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之谜《古寺之谜》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个身背画夹的人来到了新疆拜城克孜尔一带的山谷中。走进这些洞窟的时候，眼前的一切让这个既是画家又是考古学家的人惊呆了。随后的数月，他不停地对着洞窟内的墙壁画着什么。这同时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历程。1947年7月30日，他所乘坐的飞机失事，他所设想的新疆考古五年计划，建立西北博物馆的夙愿，最终未能实现。

　　这个人是韩乐然，他向人们揭开的就是克孜尔洞窟中壁画的秘密。其实，韩乐然并不是到这里考察的第一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西域探险考察热的开始，大批外国探险考察者的到来，龟兹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库车、拜城、新和一带，也被纳入了他们的视野。

　　现存的龟兹石窟主要包括：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森木赛姆石窟和阿艾石窟。这些石窟中除了阿艾石窟外，其他均被外国探险队光顾过。

　　德国探险队的四次西域探险考察中，第三次和第四次考察，主要是在这个地区。在第三次考察中，德国人首先对库木吐拉等石窟进行了调查和挖掘。当他们准备在森木赛姆石窟进行发掘时，先期到达库车地区的俄国人别列佐夫斯基兄弟大为恼火，认为按照双方的协议，库车地区属俄国人的势力范围，俄国人甚至威胁要用武力把德国人赶走。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勒柯克婉言进行了调解，表示愿意退出。其实，这并不是德国人的一种示弱，因为他们意识到，俄国人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技术搬走壁画，因此便很“文雅”地离开了这里，转移到可能获得更大收获的克孜尔石窟。后来的事实证明，德国人在克孜尔确实获得了超出他们预想的珍宝。

　　在克孜尔，德国人为了考察方便，根据窟内艺术品的特征，给各洞窟进行了命名。格伦威德尔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石窟壁画的考察与临摹上，在他看来，“要把所有新发现的文物进行素描和绘制轮廓图。否则，把壁画搬走，除了意味着猎奇与盗窃之外，不会有别的什么意义。”勒柯克与巴图司却仍是用他们所惯用的方法，用狐尾锯肆无忌惮地切割剥取壁画。在克孜尔的考察中，他们遇到了地震的惊吓、疾病的困扰，但与他们的收获相比，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在克孜尔“发现了完整的、未被劫掠过的庙宇，其中充满着艺术上完美的壁画，而且都是属于早期作品”。面对艺术宝库，勒柯克兴奋不已，以致他在其后的著作中，对自己如何割取壁画做了毫不掩饰的细节描绘。他惊叹：“这里的壁画是我在中亚任何地方所找到的最优美的壁画。它包括传统的佛陀的种种形态和他所处的种种场面，而且又几乎是纯粹的古希腊特征。”佛教产生于印度次大陆，以后沿丝绸之路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史称佛学东渐。

　　佛教最早何时传入龟兹地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魏晋时期即公元3世纪到4世纪该地区佛教已经繁盛，寺院与石窟已遍及龟兹各地。克孜尔石窟在龟兹石窟中建造的算是最早的，而在克孜尔石窟中建造最早的，则是一种叫“僧房窟”的石窟。

　　龟兹石窟壁画中有许多伎乐图，她们人物众多，表情细腻，乐器丰富，舞姿优美。这是克孜尔石窟第38号窟“天宫伎乐”，奏乐者有的屈肘耸肩，有的嘴唇微启，有的单手弹拨，有的双手重击，还有的在俯听音乐的节拍，千姿百态，娇柔婀娜。这不仅仅是艺术的表达，这是一种景仰的吐露。佛经上说，众神常常击着天鼓、奏着音乐、跳着舞蹈，用香花与伎乐献给佛祖，作为对佛的供养。

　　作为对佛的一种供养，乐舞中有着人们世俗的理解和世俗生活的印记。自古以来，西域诸城邦国的音乐舞蹈艺术就极为发达，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都曾经风靡东方。今天我们仍能从这些壁画中找到西乐东渐的痕迹。比如起源于美素不达米亚的弹弦乐器竖琴和琉特，通过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进而经过西域，再达中原。在中国，它们经过汉文化的洗礼，竖琴被叫做箜篌，琉特演化成了琵琶，吹奏乐唢呐和敲击乐器细腰鼓，也是波斯和印度久已使用的乐器。佛教善于利用音乐舞蹈的艺术手段来宣扬其深奥玄秘的教义，音乐又是佛教法事和供养的重要形式。佛教虽然将音乐艺术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但基本上仍然是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尤其是一些乐器的形象，基本上都是不加任何改变地摄入了壁画中。

　　如此大规模的开窟建寺，对于当时只有几万人的龟兹来讲，无疑是一个奇迹。在龟兹石窟壁画中，人物的裸体形象也非常丰富。佛教传自于印度，在那个热带、亚热带国家，薄衣短袖甚至赤裸上身是人常见的形象，反映在佛教艺术中，宽衣短衫也就成了佛的基本服饰。

　　这些出现在壁画中的裸体人像或跪或立，恭恭敬敬地守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接受他的教导，表现出了皈依佛门的虔诚愿望。建造于公元七世纪的克孜尔第178窟，裸体的庵摩罗女在听佛说法。躺在佛前的一位裸体女，也是表示摒弃奢靡，清心皈依佛。佛另一侧的裸体女，向佛表示悔悟，决心皈依。不管是要赤裸的一无所有，以示虔诚，还是极尽妖媚，表达世俗的诱惑，裸体人像都以最简洁又最本真的手法表达着它的宗教思想。

　　在龟兹石窟琳琅满目的壁画中，那么多栩栩如生的动物也作为一种符号表达着神秘的宗教意境。在佛教的思想领域，鸟兽鱼虫被视为与人同源同类，有着和人一样的智慧和灵性。人们借动物与人、动物和动物之间的故事说因缘、说禅定，佛教经意通过生动活泼的动物形象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既直观明了，又耐人寻味。

　　在克孜尔的14号窟顶上画有一只猴子，它坐在地上，似乎也在修炼，它的头上顶着一片荷叶，使这只猴子一本正经的神态与滑稽可笑的装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增加了生活的乐趣。

　　克孜尔38窟猕猴王舍身救群猴。群猴到御苑采果寻食被发现，国王下令追捕。群猴逃至河边，没有桥不能过河，猕猴王舍身抱对岸树，以身作桥，群猴从猴王身上踏过，得以逃脱。而猴王却体力耗尽、坠河身亡。

　　森木赛姆30窟的壁画猕猴骑鹿。猕猴骑在鹿背上，用手紧紧的抓着鹿的耳朵。鹿似乎要用剧烈的奔跑来摆脱猕猴讨厌的纠缠，整幅画面充满了戏剧性。这些壁画反映了佛学的教义，也更深刻地反映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整个文明发展脉络。

　　据龟兹文献记载，当时龟兹僧尼寺庙众多，在僧尼的生活中与中原地区僧尼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要三个月换一次修行的寺院。龟兹佛教辉煌的代表除了寺院与洞窟外，还有众多的高僧大德。而这其中鸠摩罗什对龟兹乃至中原地区的佛教影响是最大的。

　　一个传说中自幼随母亲一起出家的神童，能够日诵三千经，如今人们从口中说出来的“世界”、“未来”、“心田”、“爱河”、“粉身碎骨”、“回光返照”等等都是这位西域高僧留下来的财富，可见鸠摩罗什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之大。由他翻译的佛经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原佛学的经典，一些寺院甚至规定了某些经卷必须以鸠摩罗什所翻译的为准。

　　有了商道，有了鸠摩罗什，有了中原以及整个东亚佛学的盛行，而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在荒凉的山梁上有了石窟，光秃的石壁上有了色彩、有了形象、有了故事、有了思想、有了文明。

　　在韩乐然临摹龟兹壁画的四十年后，又一位画家迷上了壁画的临摹。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曹永军临摹壁画三百多幅，把龟兹佛教的魅力通过绘画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些绘画展出以后，也像四十年前韩乐然举办的画展一样，深深地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新疆新和县玉其喀特城的废墟中，发现了一枚铜印——李崇之印。不久，另外一枚印卧羊造型的“汉归义羌长印”也从这里出土。李崇不是普通人，他是两千多年前西汉政府管理西域各国的最后一任西域都护，而“汉归义羌长印”的主人是西汉中央政府册封的羌族领袖，姓甚名谁虽无可考证，然而史籍记载李崇当年平定叛乱时曾有羌人助战，或许这印信属于这位羌军的统帅。

　　高15米的克孜尔尕哈峰燧立在库车河西岸一块悬崖上已经2000年了，当年沿库车河一直往北，每处险要地境均有烽燧遗址，而在盐水沟、大峡谷和库车河口则是规模更大、防卫功能更强的关隘遗址。

　　战争是文化的另外一种传承方式，在进攻退守、守业安邦中，一次次文化上的退和进，都成为一种沟通和融会。唐朝中央政府不仅在龟兹设立安西都护府作为其管辖整个西域地区的中心，而且还派出了3万名汉兵镇守龟兹。库木吐拉石窟地处安西都护府附近，因此成为汉人开凿、汉僧主持最多的一处石窟。如今，在库木吐拉石窟汉文题记中出现的汉僧名字就有惠增、法超、戒明等30余名。不仅如此，库木吐拉石窟中还有很多罗汉窟，这些埋葬汉族高僧的石窟是龟兹与中原地区密切交往的产物。另外，在龟兹石窟壁画中还溶入了大量的中原绘画风格。

　　龟兹绘画中最常见的是菱格画，在一个菱格画中画出一个本生故事或因缘故事，其背景多为山林树木。而这些树木的画法，往往运用中原六朝作画风格，很多树木被画成一只伸出的手臂或张开的手指，这在龟兹石窟的早期壁画中几乎随处可见。

　　当德国人在克孜尔获得大量文物时，法国人伯希和于1907年来到库车。作为一个精通多种语言的汉学家，伯希和是手持《大唐西域记》来“按图索骥”的。他把目标定在了《大唐西域记》中有过记载的雀离大清静。

　　《大唐西域记》中是这样记述高僧玄奘所见雀离大寺的：“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怊怙厘寺，而东西随称，佛像庄重，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这个怊怙厘寺就是雀离大清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苏巴什遗址。

　　当年，玄奘千里迢迢来到佛国龟兹时，龟兹王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玄奘在书里这样形容这个寺院：僧徒蜂拥涌来，钟声齐鸣，在大殿敬佛的烛光中，诵经者不绝于耳。玄奘在佛堂里讲经一月有余。佛学的交流促进了文化的融会。

　　从1902至1908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也曾多次到库车地区进行考察发掘。除获得佛像、壁画、古钱币和文书木简外，不论是法国的伯希和还是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都发现和带走了舍利盒。其中由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渡边哲信和掘贤雄于1903年带往日本的一个舍利盒尤为特殊。这个舍利盒为木质，盒身被红、灰白、深蓝三种颜色覆盖，盒内仅存骨灰，外形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到了1957年，有人对此盒进行研究时发现，这个舍利盒的颜色层内有绘画痕迹。剥去表面颜料，显露出盒上绘制的图像——精美的乐舞图。

　　龟兹舍利盒乐舞图的再发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从舞蹈者头戴的各种面具和乐舞的气氛等特点来看，这是一幅典型的龟兹“苏幕遮”乐舞图。也就是说，舍利盒上所绘内容，是古代西域地区著名的歌舞戏乞寒胡戏。这对于了解古代龟兹地区的世俗生活、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都是不可多得的实证。除了舍利盒，外国探险考察者在对苏巴什古城的发掘中，还找到了以前未曾发现的一种文字——吐火罗文文书和佛教典籍。

　　无论是外国探险队还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在龟兹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均没有发现成规模的墓葬。只是在佛寺的周围发掘出了大量的骨灰盒，而且有些骨灰盒非常的精美。可见龟兹存在的八九百年时间中，居民普遍信仰佛教，死后火化，然后埋在寺院里头。

　　然而，考古工作者在对苏巴什佛塔进行发掘时却意外地发现了这位怀孕的妇女。这个女人是谁？她和这个寺院是什么关系？她死后又为什么会被埋在佛塔的下面呢？新的迷团又摆在了人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