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照搬人家的制度，而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学习外国的经验，趟出自己的路来。中国文化有万年的沉淀，博大精深，它本身的特征第一是有特色，第二是有包容性。因为它有包容性所以博大精深，我相信今后的中华文化仍会保持它的独立性和包容性。

中国正在形成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

《经济观察报》：最近这几年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问题存在很多争议，中国的现代化究竟是中国式、西方式抑或是两种方式的折中式？有人反对“中国式的现代化”，也不赞成“西方式的现代化”，主张将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分开，左手持中国式的文化传统，右手拿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并行不悖行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您同意这一观点吗？为什么？

许嘉璐：这是一个假命题。政治和文化是不可分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提供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的土壤。美国的政治制度就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谈文化的时候都要谈到政治制度。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想，还是民族的反思，反思我们如何建设现代化的中国。

西方人所说的现代起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一直到上个世纪的中叶，这是他们所谓的现代社会。上个世纪中叶，在传统的现代工业的基础上又生出了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一出生就比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快出许多倍。我们老一辈，像钱学森，当年留学美国的时候，坐轮船啊，要坐一两个月。现在从美国到中国乘波音飞机十几个小时就到了。人们只注意到波音飞机越来越发达，没注意到离开信息技术波音飞机是没法飞的。信息技术把现代工业都升级了。于是在西方，首先是艺术家、美学家，然后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就开始宣布进入后现代。工业化完成之后的社会，有人说是知识经济时代，有人说是信息化时代，在哲学上和社会学上，都称之为后现代。

西方的现代社会，核心是工业化生产，是从蒸汽机推动杠杆来织布开始的。这种机器，我在爱丁堡的博物馆里看见过。

西方所谓的现代化，就是整个社会为了适应工业化生产而所形成的一套社会架构、运行机制、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等。

我们今天所要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我们说的现代化，只是借用了西方已有的现代化这个名词而已。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说我们的现代化区别于西方？

许嘉璐：我们所要的现代化，不仅是西方社会已经实现了的工业化，我们还要超越蒸汽机推动杠杆织布的时代，我们要跨越式发展，不仅要电气化，还要把计算机也用上。上世纪90年代，纺织企业淘汰落后的生产力，很多企业把纱锭砸了，为的是一步跨入最现代的纺织业。为了适应现代化，我们的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管理制度，连同我们的文化，包括人们的观念，都要跟着慢慢地发生改变。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即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解放生产力，一个公有、一个均富，一个公有为主体，最根本的就这几条。这样我们的文化的中层和底层也必须适应中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我们正在形成的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的现代化。

我们所要的现代化，肯定不是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可以带来富足的生活。你可以对比一下《雾都孤儿》和《未来战士》这两部电影。《雾都孤儿》的背景是十九世纪最初年代的英国，那个时候的伦敦，比同时代的北京的生活不知差了多少倍，公爵、伯爵们穿着的大麻布的衣服，在咱们看来都是乞丐穿的。可是1990年代拍摄的《未来战士》就不同了，这个影片透露出的美国生活好得不得了。两者相差才100来年，人类的物质生产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是，发达的科技和工业生产给人类带来了什么？西方启蒙思想家呼唤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可是几百年过去了，无论是生活在发达国家的老百姓，还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是否真正享受到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世界自由了吗？平等吗？博爱吗？老百姓真正当家作主了吗？我在一些场合上说过，当今世界上的生产力，供65亿人过上小康生活，有富余。但在埃塞俄比亚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孩子们还是食不果腹。

不但如此，科技的提高还带来人类的自相残杀和环境污染。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德国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环境污染，在今天的中国很突出，可你不知道，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日本，东京街头还到处摆着氧吧。

这些情景，难道是我们想要的现代化吗？不是！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我们的现代化道路该怎么走？

许嘉璐：我们应该考察人类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横纵的交叉点，找到我们自己的定位。你说学习西方制度，可是哪个国家才是西方？中国的西边都叫西方，说起来一个欧一个美。在欧洲，法国议会的政治制度不同于意大利、不同于法国，德国又不同于法国，比利时是德国与法国的结合物，也不同。瑞士又不同，它是中立国，有德语区、法语区，什么都公决。我们向谁学习？有些人认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学习美国，以美国代替西方，去年法国学者索尔曼写了本书叫《美国制造：在文明与现实之间》。他在书中说，美国文化不是欧洲文化，欧洲应该跟它划清界限。

我们传统文化的衣食住行、风俗礼仪、思想观念、一直到哲学，都是在农业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所以，我们不是照搬人家的制度，而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学习外国的经验，趟出自己的路来。我们不是学人家哪一部分，而是基于对自己历史的传承，以及13亿人的现状、共同的观念和追求，来打造这个社会。我们打开国门，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然后大浪淘沙，淘剩下来的我们吸收，吸收后这些东西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就“中国化”了。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应该如何保持文化上的包容性与独立性？

许嘉璐：是否能够保持文化的包容性和独立性，不是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你让他包容，他就包容，你让它独立，它就独立。社会大自然有它自己的规律，人类社会学也有规律。而我们应该顺其规律进行引导和促进。我看文化可以分为表层、中层和底层三层。当两种文化接触的时候，首先变化的是表层———衣食住行，然后由表层就可以慢慢渗透到中层的风俗礼仪，制度法律、宗教艺术，久而久之影响到底层的道德伦理，但这个过程不是10年，也不是100年就能完成的。文化传统实际上是代代相传的。比方说，孝顺父母的伦理观，千百年流传下来，迄今未变。

中国文化有万年的沉淀，博大精深，它本身的特征第一是有特色，第二是有包容性。因为它有包容性所以博大精深，我相信今后的中华文化仍会保持它的独立性和包容性。

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并没有丢失中国特色。今年春节，我特别高兴。司机回乡下老家了，回来说，村里人都很高兴，农业税免了，孩子上学也不花钱了，还有各种补贴。老百姓的生活提高自然让我高兴，但是这不是春节的特征，它是平时提高的。我高兴的是，大家的高兴都在春节期间宣泄，而不是在情人节，不是在圣诞节，我高兴的是这个。

当年我看春晚，听到《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我流泪了。这首歌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的伦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我小时候过年，夜里12点，哥哥姐姐说给爸和娘拜年，然后找个垫子，把父母按到太岁椅上，哥哥姐姐开始磕头，都很高兴。现在还磕头吗？这个礼仪在变。过团圆年，这本身是中华文化，但它又是现代化的中华文化。如今每逢春节，远在异国他乡的孩子都要赶回家过年，而在从前，“父母在不远游”，子女都守在双亲身边。千百年来所沉淀下来的风俗礼仪，不会全丢，但是形式变了。

所以我总说，孩子们追求时尚，我不完全赞成，但我不反对。他们都是文化融合的试验品。到一定年龄，有的被他抛弃了，有的化为他的生活方式，这没什么不好，所以我说的包容性和独立性有它的规律。文化的影响是不能靠行政命令来实现的，你想扭，扭不了的，而是要因势利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