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测绘、修缮保护须弥山石窟记

　　韩有成

　　须弥山石窟是宁夏著名的文物古迹，自1982年2月2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揭开了须弥山石窟全面考察测绘、修缮保护史上的新篇章。须弥山石窟的综合考察，探明了石窟的时代序列、石刻内容、造像风格，同时，也为须弥山石窟进行科学的修缮保护工作提供了第一手准确的资料。

　　第一次对须弥山石窟的综合考察测绘

　　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须弥山石窟的初步考察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1959年7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后，先后派牛达生陪同文化部文物局朱希元先生到固原县境内的须弥山石窟，作了初步考察，后由朱希元先生根据当时所考察的情况，写了一篇报告，发表于1961年第2期《文物》杂志上，引起了宁夏文物工作者的重视。1962年自治区博物馆筹备处又派李俊德、王谦等人到固原考察须弥山石窟，并对有造像的20个洞窟进行了编号、记录、拍照，积累了一些资料，也采取过一些保护措施。但是，受各种技术条件因素的限制，石窟的全面综合考察始终未能如愿进行。直到国务院公布须弥山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更显示出对须弥山石窟进行以测绘为主的综合考察的迫切性。机会终于来了，1981年8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著名石窟艺术专家金维诺教授来宁参加学术活动，在牛达生的陪同下参观了须弥山石窟，从而也使我们有机会与中央美院接触，并通过金先生向美院提出请求协助综合考察须弥山石窟工作的要求，得到了美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美院领导把协助考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的工作任务列入了该学院美术史系82年学生实习计划。金先生亲自主持并具体安排了这项考察测绘工作，选派教师王泷、刘永祥、李铁，教工唐沛及学生费大为、王卫明、温普林、侯瀚如、刘士忠、王迎、霍静波、刘长虹、顾征宇、李公明来宁。同时，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区文化局积极配合，抽调了我区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及工作人员，并邀请自治区水文地质二队技术人员与美院师生共同组成联合考察测绘组，于1982年5月26日进驻须弥山石窟开始工作。这次综合考察测绘工作由自治区文管会副主任、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李希孟领导，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柴老师、庞三保和美院教师王泷、固原县文教局局长李树贵共同负责，自治区文管会办公室雷润泽、于存海、杜方堃，自治区博物馆牛达生、孟嗣微、马以慰、张莉、田建国，固原县文物站冯国富及自治区水文地质二队工程师吴连山，技术员马宝丰、牛占琦、张华军等人参加了这次综合考察测绘工作。这次以测绘为主的综合考察历时1个月，于6月27日结束。

　　这次综合考察我们首先进行了窟区普查。查明窟区内现存的石窟数量及其他建筑遗迹(如水窖、碑刻、固定碑座、建筑遗址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须弥山石窟窟区面积大，其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宽约1．5公里。而且全部洞窟又都分布在窟区的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松树洼、三个窑、黑石沟八座山峰的崖壁上，洞窟分散，地形复杂，考察条件十分艰苦。我们的考察队员想尽一切办法，爬高涉险，克服重重困难，对须弥山石窟132个洞窟做了全面考察，进行了编号、著录、拍照，并草测了每个洞窟的平面图和剖面图，同时，还发现其他建筑遗迹多处、题记12则，并对碑刻进行了传拓。

　　其次对窟区进行测绘。这项工作与窟区普查同步进行，主要由水文地质二队的技术人员来承担，先后完成了窟区地形及窟位的勘测，使每一座洞窟都尽收图中。

　　第三是对重点洞窟形制及造像进行实测。这项工作是这次综合考察最主要的任务，原计划实测3个洞窟，由于美院师生的努力，实际完成了6个洞窟的实测，使北魏到隋唐各时代具有代表性洞窟都得到了测绘，为研究须弥山石窟提供了最准确、最生动的形象资料。

　　这次综合考察，美院师生承担了大部分工作任务，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它使我们健全了须弥山石窟的科学记录档案资料，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保护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使我们有了新的发现，对石窟的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第一，过去只对有造像的20个洞窟编了号，这次考察中又发现了一些有造像的洞窟，有的内容十分重要。如这次新编的第14窟，位于子孙宫东面的一座绝壁上，是过去资料中没有记载的。这是一个平面方形的中心塔柱窟，塔柱三层，每层每面各一佛龛，窟门上部有方形明窗。造像题材为释迦佛、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并坐像等。造像风格古朴，多为半圆雕，次光彩绘。通过对这座洞窟的全面考察研究认为，它是须弥山石窟最早开凿的洞窟之一，其造像风格与云冈石窟北魏前期造像的风格接近。这座洞窟的发现，对须弥山早期石窟的断代找到了依据。

　　第二，对一些未完成洞窟的发现，为研究凿造窟龛的全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对石窟的断代水平有了新的提高。须弥山石窟都没有明确纪年，石窟的断代主要凭借洞窟形制、造像风格与同期的其他石窟相比较进行判断。通过这次考察，对原断代为隋唐的四个洞窟重新断代为北周洞窟，而且时至今日仍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同，应该说，这批北周洞窟的发现，在我国石窟艺术的锦带上，它代表着一个重要的时代，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通过这次考察，探明了石窟的开凿序列、分布情况、风格内容。须弥山保存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各代窟龛132个，分布在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松树洼、三个窑、黑石沟八个区域。其中以北朝晚期的北周和隋唐洞窟数量最多，亦最具特色，明、清两代，对部分洞窟进行了改建或重装。在窟区的八个区域中，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四个区域的洞窟特别集中，成为须弥山石窟群中的中心区域。

　　第二次对须弥山石窟的考古调查

　　为了更全面深入地收集须弥山石窟的各种资料，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1984年7月与来宁参加“北周李贤墓学术座谈会”的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马世长积极进行联系，希望北京大学考古系能协助宁夏对须弥山石窟进行考古测量和调查。在自治区文管会办公室雷润泽的积极联系和周密安排下，1986年8月双方签订了《关于合作测绘须弥山石窟的协议书》。当时北京大学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举办了佛教考古研究生班。在宿白先生的亲自安排下，把对须弥山石窟的考古调查测绘工作，作为佛教考古研究生班实习的一项内容。研究生班的同学李裕群、李崇峰、赵青兰、陈悦新、常青及在北大进修的蔡伟堂一行6人在北大考古系教授宿白、马世长老师的带领下，于8月12日来宁，到须弥山石窟进行考古调查及测绘工作，宁夏文管会办公室于存海和我、须弥山石窟文物管理所人员也参加了这次工作。但是，这次合作测绘的重点是圆光寺区诸洞窟。为了解须弥山石窟的基本情况，在指导老师宿白先生的安排下，先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全面调查工作，由于时间短，任务重，这次调查仅仅作了洞窟的平面草图和简单的文字记录。8月下旬，工作重点转入到对圆光寺区诸洞窟全面细致的考古测量，一切均按照考古测量的程序进行。在进行此项工作之前，马世长老师向我们测量队员详细地讲解了石窟考古测量的重要性及方法、步骤、测量工具的使用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尔后又在现场进行示范，在测量过程中，随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马老师把我们8人分成两个小组，每组4人，同时对两个洞窟(即45、46窟)进行考古测量。我们对洞窟的形制、造像等都作了全面的测绘、详细的文字记录和摄影记录等工作，为正式编写圆光寺区洞窟的考古报告积累了详细的资料。在这次考古测量中，还发现了洞窟装修的题记31则。这些题记的发现，对研究须弥山石窟明代以后的兴盛、衰落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次考古测量历时半年，于1987年元月份结束。

　　1987年冬，为了核校圆光寺区诸洞窟的文字记录，北京大学考古系马世长老师带领研究生李崇峰、李裕群、赵青兰及蔡伟堂一行4人来宁，同宁夏文管会办公室于存海、陈悦新再赴须弥山石窟组成联合调查组，我作为须弥山石窟文物管理所人员再次参加了联合调查组，并与之共同工作。核校工作结束之后，又对全部洞窟重新进行了考古调查。由李裕群、蔡伟堂二人负责每个洞窟的文字记录，其余人员分为两组对洞窟进行平面图和剖面图的测绘。这次重新调查，正值隆冬季节，适逢大雪，满山遍岭白雪皑皑，山路很滑，给调查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有的洞窟是借助绳索的帮助，才得以攀登进入的。在洞窟中工作，中午的光线最好，参加调查的全体队员放弃了午餐，每日早饭后即上山进洞窟工作，一直到日暮才下山返回驻地。晚饭后又投入到整理、清抄文字记录，整理、绘制测绘图的工作中。当一天的资料整理完毕，已是深夜，第二天，大家仍然精神饱满地投入到工作中。如此连续紧张工作了近30天，全部洞窟资料已记录齐全。在须弥山石窟近30天的调查中，大家凭借团结协作、互相帮助、互相配合的集体主义精神，顺利完成了全部洞窟的测绘和10余万字的文字记录。每当回忆起当时紧张愉快的工作情景，心情仍有些激动，每个参加过此项调查工作的同志，对此都记忆犹新。

　　这次对石窟调查，不仅又发现了一个新洞窟，而且还对原来未编号著录的一些窟龛和残窟遗迹均根据其所处位置以及与附近主要洞窟的关系，作为编号洞窟的附窟予以编入，使须弥山石窟的数量由原来的132个增加到156个。这次对须弥山石窟的重新调查，不仅彻底搞清了须弥山石窟现存洞窟的数量，而且还对一些洞窟重新进行了断代研究，从而也使我们对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发展、衰落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据这次重新调查的资料统计，须弥山石窟现存北魏窟龛14个、西魏窟龛28个、北周窟龛11个、隋代窟龛3个、唐代窟龛83个、明清洞窟9个、时代不明窟龛8个。须弥山石窟开凿于北魏末年，此为石窟的初创期，西魏时代为承前启后时期，北周时代是须弥山石窟开凿史上的高峰期，隋代是再度兴起时期，唐代为须弥山石窟的兴盛期。唐代以后，石窟衰落，但金、明、清几代曾对须弥山石窟进行过规模不等的装修、改凿和寺院建设。须弥山石窟在全国佛教艺术遗迹中具有特殊价值，特别是北周开凿的洞窟其规模之宏大，造像气势之不凡，木构框架之精美，窟内雕饰之华丽，在全国各地石窟中首屈一指。而唐代造像艺术可以说是中国佛教艺术经过六朝时代的演变，达到创作高峰的代表。

　　须弥山石窟的修缮保护

　　须弥山石窟的修缮保护是宁夏文物保护史上规模较大的一项工程，也是自治区文管会、文化厅亲自组织、亲自主持进行重点文物保护修缮工作的试点。对于须弥山石窟的修缮保护，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做过汇报，特别是在须弥山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后，遂引起了国家及地方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83年5月，国家文物局委派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怀英先生及洛阳龙门石窟文物保管所的技术干部刘景龙先生来宁，就须弥山石窟的残损和破坏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勘察，并与各有关领导、专家就须弥山石窟的修缮保护情况，征询抢修方案意见，指导并拟定加固修缮计划。6月，自治区文化厅根据专家及各方面的意见，正式拟定并向国家文物局呈报了抢修须弥山石窟重点沿窟的请示报告。在履行审批手续的同时，自治区文管会、文化厅也积极着手进行工程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10月，报告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11月，文化部文保所姜怀英、杨玉柱工程师和龙门石窟文物保管所的刘景龙及洛阳石窟维修队队长刘和等人来宁，商讨签定须弥山石窟加固修缮保护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承包计划等。12月，经与有关单位商议并请示自治区领导同意，成立了须弥山石窟维修工程领导小组，维修领导小组先后由叶勃(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张乃诤(固原行署专员)、李国山(固原行署专员)担任，领导成员先后有王安蔚(固原县副县长)、柳富(固原县副县长)、张玉翠(固原县副县长)、冯汉兴(固原行署文教处副处长)、范泰昌(固原行署文化处处长)、钱志远(自治区文化厅计财处处长)、雷润泽(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副处长)。领导小组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审议维修工程计划、设计施工方案、承包合同，研究决定工程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分别由雷润泽、韩兆民任正副主任，负责组织和主持现场施工、监督工程质量、管理工程物资财务，并向领导小组和上级总结汇报工作，接受各方面的监督检查和验收。工作人员从博物馆、文管所等单位抽调一些同志，先后参加维修工作的人员有韩有成、陈坤、冯国富、顾胜、车建华、张世杰、李志清等人。领导小组成立后，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职责和办公制度。同时，聘请文化部文保所姜怀英、杨玉柱二位工程师为整个须弥山石窟维修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技术顾问，负责拟定各期维修计划、设计方案和施工现场的技术监督；聘请洛阳龙门石窟文物保管所刘景龙同志担任维修工程施工现场的技术指导。

　　就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顺利地完成了整个须弥山石窟的加固修缮保护工程。

　　固原是八度设防地震区，无霜期短，每年的4月至9月是施工的最好时间，我们将全部工程统一计划分四期安排，每年一期分批完成。本着先易后难、先近后远的办法，第一期工程于1984年4月25日开工，工程以加固修复第5窟唐代大佛龛为重点，同时对子孙宫区的中小型洞窟进行抢险加固，疏理拓宽窟区的登山道路、修建护墙和登窟台阶等。

　　第5窟，因在窟外建造过木结构的楼阁，俗称“大佛楼”，根据窟内崖壁上残存的梁架洞眼分析，该楼为依崖建造的窟檐结构，建于明代，毁弃时间不详，而高踞于窟室之中的弥勒坐佛高达20．6米，由于窟顶坍塌了，佛身大部分裸露，经风吹雨淋，严重风化，佛像的手足皆毁，胸部蚀空，头部的螺髻、耳、鼻及下颌均有不同程度的破坏，现存的窟壁及佛像受各种裂隙切割，处于不稳定状态。根据该窟出现的种种危及洞窟及佛像安全的情况，工程设计人员和技术人员，通过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勘察研究，确定采用治本与治标相结合的办法，对洞窟的裂隙和严重风蚀的岩体，采用高分子化学材料、聚合水泥砂浆和金属锚杆予以加固处理，对已坍塌的窟顶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复原，既防止了雨水对佛像的直接冲刷，又减缓了雕刻品的风化速度。结合对大佛龛像加固的工作，还对局部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的佛像进行了小范围的修补，较好地保持了唐代造像的艺术风格。

　　1985年进行的第二期修缮保护工程，重点是51窟，该窟是由主室、前室、左右耳室四部分组成的一个中心柱窟，宽敞宏大，是须弥山石窟中形制独特、规模最大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国北周石窟的杰出作品。1920年海原大地震致使窟室受到了严重破坏，造像亦有所损，窟顶坍塌近三分之二，风吹雨淋，加速了现有雕刻品的风化破坏。

　　对于该窟的修缮保护方法，引起了有关领导和学术界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抢修方案。工程设计人员根据该窟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恢复原状的修缮方案，同时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首先对窟室裂隙进行压力灌浆，选择了最优配比的环氧树脂粘结剂，将松散的岩体粘结成相互制约、共同受力的整体，还对该窟的岩体进行锚杆支护加固。这种加固法是根据须弥山围岩构造采取的特殊做法，也是须弥山石窟保护中应用锚杆支护的新发展。

　　其次对坍塌雕刻品的归安复位，也是第51窟修缮保护的重点项目之一。由于受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严重破坏，51窟中心柱等处的一些精美佛像坠落于尘埃堆积之中。为了保证这些精美雕刻品的绝对安全，恢复它本身的面貌，在进行各项加固工程之前，清理了窟内大量的堆积物，把坍塌在地的佛头、佛身一件件地清理出来，经过清洗，核对位置进行编号，然后用硬度10％的氯偏乳剂进行渗透加固，根据断裂面特征和衣服纹饰进行吊装，拼接复位，最后以环氧树脂和锚杆粘结锚固。在刘景龙同志的现场指导下，这些总重量约5—6吨的散成碎块的雕刻品都严丝合缝地归安复位，更加显现出北周石窟原来的艺术光辉。

　　对第51窟已坍塌的窟室复原工程是1986年第三期工程完成的。经过反复勘察研究、专家论证，最后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和轻质材料封护的修缮方案，即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柱、梁组成框架，柱间和顶板以上用水泥膨胀珍珠岩制品填充，堆砌成近似原来的山体形状，经过工程设计、技术人员的现场指导，精心施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同时也受到了有关领导和专家的肯定。

　　1986—1987年进行的第三、四期工程，主要是按照国家文物局的批复，修复第51窟和圆光寺庙院。此两期工程除完成了第51窟窟室的复原工程外，其重点是圆光寺庙院的恢复。

　　圆光寺，位于须弥山石窟的中心地带，旧称景云寺，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旧景云寺僧绰吉汪速大兴土木，修建佛殿廊庑，并上书英宗朱祁镇赐名圆光寺。圆光寺院中所保存的北周洞窟，在须弥山石窟乃至全国其他石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该区内的六座洞窟分上、中、下三层分布，中层的第45、46窟是须弥山石窟造像最多、装饰雕刻最为丰富、保存较好的洞窟；下层三座洞窟风化严重。在挖掘清理圆光寺院基址时，根据清理出的地面柱础、台阶和崖壁上残存的梁槽、椽眼等建筑遗迹分析，原来的寺院大殿为面阔五间的重檐楼阁。为了加强对须弥山石窟的管理和保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决定对圆光寺进行整饬，加固石窟，重修窟檐、厢房、山门，整修护坡、台阶，恢复圆光寺在须弥山石窟中的中心地位。根据清理出的窟前建筑遗迹，工程设计人员按轻工部《工程做法》的建筑风格和具体尺寸进行了精心设计和施工。大殿两层，重檐歇山绿琉璃瓦顶，不设平座，梁柱、楼板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屋面椽飞用木料；厢房各五间，悬山式卷棚屋顶；山门三间，均为木结构。

　　须弥山石窟的修缮保护工程，是一项有计划、有组织，严格按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原则和管理规定进行的保护工程。

　　由于须弥山石窟位于贫脊的陇北荒山之中，远离城镇，交通供应十分不便，加之窟区面积大，洞窟分布在海拔1700到1800米高的八座山峰的崖壁上，各窟区之间都有深涧鸿沟相隔，给施工时的材料运送、设备安装和工程管理都带来许多的不便，而当时窟区又无施工及饮用的水源，只有靠车从17公里外的三营镇往山上拉水。另外，所有的建筑材料、物资设备全都靠人背、牲畜驮才能运到施工地点。

　　须弥山石窟的修缮保护，消除了石窟的隐患，改善了窟区的环境，使须弥山石窟具备了保护管理和研究利用的物质条件，同时也为我区文物保护的修缮管理和科学技术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