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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建窟史迹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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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建窟史迹再探

  霍巍

  [摘要] 本文根据考古和文献两方面材料,从石窟中保存的题记入手,结合敦煌第465窟本身各窟室之间关系及其与周围石窟相互间的关系,参考石窟壁画的题材,对此窟的建窟历史及其年代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此窟现存遗迹并非同一时代形成,而是同时保存有吐蕃、西夏、蒙元各个时期的因素,反映出完整的建窟史迹。

  [关键词] 敦煌石窟;佛教考古;吐蕃时代

  [中图分类号] K879.21+K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9)03-0187-08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在敦煌石窟的莫高窟、榆林窟等新建、重修了一批石窟,具体数量有意见认为“重修者40多窟,新建者50多窟”(注:马德:《敦煌吐蕃文献新论》[A],载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61页。)。这批石窟绘制的壁画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不仅绘有许多吐蕃赞普及其随从的图像,也绘有具有藏传佛教美术特色的各类新的题材,形成鲜明的时代风格(注:对于敦煌吐蕃时期石窟的综合性研究,近年来沙武田博士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D](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2008年)中作了系统的研究工作;另可参见其《敦煌石窟历史的重构——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诸现象之省思》[J](《圆光佛学学报》[台湾] 2007年第11期,第25—90页)一文。在上述著述中,沙武田从洞窟建筑形式、经变画的大量出现、屏风画与经变化的结合、大量佛教史迹画与瑞像图的出现、供养人画像的变化、披“大虫虎皮”武士形象的出现、吐蕃甲装武士或天王形象的出现等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这一时期石窟中出现的新因素作了分析,提出了许多新见,可供参考。本文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与沙武田博士有所不同,并非对整个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石窟进行全面研究,而主要对其中具有明显藏式风格的内容题材进行分析探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敦煌莫高窟第465窟、榆林窟第25窟等窟,因其在石窟形制、壁画内容和题记等方面具有典型意义,因此对于这两座石窟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程度也在不断提高,许多问题的研究讨论不断深入,本文拟对莫高窟第465窟所涉及到的几个主要问题再作一些探讨与评介。

  一、敦煌莫高窟465窟中的文字题记及其断代问题

  敦煌莫高窟第465窟(以下简称为第465窟)目前学术界所作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对其断代问题上,谢继胜先生曾将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的意见归纳为4种:谢稚柳和金维诺教授将此窟比定为唐代吐蕃窟;敦煌研究院将465窟确定为元窟;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先生推断此窟为蒙元窟或元窟;敦煌研究院杨雄先生认定此窟为二世噶玛巴噶玛拔希建立的蒙元窟。如果再加上谢继胜本人提出的西夏初期说,则有5种不同的意见(注: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4—414页;谢继胜:《关于敦煌第465窟断代的几个问题》[J],《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第4期;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J],《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大体上也可以归纳为3种看法,即吐蕃说、西夏说、蒙元说。

  有关第465窟的考古资料,目前介绍最为详尽的为《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465窟》一书(注:杨雄:《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465窟》[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此窟由主室、甬道、前室各部分组成(注:据敦煌研究院对465窟进行的考古发掘清理,此窟原有前室、中室、后室3室,但前室现已不存,仅存中室与后室(参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M]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22—224页)杨雄先生所记的前室,实即原窟的中室,但因原窟前室现已不存,故本文的讨论采用了杨雄先生的这一概念,文中所指的“前室”即为原窟中室。),纵深17.75米,主室呈覆斗形顶,中心高5.75米,平面呈长方形(约9.8×8.85米),窟中偏后处设有一四层圆坛,周长14.84米,坛壁残存部分壁画。主室的窟顶及四壁均绘有壁画,保存情况较好。甬道里侧南北壁上绘有牡丹图案,顶部壁画已大部被毁。前室亦为覆斗形顶,中央高4.9米,平面略呈方形(约6.9米×6.05米),四壁及顶部涂白色,藻井有墨书图案,甬道门上居中绘菩萨,两侧及前室南、北壁各绘有一塔。前室的壁面上基本没有壁画,但却保存有汉文、藏文、蒙文、西夏文等各种文字的题记。(注:有关情况参见杨雄:《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465窟》,第11页。)学术界目前对此窟年代的推断,主要便是依据这些题记以及所绘壁画的题材、风格、人物形象等因素提出的。

  按照佛教石窟寺考古的基本方法,石窟形制、文字题记与石窟壁画都可成为判断其年代的不同方面的依据,应当综合加以考虑。但其中若有文字题记,则其重要性无疑要列在各项因素的首位,其次再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比较。从前人研究情况来看,第465窟的文字题记情况较为复杂,学者们对其做出的认识判断也很不一致,所以有必要首先对此再加讨论。

  对第465窟的文字题记,杨雄先生有以下的描述以及推断:

  在基本没有壁画的前室的壁面上,有工整的、重复的、胡乱涂写的游人题记和六字真言等,有汉文、藏文、蒙文、西夏文等文字,许多已不可识。据伯希和1908年考察时记录的游人题记,最早的一条为“至大二年四月十五日”。现仅能辨别“至大”字样。此外还有“元统三年”、“至正十三年”、“至正十四年”、“至正十七年”、“至正二十八年”等题记多条,有一条今尚清晰可辨,为:“至正十三年五月初十日/宁夏路严净院僧赵/福藏何福信彭福颜李福照/安和尚永昌路蒙法吉祥/一行五人焚香礼拜到此记耳”。至大二年为公元1309年,至正十三年为公元1353年。据以上题记可知,第465窟建窟的下限不会晚于元至大年间,即14世纪初叶之前,莫高窟第465窟即已建成。(注:杨雄:《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465窟》,第11页。)

  宿白先生也根据第465窟的题记对其创建年代做出判断:

  此窟前室东壁南侧白粉下,有朱书题记六行:“……昌府□塔寺僧人……逵吉祥秦州僧……吉祥山丹□……于元统三年(1335年)……八日到此秘密寺……记耳”,知此窟元时称秘密寺。又前室壁面有元人题记甚多,其中最早的是北壁白粉下刻划的“至大”纪元(1308—1311年),因知此窟之建当在武宗至大之前;如再考虑游人刻划时,应距创窟之年有较长时间,则465窟的开凿,或可推测到13世纪后半。(注:宿白:《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A],《藏传佛教寺院考古》[C],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44—245页。)

  从上可知,杨雄和宿白两位先生所记录下来的第465窟前室壁面上的这些题记,其性质均为游人题记,并非开凿石窟的供养者留下的文字记录。所以,按照这类性质的文字题记来推断石窟的年代,中间必然会存在一个“时间差”,也就是说,我们最多只能从最晚的题记确定其下限,而不能以此准确地来推断其上限——也就是石窟创窟始建的年代。从现存文字题记的情况来看,以元人留下的游记最多,最早的一条游记是“至大”(1308—1311)纪元,其他还有“至正”(1341—1368)纪元多条,但这并不能说明石窟开凿建成的年代是在元代,而至多只能说明此窟在元代仍然有不少游人造访。宿白先生补充的关于元统三年(1335)的这条题记内容杨雄先生未曾详记,实际上它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我们由此可知此窟在元代被称之为“秘密寺”。杨雄先生将石窟的始建年代断在二世噶玛巴噶玛拔希时期的蒙元时代,以及宿白先生将其年代断在13世纪后半,都是基于蒙元这个基点向前推溯的结果,并非从石窟题记中得到的直接证据。

  第465窟中还有两处西夏文的题记,谢继胜先生认为其是“最能说明第465窟断代问题的题记之一”,并对这两处西夏文题记的内容及其认识有以下叙述:

  第465窟的西夏文题记共有两处,一处是墨书,另一处是印记很深的刻画,都是在前室的南壁中央。从写书的位置看,似乎表明这是最初写成的题记,因为其他汉文或年代较晚的回鹘文题记都散布在前室墙壁的四边。第一条题记是第465窟前室南壁中部墨写的一行西夏文,据史金波先生翻译,为:“烧施作者长法……”,……第二条题记的划文二行史先生译为:(1)“七字咒十七万”;(2)“长咒一万八千”。将两条西夏文题记结合起来分析,可知它所记述的内容与汉文、蒙古文题记单纯的游人题记截然不同,题记记载了此窟进行过的法事活动,证明写作题记以前的某一段时间西夏人或许曾在此窟附近举行过护摩仪轨……西夏文题记与此窟所绘内容及相关的仪轨有直接联系,表明题记写作的时间距该窟仍在使用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因此题记属刻画,题记出现时此窟已经弃置不用了。沙州河西一带一直有西夏遗民居住,西夏文的使用也一直延续到元一代,如元至正八年(1348年),西宁王速来蛮重修莫高窟的功德碑,其六体文字中就有西夏文,但第465窟的西夏文是否就是元时的西夏文尚需探讨。(注: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第397—398页。) 笔者认为,从谢继胜先生所描述的这两条西夏文题记的情况分析,它们显然也不是石窟始建时的题记,其一,从其书写位置上并不能说明其就是“最初写成的题记”,最多只能说在与这两条西夏文字大体上书写或刻划年代相当的各种文字题记当中,这两条题记有可能相对书写得较早一些,所以能够占有“前壁中央”较为显要的位置;其二,如同谢继胜先生本人也注意到的那样,其中一条西夏文题记是“印记很深的刻划”,如果作为建窟时的供养人所遗留下来的题记,采用这样的方式有违常规,不合情理,因而只能如同谢继胜先生本人所言:“因此题记属刻画,题记出现时此窟已经弃置不用了”。所以,如果要依据这两条西夏文的题记来推断第465窟的始建年代,仍显证据不足。

  那么,究竟是否在敦煌465窟的题记当中存在着更为直接的关于此窟开凿年代的证据呢?这里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发现在此窟主室内的一则藏文题记。关于这则藏文题记,金维诺先生曾经多次提及,但却似乎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金维诺先生在其《中国壁画集?藏传佛教寺院壁画》第1卷的序言《古代藏区寺院壁画》一文当中,对于这条藏文题记曾作了详细的描述:

  敦煌第465窟是遗留下来的有明确纪年的洞窟,在主室窟门南侧有藏文题记:“蕃二十五年全窟建成。”可黎可足是唯一使用年号按顺序纪年的吐蕃赞普,据《唐书?吐蕃传》:长庆元年(822年)唐与吐蕃会盟,“兼署彝泰七年”。唐蕃会盟碑上长庆元年、二年、三年,也对照为彝泰七年、八年、九年,由此知道可黎可足的年号是彝泰,821年为吐蕃彝泰七年。据《布顿佛教史》《红史》《贤者喜宴》《汉藏史集》等藏文资料记载,可黎可足在位二十七年,此窟建成于蕃二十五年,当即可黎可足在位彝泰二十五年(839)。敦煌第465窟在宋以前,被称为独煞神堂(见于道真《腊八遍窟燃灯窟龛名数》),这是一个专画藏式密宗图像的秘密堂,它为我们了解藏式变相提供了全新认识,过去一直以为双身或大怖畏的形象出现在后弘期,或者认为这种藏式图像没有元代以前作品,但是敦煌第465窟的实物,却说明早在839年以前这种图像已经形成完整体系。(注:金维诺主编:《藏传佛教寺院壁画》[M],第1卷序言,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1993年。)

  后来,金维诺先生在其《吐蕃佛教图像与敦煌的藏传绘画遗存》一文中又专门写有《独煞神堂与藏文题记的发现》一节,再次提及这则藏文题记(注:金维诺:《吐蕃佛教图像与敦煌的藏传佛教绘画遗存》[J],《艺术史研究》第2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

  金维诺先生所提及的这则藏文题记,系其本人于20世纪50年代实地调查摹写所获。谢继胜先生曾经提到,由于金先生不谙藏文,“只是凭借画家的技能将原文摹写下来并交由中央民族学院王尧先生解读翻译,……笔者在第465窟画集公布的这条题记的照片与之加以对比,发现金先生当时摹写的题记大多正确,在这条题记中段损毁的今天,金先生当时摹写的题记就更为重要”。经过他对这则藏文题记的再次释读,全句译成汉语正好就是“蕃二十五年全窟建成”(注: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第404—408页。),足见金维诺先生所记不误。杨雄先生在为《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465窟》画册撰写的《敦煌藏传密教艺术的珍贵遗存》一文当中,曾经也提到过这则藏文题记,并引证部分学者的意见认为“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此题记并非建窟题记。‘随便写的,不重要'……此题记作为游人题记,不能作为唐代建窟的根据是没有大的疑义的”(注:杨雄:《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465窟》,第13—14页。)。对此谢继胜先生已经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这个结论下得过于轻率,“缺乏应有的科学态度”(注: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第405页。)。并且再次提示大家:“这条藏文题记书于第465窟内室室门南侧墙壁中段,记住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此窟出现的众多元代汉文、回鹘蒙文游人题记,甚至涉及佛教法事仪轨的西夏文题记都是写在该窟的前室,在内室没有看到此类题记,藏文题记是第465窟主室出现的唯一纪年题记!”(注:同上,第406页。)

  笔者基本赞同谢继胜先生对此的看法。从这则藏文题记在石窟中出现的位置、书写的方式、文字内容等各个方面考虑,它的重要性应当都超过其他文字题记,从文字的内容上看它应是建窟者在修建全窟竣工之后留下的题记,并且符合石窟建窟题记的书写习惯和基本章法,其他游人题记与之在性质和意义上都无法比拟。因此,如果这则藏文题记可靠的话,从理论上讲它应当成为我们判断第465窟建窟年代的一条重要依据,“蕃二十五年(839年)”应当就是第465窟的始建年代。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必须考虑到的可能性:那就是这则藏文题记并非是当时所记,而是后来人重新写下的文字。杨雄先生请藏族高僧释读这段文字时,曾经提到此段藏文“字形也是唐以后的藏文”(注:杨雄:《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465窟》,第14页。),这个问题如果不加以廓清,同样会影响到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2008年8月,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有多位国内著名藏学家出席此次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考察参观了莫高窟第465窟,在场的多位藏文专家对这则藏文题记进行了现场观察,得出的意见仍然不尽一致。其中,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罗秉芬、黄布凡教授认为这段藏文文字具有吐蕃时期藏文文字的特点,可能应当属于唐代吐蕃的题记;而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巴桑旺堆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研究所才让教授则认为此则藏文题记的文字特点明显不是唐代吐蕃文字,而是时代相对较为晚近的藏文,但对文字的内容释定与金维诺先生所释基本一致(注:笔者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在实地考察参观的过程中专门提请各位藏文专家对此则藏文题记作了一次“集体会诊”,从中获益匪浅。 其中黄布凡先生认为此则题记“从字体判断为吐蕃时期所写”,并查对影印本敦煌写卷后“再次认定此题记是吐蕃占领时期所写”,文字内容意译为“蕃年二十五信奉特殊全部修建(或‘塑造’)”(此鉴定意见系黄布凡先生2008年8月20日致笔者亲笔信件告知)。)。

  由于从文字字体特点上来判定其年代学术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笔者暂且将这一问题置于一边,而主要从其内容及其书写位置等方面再作进一步的分析,以期寻找具有断代意义的线索。

  据笔者现场观察,从此则藏文题记所记的位置上看,位于第465窟主室窟门南侧墙面的一个很小的斜面上,在主室窟门的上方残存有木质的门枋,而在窟门两侧却已经没有木质的门柱存在。如果我们假设原来的主室窟门是由木质门枋和两侧的木质立柱共同构成的话,那么现在书写有藏文题记的这个斜面(与之相对的还有窟门北侧墙面的斜面)就应当是原来立有木质立柱的地方,而不是开窟时设计的石窟原有的斜面。所以,这里似乎还应考虑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即原来建窟时的藏文题记是书写在窟门一侧(南侧)的木质立柱上,后来因为立柱腐朽,将木柱加以更换,修葺者便将原来吐蕃时期书写在木质立柱上的藏文题记原文照抄在相应位置的墙面上,从而形成文字内容是原来吐蕃时期的内容,而文字则已是后来的藏文这种情况。如果笔者的这一推测成立,尽管这则藏文题记的文字已是后来书写,但其内容“蕃二十五年全窟建成”则不大可能是后人随心所欲的“胡乱书写”,而确有可能是一则与石窟始建有关的藏文题记,只是在后来重新加以了录写而已。进而论之,第465窟始建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839年这个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二、第465窟现存石窟形制、壁画与建造年代之间的关系

  虽然存在着根据第465窟的藏文题记将其始建年代定为吐蕃窟这种可能性,但是,从第465窟现存石窟形制、壁画等方面总体上观察分析,笔者认为它们很有可能已经不是石窟初建时期的遗存,主室与前室、甬道内现存壁画的风格也有明显的不同,兹再作分析考证如下:

  首先,主室内所设的圆坛与窟内壁画内容具有密教坛城的特点。这种在窟室内设坛的做法并不见于敦煌中唐吐蕃时期所建各窟,在莫高窟仅此一例。类似的考古遗迹目前在西藏本地的石窟中仅见于阿里皮央?东嘎石窟中的第2号窟内,其时代约为11—12世纪(注: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联合大学考古专业:《西藏阿里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简报》[J],《文物》1997年第9期。)。前面提到在第465窟前室南壁中部的一行西夏文墨书题记为“烧施作者长法……”,谢继胜先生对“烧施”一词的含义及其与壁画内容等的关系作出了如下解释:

  所谓“烧施”,即护摩法、火供,藏文作sbyin-sreg或sreg-blugs,梵文作homa,藏传佛教密宗常用的仪轨,但并不是某个特定的教派,如噶举派或萨迦派独具特征的仪轨……如此法事在乾祐十年(1189年)也举行过一次,在大度民寺延请国师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其施经发愿文写道:“……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烧施结坛作广大供养,奉广大施食。”……所谓“烧施结坛”,就是在密乘坛场建成以后举行火祭仪式。第465窟内的圆坛正好就是密乘坛场,窟内壁画的某些色彩(如红色变为褐色甚至黑色)或许就是当时窟内曾经燃放烟火所致,因为壁画色彩颜色的改变与建窟的时间不成比例。西夏文题记与此窟所绘内容及相关的仪轨有直接联系,表明题记写作的时间距该窟仍在使用的时间不是很长……(注: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第397—398页。)

  笔者认为谢继胜先生的这一解释以及他对窟内情况所发生变化的观察是合理的,换言之,主室内所设的法坛很可能是在西夏时期因藏密僧人在窟内施行“护摩法”亦即火供仪式时建立起来的,与窟内现存的壁画属于同一时期的遗迹。

  与窟内设坛相适应的是主室内壁画内容的变化。关于此窟主室壁画金维诺先生坚持认为都是吐蕃时期的遗迹,但同时也注意到了当中出现的“新型变相”:

  独煞神堂是以中间刹心神像为主体的殿堂,窟顶及四壁画有十二铺大型变相,主尊塑像已不存,但从密宗佛坛仍可想见藏式主尊原来的布局。窟内壁画保存基本完整,窟顶为大日如来和四方佛,入门东壁北侧为大威神,南壁为库藏神和天帝释,其他三壁分别为亲近欢长龙王、白鸟天女、马头罗荼王、大黑天、大梵天、阿全也天女、欢喜龙王、十头罗刹王、大威了妙色含阿弥王等曼荼罗。从窟顶藻井、大日如来和四方佛,犹可见同时期壁画之共同特征。主尊佛像较大居中,两侧为菩萨及其他侍从,与一般显宗说法图形式相近,装饰图案亦为同时期常见之纹饰。而四壁绘画将中心主尊与四周化身小图像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型变相,是现存最早的密宗图像,这对于探索藏式密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注:金维诺主编:《藏传佛教寺院壁画》第1卷序言。)

  从敦煌吐蕃统治时期密教在此流行与传播的情况来看,虽然并不排除这一时期密教金刚乘、无上瑜伽密等密教图像与密教经典在敦煌已经开始流行,但如同第465窟这样完备、成熟、系统化的密教坛城壁画却很难想象是在吐蕃统治时期出现的。如果仅仅从局部画像的比较上来看,第465窟壁画与敦煌藏经洞中出土的绢画等图像资料可能具有一些可比性(注:如金维诺先生指出:“(第465窟)窟顶南披描绘南方宝生佛。佛座前的供养菩萨,宝冠高髻,裸身短裙。项饰环佩,斜披珊珞。侧身趺坐,手持芙蕖。神仪虔诚,姿态娟美。这一类型的菩萨和藏经洞(第17窟)内的吐蕃绢幡画上的菩萨,造型完全相同,代表了这一时期绘画的特殊风格。”参见金维诺、罗世平:《中国宗教美术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然而假若从壁画的题材、风格、画面中人物的装饰等各个方面加以观察,给人的总体印象却似乎很难早到吐蕃时期。第465窟主室壁画在题材上的最大特点是出现了藏传佛教美术中的“双身图像”,包括大幻金刚、喜金刚、文殊金刚、时轮金刚、大黑天神像以及其他众多护法神像、大成就者像等(注:有关此窟壁画题材杨雄先生在其所著《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465窟》画册中曾作过详细考证,可供参考。此外,此窟主室壁画中的大成就者像侧原贴附有纸条,上书有藏汉文合璧的名称,法人伯希和当时见到了其中的10余条(参见伯希和著,耿升、唐建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0页。),宿白先生1962年调查此窟时尚见到其中的多条纸条(参见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A],载《中国石窟寺研究》[C],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05页表二),表明壁画中已经出现印度密教八十四大成就者的内容。)。宿白先生在对这些壁画作了详细观察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它们均具有“13世纪迄15世纪藏画特点”(注:宿白:《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第242—245页。),壁画中一壁三铺像,像下列小格位置供养像和喜用蓝白冷色等,“又是14世纪藏画所习见”(注:同上,第244页。)。谢继胜先生从壁画题材与艺术风格上也对此窟主室壁画作了深入的观察比较,认为此窟壁画是按照上乐金刚坛城布局的,可能与遵奉上乐根本续的藏传佛教派别有关,如与早期宁玛派、噶当派和噶举派有密切关系(注: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第386、409—411页。);从艺术风格上来看,则与西夏藏传绘画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带有典型的波罗卫藏风格,“其创作的年代应在榆林窟之前的西夏初年”(注:同上,第400页。)。笔者认为这些结论都是建立在这些学者长期观察总结与研究实践基础之上得出的意见,同样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从第465窟的前室残存的壁画观察,其四壁及顶部均涂成白色,上面残存的壁画除在南、北壁上各绘有一塔外(与甬道门两侧各绘的一塔形制相同),基本上不见其他壁画。笔者观察这些绘制的佛塔在用色、施线、布局等各方面都与主室内的壁画有所区别,宿白先生曾经指出:“(第465窟)前室所绘噶当觉顿式佛塔也是13、14世纪藏地流行的塔式”(注:宿白:《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第244页。)。这些迹象很可能表明前室建窟之初的壁画已经不存,后期维修过,在原来的地仗上面又涂抹上一层白灰,再在上面绘出佛塔,其年代可能要晚于此窟主室内的壁画。由此说明第465窟现存各室也并非同一时期的遗存。

  从第465窟前室的形制布局上,也可以观察到一些迹象支持笔者的这一推测。宿白先生曾注意到:

  此窟两侧各有禅窟多所,禅窟前方原凿通廊与第465窟前室相通,原北侧廊内上方崖面涂抹白粉墙皮,绘赭色噶当觉顿式佛塔一座。塔南一侧书“深入禅定”,再南有汉文六字真言。塔北侧书“见十方佛”,再北有八思巴文一行,汉文四行。塔上方墨书梵、藏、蒙文各一行。以上遗迹约皆元人专为此禅窟群而安排者。(注:同上,第245页。)

  宿白先生的这一观察提供了两条重要的线索,其一,第465窟两侧开凿的禅窟与第465窟前室相通,禅窟内崖面涂抹白粉墙皮、其上绘制赭色噶当觉顿式佛塔,从壁画的绘制方法、佛塔的用色、赋形上看均与第465窟前室内所绘噶当觉顿式佛塔相似,暗示着第465窟前室与其两侧开凿的禅窟年代一致,是否有可能在开凿这些禅窟时同时也对与之相邻的第465窟前室壁画作了改绘?其二,从噶当觉顿式佛塔及其南北两侧书写的汉文六字真言、“见十方佛”以及八思巴文等情况分析,如同宿白先生估计“以上遗迹约皆元人为此禅窟而安排”,我们可以由此推定,第465窟前室很可能也在此次元人对其两侧禅窟安排开凿、绘画时一并也被作了修整,一体绘制了具有元代风格的噶当觉顿式佛塔。如果笔者的这一推测成立,那么至少可以说明第465窟前室壁画很可能在元代经过了较大规模的修整与改绘,已经不是石窟始建时的原貌。近年来敦煌研究院组织进行对莫高窟北区包括465窟在内的石窟考古发掘,发现在465窟前室(报告中称为“中室”)北壁中侧有一通道与编号为B137窟的前室相通,从打破关系分析,该通道的开挖晚于第465窟的开凿时代,发掘者推测“有可能是进出第465窟的栈道塌毁后开挖的”(注: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2卷,第226页。),证明宿白先生的观察明察秋毫,同时也为第465窟前室壁画改绘或重绘的年代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数。

  (采自宿白:《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第244页)

  结合上述,笔者认为第465窟主室(后室)或有可能在西夏时期因在窟内举行“护摩法”火供仪轨,在窟内设立四阶圆坛(曼荼罗),壁画也相应地绘制为与之相关的曼荼罗诸尊像,所以主室内现存的壁画很可能已经不是此窟初建时期壁画的原貌,从而具有西夏藏传佛教艺术风格。关于第465窟壁画风格具有西夏藏传佛教艺术风格的论点,谢继胜先生已经从不同的角度作过详细论述(注: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第397—403页。),兹不赘述。这里笔者仅拟从石窟形制的变化这个角度再补充一点证据。西夏时期在安西榆林窟和东千佛洞均出现了一批石窟,这批石窟的最大特点据宿白先生观察,是“既突出了窟室中央设多层佛坛的布局,又大量绘制了曼荼罗图像。这两特征都是强调密教的坛场”(注:宿白:《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第234页。),与莫高窟的密教石窟有所不同。而这一点恰好可与第465窟的情况相对应,从另一个侧面暗示第465窟在西夏时期发生了这一重大的变化。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变化的发生,第465窟这类设有密教坛场的石窟也开始被称之为“秘密堂”、“秘密寺”。前述此窟前室东壁南侧白粉下,有朱书题记6行:“……昌府□塔寺僧人……逵吉祥秦州僧……吉祥山丹□……于元统三年(1335年)……八日到此秘密寺……记耳”,知此窟元时已称“秘密寺”(注:同上,第244—245页。)。在榆林窟第19窟甬道南壁也有刻出的题记一则:“乾祐二十四年□□日画师甘州住户高崇德小名那征到画秘密堂记图”(注:张伯元:《安西榆林窟》[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7页。),乾祐为西夏仁宗赵仁孝纪年(1170—1193),故这显然是指西夏时所绘29窟壁画,也被称为“秘密堂”,说明早在西夏时期,榆林一带的藏传佛教密教石窟已经有“秘密堂”的称法,这是否与西夏时期“设坛火供”习俗的流行有关值得注意。

  当然,笔者的这一推论若要成立还需要说明一个问题,即如何解释前述第465窟主室内藏文题记的存在。事实上,按照藏传佛教寺院的建寺仪轨,寺院建成之后,历代在修葺、改建的过程当中,都要遵循其历史传统,尽可能地维持其形制上的原貌,尽可能地使用其原来的建筑构件,尽可能保留其中古老的文化因素,今天保存在西藏本土的吐蕃古寺,如山南吉如拉康、拉萨大昭寺等,无不如此。石窟寺的建造和地面佛寺理应遵循相同的仪轨,在后期的修葺、改建、壁画重绘等过程当中,在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前提之下,也有可能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一些原窟的文化因素或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符号。由于西夏统治者崇信藏传佛教,而第465窟又有可能是敦煌莫高窟享有盛名的“独煞神堂”,因此当西夏人选定此窟作为“烧施结坛”的密乘坛场而加以利用之时,有意识地保存下来窟内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藏文纪年题记,应当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西夏建国于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至1277年(宋理宗宝庆三年)为蒙古所灭,其间曾长期占领敦煌所在的瓜沙地区,是继吐蕃之后在这一地区建立过统治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西夏统治者在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地进行了大量洞窟的改建与重绘工程,其情况曾有学者作过如下描述:

  西夏统治者在攻占瓜沙以后,便在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地方进行大量洞窟的开凿改妆和重绘。莫高窟409窟有西夏王子及其仆从等供养人的像列;榆林窟29窟西夏供养人中详细地记录了西夏高僧的显赫地位,官员及其眷属的封号、官职和身份等。在莫高窟57、65、340窟,榆林窟16、25等窟中都有西夏人修盖寺庙,清除积沙,妆銮石窟、修习善根的发愿文。此时期还加固了莫高窟444窟原有部分壁画脱落的龛顶,并被绘了部分龛顶大团花图案。西夏时期还重新妆绘了130窟内绝大部分壁画和甬道的全部壁画,修建了窟前殿堂,增塑了四大天王像。(注:张伯元:《安西榆林窟》,第53—54页。)

  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敦煌第365窟,此窟据考证是在敦煌吐蕃统治时期开凿的石窟,窟内也曾发现一则藏文题记,但其表层却原为西夏时期的作品七佛药师坛中央部分壁画,这部分壁画因为年久日深而脱落,才暴露出这侧被覆盖在西夏壁画之下的藏文题记(注:黄文焕:《跋敦煌365窟藏文题记》[J],《文物》1978年第7期,第47—49页;另参见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J],《文物》1978年第12期,第21—33页。)。

  所以,如同第465窟这样在前代开凿而成的吐蕃石窟,在这一时期被西夏人重修加以改造利用,从理论上讲也在情理之中。联系到前述此窟内的若干迹象分析,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三、对敦煌第465窟年代及其建造历史的重新认识

  综上所述,笔者对敦煌第465窟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探讨,得出的初步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敦煌第465窟始凿年代有藏文题记为证,这则藏文题记无论从书写位置、文字内容等各方面考察,均与一般后人的游记性质的文字题记不同,应为此窟凿成之后由建窟供养人或工匠之类的人士留下的题记,金维诺先生及王尧先生对此条题记做出的释读均可证明这一点。当然,从文字的时代特点上看,也不排除系后人根据原来的藏文题记重新加以抄录的可能性,但这仍然是依从藏传佛教寺院仪轨的规范做法,而不像是后人毫无根据的“胡写乱画”。据此,我们似乎也有理由将第465窟的始凿年代定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即此窟是一座吐蕃窟。

  第二、第465窟内现存各部分建筑的年代并不一致。考古发掘报告已经证明465窟原窟有前、中、后3室,但现存仅有原窟的中室和后室(本文按照现存此窟情况将其称为前室与后室或者主室),可见此窟与始建时的原貌已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是现存的两室,所绘壁画的年代也并非属于同一时期,其中,此窟前室有迹象表明似在蒙元时期重新绘制了噶当觉顿佛塔一类的壁画,其风格与元代在其两侧安排修建的禅窟中绘制的佛塔壁画相似;元代并开凿有通廊将此窟前室与两侧的禅窟相连通。由此可推测此窟前室现存遗迹的年代可能系蒙元时期形成。

  第三、由于西夏统治者崇信藏传佛教,而第465窟又有可能是敦煌莫高窟享有盛名的“独煞神堂”,因此,此窟主室(即后室)或有可能在西夏统治敦煌时期被选定作为“烧施结坛”的密乘坛场而加以了利用,西夏人新建了窟内的四阶圆坛曼荼罗,绘制了与之相应的窟内壁画,使之与曼荼罗密乘坛场的功能相适,因此在壁画风格上具有明显的西夏藏传佛教艺术风格。但因为承袭了共同的藏传佛教文化传统,西夏人同时也有意识地保存下来窟内主室室门南侧中段这则具有重要宗教象征意义的藏文纪年题记,而将西夏文字的两侧题记书写、刻划在了前室南壁的中央位置上。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或许可以将敦煌第465窟的建窟历史划分为3个主要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石窟始建的唐代吐蕃时期,原应为前、中、后3室的大型石窟,后因前室塌毁,仅存中室和后室,窟内壁画和题记现除后室内保存了一则可能系后人根据吐蕃时期的建窟题记临摹转写的藏文题记之外,已无遗迹可寻;第二个时期是西夏对主室(后室)火供坛场曼荼罗的兴建以及相关内容壁画绘制时期;第三个时期是蒙元时期对前室(原中室)壁画的新绘以及对其通廊的整修时期。

  敦煌第465窟的这段复杂的兴衰变迁历史,正好提供了敦煌地区吐蕃、西夏等多民族在此交汇融合、相互影响与交流的一个典型例证,反映出敦煌“丝绸之路”上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而具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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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霍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考古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 610064)

  出自: 《中国藏学 》 200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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