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虽各自沿着自己固有的轨道前行。然具体的个人身上，尤其是思想较为自由的明代中晚期的江南士人身上，则融合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生活于嘉、隆时代的松江名士何良俊，即重经，又崇佛重道。儒为其一生立身根本，佛道则为养性之具。不同的是，他把佛道的精义融入日常的生活之中，使其不再神秘、令人敬畏。

龚鹏程先生在《晚明思潮.摄道归佛的儒者：焦竑》一文中，从“运用道藏”、“诠释道经”、“反对仙道”、“修性养生”、“复命归根”、“摄道归佛”、“三教归一”、“克己复礼”、“摄情归性”、“死生情切”等十个方面深刻探讨了道家、道教思想对万历名士焦竑的影响。龚鹏程先生这里虽是就万历年间而说，但实际上这股崇道之风，早在弘、正年间已在社会渐行。黄卓越先生在《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一书中云：“由于研究的薄弱，学界对明弘治至正德、嘉靖间的思想史走向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其中，至少是在正嘉年间，道家在士大夫中的影响仍要超过佛教，该趋势可能直到万历初中才有转变。”并举了当时受道家思想薰陶的几个代表人物加以论证。嘉靖年间，由于嘉靖皇帝对道教无以复加的痴迷，使得这股崇道之风更是渐成狂飙。所谓“上有所好，下必行焉。”生活于这一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也都或多或少的与道家或道教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在明代表面上看，直到万历以后方大盛，然正如夏邦在《明代佛教信仰的变迁述略》一文中所说：“其实在明代，真正社会层面的佛教信仰，恰恰是在明代中期展开的。”在道风禅雨沐浴下的何良俊，佛道思想往往以日常生活的形态展现出来。

何良俊（1506-1573），字元朗，号柘湖，松江华亭人。以博学多才闻名于当时。一生凡七试科场，俱被黜。嘉靖中，以特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三年后致仕。此后长期生活在南京、苏州。晚年在亲友及松江太守的极力敦促下回到家乡。一生著述颇丰，有《何氏语林》、《四友斋丛说》、《何翰林集》存世。

一 道家的影响

由老子开创的道家,是一个以“道”为最高概念,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哲学。道家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引导人超越世俗的种种羁绊,崇尚返璞归真,过一种合乎人本性的自由自在的生活。道家超俗返真、追求自我的思想在何良俊身上有着十分明显的烙印。

何良俊对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及其著作十分推崇，认为“夫所谓道云者，如黄帝、广成子之类是也。今世并不传其说，独老子道德五千言，翼以《庄子》一书，遂与六经并行，谓之三教，历万世而不灭，则亦何可轻议哉。”而对庄子，何良俊更是敬慕有加，借罗勉道之口说：“庄子为书，虽恢诡佚宕于六经外，譬有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运，而风云开阖，神鬼变幻，要自不可阙。”一生与庄子为友，列入四友之一。

何良俊在推崇老子、庄子的同时，对其所蕴含的哲思也深有体会。首先，他认为世人对《老子》的读法就错了：“《老子》首章读法：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关于《老子》首章的句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于何良俊的这种句读法是否是最接近于老子原意的读法，笔者不敢断言，但至少证明何良俊对《老子》一书有过较深入的研究。

思想的价值是能够指导自己日常的现实生活。道家淡泊名利、纵浪大化中的达生观对何良俊的影响尤巨。道家认为烦恼的滋生在于人一味追逐物欲，使人失去本性，因而主张人要养神,必须少私寡欲，淡泊名利。老子指出，“圣人”为“腹”不为“目”,但求建立恬静安足的生活,不求声色货利的纵欲生活。《庄子?达生》中明确提出要摒除各种外欲，要心神宁静、事事释然，正所谓“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何良俊本着道家超越俗世挂碍的思想，对世间人贪恋名利荣辱十分厌恶，主张“达生”，云“今之士大夫皆欲官至卿寺，积财巨万，然后兼修性命，寿至数百岁，享尽世间之福。临了又作活佛，其志之大，岂不又万万于何次道哉。然世岂有是事，不如裴晋公言‘鸡猪羊蒜，逢着便吃；生老病死，符到便行’，盖深得达生之理。”他在《何氏语林?言志》一门中又列举古往今来许多热衷仕进之人面临生死利害之变，很少有不回顾和彷徨的，进而来说明惟有通达，方得生命之趣。“达生”的思想也内化在何良俊的日常生活中。嘉靖戊午年良俊致仕，寓居南京，在清苦的生活中能够放松心灵、不为物役：“非是乐抛家业，只因苦披时艰。烧却雕檐千尺，造成草阁三间。暂去歌楼打诨，每来僧院偷闲。依旧好风凉月，只多红袖青山。”

道家为了让人的心境永远处于虚静的状态，排除外物与杂念的干扰，提出了“致虚极，守静笃”的主张。老子采取的具体措施是“涤除玄览”与“塞兑闭门”。庄子为了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游”境界，提出了“心斋”的修养心性的方法。这种修养心性之法就是要达到一种纯洁无杂、忘物忘我的空彻心境，“培养一种具有灵妙作用的心之机能”,完成个人高超的修养境界。这种“塞兑闭门”、“心斋”的修心之法，发展到何良俊则转化为隐逸思想。乡居华亭，筑傲园以啸其情，赋《傲园杂兴十首》以明志，其七云：“为台高十尺，静啸俯人寰。伊郁风烟状，悽迟江海颜。莺音清昼发，鹤使杪秋还。自有仙源接，宁容俗驾攀。”出仕、寓居金陵，临清溪而居：“即舍傍隙地，疏池艺竹，构屋三楹，以柄钟阜，纳云东涧，雾瀑石林，兰术威纡远索。虽在帝邑，旷若樵垌渔野间也。”晚年归乡，先买得杨氏旧院“每日挟一册，命童子提胡床坐树下，视苍头锄地、种蔬，则一日快畅。何子为文章有一题，日循水数十次行，且行且思，皆俟其自来。思偶不属，辄置去，不欲竭思，竭思则气索也。明日复循水行，俟有成文在腹，遂操觚书之，未尝即据案占缀。”这种隐逸思想伴随了何良俊的一生。

何良俊在很多地方表现出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这也正是他与老庄思想的合拍之处。他自言“性复疏诞、狷忿，喜面刺人过，亦时时以此得罪，虽不至如灌夫、盖宽饶，亦几希有孔文举、苏子瞻之风矣。”他对狡诈阿谀社会之风深有不满：“崇奉之礼，人胜一人，谄佞之风，日甚一日，虽未出妻，几同献子”、“近来风俗谄諛为能，都事脂韦，全无骨鲠。文雅者，留心于缘饰；狡诈者，托名于忠厚，上下雷同，互为掩覆。始则依阿于里巷，终则诳惑于家庭。”

二 道教的影响

道家与道教虽相互交杂，但又有本质的不同。道教是一种宗教，所尊人物虽多为道家先贤，但其最终目无论是符箓派还是丹鼎派，都是祈求人在今世的长生。因而，道教精义之一在“贵生”。《道藏》首经《太上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的要旨就是：“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可见，道教虽有很多糟粕，但也是极崇性命之学的宗教。道教因“贵生”而乐生、爱生、好生，从而养生。道教的养生之法历经千年积累，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辟谷、服饵、调息、导引与房中术诸项。道教的“贵生”思想与“养生”之法，对何良俊影响很大。在《四友斋丛说》中专列一卷《尊生》予以论述。首先，何良俊借古人之言，阐述人生之乐在于保养：“古人论保养云：安乐之道，惟善保养者得之。”接着，又从饮食、养性、导引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1、饮食：在饮食方面，何良俊认为饮食与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古人饮食调制方云：‘主身者神，养气者精，益精者气，资气者食。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也。’”并具体介绍了老年人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首先他认为“老人之食，大抵宜其温热、熟软，忌其粘硬、生冷。”第二，老年人饮食不宜过饱，不能强食、强饮：“尊年之人不可顿饱，但频频与食，使脾胃易化，谷气长存；若顿令饱食，则多伤满。缘衰老人肠胃虚薄，不能消纳，故成疾患”、“勿强食、勿强饮。先饥而食，食不过饱；先渴而饮，饮不过多。”第三，强调食后作轻微运动，以有助于消化：“食后引行一二百步，令运动消散”。或者“平旦点心迄，即自以热手摩腹，出门庭行五六十步。消息之中食后，还以热手摩腹，行一二百步，缓缓行，勿令气急。行讫，还床偃卧。”俗语云：是药三分毒。何良俊也主张药疗不如保养：“善养生者，保守真元，外邪客气不得而干之。至于药饵往往招来真气之药少，攻伐和气之药多。故善服药者，不如善保养。”又主张药疗不如食疗：“若有疾患，则先详食医之法，审其疾状，以食疗之。食疗未愈，然后命药，贵不伤其脏腑也。”又云：“孙真人谓：‘医者先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

2、养性：人活一世，少不了经历风雨。如果能够在逆境中保持平和、宽松的心态，则受益匪浅。何良俊则借《养生篇》阐述自己的养性之道：“入静室，烧香诵经，洗雪心源，息其烦虑。良久，事了，即出。……家事付与儿子，不宜关心。平居不得嗔斗用力。”而对于“人性非合道者，焉能无闷”，则应该“须蓄数百卷书，《易》、《老》、《庄》等。第一，勤洗浣以香霑之，身数沐浴，令洁净，则神安道胜也。左右供使之人，得清净子弟、小心少过谦谨者，自然事闲，无物相恼，令人气和心平。凡人不能绝嗔，若用无理之人，易人嗔怒，妨人导性。”今人有谚云：“退一步海阔天空。”古人则概括为“忍”。何良俊引黄庭坚“四印”阐发了此中真味：“山谷四印云：‘我提养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赠君。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保持宽和的心态面对世间的功名利禄不失养性有效方式。何良俊举邝子元例子予以说明：“邝子元由翰林补外十余年矣，不得赐还，尝侘傺无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辄昏瞆如梦，或发谵语，有时不作，无异平时。……老僧曰：相公贵恙，起于烦恼，生于妄想。夫妄想之来，其几有三，或追忆数十年前荣辱恩仇，悲欢离合，及种种闲情，此是过去妄想也。或事到跟前，可以顺应，即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复，犹豫不决，此是见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后富贵荣华，皆如所原，或期功成名遂，告老归田，或期望于孙登荣，以继书香，与夫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来妄想也。……子元如其言，乃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心疾如失。”

3、导引：“导引”亦作“道引”，指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呼吸俯仰，屈伸手足，使血气流通，促进健康。常与服气、存思、咽津、自我按摩等相配合进行。导引术起源于上古，原为古代的一种养生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非常流行，为当时神仙家与医家所重视。后为道教承袭作为修炼方法之一，并使之更为精密，使“真气”按照一定的循行途径和次序进行周流。道教将其继承发展，以导引为炼身的重要方法，认为它有调营卫、消水谷、除风邪、益血气、疗百病以至延年益寿的功效。对于此种养生之道，在《尊生》一卷中，何良俊也有阐述：“临卧时坐于床，垂足解衣闭气，舌柱上颚，目视顶门，仍提缩谷道，以手摩擦两肾腧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为妙。毕，即卧。”同时，该卷还介绍了一种能去脚痛的导引之法：“垂足坐，闭目握固，缩谷道，摇飐为之，两足如气毯状，气极即休，气平复为之，日七八，得暇即为。”并介绍了该穴位的具体位置，“其穴在足心之上”。

三 佛教的影响

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说：“万历而后，禅风浸盛，士大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与士夫结纳。”明代万历以后，如陈先生此处所论，禅风大行。然在此之前的正德、嘉靖年间的吴中地区，禅风已甚为流行。此时以“居士”为号的士人不胜枚举，如唐寅自号“六如居士”、文征明自号“衡山居士”等即为明证。

清人彭际清编撰的《居士传》中，没有为何良俊立传。也许是出于何良俊在佛教造诣上还达不到立传的资格，但何良俊生前自号“柘湖居士”，与佛门渊源颇深。

何良俊一生交友广泛，这其中就有不少僧人和居士。僧人如善权、一菴，尤其是与一菴和尚，良俊与其感情甚笃。不仅于嘉靖戊戌年请其住持方广寺，还与四年后再次挽留一菴和尚继续住持。另外，还为方广寺的重修作《重修方广寺佛殿募缘疏文》一文。不仅与僧人来往密切，何良俊在出仕南京之前，在家还于佛前执弟子礼：“维有明嘉靖甲辰岁，月旅于巳日，次于子寔，惟如来之上尊降生之辰，弟子何良俊谨庄严观世音大士圣像一尊。是日圆满具足，乃于佛前至心归依，五体投地，合掌恭敬而献偈。”尤值得注意的是，何良俊不仅自己礼佛，其家族也有奉佛之传统。如其兄何良佐“平生好观内典，晚年犹加笃信。凡四方客僧来者无不与之研穷探求心印。斋施无虚日，至节缩衣食以供费。”其妻宋氏“夙持大法。”

何良俊生平游历所及，往往出入寺院，形诸吟咏，留下了不少佳篇，其中有些篇章深富禅意。如《灵谷寺呈浩公》：“支遁幽栖处，房栊俯帝台。虬松千尺偃，鹫嶺百里开。妙语芳莲吐，经文贝叶裁。三车应有托，不负许询来。”

何良俊虽仍从儒家的立场出发，认为佛是儒家教义的阐释，但对释家以简洁的语言表达深邃思想的做法十分赞赏，他说：“晦堂和尚尝问山谷‘以吾无隐乎尔’之义。山谷诠释再三，晦堂终不然其说。时暑退凉生，秋香满园，晦堂问曰：‘太史闻木樨香乎？’山谷曰：‘闻’。晦堂曰：‘吾无隐乎尔。’山谷乃服佛氏之教，只是将机锋触人，最易开悟。若吾儒便费许多辞说。”另外，何良俊还借黄庭坚之口对士人认为佛教只能消耗财务而于世无补的观点表示不满：“黄山谷言，儒者常论佛寺之费，盖中民万家之产，寔生民谷帛之蠹，虽余亦谓之然。然自余省事以来，观天下财力屈竭之端，国家无大军旅，勤民丁赋之政，则蝗旱水溢或疾疫连数十州，此盖生人之共业，盈虚有数，非人力所能胜者邪。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赏以治其外，佛者之祸福以治其内，则与世教岂小补哉。而儒者尝欲合而轧之，是真何理哉。”

小结

众所周知，佛道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人及普通百姓中间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与统治者的大力推扬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佛道能够使人忘却世俗的烦恼与痛苦，起到麻醉心灵的作用。然而，真正能够融儒释道于一身的文人，则寥寥无几。换句话说，文人之所以皈依佛道是被动的，是在自己人生理想在现世不能实现的情况下的无奈选择。然而正、嘉时期的江南士人醉心于佛道已于前代有了质的区别，他们变无奈的选择为主动的接受，变心灵的麻醉剂为心灵的净化剂。此时的佛道，已于平时品茶、观剧、游艺等现实生活一样，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而他们对佛道渊深之理不再作深入探究，于佛取其修心养性的一点，于道取其养老尊生的一面。因而这也造成很难区分他们到底是受禅风的沐浴更多些，还是受道家的薰陶更多些。虽然具体到个人，有“居士”与“山人”名号的不同，但这已经不能作为区别的依据了。具体到何良俊这一个，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在其一生仰慕的古贤中既有道家的庄子、范蠡，又有佛家的维摩诘。在最能表现其人生理想的《四友斋记》中，何良俊把庄子、维摩诘以及深受二家熏染的白居易作为人生的知己：“四友斋者，何子宴息处也。四友云者，维摩诘、庄子、白乐天与何子而四也。盖何子之与此三人者友也。”并接着解释了把三人当作人生知己的原因：“何子自童子时即诵法仲尼，其平日奉亲居家与出而应事，皆仲尼法也。何子间亦通二家之说，然以为仲尼、释迦文与老子皆吾师也，吾何敢为友。……独释迦文、老子之别出者，有维摩诘与庄生。余观维摩诘所说经，又名不思议解脱。其释者曰：解脱者，纵任无碍，尘累不能拘也。……庄子者，昔人谓其體醇白而家万物。观其绝圣智、去名物、諔诡博达，齐小大之年，开是非之封。故谬悠其说，汪洋自恣，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然则游尘累之外，孰有过庄生者耶。白傅虽仲尼之徒，其学不专为儒，然能处世而不住于世，仕官而无官官之心，以声色自娱而不染于声色，流动不居，皭然出于埃搕之表，盖深有得于二氏而亦不诡于圣人之道者。”由此可知，佛道对于何良俊只是一种调节心灵的工具而已。

然而，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最终何良俊仍是一位儒者，儒家观念才是其思想的本根。他重经崇史，对儒家的传统典籍更是推崇备至：“经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经之行于世，犹日月之经天也。世不可一日无常道，犹天地不可一日无日月。一日无日月，则天地或几乎晦矣。一日无常道，则人世或几乎息矣。”虽深受佛道影响，也承认佛道二家存在的合理之处，但仍然认为释道之所以行世，也是因儒者弘之：“夫历千二百年以至今日，而其教卒不能灭者，是岂欲灭之而不能，将无能之而道自不可灭耶。黄山谷言：王者之刑赏，以治其外；佛者之祸福，以治其内，盖必有所取焉耳。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释教之所以大明于世，亦赖吾儒有以弘之耳。梁时有僧祐者，作《弘明集》二十卷，大率所载皆吾儒文字中之阐扬释教者。” 由此可知，何良俊还是立场鲜明的把自己作为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对佛道评头论足。因而他的出世之思可以说只是儒家隐士与失意知识分子的共生体。他将道融于儒，一方面追求儒家修齐治平、以仁德治天下的用世理想，同时尊崇个人意志，保持人格尊严，以便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中保持主体内心世界的自我平衡。

作者：翟勇

作者简介：翟勇（1981—），男，山东金乡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明代诗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