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历史上的几次大争斗 戊午之辩道者屈

　　儒、释、道思想领导中国文化二千余年，人才辈出、异彩纷呈（基督教、伊斯兰教不与焉）。要知，三家虽互有短长优劣，其实常常互为补充、渗通、融合，鼎足而三，实未可偏执。然而囿于门户之见、宗教之争，佛道二教在历史上曾有过几次大的争斗，颇为惨烈。道常无为，佛本无心，犹此党同伐异，殊可叹也。

　　据载，晋惠帝时有个道士王浮，常与沙门帛远争邪论正，每次都为帛远所屈，王浮遂愤而作《老子化胡经》。大意是说老子骑青牛西出函关，不知所终，其实是到了印度。至于如何骑牛越过喜马拉雅山，没有详说。不过他到印度后，就化身成了释迦牟尼佛。这样一来，佛教徒受不了了，便也造了一部经，叫《起世界经》，说“佛言我遣二圣者，往震旦行化，一者老子，是迦叶菩萨，二者孔子，是儒童菩萨 ……”。由此，围绕《老子化胡经》引起的佛道之争，便一直延续到元朝的“戊午之争”，以全真教的失败而告终。不过到了清末，由《老子化胡经》引起的夏夷之辩引发了另一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这是后话了。

　　按道家思想，早已有之，周代以前，儒道不分。盖大道无形，不可须臾离者也。儒者，亦道之一种而已。自秦，儒道始分为二。道教之徒，自称其教始于黄帝，大成于老子，故称为黄老之术。又世传孔子曾问道于老子，且据史有徴，亦举以自炫。然道教之初创，实肇于东汉末年。佛法东来，其实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

　　佛法初来震旦，道路险阻、交通不便，故而流传不广、根基浅薄。所译经典，寥寥无几。世传现存最早的一本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其实只是从印度众多经文中各摘取一些言论汇集而成的一本佛教知识普及读物而已，并不算得上真正的佛经原典。而且也只有上层社会流通。因此对佛教的理解，往往便误认其为神仙方术一流，与黄老同祀。如楚王刘英，便是其代表。《后汉书?楚王英传》说他：“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百年之后，汉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也是为了求福延寿成仙而已。汉恒帝自己就是个昏庸残暴的主，可见他对佛法并没有真正的理解。相反地，他的朝臣襄楷却是一个从教义上理解佛教的人。如《后汉书?襄楷传》载其于延熹九年（166）诣阙上书曰：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老子化胡经》造出的前一百多年前，疏中已经提出了“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而且是向信奉佛教的皇帝提出的，皇帝也没有反对。可见这个说法并非无因。实则“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最先可能是由佛教徒为证明佛道同源提出的。平心而论，“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一语，实无明显的褒贬色彩。东汉末年，大家都是初传时期，并无太大的矛盾与冲突，甚至互通款曲、相与提携亦是常理。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推说甚详：“汉世佛法初来，道教亦方萌芽，纷歧则势弱，相得则益彰。故佛道均籍老子化胡之说，会通两方教理，遂致帝王列二氏而并祭，臣下亦合黄老、浮屠为一，固毫不可怪也”。

　　佛教史上，有所谓的“三武一宗”之法难，大量的摧残佛教，沙汰僧尼。原因很多，最大的原因是佛教徒不事生产、又广集钱财，令国家财政困难，但每次灭佛运动也都有道士参与其中。史书甚明，文繁不具。而“戊午之争”则以道士大败、典籍焚毁过半、并最终以流血的方式而令道教从此元气大伤为结果。这场中国宗教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令道教受到沉重打击的事件，偏偏道家耻言、佛家记录混乱、而史书又不详，故而始终扑朔迷离。“戊午”是指蒙哥汗八年(1258年，即南宋宝佑六年)的干支。此年蒙哥汗曾委托忽必烈主持了一次僧道论辩，史称“戊午之辩”。但这一年最大的新闻，是蒙哥汗决定派出三路大军攻打南宋，所以《续资治通鉴》中居然就没提这次佛道辩论。这次事件，任继愈《中国道教史》、卿希泰《中国道教史》均有考据。至于辩论内容，可参看《至元辨伪录》。本来佛教教义精深，且素有因明逻辑和论辩训练，故历代佛道辩论中，总占上风。但是这次辩论貌似公正，细考则不然。自全真教丘处机道长西游拜见成吉思汗后，被尊为“丘神仙”，并令全真教“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全真道大建宫观、广收门徒，至尹志平、李志常掌教期间，声焰隆盛，鼓动海岳，而为统治者所忌，必欲除之而后快。加之主持人忽必烈和评委八思巴（元国师，西藏密宗，大宝法王）的明显偏袒佛教和不断插话、刁难道徒，才是道教真正落败的原因。且看看他们如何插话的，就知道了——王磐(1202-1294)等奉救所撰写的《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说：

　　道者又持《史记》诸书以进，欲以多说侥幸取胜。帝师辫的达拔合思曰：“以谓何书？”曰：“前代帝王之书。”上曰：“今持论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师曰：“我天竺亦有《史记》。汝闻之乎？”对曰：“未也。”帝师曰：“我为汝说。天竺频婆要罗王赞佛功德有日：‘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当其说是语时，老子安在？”道不能对。帝师又问：“汝《史记》有化胡之说否？”曰：“无。”“然则老子所传何经？”曰： “《道德经》。”“此外更有何经：”曰：“无。”帝师曰：“《道德经》中有化胡事否？’日：“无。”帝师曰：“《史记》中既无，《道德经》中又不载，其为伪妄，明矣！”道者辞屈。尚书姚枢曰：“道者负矣。”

　　以帝王之威干涉宗教、制造法难；国家集权对付学术思想，史不绝书。不过佛道之争始终没有牵扯到儒家。自两汉之“独尊儒术”到两宋之理学昌明，并不受太大的影响。如钱钟书所说：“三家势成鼎足，其中之一家遂得如武步说韩信所谓:“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然儒往往兼攻二氏；而二氏未尝合力攻儒者，则因儒为国家典学，自恃根深基固，名正言顺，二氏亦知其不可动摇也。”不过到了那场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则一个也没能少。真正的史无前例了。

　　“戊午之辩”约定，“若是僧道两家有输了底，知何治罚？释曰：西天体例：若义堕者，斩头相谢。而道士相顾，莫敢明答。帝曰：不须如此。但僧家无据，留发戴冠；道士义负，剃头为释。”原来做道士的，要你剃了头发，做和尚去；原来是和尚的，蓄发带冠，成了道童。佛寺改为道观，或者仙阁变为禅堂。——这样的处罚，好像颇有趣味。实则对于一个宗教徒来说，是最大的耻辱。

　　《全元散曲》载有一首全真道士作的散曲，表达了他们的落拓情怀，也道出了他们的后世处境：

　　【正宫?端正好】撇了是和非，掉了争和斗，把俺这心猿意马牢收。我则待舞西风两叶宽袍袖，看日月搬昏昼。

　　【滚绣球】千家饭足可求，百袖衣不害羞，问什么破漫漫遮着皮肉，傲人间伯子公侯。我则待闲遥遥唱个道情，醉酸酸的打个稽首，抄化圣汤仙酒。攀杖瓢钵便是俺的行头。我则待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求，到大来散祖无忧。

　　不过佛家的偈子更加文采菲然，但举动也更为惨烈。宋徽宗曾屡废佛寺改为道观。时之禅师，以身殉道，或以道行感悟之者，颇不乏人，如：

　　处州法海立禅师，因徽宗革本寺作神霄宫，师升座告众曰：“都缘未彻，所以说是说非，盖为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乌足道哉！正眼观来，一场笑具！今则圣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头添个冠儿，算来有何不可! 山僧今日不免横担拄杖，高挂钵囊，向无缝塔中安身立命，于无根树下弄月吟风。一任乘云仙客，来此咒水书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升，堪报不报之恩，以助无为之化。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虽然如是，且道山僧转身一句作么生道？还委悉么？”掷下拂子，竟尔趋寂。郡守具奏，诏仍改寺额曰真身。

　　又汝州天宁明禅师，改德士(即道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日，登座谢恩毕。乃曰：“木简信手拈来，坐具乘时放下。云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即敛目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