再续寰宇访碑录》,刘声木的《续补寰宇访碑录》等,收录可达数万种;罗振玉《墓志征存目录》记当时所见墓志即达3980多种。”[21]

“光绪年间,胡聘之编有《山右石刻丛编》, 收录了辽代石刻8种。光绪中,缪荃孙总纂《顺天府志》,搜罗畿辅碑志, 辑成《辽文存》6 卷,收入辽代遗文245篇,其中有石刻若干,光绪末,王仁俊辑《辽文萃》7 卷,其中包含有石刻若干。与此同时,黄任恒又辑《辽文最》4 卷,其中有石刻若干。黄氏未见缪荃孙《辽文存》,故重复者甚多。入民国以后,辽代石刻渐多,金毓黻《辽东文献征略》、罗振玉《辽居杂著》,以及《东北丛刊》、《燕京学报》等等也有著录”[22]。日本学者园田一龟曾在东北广搜碑志,编辑成《满洲金石志稿》,其中有辽代石刻若干。

收录石刻比较全面的当首推《全辽文》。“陈述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起,曾广泛搜集辽代石刻,以前北平研究院、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所收藏的辽代石刻为主,辑成《辽文汇》10卷,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局于1953 年出版。其后,各地出土辽代石刻渐多,于是又不断补充,在《辽文汇》基础上编辑成《全辽文》13 卷,由中华书局于1982年出版,此书共收入辽代石刻270余种,如果将契丹文石刻也计算在内,共280余种,当时所能见到的辽代石刻几乎全部收入”[23]。

3.石刻汇编著作中的辽代石刻档案

随着人们对石刻档案的逐渐重视,再加上考古的不断发现,人们对石刻的研究也不断的深入了,出现了很多对石刻进行梳理和总结的著作,这些著作中记载的石刻种类繁多,内容也十分的丰富,其中很多的石刻载有各种文字,具备档案原始记录性的特点,是档案的一个重要的种类。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

(1)《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荣丽华编集、王世民校订,于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主要收录最近四十年来各地出土的历代墓志,兼及个别新发表的早年出土品。

(2)《河北金石辑录》,石永士编著,1993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共收金石目录3595条,内容分为:金文、刻石、墓志等5部分。

(3)《辽代石刻文编》,是辽史研究学者向南在《全辽文》的基础上又加以补充之后编写的,于1995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作者历10余年的艰辛搜集、拓集、考证和整理而成,收文300余篇,该书是到目前为止收录辽代石刻篇数最多、最全的集大成之作,是一部辽代石刻总集,很有特色。

(4)《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盖之庸先生编著的,于2002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著录了内蒙古地区历年出土几乎全部辽代碑刻。

(5)《古代石刻通论》,徐自强编写,该书由紫禁城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发行。此书在广泛吸收近十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尤其是文物考古界的研究成果之上,对我国古代的石刻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梳理和研究,对各代石刻、各类石刻、各朝石刻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6)《古玺印通论》,叶其泽编写,此书由紫禁城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发行。该书分为上篇、中篇和下篇,分别对古玺、秦汉魏晋南北朝印章、隋唐至明清印章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7)《古代墓志通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编写,该书于2006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对历代的墓志进行了梳理,对有关墓志的研究情况和基本常识予以了总结。

(8)《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编写,于2007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对中国古代石刻的主要类型及其演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对石刻档案的存留和历代石刻研究的概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9)《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此书是对2002年出版的同一书名的增订。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发行,《增订本》共有上、下两编。上编收录了墓志、哀册之类的资料60件。下编收录了碑记、塔铭、经幢之类的资料共25件。全书共著录辽代碑刻85件之多。可以说是一部内蒙古出土的辽代石刻文的总集。

(10)《朝阳辽代画像石刻》,宋晓珂编写,该书由学苑出版社于 2008年出版发行。次书是以辽宁朝阳境内发现的具有代表性的辽代画像石刻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性图书,也是目前国内第一部某个地区的辽代画像石刻汇编。收录有摩崖、石塔、石匣、石函、石幢等画像石刻拓片100余副,照片60余帧,示意图20余张。

(11)《辽代玺印研究》,辛蔚,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辽代玺印研究》对辽代玺印作了深入的研究,该书具有以下一些特色:第一、从文献和实物两方面搜集了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辽代玺印的资料。第二、对辽代玺印的形制、印文、款识、质材、重量、制度以及风格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第三、对辽代玺印的分类、钤色制度、私印定义的界定以及一些官印的考证等问题,提出了作者的见解,有裨于辽代玺印研究的深入。第四、书中专立“辽代玺印文献要籍解题”一章,详列有关辽代玺印研究的文献资料,并作了扼要的说明,这对于有志研究辽代玺印的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2)《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全三册),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本书收录民国及民国以前编印的金石卷书(包括地方志中的金石志)中有关辽、金、元的石刻文献资料,共约2500余篇,资料系统完备,翔实可靠,实用性强,是学者研究治学的必备之书。

(13)《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

《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辑录了八十多年以来辽上京地区出上的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和汉字的全部碑刻,并且附有与辽代皇族、后族和辽代开国功臣韩知古家族有关的其它地区出土的碑刻,还附录了数篇考释近年出土的契丹文字墓志的文章以及穴已经释读的契丹小字语词表《与穴契丹原宇音值构拟》,既是对七十多年来契丹小字研究工作的总结,也体现了契丹文字的最新研究成果。

三、辽代石刻档案的价值

辽代由契丹人创建,契丹族原起沙漠,崇尚武学,对文学的重视很少,后来在与中原和西部各国的交往中,融汇众长,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契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但是由于政府严禁文字出境,就连民间私刊书籍都以死论罪,所以,关于辽代的文献流传十分有限。加之金灭辽时破坏极为惨重,因而辽亡后契丹文的图书未能保存传世。而陆续出土的辽代石刻档案,虽然有些已经破损,但是其涉及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不仅能补充和纠正《辽史》等文献中的诸多缺略和谬误,而且为研究辽代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人物事件、战争交聘、宗教文化、历史地理、城镇建设、民族关系、民风民俗以及文字语言等提供了丰富可靠的资料,并且,今后随着对辽代石刻的深入发掘、整理,在‘辽史’、‘契丹民族史’和‘边疆史’研究领域必将出现新的突破和发展。”[24]

(一)辽代石刻档案的雕饰艺术价值

辽代石刻档案,有很多是在辽代匠人的精心雕凿之下产生的,具备很高的雕饰艺术价值。以辽宁保存的墓志为例,辽代很多“墓志”都具有很高的雕饰艺术价值,而这种雕饰艺术又多体现在“志盖”上。如梁援及其妻子的“墓志”志盖上,都刻有牡丹花与卷草花纹,形式独特,形象逼真;耶律宗教“墓志”形志盖四刹线刻着十二生肖人物图像,头戴巾帻,身着圆领长袍,手持笏板,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在类似的“墓志”中也发现类似的十二生肖雕饰,这说明在辽代契丹人就已经使用十二生肖历纪年。

除了“墓志”外,辽代其他类型的石刻档案也都具有很高的雕饰艺术价值,如辽代帝后的“哀册”。《道宗皇帝哀册》的上盖内四周阴刻云纹并以八卦作间隔,在盖的四煞则刻绘着云纹和十二生肖人身立像,盖的四角分别刻着对龙,盖侧旁边刻有二龙戏珠,《道宗宣懿皇后哀册》亦是如此。

(二)辽代石刻档案与古代书法研究

在辽代的石刻档案中不管是用汉字还是契丹字书写,大多都是用正书楷体,在这些用正楷体镌刻的文字中,有不少堪称书法艺术中的佳品。这些石刻文字字体端庄,镌刻艺术高超,刀法遒劲有力,线条流畅,都是极其难得的书法艺术珍品。当然,在辽代的石刻档案中也不乏用行书草体书写者,更有的是在同一篇石刻文字中,楷行相间,正草互杂。如“1989年8月于内蒙赤峰巴林左旗杨家营子镇西匠沟出土的辽圣宗统和二十七年《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其刻字计1062个,书法近柳体,但其中的水、永、于、处、虞生、箧、先、汉、寿、秋等字确是行草体,实属绝少。辽代‘墓志’志盖上的‘墓志铭记’均为篆书,尚未见其他字体出现。”[25]再如道宗宣懿皇后哀册,此册文书写在灰白色方形石上,为楷书,34行,每行32字,共954字。此册是深受唐朝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风格影响的作品,厚重气派,每一字每一划都很严谨精到,是一幅当受“颜筋柳骨”美誉的作品。这些保存下来的辽代石刻档案对于研究古代书法的发展和演变有重要的作用。另外,临摹古代的碑刻拓本,也是进行书法练习的重要方法。

(三)辽代石刻与古代文字研究

辽代的官方文书及对外文谍都使用汉字,但是契丹民族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契丹文,因此,辽代石刻档案中所用的文字除了汉文以外,也有一些是使用契丹字,契丹字有大字和小字之分。另外,由于辽人大都信奉佛教,故而辽代石刻文字中也有外来的梵文。

使用契丹文的石刻档案主要为契丹贵族的“墓志”和帝后的“哀册”,而且多数是契丹文与汉文混用,或者在同一墓内同时埋入汉文与契丹文两通志石。这些契丹石刻对于研究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有重要的作用。在出土的石刻墓志和哀册中,使用契丹大字书写的有1964年出土于辽宁朝阳县五家子乡柏树沟村西的辽圣宗统和四年的《耶律延宁墓志》,该墓志使用的文字既有汉字也有契丹字,其上半部刻的是19行契丹大字,下半部刻的是24行汉字;使用契丹小字书写的有1991年出土的《耶律宗教墓志》、《耶律仁先墓志》以及辽庆陵出土的帝后哀册等,《耶律宗教墓志》的志盖内阴刻着36行计千余字的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的志盖内刻契丹小字“墓志铭”70行。契丹文字在辽代的使用范围并不广泛,加之辽代书禁甚严、辽末战火烧损,辽代灭亡后契丹文的图书基本都未能流传后世,以致后世人只知道辽代有契丹文字,却并不知道契丹字是什么样子。而大量用契丹文书写的辽代石刻档案的出土,使人们真正目睹了契丹文字的样子,更使一种历史上本来存在、后来消亡了的民族古文字重见天日,对于研究契丹文字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契丹人崇尚佛,而外来的佛经都是用梵文书写的,因而出现了用梵文书写的辽代石刻档案,这部分石刻档案基本都是书写在与佛有关的“经幢”或“石棺”上,而且多是梵文与汉文混用。如1955年出土于辽宁省辽阳县望水台乡大林子村的辽道宗寿昌二年的《王翦妻高氏石棺》,其汉文、梵文都刻在石棺盖内,用楷书书写的5行汉文刻在右侧,在左侧刻有10行梵文。出土于辽宁省阜新县富荣镇乡贝利户村水泉沟屯西山残塔地宫中的辽道宗清宁四年的《显州北赵太保寨白山院舍利塔石函记》,函盖顶中部镌有记文,下面的汉字中间夹有部分梵文。这些保存下来的辽代石刻档案对于研究梵文的发展和演变也有巨大的作用。

(四)辽代石刻档案与辽朝经济和政治

辽朝的商贸及其他一些经济活动在石刻档案中都有所反映。如1979年出土于辽宁朝阳县西大营子乡西山村的《刘宇杰墓志》中有“泊宸衷而深往,顾重务以爰监,授易州商务督监。抱公绝私,巨致廉平之绩,通商惠贾,俾弘宽大之规”的记载,说明辽朝曾仿制北宋在一些州府设置商务督监,以管理地方商贸活动及进行商税收缴工作,这些历史在《辽史》中是没有记载的。辽朝的矿冶经济比较发达,但在《辽史》中记载的却很少,而近年出土的不少辽代墓志中,多有关于辽朝开采、冶炼金银铜铁的记述。

辽代从建国到灭亡,发生过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有的在《辽史》中有所记载,有的记载错误或者根本没有记载,而出土的辽代石刻档案对这方面就多有所补正。如辽朝与北宋交战数十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年(1002年)双方签订“澶渊之盟”,此事在统和二十六年的《王说墓志》中就有所记载,“……以两国通和,万方归一……授忠勤奉主功臣、宁江军节度使”,其中的“两国”即指辽朝和北宋,“通和”即指“澶渊之盟”。

(五)辽代石刻档案与辽朝的典章制度和民风民俗

辽代的契丹人属于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后来积极吸取汉朝的思想文化,但仍然具有自己独特的典章制度和民风民俗,这些在辽代的石刻档案中有充分反映。

关于辽朝的职官设置、政治机构,在《辽史》中只记载辽朝设置“诸宫提辖司”机构,但关于该机构内部的设官情况,却没有记载。如《辽史·百官志》“北面宫官”条有“某宫提辖司”,但云“官制未详”。但 1977年出土于辽宁朝阳县馒头营子乡上家沟村的《平州赵府君墓志》中有“永阳宫平州提辖使”的记载,“天庆三年《马直温妻张馆墓志》见诸宫提辖制置使、重熙十四年《王泽妻李氏墓志》见知延庆宫提辖”[26],积庆宫和延庆宫分别为辽世宗和辽兴宗的宫帐,由上述的石刻档案中的记载可知“诸宫提辖司”内部设有“提辖使”、“提辖制置使”等官职,弥补了《辽史》的缺略。

在辽代石刻档案中还有关于“复诞礼”的相关记载。“复诞礼”又称“再生仪”,是辽代流行于契丹皇帝、太后、太子及重臣的重要人生礼仪,每十二年举行一次。1925年发现于辽宁省阜新县车新屯西山上的辽大康元年(1075年)的《萧德温墓志》中有“是年冬十有二月,皇太后复诞之辰,诏授公左金吾卫士上将军,欲慰公之怀,望愈公之病”的记载。其中“皇太后”指兴宗仁懿皇后。又如1976年出土于辽宁法库县叶茂台的《萧义墓志》中有“四年,复兴燕,召公诣阙。会妃复诞,诏于母家,敕宗室及外戚大家,礼可往者,悉如之”的记载,由此可知,辽代皇妃也行“复诞礼”,这在《辽史》中是没有记载的。

辽代的很多民风民俗是不同于汉族的,例如婚姻习俗。在汉族人的眼中子妻庶母、侄娶寡婶等长辈收继婚是有违伦理的,但在辽代契丹人的婚姻中,主要是耶律和萧氏两姓通婚,且不限尊卑辈分,夫兄弟婚、长辈收继婚、妻姐妹婚等情况都很常见。如出土于辽宁义县北40里搞太子像水泉沟村西马鞍山东坡上的清宁五年(1059年)的《耶律庶几墓志》中有“惯宁相公故,大儿求哥其继母骨欲夫人宿卧,生得女一个,名阿僧娘子,长得儿一个,名迭剌将军”的记载,再如清宁八年(1062年)的《耶律宗政墓志》中记载“先是,圣宗皇帝藩戚间,逼王娶妃。王性介特,适以违卜,不即奉诏。自是不复清婚,以致无子”的记载。

(六)辽代石刻档案与辽朝历史地理和城镇建设

关于辽朝是否置有金州,历来观点不一,《辽史·地理志》中对辽朝设置州县的记载十分有限,并且有很多漏缺、谬误,而1958年出土于辽宁喀左县坤都营子乡钱杖子村西北的《王悦墓志》中记载墓主人王悦的长女“适金州防御使(管)内诸处置使张近武之次男日行为妻”,1930年出土于辽宁义县双山的《张思忠墓志》中也记载着张思忠的一个儿媳是“金州防御使大守节女”,解放前出土于辽宁朝阳地区的《陈公之铭》中也有墓主曾任“金州诸军事、行金州御史”的记载,由此可知,辽朝确实有金州,填补《辽史》中的空缺。

在流入契丹辽地的中原汉人的帮助下,辽朝的城镇建设有很大的发展,在辽代石刻档案中就有此方面的文字表述。1970年出土于辽宁朝阳西大营乡西涝村的《刘承嗣墓志》中就有“有名论道,守职外台。一郡迁徙之民,四野慌榛之土。……始终宜州大内,又盖嗣晋新居,南北京城,霖雨摧塌,妥度板筑,备历修完”的记载,其中“宜州大内”就是刘承嗣帮助东丹王耶律倍在他的私城宜州修建的类似于皇宫的建筑,“板筑”是在两面夹木板,中间夯实泥土,随筑随加,逐渐抬高,是辽代工匠修筑城池及宫殿、房屋时使用的一种筑墙方法。这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刘承嗣在安置流民、修宫筑墙方面卓有成效,而且也是我们看到辽朝有“板筑”技术。

(七)辽代石刻档案与辽朝的战争和民族关系

辽朝政府自从建立初期就与周边邻国多有战事,征讨渤海、辽宋战争不断,与高丽、西夏之间也战事连连,关于这些战事辽代石刻档案中也有记载。如应历五年(955年)的《陈万墓志》中有“寻授圣旨,除豪刺军使,年三十有五,从黄帝东征渤海国,当年攻下。年三十七,又从嗣圣黄帝伐神欢(桓)三州,当年又下”的记载。“墓主陈万第一次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伐渤海国在天赞二年(923年)。神、欢(桓)二州均为渤海国地,陈万二次随辽太祖东伐渤海是在天赞四年(925年),并且是在大元帅尧骨(辽太宗耶律德光)军中。”[27]

辽朝统治期间,关于民族之间和民族政权之间的联系交往在辽代的石刻档案中也有所反映。在辽朝的统治区域内和周边不仅有汉族和契丹族,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存在,因此作为辽朝的主体民族的契丹族及其政权,必然和境内外的其他民族及其政权发生各种联系与交往。太平十一年(1031年)的《圣宗皇帝哀册》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开拓疆场,廓靖寰瀛。东振兵威,辰卞以之纳款;西被声教,……。夏国之羌浑述职,遐荒之乌舍来宾,惟彼中土,……”,其中“辰卞”指高丽,“瓜沙”指沙洲敦煌回鹘政权,“夏国”指党项人的西夏政权,“中土”指赵宋政权。这段记载记述了辽朝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

总之,辽代的时刻档案不仅具有极高的雕刻和书法艺术价值,其史料价值更是无与伦比,对于研究古代文字、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民风民俗、历史地理、城镇建设、战争和民族关系等有重要的价值,弥补了《辽史》记载内容的缺失和错漏,是我们了解辽朝的社会情况的真实史料,相信随着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辽代石刻档案会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向我们揭示辽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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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徐立刚:《中国古代石刻档案的源流和特点》,《档案与建设》,2000年第12期,第52页。

[2]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6页。

[3]尹慧道:《浅谈石刻档案及其综合保护技术》,《档案学通讯》,2002年第5期,第66页。

[4]额尔敦巴特尔:《简论契丹大字和女真文字的比较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第50页。

[5]张国庆:《辽代石刻文化刍论》,《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总第14期,第75页。

[6]王育龙程蕊萍:《唐代哀册发现述要》,《文博》,1996年第6期,第51页。

[7]王海萍:《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碑志综述》,《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第242页。

[8]赵超:《古代墓志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

[9]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52页。

[10]张国庆:《辽代石刻文化刍论》,《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总第14期,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