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敦煌石窟艺术和新疆石窟艺术的历史关系

　　李遇春

　　一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广地域、多民族的伟大国家。从有史记载到两千三百多年以前，河西走廊各地，就居住着以狩猎和游牧为生的许多少数民族（部族或部落）。由于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一些民族的上层贵族之间，逐渐地发生了族内族外的经济和权力利害的冲突。其中的大月氏和乌孙民族，先后被迫西迁，牧放于新疆天山以北到巴尔喀什湖地区。匈奴民族的休屠王和日逐王等部落，趁机进入了河西走廊。汉武帝统一了河西，于公元前二世纪，先后在该地区建立了酒泉、敦煌、武威和张掖四郡，并迁徙了一些中原地区的居民到这里来定居。还在张掖以北的居延，设置重兵，以防御匈奴人重新南下。从此，不仅“丝绸之路”畅行无阻，而且河西一带的经济生活也由畜牧业逐渐转向了农业或农牧并行，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也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河西走廊建国以来出土了大批属于汉魏晋时期的木简、壁画和其他文物 1 ，证明中原地区的文化艺术已在河西普遍流行和发展。

　　敦煌莫高窟，地处河西走廊西端，与新疆东境紧紧相连。远古时代，新疆（古称西域）和田（古称于阗）特产昆仑白玉，就是经过敦煌的玉门关输入到中原；同样，内地的特产丝绸锦绣，也是西出阳关，聚集到塔里木盆地西端的喀什噶尔（古称疏勒），然后贸易输散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地，以供应各国欣赏和使用。由于丝绸之路的交通便利，印度的佛教最初传到新疆，再东传到河西走廊以至内地。古代佛教艺术至今还在这些地方保留着许多珍贵的遗迹和遗物。唐高祖时的太史令傅奕曾说：“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 2 可见佛教传来我国，新疆比其它地区为早。

　　关于佛教传到我国的时代问题，一般认为《三国志》一书所引《魏略》中记载的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 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品口授浮屠经给博士弟子景卢”的说法较为可靠，这是对的，但这只是东传到中原地区的年代。实际上，在此以前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新疆地区就已经开始了佛教的传播，只是路途遥远，当时尚未引起中原一般往来人的重视和传闻罢了。根据藏文本《于阗国授记》所说，新疆和田地区开始有佛教传播，应当早在西汉昭帝始元四——七年（公元前83 ——前80 ）之前。

　　为了探索佛教初传新疆的时间，应当将佛教在临近我国境外的活动以及新疆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情况，作一点概括的介绍。

　　一、公元前三世纪中，阿育王（公元前273 ～前232 ）登上了孔雀帝国国王的宝座。他曾以武力扩张，控制了北起喜马拉雅山（古中印交界处），南到迈索尔以北，东抵阿萨姆西，西达兴都库什山脉（阿富汗），形成了北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幅员辽阔的奴隶制帝国。当时的国界和我国西域紧紧接壤。但是阿育王暴虐残酷，战争中杀人很多，引起了奴隶们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对此，阿育王深感焦虑，深恐危及宝座。适逢佛教哲理正在社会上缓慢传播。原始佛教主张人们消除生欲，放弃斗争和反抗，甘受压迫剥削之苦，以求轮回。阿育王认为这些正是借以继续维护奴隶主政权、麻痹奴隶们使之放弃反抗斗争的理论“法宝”。于是他由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摇身一变而成为原始佛教的积极支持者和信徒，以骗取奴隶们的信任。他在境内许多地方或开凿崖壁宣扬佛教，或树石立柱，上刻诏令，宣传不要战争和不要斗争反抗，而要人们皈依佛法。规定奴隶必须服从官府，官吏不得贪污渎职。并于公元前253 年召集佛教僧侣在华氏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举行佛教历史上第三次“结集”大会（传说释迦死后在阿阇 世王统治时期举行过第一次结集，佛死百年时又举行过第二次结集）。编纂和整理了经、律、论三藏法典，以解决各派之间的争论。关于阿育王时所立的石柱遗物，据《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六版上的一则消息说：在沿着古丝绸之路巴基斯坦北部和沿着通往中国新疆喀喇昆仑山区，经巴基斯坦的考古调查，有许多石刻，其中包括一块约五十米高、七十米长的“神圣的罕萨石”等大批的珍贵文物，有些还表明“两千年前文化水平的各种不同文字的刻纹”，其中可能有属于阿育王时期的遗物。

　　二，公元前170 年左右，游牧于祁连山和敦煌一带的大月氏民族，迫于匈奴民族的欺凌，先迁到天山以北和巴尔喀什湖一带，不久又继续 迁往曾经流行过原始佛教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并于公元前125 年臣服了阿姆河以南的早就接触佛教思想的大夏王国（巴克特利亚，今阿富汗国），很快地接受了当地的农业经济和文化，把农牧业、本地民族与外来民族融合起来，为稍后一段时间建立北起阿姆河、南至印度河上游的一个强大的贵霜帝国准备了条件。这个帝国，逐渐又成为传播佛教思想的重要基地。特别是迦腻色迦王（公元78 ～120 ）在位时，支持了公元二世纪召开的第四次佛教“结集”大会，大力宣扬佛教大乘教派的教义，重新审定佛经和教规，从而使大乘教派在佛教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三、自公元前119 年张骞第二次出使乌孙，并派遣副使到达大夏地方的大月氏的贵霜帝国，丝绸之路就与商业繁荣、交通发达的富楼沙（贵霜首都，今白沙瓦）接通。既然我国的丝绸已经源源不断地从新疆沿着南北丝道径由大月氏国而运往中亚南亚各地，那么当时活动于大月氏的佛教僧侣，也会随着商贩旅客逾越葱岭，经由古丝绸道而进入我国新疆的。何况商贩身带金银财宝等贵重货物，经年累月长途跋涉于高山峻岭、瀚海平沙之间，极需佛菩萨慈悲保佑，而僧侣依靠着信徒商贩的沿途施舍，得以糊口活命，两者各获利益，相互依赖，何乐而不为？因此，佛教早在公元前一、二世纪时就可能传到了新疆，只是当时传播的范围不广，只有少数僧侣和沙漠绿洲的局部地方少数居民信仰，尚未形成人们普遍的信仰，因而也未引起社会上的足够重视。

　　佛教逐渐在新疆地区得以广泛传播，是有各种因素的，尤其与新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压迫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匈奴贵族统治新疆各“域廓之邦”，是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的。据《史记·匈奴列传》里记载，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 ），西域初受匈奴族右贤王征服的“有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匈奴主的奴隶统治和经济掠夺，使西域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因而常常进行反抗斗争，跟着又遭受残酷的镇压，象蒲类国就是一个明显的实例。《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着：“蒲类本大国也，前西域属匈奴，而其王得罪单于，单于怒，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南去车师后部马行九十余日，人口贫赢，逃亡山谷间，故留为国云。”象这样民族的、阶级的残酷压迫，在匈奴的统治之下，决不仅只蒲类一例。各族被压迫者被逼得死活不成而又反抗无力，佛教学说的消极思想便成了人们空虚灵魂的安慰和精神上的支柱 了。

　　二

　　西汉时期的佛教遗物，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当时宗教活动的范围较小， 又由于新疆地区辽阔，至今在考古调查中尚无发现。希望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今后在田野工作中予以重视。东汉时期的佛教遗迹和遗物，就其重要者而言，已经有了好多处：

　　——民丰县精绝遗址里，于一九五九年一号东汉合葬墓，出土过一件棉织布，上面印有蜡染的供养菩萨和可能有双狮座的大部分残缺的佛像。出土了大量绢锦刺绣和铜镜等遗物，证明这件佛教艺术品的棉织物，至晚为公元一、二世纪东汉时的遗物。

　　——本世纪初，在若羌县磨朗遗址发掘出一座古佛寺，出土了六尊等人高的泥塑彩绘大佛和精美壁画。这座佛寺的废弃时代，经考证定为公元三世纪左右 3 ，那么初建此寺，至迟不晚于东汉中期。

　　——近年来在古楼兰遗址出土了贵霜王朝的铜钱，钱上铸有释迦佛像，并印有婆罗谜字母拼写的“佛”字。这种钱币为迦腻色迦王在位时期所铸。说明这种铸有佛陀的钱币曾在公元二世纪时就经由丝道传入我国新疆。

　　——库车及附近各县是两汉时期西域重镇之一的龟兹国的中心地区，那里佛教寺院遗迹很多。据碳—14 对出土朽木和木炭标本的测定：森木赛姆千佛洞第36 窟后室墙上毁弃的泥塑中的木楔距今为1890±120 年，树轮校正距今为1845±125 年；东苏巴什古寺朽木距今为1780±75 年，树轮校正距今为1730±80年；克孜尔千佛洞第47窟前室西墙木楔距今为1785±75年，树轮校正距今为1730±80年；西苏巴什佛塔底墓棺木片距今为1750±65年。这些碳测数据表明，在东、西苏巴什遗址，森木赛姆和克孜尔这两处千佛洞中，都有东汉时期所开凿的洞窟和艺术品。

　　龟兹地区在东汉时期就已有了佛教和佛教艺术品。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如上所述，据藏文本《于阗国授记》记载，和田地区在西汉时期就曾有了佛教的传播。喀什地区佛教最早传播的时代至迟也在东汉。据《后汉书·西域传》和《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公元一、二世纪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大兴佛教之时，疏勒国臣磐正在迦毕试受到贵霜王的尊重和优待，并为之各建伽蓝。回国以后还“虽阻山川，又替供养”。据考证喀什地区三仙洞石窟寺的开凿和窟中第一层壁画的时代为公元三世纪，是新疆早期的石窟艺术之一。

　　——最近在整理吐鲁番县安乐古城佛塔基层出土的一批佛经时，发现其中有《道行般若经》一残卷，经请中国佛协专家周绍良和刘锋研究鉴定，认为可能是东汉灵帝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的译本。因为西晋时竺法护（译经名《道行般若》）和东晋时鸠摩罗什（译经名《小品般若》）均有译本，都在支娄迦谶之后，而且比支娄迦谶的译本成熟，广行于世，因此支娄迦谶译本遂不复见。安乐城佛塔基层中所出土的《道行般若经》内容，与两晋以来的流行本并不相同。所以推测为公元二世纪时的支娄迦谶的译本。

　　同时出土的还有《无量寿经》一残卷。据《开元释教录》称，《无量寿经》从汉迄晋，有六种译本，即东汉桓帝（147～167）时安世高的译本，题名《无量寿经》；同时还有支娄迦谶译本，题名《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三国孙权、孙亮时（222～258）支谦译本，题名《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曹魏嘉平四年（252）康僧铠译本，题名《无量寿经》；甘露三年（258）白延译本，题名《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其中安世高、白延和法护的三种译本，久已失传，其余三种现今尚存。此安乐城佛塔基层出土的《无量寿经》残卷，与今存本的译文均不相同，可见是一部久已佚失而今新发现之本。这部新发现的残经，与支娄迦谶所译《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的语句，虽不尽相同，但是文意和段落却基本一致，故而推定可能是安世高的译本。安世高与支娄迦谶为同一时期人，先后来到中国，他们译经所依据的梵文本，应当是同一种梵文本。这份残经既与支娄迦谶译本语句不尽相同，则应属于安世高的译本。

　　塔里木盆地中各主要的沙漠绿洲，都有二、三世纪佛教遗迹和遗物发现。这说明东汉时期，新疆南部的佛教已很普及，可见佛教最初传来我国，是很早以前发生的事情。我认为《于阗国授记》中所说公元前一世纪八十年代即西汉昭帝时期，佛教即已传到了新疆和田，是比较可信的。正因为于阗传入佛教学说最早，并在中原地区已有传闻，所以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才不畏艰难，远涉于阗，“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的真经，成为据今所知的中原地区前往西域取经的第一个求法者。

　　三

　　敦煌石窟的开凿时代，据唐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有沙门乐　　，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井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　　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于是敦煌佛窟自此为始而延续开凿一千余年。

　　乐　　和法良最初所开凿的是那些洞窟，由于年代久远，新旧交替，已经不知所在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多年来对莫高窟内容和艺术进行研究，进而又对全部洞窟做了科学的编年排列，推定现存洞窟中最早的为十六国北凉时期（397～439）共存七窟。其中总编号267～271为一洞五窟，除第268为主室外，其余四窟皆为坐禅之窟。这五个洞的主室为甬道形式，甬道尽头处（即第268窟西壁圆券龛内）塑一身交脚弥勒像，甬道两侧墙间，各有两个坐禅的小窟，每窟仅能容一人。窟顶绘有斗四藻井图案。在古龟兹境内，与此相类似的禅窟，现存库车县西苏巴什遗址悬崖间的一处，亦为甬道式的主洞和两面侧墙各有两个禅窟。主洞壁上的图案，虽已模糊不清，但还看出风格古朴、色彩线条沉穆严峻，可推知造窟的时代较早。曾距此禅窟不远的一座废寺遗址颓墙间采集到朽木标本，并对其进行过碳—14测定，可知该朽木距今为1570±80年，树轮校正距今为1505±90年。禅窟的建筑时代，估计应与废寺的建筑时代相去不远，亦为东晋时期，而与敦煌的267～271窟的时代相比较，似为较早，或系这种禅窟先在龟兹产生，而后又传到了敦煌。

　　禅窟和礼拜窟的建筑，同时同地参差排列开凿，在莫高窟是这样的，在龟兹地区一些石窟寺中也大都是这样的。例如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森木赛姆和克孜尔千佛洞等。以克孜尔千佛洞的第38窟为例，这是一个礼拜窟寺，围绕此窟的侧旁和下层，就有第34～41号大小不等的七个禅窟。尤其从38～40号窟的外　　楣间，凿有约40厘米宽的一条横槽，这表明这三个窟（一个礼拜窟，两个禅窟）既是同时开凿的，又是彼此关联的，即在这个横槽以下的悬崖上，当初曾有一个本质结构的建筑物或者是可供进出这三个洞窟相互串通的栈道。

　　这种禅窟同上述西苏巴什那种一洞四窟的形式和内容，却不完全相同。这种禅窟一般都是在甬道的尽头凿一个可容人身的小形禅窟；甬道的左侧或右侧，开凿一间较大的方形石室。石室里四壁平整，并凿有火炉和低矮的土炕。在面临悬崖的壁间，凿一方形窗孔。这种石室，不只是坐禅，可能一切起居生活都在其中了。克孜尔第80号窟，就是合礼拜窟与禅窟为一个洞窟的实例。这两个作用不同的石窟，都是通过中间的一条甬道出入的。

　　森木赛姆第42号窟为纵券顶礼拜窟，隔壁的第43号窟是一个禅室，取暖的壁炉凿在左侧墙间，前后墙角各有一个小型的土坑。这可能属于两僧合用的一处禅室。第44号窟是一座小方形禅室，墙间凿有两个小龛。这一个礼拜窟和两个禅室，是通过一条甬道而依次进入第44、43和42号窟。另有第45和46号窟，亦为禅室，在第44号窟外　　下层，由此经过一个小土阶而进到第44号窟。这五个洞窟为同一时期凿成，构成一座石窟寺院。象这样由几个单元所组成的寺院形式，龟兹境内各个石窟寺大都如此。克孜尔千佛洞由成组的洞窟构成的石窟寺院，至少有一、二十处。莫高窟的早期洞窟中，象上述一洞五禅窟的成组洞窟，我推测可能就是一座石窟寺院。

　　古代龟兹，在一处山区修建着许多伽蓝（即寺院），大概就是指的这种以千佛洞群为形式，实际上包括了独立单元的石窟寺。《出三藏记集》1卷就有这样的记载：

　　“拘夷国（龟兹异译），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内绘镂立佛形象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蓝者，七僧；北山寺名致隶蓝，六十僧；剑慕新蓝，五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寺僧皆三月一易原坐床，或易蓝者，未满五腊，一宿不得无依止。王新僧伽蓝，九十僧。有年少沙门，字鸠摩罗，才大高，习大乘学，与舌弥是师徒。而舌弥，阿含学者也。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轮若干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比丘尼，外国法不得独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为道远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月检制，亦三月易床；出行，非大尼三人不行。多持五戒，无师一宿者辄弹之。”

　　敦煌的早期五窟，尤其是北魏时期的洞窟形制，多以中心塔柱和人字披为主。人字披显然是中原建筑形式向西的延伸，而中心塔柱的形式，我认为它是参考了龟兹洞窟的形式而又结合莫高窟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创造的。

　　所谓的龟兹窟型，即在纵券顶的前室的横券顶的后室之间，凿成一个一面或数面开有佛龛的建筑物，并在靠前室的一面和前室两壁顶部塑成了万绿葱中的须弥山，飞天乐人等围绕其间。佛龛两侧各有一条甬道以通内外两室，而作为礼拜者右旋绕龛一周作功德。这实际上既参考了古时印度支提窟佛寺的凿窟形式，又适应了龟兹地方松沙质结构不适宜营建高大洞窟而创作的一种特有佛窟。古印度支提窟大都是长马蹄形状，洞口和窟内两侧都有一排石柱，窟深处有一个复钵形状的塔婆（　　堵坡），站着释迦佛像，印度石窟都开凿在石质坚硬的山崖间。龟兹地区就没有那种石质坚硬的山崖，都是较为松软粗糙的积沙崖层，不可能开凿高深洞窟，因而创造了这种特有的龟兹形式。

　　莫高窟的地质虽然也是积沙结构，但较为坚硬，于是既参考了西方建窟的形制，又结合当地的地质特点，演变成中心柱的敦煌形式。这种形式后来东传，遂成为六朝佛寺窟的主要建筑形制之一。从印度复钵型窟发展成中国龟兹型窟，又经敦煌创造了中心柱洞窟，进而传遍了全国，遂成为固定的形式。

　　库车一带千佛洞中除了龟兹式礼拜窟以外，还有少量的中心柱式、内外套间式和方形窟等。这些窟的开凿时代，目前尚未作出确切论断。从全国来说，象内外套间式洞窟可能有早有晚，不能一概而论。我疑中心柱和方形的形式，很有可能也是从敦煌发展而来的。如从敦煌洞窟时代来看，现存隋代的七十七个洞窟，主要是方形倒斗式。到了唐代，方形窟更是普及于敦煌，于是在贞观年间，随着安西都护府的建立，内地僧人西行传教，方形窟适应于龟兹沙质而不致塌方又便于开凿，因而也时兴于龟兹各地。这从库木吐拉凡方形洞窟中的唐代壁画和汉文榜题中，可以察觉到这一点的。

　　新疆最早的佛窟，并不仅仅是龟兹式洞窟，我看至少同时有两三种以上的形式，诸如内外套间式和高大穹顶等形式。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专门研究。

　　四

　　敦煌石窟的早期壁画，以本生故事画为其主要内容。如此凉时期的第275 窟，后室为双狮座塑佛像，北壁绘有尸毗王割肉救鸽、毗楞竭梨王身钉千钉、虔阇 尼婆梨王身燃千灯、月光王施头等故事。北魏时期的第254 窟中有难陀出家缘、尸毗王割肉救鸽、释迦降魔、萨埵 那太子饲虎等故事。这些内容在库车、拜城各千佛洞中的两晋南北朝早期的洞窟壁画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克孜尔第17 窟的壁画中有贫人钳救人、乾吏王施头、萨波达王割肉、鬼王焚身供养梵志、象王施牙、猕猴救人、慕魄太子皈依、大光明王开始发无上心、昙摩钳太子求法投火、虔阇 尼婆梨王剜身燃千灯、睒 子孝父母、萨埵 那太子饲虎等内容。新疆石窟这个时期的本生故事，都是画在洞窟券顶的一个个菱形斜角框中，这些菱形框都排列整齐、大小一律。每一个菱形框内各画一个故事内容的片段，菱形是用树叶纹或山峰样的图案所组成，表示每一件故事都发生在山间林野中。有的窟顶虽只遍绘千篇一律的贤劫千佛，但也都是各处一个个菱形框内。莫高窟第420 窟（隋）南北两壁龛上、龛外两侧的墙上所绘的白、黑、绿色，呈斜柱状排列，形成一道道的贤劫千佛，又形成白、黑、绿间隔的斜柱状色带。第407 窟顶四披的千佛，亦形成斜柱状色带。这些很象上述龟兹洞窟菱纹图案的效果，可能是菱格图案的一种演变。

　　但是，龟兹壁画中每一个本生故事的画面都很简单，以致许多内容往往使人难以辨认，不象敦煌的本生故事画把许多内容一连串地加以描绘。如敦煌第301 窟（北周）有一幅萨埵 那太子本生画。它好象连环故事画一样：（一）兄弟三人骑马出游；（二）一群山羊在山间吃草；（三）隔山处一对大角羊在抵角斗戏；（四）三兄弟狩猎时小鹿惊悸状；（五）遇饿虎时的怜悯情景；（六）投崖时的姿态和山间骆驼吃惊地引颈观望。这种连环式壁画，很有可能是敦煌画师们创造的。这个故事，在龟兹壁画中，只画一幅饿虎扑食的画面，或者在一幅画面里，同时画出投崖与虎食两个内容，显得既单调而又古拙。

　　龟兹的这一时期壁画，凡画佛（或菩萨）体，大都比较简单。如克孜尔第8 、17 、47 、48 和60 等窟窟顶上的故事画中的佛或菩萨，头部以粗线条画成圆圈状；身躯自胸至腹部，画成上下两排每排三个粗线条的圆圈；四肢很象是粗莲藕，简单粗犷而又富有健康美，给人以刚劲有力之感；手掌、肩头和膝盖关节等处，也都是画成小圈状。这种造型在敦煌早期壁画上也有，如第272 窟的菩萨和伎乐天，头部也都是一个圆圈，胸间双乳成并排的两个圆圈，腹部画成一个大圆圈。

　　龟兹壁画关于佛体肌肉晕染设色的办法也很别致，即沿着线条用本色由浓到淡地晕染开去，或一面浑染，或两面晕染，这种晕染设色的效果给人以肌肉隆起而丰润之感。敦煌早期壁画也多是这样一种设色法。据说，这是古代“凹凸法”在佛体上的运用。“凹凸法”在隋唐间曾由于阗人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传到了唐都长安，为世人所重，画师们传习，曾见之于国外画册，《阿健陀》佛画中也有这种晕染设色画，一般为两面浑染法（见《阿健陀》AfANAPLATES 1955 ），由此看来，“凹凸法”或许还是古代传来我国的“天竺遗法”呢。

　　总之，北凉时期的敦煌壁画艺术风格，同彼时彼地的民间世俗画的绘画技巧是截然不同的，而同那时龟兹佛窟的艺术风格，在许多方面有密切关系。敦煌早期的窟型和艺术，似由新疆龟兹东传到敦煌，在敦煌与中国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相溶合而发展成为敦煌的形式，从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推移，最后成了中国特征的佛教艺术。

　　五

　　东汉末年至两晋南北朝这三百多年里，我国处在社会分裂、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非常复杂尖锐的时期。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利用佛教来麻痹人民的思想。经年不断的天灾人祸，使社会经济凋零，民不聊生。劳动人民深感前景无望，也依托佛教以求“来世”的幸福，或者遁入空门，清净无为地了却一生。因而佛教在我国大为发展。隋朝统一了全国后，又大兴佛教。到了唐朝，新兴的教派林立，佛教又盛极一时，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到了盛唐则完全演化为中国式的宗教了。“丝绸之路”是当时我国通向国外进行商业贸易、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康庄大道。河西走廊和新疆正处在丝路的重要地段，佛教艺术也跟着在这些地区进一步繁盛起来。这个时期的莫高窟艺术，比之以前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如塑像增多了，而且千姿百态，生动活泼，形体大小、脸型胖瘦和喜怒哀乐等，几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毫无不同之处。壁画内容与以前大为不同，往往是通壁大幅的经变故事画，富丽堂皇，引人入胜。据统计，唐代前期127 个洞窟中，经变画达153 幅。特别是塑像和壁画中佛、菩萨、飞天、供养人等的相貌面容，都演变成了我国汉族和兄弟民族的形象，衣着服饰也都是中国式样。佛教艺术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人神相结合、内容与民间社会生活完全一样的一种宗教艺术了。

　　从唐代开始，中国式的佛教艺术，逐渐西传到了天山以南，从而使新疆原先的石窟艺术，增添了新的佛教艺术内容。这也是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关连的。贞观十四年（640 ），唐朝设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丝绸之路”又成为空前繁荣的交通要道。龟兹是丝路的重镇之一，又是当时新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宗教寺院密布林立。何况安西都护府尚未迁到龟兹以前，那里已是“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以锦缛，载诸笙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尤其是“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这实际上已经是政教合一了。

　　唐代的壁画艺术，克孜尔、森木赛姆和克孜尔尕哈等处少量洞窟里存留着，库木吐拉和托乎拉克埃肯等千佛洞里大量存在着。库木吐拉千佛洞现有洞窟七十余窟，大部分洞窟为龟兹形式，一些壁画还是北朝时期的艺术风格，属于北朝或者北朝以前所开凿之窟，其中有许多洞窟，是被唐人涂掉了原先的壁画而重新绘制的。第10 窟为龟兹式洞窟，窟顶的千佛图和两旁供养僧众，却都是唐代壁画。第11 窟为纵券顶式洞窟，窟室中心有须弥座，顶绘千佛，正墙绘说法三佛、华盖和飞天，侧墙上画大幅佛传故事画，也都是唐代风格。第12 窟的壁画技法也属唐人笔法。第14 窟的弥勒变、降魔变及鹿野苑说法等。第16 窟的西方净土变、药师变都是和敦煌唐代同一题材的构图内容一致的，有的可能是敦煌粉本或是同一画工的作品。至于壁画上的汉文和龟兹文题记并列，说明莫高窟唐代壁画上的榜题形式已经西传到龟兹地区。

　　新和县托乎拉克埃肯千佛洞只有十余个洞窟，其中的壁画大都是唐人的作品。

　　新疆吐鲁番县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画，专家考证，认定大部分属于盛唐、晚唐、五代（或回鹘高昌）时期。据研究，曾被德国人窃走的柏孜克里克原编号第11 、第40 号的法华经变，与敦煌第220 窟的“几乎完全一样”。敦煌第220 窟的门楣上有“贞观十有六年敬造”的发愿文题记，那么柏孜克里克的唐代壁画，可能在安西都护府设立之初就已有了自敦煌西传的画本。

　　焉耆西克辛佛寺遗址有南大寺、北大寺和石窟群。现在除石窟壁画外，佛寺都已被毁。北大寺的壁画设色等技法，都和莫高窟唐代壁画相同。碳—14 对北大寺已毁的建筑残木进行测试，其距今1255±70 年，树轮校正为1190±75 年，可见北大寺的壁画是属于唐代艺术品。

　　六

　　两千年来，佛教艺术在我国发展变化，形成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佛教艺术。敦煌和新疆各石窟壁画以及炳灵寺、云冈、龙门等石窟寺的佛教艺术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记录了各个历史时期佛教艺术的主要特征及其传承关系。过去认为佛教及其艺术品传到了内地，才算是传到了中国，显然是片面的。早期中国的佛教艺术不是完全照搬了外国的样本，而在传入内地之前，就在我国新疆、敦煌地区传播了，而且互相影响传承。特别是在传入新疆和敦煌之初，佛教艺术就同我国的民族艺术相融合，使之成为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中国式的佛教艺术之后，才得以发展，其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