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藏寺碑阅千年

　　阿印

　　正定隆兴寺,先前我曾前去拜谒。当时穿梭在大悲阁之上,行走在阁道之间,震惊于宋代木构建筑的华美,玩耍着唐代的风情,却独独遗漏了它——龙藏寺碑。这次,独独为它而去,在偌大的寺院当中,这一次只有它才是我的唯一。

　　龙藏寺碑静静地站在大悲阁与慈氏阁的旁边,看着这所寺院经历一代又一代的繁华,盛世的凯歌在它的头顶萦绕,宋代的石碑与它相伴到而今。千年之前,它普普通通,千年之后,它依然不够张扬,朴素而简洁。

　　隋代流传至今的东西屈指可数,倘若不是近几年发掘了几所隋墓,又有惊人的发现,恐怕,这一通碑就足以囊括了整个朝代的遗留。

　　有人说龙藏寺碑“整密瘦健,为隋碑第一”,有人说它是“爽整精能,为隋碑之极则。”隋朝建国只有37年,在书法艺术方面的成就,当然不及两汉、唐宋那样百花争妍,蔚然大观,但是,它在书法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和功绩,还是值得一书的。这正是今天珍视和研究龙藏寺碑的原因所在。康有为曾说:“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唯有龙藏。”

　　龙藏寺碑用笔沉挚有力,刚柔相济,结体严谨安雅,方整有致,已是成熟的楷书形象。杨守敬说:“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可见初唐诸家大多从此萌芽。其中受其影响最大的应是褚遂良。褚的《雁塔圣教序》《孟法师碑》等与它似乎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因此,人们说龙藏寺碑是集北碑之众长,开初唐一代书风的“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梯。

　　不仅康有为对其推崇备至,赞叹“龙藏寺碑安简浑穆,亦有洞达之意”“龙藏寺碑如金花遍地,结碎玲珑。”国学大师王国维更称其为“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

　　龙藏寺碑刻于隋文帝开皇六年十二月五日(公元586年1月19日)。开府长史兼行参军张公礼撰文,未著书写者姓名。但也有撰、书均为张公礼之说。碑通高3.15米,宽0.9米,厚0.29米。碑文楷书30行,行50字,凡1500余字。碑为龟趺,碑额呈半圆形,浮雕六龙相交,造型别致,刻工精细,具有隋唐蟠龙的古朴风格。碑额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15字。碑阴及左侧有题名及恒州诸县名,分5截30行,行字数不等,亦为楷书。据光绪元年《正定县志》载:“龙藏寺碑并阴,张公礼撰并书,开皇六年十二月立,今在隆兴寺。”

　　龙藏寺碑是隋代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仙为了劝导并鼓励州内士庶捐资修造龙藏寺而立的碑刻。它既无北魏的寒俭之风,又不似唐碑的全失隶意,不仅字体结构朴拙,用笔忱挚,给人以古拙幽深之感,而且有很高的书法价值。它是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在书学之递嬗上具有颇大影响的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在书法方面,我的知识很浅薄,方家评论让我了解了很多。字的简洁与力度当然能够从刻画中看出,却很难明白书法历史递进上的重要意义。但在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大国的风范,盛世的风貌——兴建庙宇的初衷并非是好大喜功、也并非是为了自己娱乐,而是对于上天的一种感动、一种崇敬,对于居住在此的百姓的关怀。

　　碑文首先向人们宣称,人的祸福以及生死之间并没有舟船可渡,好像龟不能生翅,兔不能长角一样。而且人们“业行有优劣,福报有轻重”,凡夫与圣人,天堂与地狱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只有笃信佛祖,也唯有维摩诘诸佛能超度人达到福地圣界。隋朝是执金轮威服四方的天命之国,为了“津济率土,救护博天”,拯救愚迷,降福人间,所以人们应当广建寺庙,起造经幢,使佛的旨意遍于四方。龙藏寺地处祥地,位居风水,环境优美,是宣扬佛意的最佳境地。而鄂国公王孝仙得功业而散钱财,乐善好施,规劝本地士庶万余人集资共建龙藏寺。在行文的最后,叙述了龙藏寺的辉煌建筑和宏伟气势。

　　据记载,王孝仙即《周书》及《北史》中所记载的王杰之子。《周书》记载,王杰,金城直城人,宣帝即位追封鄂国公,谥曰威;子孝仙,大象(579年～580年)末,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碑文称其为“太师、大威公之世子,左威卫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仙”,又云,孝仙“世业重于金、张,器识逾于许、郭”。

　　而撰书者,自称为“右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俘齐幼主高常,于是,齐国灭亡。公元581年,杨坚称帝,隋国建立,年号为开皇元年。而从开皇元年至碑文所书的开皇六年(586),齐国已经灭亡了9年,而张公礼仍称齐官,可见这位大员颇有一些气节。

　　隋唐两代曾设有监寺丞,简称监寺或监丞。书籍典章之上记载,监丞之设,始于隋代。龙藏寺碑阴中就记有“前州仓曹佐监寺使张秤、前汾州统府录事监寺使魏让、前定州总管府学生监寺使段深、前定州总管府学生监寺使俗娄。”至唐代,监寺一职慢慢演变成由僧人担当,实则就失去了最初的意义,当然,这是后话。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走近了它,也走近了那个时代。开皇六年,似乎看到王孝仙招呼着万余人募捐,将一所庞大的寺院盖了起来,同年十二月,龙藏寺碑诞生在了那个冬天。仁寿二年,高僧灵达领了文帝的旨意,回到恒州老家,在龙藏寺建塔安奉舍利,并于四月初八佛诞日与全国50个州县同时下石函。倘若当年有报纸电视,恐怕这就是那一天的头条新闻了吧?

　　龙藏寺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起起落落,终于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直到宋代,又来了一位皇帝,他笃信一所寺院的兴旺可以成就他的帝业,于是,改名为龙兴寺的古刹恢复了它当年的繁盛,抑或一度超越了它的从前。之后,龙藏寺碑多了一位兄弟,北宋端拱年间刻立修建大悲阁佛像之石碑,这两通不同朝代的石碑并排站立在大悲阁的东侧,交织着岁月的一点点光鲜与落寞,任千年的时光在一点点滑落。

　　穿过千年的风雨,看到大宋的旖旎,又经受明清的没落,龙藏寺碑站在那里始终无语,或者它的话已经太多,不用再去诉说丝毫?在后人的眼光里,它仿佛散发着自己那个朝代的灿烂、文明的光芒,而我也忍不住感叹时光流逝,企盼斯物长存。(责编:孙达)

　　出自: 《当代人 》 2009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