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多种佛教艺术的会集之地、弘扬佛教和举办多种佛事活动的中心场合——佛教寺庙建筑，对佛教的发展和传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佛教的传播，与修造佛教寺庙、石窟、佛塔等建筑的活动有紧密的联系。佛典中多处提到，如法修建佛教寺塔等，有很大的功德利益。如《妙法莲华经·方便品》云：“诸佛灭度已，供养舍利者，起万亿种塔，金银及颇梨、车渠与玛瑙，玫瑰琉璃珠，清净广严饰，庄校于诸塔，或有起石庙，旃檀及沈水，木樒并余材，砖瓦泥土等，若于旷野中，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地藏菩萨本愿经》云：“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遇先佛塔庙，或至经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是国王等，或自营办，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等等。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崇信佛教的国王、大臣、长者、善男信女们恭敬供养佛陀及出家僧众，发心修建了不少的寺庙，作为其生活修行、说法度众、教化四方的场所。如佛典中多次提到的“祇树给孤独园”便是佛陀在世时，一位虔诚崇信佛教非常乐善好施的给孤独长者，以黄金布地的价格，买下祇陀太子最心爱的园林，修建成很精美庄严的精舍，供养佛陀及僧众。据佛书中言，给孤独长者，以其善事功德，后世得上生到六欲天中最美妙的兜率天宫，享受上妙快乐。以佛陀的言教为依据，历代佛教信众们都非常乐意于修建佛教寺塔，开凿石窟等功德善举，弘扬传播佛教。
天竺称佛教寺庙为“僧伽蓝摩”(梵语Sangharama音译)，“僧伽”在梵语中是僧众之意，“蓝摩”是园林之意，“僧伽蓝摩”有僧众共同居住的园林的意思，中国音译简称“伽蓝”。佛教传入中原汉地，是由汉明帝派遣使臣前往西域，请来天竺高僧摄摩腾等至洛阳而始。摄摩腾等初到时，被安排住于掌宾客朝会礼仪的鸿胪寺，其后此寺改建，称白马寺，为中国汉传佛教寺庙的祖庭，后世于是相沿以原来表示官署名称的“寺”字作为佛教寺庙建筑的通称。随着佛教在汉地的传播，与佛教信仰密切相关的佛教寺庙建筑艺术，也从印度传入汉地，但其古印度原型逐渐汉化，发展出了宫塔式、塔楼式、殿宇式、单院或多院的廊院式、天井式、散点式、集锦式等多种类型，并充分吸取了中国汉地传统宫殿建筑和园林建筑等的精华，创造出了具有浓厚汉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汉传佛教寺庙建筑艺术。
我国历代兴建的佛教寺庙中，有不少是帝王和朝庭诏建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帝王都很提倡崇奉佛教，不少统治者们希望能借佛教的力量兴国安邦，对国人百姓推行普遍的道德伦理教化，保境安民，同时可以把营造寺庙与德业炫耀、祈求福佑皇宗、个人积功累德相结合，展示一统王朝，以君权弘教的威力。如北魏孝文帝认为佛教有“助王政，益仁智”的作用，于是在自己的故乡五台山修建12座寺庙，且岁时进香，遣官进修。南朝以金陵及庐山为中心，各代帝王朝庭所诏建的寺塔很多，不少都宏壮瑰丽，凌云七、九级，宛若天宫，特别是尊崇佛教为“坐致太平”的国教的梁武帝建造的同泰寺。“楼阁殿台，房廊绮饰，凌云九级，俪魏永宁。”隋文帝认为佛教是“诱人为善”的“助国行仁之方”，因此尊奉佛教，下诏于五台山五顶各置寺一所，供奉文殊菩萨；并“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命在“龙潜”时行迹所至州，“皆造大兴国寺”，又在40州“各造宝塔”供养舍利。李唐富有四海，20个皇帝除武帝外，都提倡佛教。如贞观三年，唐太宗命在起义以来各战场立寺，“以纪功业”；唐高宗封禅泰山，告成上天归来，推功于佛陀，发诏“天下诸州，各营一寺”；武则天“颁制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以表感戴佛恩；唐中宗认为李唐中兴得佛助，令“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等等。宋太宗认为“佛氏之教有裨于政理”，佛教的“自利利他”可以“正心无私”，行善利民，“以安天下”，也兴建了不少佛教寺庙。等等，不胜枚举。由于帝王朝庭对佛教的重视与推崇，佛教寺庙建筑也得以兴旺发展，很大地推动了佛教的广泛传播。
东晋至南北朝的数百年间，由于帝王尊奉佛法，土木频兴，中国已是庙宇壮崇、伽蓝连路、钟磬之声早晚相闻的佛教大国。西晋时西域沙门佛图澄于永嘉四年至洛阳，云游所至，广建佛寺所。北魏笃信佛教，迁都洛阳后，佛教建筑的建置大增，“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正光以后，有佛寺万余所，首都洛阳就有1367所。《洛阳伽蓝记》形容斯时寺塔之盛况：“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隋唐时，由于统治阶层的大力扶植，佛教隆盛，佛寺遍布全国，香火旺盛。唐代都城长安，不仅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佛教各宗并盛的重地。四方佛教信众跋山涉水来此译经弘教，寺塔遍于京城，曾有8个宗派在长安的6座寺院分别创立：三论宗、成实宗的祖庭草堂寺，净土宗的祖庭香积寺，法相宗、俱舍宗的祖庭大慈恩寺，密宗的祖庭大兴善寺，华严宗的祖庭华严寺，律宗的祖庭大净业寺。在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成为主导的宗派。随着禅宗在汉地的传播，大约在南宋时禅宗寺院已相应确立了“伽蓝七堂”的制度，指寺院要具备七座不同功用的殿堂。宋代手工业的大发展，建筑材料的多样化，灿烂的琉璃瓦，精致的雕刻花纹及彩画，并增加宋、辽、金、元的建筑艺术效果，使佛教寺庙更加金碧辉煌。明代，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北京逐渐成为北方的佛教中心，佛寺尤多，到成化年间，京城内外仅敕建的寺、观已达636所。《宛署杂记》记述了当时翻修古刹、新建寺宇的情状：“见其旧有存者，其殿塔幢幡，率齐云落星，备极靡丽……又见其新有作者，其所集工匠、夫役，歌而子来，运斤而去，行缆而织，如潭柘寺经年勿亟，香山寺、弘光寺数区并兴。”元代、清代，由于政府的提倡、新建、扩建佛教寺庙的数量仍然十分可观，此时佛寺建筑形象日趋丰富绚丽，也显示出了历代文化的积淀与重组。
中国汉地的佛寺，除帝王朝庭诏建之外，还有很多是皇族亲戚、高僧大德、出家僧尼、贵宦官吏、地主商人及平民百姓等，自愿发心，捐资出力，甚至舍宅为寺营建而成。有些人是发愿虔诚供养三宝，护持弘扬佛法，不为个人世俗功利。如梁元帝造天居寺、天宫寺，召高名高行千僧，自讲《法华》、《成实》；晋豫章太守雷次宗“精心慕法，造栖灵寺”，辅国将军何无忌，“崇信克终，造枳园寺”；江州刺史桓伊“忘己济物，造东林寺”；孙思邈“笃志佛典”，隐居终南山，“前后写《华严经》七百五十部”，“舍其华原县旧居玉山宅为佛寺”等等，不胜枚举。还有一些人，是为营寺憩隐，颇有代表性的如梁末江总自述其憩隐家寺的生活所言：“聊与苦节名僧，同销日用。晓修经戒，夕览图书；寝处风云，栖凭水月。……果丛药苑，桃蹊桔林；梢云拂日，结暗生阴。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间之荒杂。”还有一些人，是为报孝祖先，为亡故的亲人超度追福；或为父母亲人和自己祈佑平安吉祥，辟厄除难，涤除罪业；或祈求子孙昌隆，世族家业荫产等。如唐太子李治为母病起大慈恩寺；独孤皇后为外祖起普耀寺；又如僧清瑗为家寺勒铭曰：“美宅名园，郁为梵宫；亿万子孙，福寿永隆”等等。千百年来，人们怀着对佛法的敬仰之情，各种各样美好的愿望和人生期待，修建了一座座清净庄严的佛教寺庙。作为弘扬传播和修行佛法的中心场所，佛教寺庙历代的兴建，为佛教的弘传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天下名山僧占多”、“可惜湖山天下好，十分风景属僧家”，此道出了中国汉传佛教寺庙建筑在地理上的分布特色。名刹古寺大多数坐落于雄伟奇拔、山青水秀、清泉悬瀑、古木参天、云蒸霞蔚的名山胜景之中。佛教寺庙建筑与美丽的大自然交相辉映，往往还寺以山名、山以寺灵，且大都在历史上流传着种种美好的传说。佛寺的选址，要有利于修道。“昔如来传教，多依山林”，“梵境幽玄，义归清旷，伽蓝净土，理绝嚣尘”，在远离红尘喧嚣幽美寂静之地，建立栖身修道的寺院，有利于止息俗念妄想，专注于参禅打坐，习静修行，与世无染。当佛门信众入寺烧香拜佛、虔诚礼供、游人们入寺观光时，便置身于青山白云、碧水流泉、景色幽雅的佛寺梵宫中，而佛教寺塔建筑、雕塑、画像、摩崖石刻、碑记、铸钟、壁画、音乐，还有许多妙语连珠、深含佛理的楹联诗文，如“山色溪声领略几许禅机过去未来现在；花香鸟语普示无边圆觉碧莲白象青狮。”“湛湛青天法界门前休错路；茫茫孽海慈云渡口早回头。”“愿将佛手双垂下；抹得人心一样平”等等。这些丰富的佛教文化艺术，对人们行着不行之教。经声佛号、晨钟暮鼓、悠悠清磬，潜移默化地使在世态炎凉的红尘浊世中习染已久的人们身心清凉净化，感受到佛门的慈悲、智慧与清净美好，从而进一步领悟生命的真谛。中国汉地的佛教信众，还逐渐形成了参拜佛教名山圣地的风气，最集中参拜的是四大名山：表诸佛智慧的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其道场在“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的山西五台山；表诸佛慈悲的大悲观世音菩萨，其道场在素有“海天佛国”之称的浙江普陀山；“十大愿王，导归极乐”的大行普贤菩萨，其道场在有“天下秀”盛誉的四川峨眉山；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地藏王菩萨，其道场在李白诗赞为“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的安徽九华山。四大菩萨的“悲智行愿”，代表着大乘佛教的精神，对大乘佛教的传播，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另外还有少部分佛寺选址在全国或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些地方人口繁多，影响面广，对弘扬传播佛教也很有利。
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佛教寺庙建筑的兴盛，带动了寺庙园林的发展。东晋太元年间，名僧慧远法师在庐山营造东林寺，“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依石垒基，即松栽沟，森树烟凝，石径苔生。”寺庙园林至晚在此时已经出现。《洛阳伽蓝记》描述当时北魏洛阳城内外的许多风景寺庙园林：景乐寺“堂庞周环，曲房连接，轻条拂户，花蕊被庭”；正始寺“众僧房前，高林对牖，青松绿柽，连枝交映”；永明寺“房庑连亘，一千余间。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可见当年城内外寺庙园林的盛况。在自然风景秀佳处建佛寺，于佛寺中植树栽卉之风历代不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寺庙园林的发展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十分可观。一座佛寺不论坐落在喧区闹市还是远山僻野，都往往大量种植花木，如古诗中云：“鸟声山路静，花影寺门深”，“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有些寺院还有溪水清池，莲映霞色，群鱼游弋，鸟鸣昼荫，其诗情画意令人爽心怡神、顿消杂思。寺庙园林往往讲究自然情趣，柳暗花明，竹木相间，楼阁亭台错落其中，四时景色各有千秋，与庄重典雅的寺庙建筑交相生辉，充满着宁静和谐、平安吉祥、健康乐观的情趣。荡气涤怀的风景、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艺术、佛教“慈悲平等，普度众生”的胸怀，使社会各阶层香客游人纷沓而至。文人名流到寺庙参禅访道、听讲经法、吟诗作画、观花赏景、饮宴品茗的情形，在古诗文中屡见不鲜。佛教寺庙成了吸引四方人士，广结佛缘，施行佛教教化，传播佛教的中心场所，为弘扬佛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宏伟精美的中国汉传佛教寺庙，凝结着广大人民高度的智慧、虔诚的信仰和精湛的技巧，是研究中国建筑史、宗教史、美术史、书法史等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