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看一眼这株翠柏，唐朝的一位僧人所植，至今郁郁苍苍，我们四个人牵起手来，才给它量了一圈腰围，也就值了，也就不虚此行了！
　　杨岐寺后的这株唐柏，应有1300年的生命史。至今还苍郁的汉、唐古树，也见过那么几株，在五岳之首的岱峰，在历代帝王封禅驻跸的泰安，在千古圣人的孔子故里，也在秋白烈士殉难的闽西小镇。但在我的记忆中，似乎都没有这株唐柏的生意沛然，黛色干云。也许吧，毕竟是生长在温暖湿润的南方，毕竟又是扎根在人烟稀疏的深山，它有这么多的草木姐妹，有这么好的生态群落。
　　就像这古寺，虽不像诗人北岛曾描述过的那个《古寺》：“逝去的钟声/结成蛛网，在柱子的裂缝里/扩散成一圈圈年轮/没有记忆”，但也是我平生看遍的所有寺、庙、庵、观中最为原生态的。数堵残墙历风雨，几根危椽新加固。也有香火，只是淡淡袅袅；也有信众或游客，却不那么熙熙攘攘。虽近中心城区萍乡闹市仅50华里，只因至今还是崎岖泥泞的山间路径，暂还未被市声商风所通体浸染。陪我等同游的20年前樱花珞珈的同窗、今日职守萍乡教化的市府领导向我们简单勾勒了这里的即将被开发的明天，我知道，不可阻挡的现代旅游、无远弗届的市场法则，当通衢大道抵达古寺门前之日，也就可能是一个出土标本一样的文化意义的消亡之时。山石磊落，山泉跌宕，翠竹青茅，槿篱鸡雏……这周遭风景民情的消失，意味着山野古朴氛围的古寺不再，也更不会有像今天走进这古寺，寺内所陈列的各种书册及纪念物品皆可由游人随意自取，而无人看顾，也无人向你索要这些书册物品的成本所值，这在山外任何一处红男绿女汇聚膜拜的地方都不可想象。
　　寺门今悬赵朴初老人生前题写的“杨岐普通寺”，其实原名广利寺，盛唐天宝年间由乘广禅师所创。乘广与彼时的文坛大腕刘禹锡友善，其卒后，葬其骨灰的寺塔至今完好保存于寺侧，写过《陋室铭》的大手笔刘禹锡还为他写了塔碑。这块由刘禹锡撰文并书写的塔碑为江西境内的惟一一块完整的唐碑，石刻的铭文经1200余载依然清晰，保存了该寺初创时的史实，殊为难得！乘广本是禅宗六祖慧能的小弟子神会的信徒，参与过其师在北方与禅宗北宗（六祖大师兄神秀所创）的争斗而败北落荒。37岁时他为何从洛阳来到当时还较蛮荒的杨岐山中？刘文中是这样解答：“悯彼南裔，不闻佛经，由是结庐此山，心与境寂”。至于乘广传道的效果如何，刘文中写道：“居涉旬而善根者知归，逮周月而滞缚者渐悟……逾岭之北，涉湘而南，仰止高山，知道有所在”。特别具有历史价值的是，此碑还有这样的文字：“分二宗者，众生存顿渐之见；说三乘者，如来开方便之门。各自外得，故生分别，道由内证，则无异同。”这是试图调和当时异常激烈的禅宗自五祖传灯后的北、南二宗的矛盾，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当时士林对这一佛门公案的态度。当北宗神秀成为唐王室倚重的“国师”时，倍受北宗排挤打击的六祖慧能及其弟子在武后至玄宗年间，先是在岭南传播，后是在湖南、江西一带有名师，如南岳希迁、青原行思、洪州马祖等，深入民间。他们不是依靠帝王的政治力量，而是因为民间的社会推动，禅宗南宗最终成为了全国上下公认的最优秀、最特殊的佛教宗派。唐、宋以来，南禅号称五宗七家，几乎成了禅宗的惟一法门。《中国佛教史》论及禅宗是这样说的：“禅之五派中（也即禅宗南宗的五大家：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沩仰宗、临济宗———引者注），临济宗至宋时分为黄龙、杨岐二派，而杨之法孙，最为繁衍。”也就是说，自唐朝乘广及其后的甄叔，特别是北宋方会等高僧在此弘法，杨岐宗在佛传历史中占有重要一席，宋朝即传入日本，东瀛岛国上据说现有杨岐宗信众逾百万。宗教精神的缺失可能是国人文化的一种遗憾，窃以为。
　　寺名“杨岐”，因山焉；而山又因传说而名，说是战国时的思想家杨子曾在此山中“泣岐”。这位曾被孟子斥为“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那时来过此山，他站在分叉路口，“为其可以南，可以北”（语见《淮南子》），无所适从，惟恐一步不慎，南辕而北辙，故感伤至泣，这不是无能，而是审慎！自然生态也好，文化生态也好，都有一个是保护性开发永续利用，还是短视性开发只一次性充值的歧义选择。站在一千多年前的老祖宗留下的唐柏、唐塔、唐碑前，陪来同游的何君即兴口占一律：
　　竟日匆匆闲亦难，
　　双休小憩杨岐庵。
　　杜鹃花放红堆浪，
　　竹叶风吹翠涌岚。
　　诗意绵绵星月淡，
　　玄思渺渺酒茶酣。
　　鹪鹩应羡一枝宿，
　　拥有心灵万仞山。
　　而我，愧无才思即兴和，惟在心灵默默祈愿：人文永葆，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