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De-ga g.yu-tshal（榆林窟）之会盟寺的比定与图像

　　近日，和友探讨关于吐蕃统治敦煌期间的诸些问题，在其介绍下读到法国汉学家马修.凯普斯坦的《De-ga g.yu-tshal（榆林窟）之会盟寺的比定与图像》（霍巍：《西藏考古与艺术》藏学学刊第1辑）一文。在此文中他认为在艺术史上久负盛名的榆林第25窟实际为纪念公元822年吐蕃与唐，回鹘签订盟约而建立的洞窟，并且主要从第25窟壁画着手，认为其壁画中所绘菩萨形象是以吐蕃赞普为原型，并对此作了专门比对。对此结论，学术界颇有争论。鄙人对此也有诸多疑问，特举驳证如下，如有不足，还望诸位不吝指正。

　　法国学者托马斯在上世纪中叶对《岱噶玉园会盟寺愿文》（de-ga-g·yu-tshal-gtsug-lag-khang）（上海古籍出版社：《赤祖德赞时期建佛寺之情愿文》）（《岱噶玉园会盟寺愿文》编号Indio office751每页长42.5厘米，宽7.5厘米，有14页。与编号PT16的伯希和文书同属于一个文献，有的地方称其为《德卡碧玉园盟誓寺院愿文》或《德噶玉采和盟寺愿文》）进行研究，认为文书上所说的内容就是历史上的三国会盟。他把这次会晤的时间定为8世纪中期。这个文书的内容就是以吐蕃地方官员的名义撰写的“愿文”，表示对三国会盟的庆祝，赞颂吐蕃赞普的伟大圣明。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托马斯的考证有颇多缪误和矛盾之处。这一点国内外专家学者为此作过多次的论证。法国汉学家石泰安就认为此愿文所做时间应为公元823年，与《唐蕃会盟碑》建成同时（西藏人民出版社：《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这种说法基本得到了国内外较为一致的认可。在这个基础上马修.凯普斯坦更进一步，他通过对语言学上的考释和榆林第25号窟中壁画题材的比定，不但认定的三国会盟事件应该发生在公元823年左右（与石泰安说法一致）。同时认定榆林第25窟就是为纪念唐中期唐，吐蕃，回鹘签订盟约而建立的洞窟。对此，我认为有诸多不妥。

　　首先从语言上，他认为g.yu-tshal极有可能就是汉语中的“榆林”，可是安西榆林在敦煌藏文文献中另有拼法。在P.T.997号文书《榆林寺庙产牒》中榆林的写法为yu lim；在大英图书馆编号Or.8210/S.7133《某部落民借库麦契》中榆林的写法是yu lem。虽然g.yu-tshal也有可能是尚没有被发现的“榆林”的另外写法，但是由于目前为止没有别的实物证据加以支持，其对g.yu-tshal的判读尚属于推论，不可以作为直接证据加以论证。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有待商榷。

　　其次现在学界都认可榆林第25窟开凿于吐蕃占领时期，是一个显，密结合的大乘净土窟。该窟中主室北壁弥勒变西侧有藏文题跋，书写的墨迹，笔法和内容均与壁画相吻合。另外，在弥勒变东侧婚娶图中，出现了头戴红毡冠，腰束革带，脚蹬乌靴的吐蕃人物形象。前室还有身着吐蕃式长身甲的天王。从形制上看第25号窟主室平面方形，前室横长方形，主室中央设立佛坛，顶部作覆斗型，和处于敦煌的217，45，320，172等典型盛唐窟类似。而吐蕃占领之后的洞窟形制，内容都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段文杰先生认为其大致建立年代在吐蕃占领瓜州的初期，“即大历十一年至建中二年（公元776年-781年）”（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由此可以看出，该石窟的开凿年代与会盟的时间颇有出入。

　　第三，从第25窟壁画的内容和笔法上看来其南壁的观无量寿变经是盛唐时期最重要的题材。在变现手法上主要使用了线描的手法，“尤其兰叶描，简练准确，圆润流畅，轻快潇洒”（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同时在色彩的运用上已有盛唐的金碧辉煌，富丽堂皇趋于清雅。壁画均以粉壁为底，大量使用石绿色。红色也由朱砂降为土红，色彩叠晕层次大量的减少。而反观当时的藏地绘画，其绘画风格深受印度健陀罗风格的影响，色彩运用大都采用平涂的手法，基本不见色彩的层次叠加。在描绘时基本不会出现白描的形象。而第25号窟的天龙八部神将之一就采用了白描手法。如果说第25窟是吐蕃为了纪念三国会盟而建立的洞窟寺的话那么使用如此大量的汉地手法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毕竟在文书中各地官员都在大力颂扬吐蕃赞普的英明武德。

　　唐代的画工在对菩萨形象进行创作的时候多从现实中寻找参考，然后加以适当的艺术加工。所以唐代的佛像更多的倾向于世俗化的特征。而这种手法在藏地的绘画中基本不得见。所以，前问我们说过榆林第25窟很可能是由汉，藏画工共同完成的作品，其中大多的实际创作是由汉人画工完成的，所以，在出现密教题材的时候从现实中找寻从而使用吐蕃赞普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其形象的出现和会盟寺的关系我认为也尚属推论，有待商榷。

　　公元821年左右，由于唐与回鹘通过联姻组成了政治联盟。唐，吐蕃在军事上双方仍然僵持不下，再加上吐蕃本国内部矛盾严重（其赞普墀祖德赞后来也被谋杀）。吐蕃赞普墀祖德赞选择了对外全面休战的政策。和唐，回鹘签订盟约（关于此次盟约中是否有南诏，个人比较倾向于杨铭先生的观点。杨铭先生认为此时的南诏由于国力衰败已经不足以和吐蕃，唐，回鹘相提并论。而且虽然文书中有四次提到了南诏，但是都是说明南诏被赞普的军队打败而为了衬托吐蕃赞普的英明而提及的。比如文书中提及“当彼朝政权势增广之际，治下臣工亦圣明纯正……大论尚绮心儿（blon-chen-po-zhang-khri-sum-rje）及大论尚塔藏布（zhang-lha-bzang-po）二人，削弱敌人军力，令其隶属王朝，继之唐、回鹘及南诏等边地之王（rgya……drug-vjang-las-stogs-po-mthavi-rgyal-po），亦在其间被纳于王朝治下，并以权力及威严之政令教诲之，随即征服”。

　　在文献上关于这次会盟寺的地点在《智者喜宴》中有记载：“先是，穆尼赞普(797—798年在位)父祖之时，因不和而发生汉、霍尔(hor)及南诏 (1jang)三方之间的战争，追逐厮杀。”最后，吐蕃大臣赤松杰达纳(blon po khri sum rje stag snar)“做了一种神变，集中各方在雅摩塘(dbyr ma thang)开会。……于是据说就在吐蕃王前(对上述三方)进行了调解”。由此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是在一个叫“雅摩塘”的地方进行的。而现存于拉萨的《达札路恭记功碑》，其中说:“于唐境之Khyar mo thang ……湟水之滨……等地……开始纳贡”。杨铭先生在《“弥不弄羌”考》中认为雅摩塘大节度使(rgYar mo tang khrom chen po):即吐蕃鄯州节度使,驻地在今青海乐都。这种说法和文献中的“湟水之滨”相符。

　　由此可以看出，榆林第25窟和会盟寺无论是从文献记载上还是其他方面都没有产生任何必然的联系。至于会盟寺的具体名称和位置，除了文书中所出现的De-ga一词之外其余皆不得而知。只有期望新的考古发现了。

　　参考文献

　　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

　　霍巍： 《西藏考古与艺术》

　　杨铭： 《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

　　戴密微：《吐蕃僧诤纪》

　　于小东：《藏传佛教绘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